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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傅山文化推进道德建设 ——“傅山价值取向与当今社会思想道德建设”研讨会发言摘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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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5月26日，傅山学社在中华傅山园举行“傅山价值取向与当今社会思想道德建设”研讨会，通过对傅山先生文化思想的进一步梳理，探求其对当代思想道德建设的借鉴意义，以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现将魏宗禹、降大任、傅珉三位先生的发言摘编，与读者共勉。 魏宗禹(山西大学教授）： 傅山的人生价值观内涵十分专精，其中有两点很有意义。 一是傅山认为人生中，生命的尊贵、人性的自由解放，是最有价值的，因此追求自由思想，追求独立精神，是人生价值中最基本的取向。由此，他对古学中体现人生价值意义的观点，进行了认真的总结与批判。如义利之辨、理欲之论和志功之说，是古代人生价值内涵的重要内容，代表了古学中价值哲学的主体思想。傅山应用他的新思维中的价值观进行了阐解。首先，他指出义利、理欲、志功之说，非为禁欲主义，而是包含着人欲天然合理之意，说明先民在其求生存、求发展中，所创立的人生价值观，就是为着追求美好生活的，而社会历史进步的标志，就是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不断改善与提升。其次，傅山认为，后儒将财富及其参与创造者，与社会之贪欲膨胀、奢侈等腐朽不正之风等同视之，是一种误解。因为人生价值观的取向中，“兴利之事，须实有功，不徒以志为利于人也”，“生人之有为也，本以富生人”，“圣人之利人也，实为其人之生也”。古代“圣人”一类伟人，都是为着“富生人”即提高众生的物质、精神生活有大贡献的人，所以才得到全社会的尊敬。因此他主张改变汉儒“正其说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宋儒“正义不谋利，明道不计功”的观念，而为“正其义而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在正义、明道基础上，谋利并建功立业，这是一个人立于社会“有为”即实现其价值的表现。他又说，“不衣不食可也，不聆高论不可”，主张既追求物质生活，又追求精神生活。而正确的价值取向，只能是重道义和重功利的合理性结合，并从中求得人性解放与个性自由。 傅山的人生价值取向第二层意思，是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与贡献。傅山认为人之为人，非为独立于社会之外之人，而是社会整体中的一个成员，任何一个人在追求个人幸福的过程中，追求真善美的过程中，均与国家和民族的兴衰治乱紧密相连着。以礼为核心的传统社会结构，以及其中所蕴含的传统民族精神，在傅山的思想理念中不仅根深蒂固，而且有着积极发展，因为傅山处于一个“易代之变”的特定之时，故更值得关注。这里从两个方面加以阐述。一是在明末清初，国家处于危难之时，他一直是置身于为国家分忧的行列之中。如在明末，他曾领导晋府生员百余人，在京师进行了合法的斗争，呼应了江南市民抗议压制市民经济的斗争，并上书言“中兴”王朝的大计，时被称为“义士”而闻名天下。又如在清初，他抵制清兵暴行，反对民族歧视与压迫，并与大河南北呼应，逼使新朝取消了圈地令与逃人法的残酷政策，他称自己是一名愿血沃中原的“壮士”，继承与发扬了独立的民族精神。在新朝一统后，他积极总结古学，创立新学，成为大河以北无人可比的大家，对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之传承，作出卓越的贡献，故史家称其为学坛之“名士”。傅山一生从义士、壮士到名士的历程，无不是在其热爱祖国，从自身做起的价值观信念指引下所创立的辉煌业绩。二是傅山在国变中，坚守凝结先哲智慧的“文脉”，“古学不可废”，而古学中根脉“礼经”不可弃。因为礼学蕴藏先祖创立的精神合理化内容，它使中华文化绵延发展五千年，而其中的制度论、中道论、民生论等基础性内容，都是构建新社会必不可少的积极因素。他在《礼解》一文中，提出“礼与世交相畏”的命题，期望未来之社会，应是礼制与现实在共存中，以相互统一为尚，礼之用，和为贵，和就是矛盾双方的辩证统一，礼是应以时世之变为用的。这样便可做到整体与个体在相对和谐中，有效地保持了社会形态的稳定，有效地保证了个人的自由生活条件。傅山还进一步提出“市井贱夫平治天下”的观念，改变以农为本的经济、政治形态，建立一个工商为基础的新社会。从傅山上述思想审视，由于他处于一个易代之际，他在坚持其维护传统国家、民族、社稷整体性价值观之同时，主张建立一个具有近代意义新国家体制。 傅山的人生价值观中，既包含着个人对社会应担当的使命，立德、立言、立功，又期待社会对个体的尊重，个体的相对自由。傅山的这些思想，成为中国近代价值观的启蒙。他的“兴亡着意拼”、“生既须挚笃，死亦要精神”的人生观，便充分体现了其积极价值观中的伟大精神。降大任（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傅山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其一生的价值取向，突出体现了中华民族崇尚“仁、智、勇”三达德的丰富内涵，见之于日常履践，十分难能可贵。深入研究和正确评价傅山的人生价值取向，对于当今的道德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和美丽中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现实教育作用。 考察傅山传奇性的一生行履，傅山的价值取向，其亮点至少有这样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反抗民族压迫、专制暴政的大无畏精神。 傅山早期中期有报效明廷的忠君意识，这是不必讳言的。但他的抗暴精神内核，始终贯彻平民启蒙、人权平等的闪光思想。无论明廷的贪腐乱政，还是清廷的暴政和极权专制，他都坚决抗拒，不失为坚贞不屈的启蒙思想家，而且只要有可能，便付诸于实际行动。从武或从文，无非是因时制宜的不同策略手段而已。这种追求人权平等的大无畏精神，在当今构建法治社会过程中仍有借鉴意义。如今在国际上我们受到日本军国主义、西方霸权主义的威胁和挑战，我们必须坚决斗争，以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在国内，我国正大力倡导建设法治社会，对那些作奸犯科的负面现象，固然不能采取以暴易暴手段以应对，却应依靠合法途径加以抵制和揭露，以维护社会正义和法制的威权。这应是正确继承傅山价值取向和精神、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二、关注民生，体恤弱势的人道主义情怀。 傅山认为市井贱夫可以平治天下，这在皇权专制的明清时代是石破天惊之语。傅山继承墨子的“兼爱”说，提出“爱众”的观点，他说：“我之于人，无彼此，皆爱。”“使尽爱天下之义，苟可以利天下，断腕可也，死可也！”他这种爱不是空谈，而是见诸行动。他晚年为穷民施医施药，“以医术活人”，“贵贱一视之”，正是他以“兴利之事，须实有功”理念的实践。 在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提高的新时期，人们为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自豪。但同时也要看到我国自身仍存在发展不平衡、贫富分化严重等问题。只有农村彻底摆脱贫困，弱势群体走出困境，过上幸福生活，达到共同富裕，中华复兴的中国梦才能真正化为现实。傅山的人道情怀理当为我们所尊尚学习，这不仅是救急的权宜之计，而且是所有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三、敢于冲决禁区，突破陈规的开拓创新勇气。 创新，是民族的灵魂。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除旧布新的创新精神，在大变革的明清之际，傅山继承发扬了这种精神，在多种学术研究领域有所突破，被后人赞为“大河以北第一人”。傅山自幼深谙孔孟儒学，但对南宋以来的新儒学即理学却持批判态度。这种反奴性的精神在当时思想界可谓空谷足音，并世少比，傅山称得上是明末启蒙思想家中最勇敢、最具创新思想的一员猛将和杰出代表。 傅山的创新精神有多方面的体现，值得今人深入挖掘研究，以资借鉴。在当今飞速发展的高科技时代，创意产业备受青睐，符合时代的要求，尤其需要发扬创新精神。这是中华复兴事业不可或缺的不竭动力，继承傅山的这种精神和勇气，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价值和历史意义。 四、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宽容气度。学术界有一共识，即学术自由对社会文明进步十分重要，但宽容较之自由更为重要。宽容就是对不同意见要能宽厚容忍，也就是“我坚决不同意你的意见，但坚决维护你的发言权。”傅山说自己“好学无常家”，“古学不可废”，“异端辞不得”。他奉行“餐采说”，就是博采众家之说精华，熔铸为一家之言。泰山不辞壤土，江河不择细流。正因为有这样一种海纳百川的气度和宽容精神，傅山才能成为博大精深、卓有建树的学者，成为明清之际的文化巨人。 上述傅山四方面的人生价值取向，作为可贵的精神遗产，对当今的社会道德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继承的丰富材料。道德建设不能凭空构筑，必得凭借对传统道德文化的继承，对傅山上述精华的研究和吸取尤为重要。对传统道德内涵要随时代要求加以创造性的转化。如古代对帝王之忠即愚忠，孝也有愚孝。今天愚忠愚孝就不能提倡，改换其内涵应是对人民的忠，对长者人格平等、相互关爱的孝了。傅山生活在明清之际，有其历史局限性，要正确继承傅山的价值取向，就要从当今时代要求出发，对其本质内涵加以辩证地扬弃，也即创造性地转化。所以，我们主张的继承应该是“实践扬弃论”，通过实践的过滤和选择，取其精华，改造内涵，在生活中见之于践行，而不是概念上的抽象继承。要真正把傅山的文化精华拿来为今所用，以利于构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推进道德建设的健康发展。傅珉(傅山后裔、北京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老干局处长）： 先贤傅山离世300多年，在其身后的各个历史阶段，傅山的形象永存于人心，傅山精神更是以旺盛的生命力一直活在历史的进程中，活在不同历史时期扮演不同角色的诸多历史人物的思想和活动当中，发挥着顺应时代需求的作用和影响。 傅山先生逝世200多年后，清王朝几近衰亡，社会面临重大变革，改革思潮风起云涌。梁启超、张之洞、龚自珍、章太炎等一大批思想家重温先生的思想主张，从不同角度对先生作出深刻而独到的解读。 梁启超将傅山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清初四位大师，极力推崇，认为他们是推动清代晚期理论思维向前发展的“原动力”。 清末维新志士、“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是山西闻喜人。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杨深秀39岁时，在《傅青主男科》刻本上写下4000字评注，体现了他对傅青主先生全面而高度的评价。在写下这些评注的第二年，杨深秀便进京投入维新变革活动。青主先生当年率众进京为恩师袁继咸辩诬而“义闻天下”的壮举，以及他冲破思想禁锢，崇尚自由精神的真知灼见，无疑对杨深秀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进入民国，傅山先生依然显现着影响时代的强大的生命力。20世纪30年代，曾出现傅山研究热，周作人、孔祥熙、阎锡山都极为推崇傅山。 周作人在他的《风雨谈》这本散文集里，有8篇文章提到傅山。《关于傅青主》一文的结尾是：“我们读全谢山所著《事略》，见七十三老翁如何抗拒博学鸿词的征召，真令人肃然起敬。古人云，姜桂之性老而愈辣，傅先生足以当之矣。文章思想亦正如其人，但其辣处实实在在有他的一生涯做底子，所以与后世只是口头会说恶辣话的人不同，此一层极重要，盖相似的辣中亦自有奴辣与胡辣存在也。”周作人还说：“青主为明遗老中之铮铮者，通二氏之学，思想通达，非凡夫所及”。 1938年，孔祥熙出版《山西名贤辑要》，其中有他写的《傅山》一文。当时日寇铁蹄正践踏我大好河山，救国图存成了天下头等大事，傅山的精神气节越发显示出巨大的感召力量。他在文末所发的感慨“吾悲世变，吾益景仰先生”，催人警醒，发人深省！ 阎锡山景仰傅山先生，1917年主持修建傅公祠，发扬先生的精神思想，推崇先生的道德文章。 民国年间的傅斯年有着与先贤族亲傅山先生一样的风骨情操。傅山先生曾怀着亡国之痛撰写《傅史》，将历史上95位傅氏名人，一一加以评说。1946年至1948年，傅斯年担任傅氏合纂通谱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晋人傅作义为主任委员），以其史界权威的资格和社会声望统领傅氏修谱。当年青主先生选择傅氏英才入史的价值标准（“忠孝节义，经术文章，功名智勇，载籍备之矣。”）全然为傅斯年所承继。傅斯年“对历史人物的推崇或贬斥，主要以其人的节操如何为标准。他对具有气节的人，尤其是抵御外侮、为国捐躯的烈士，常致无上的景仰；对于汉奸贰臣，则诛伐不遗余力。”（傅乐成语） 20世纪中叶，郑振铎、张岱年、侯外庐、冯友兰、郭象升、陈监先、张颔等一批著名学者，对傅山先生的研究始终没有间断，给了更多后学以启迪和鼓舞，一批优秀学人脱颖而出。 1970年，台湾学者方闻出版《傅青主先生大传》。作者在弁言中说：“余为晋人，习闻先贤事迹，谨先分章列述，以成《傅青主先生大传》，复以事系年，制成《傅青主先生年谱》，合订成册。” 傅山先生巨大而不朽影响力，在于他的高尚人格和历史作为。《易经·说卦》 有言：“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傅山先生体恤众生，具有高尚而不屈的风骨和气节，正体现了仁者爱人，舍生取义的风范。先生一生为人朴厚，行为端方。他“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他“不受私弊，光明洞达”，这种伟大的人格魅力建立在他对人生价值的执着追求上。这种追求在今天尤其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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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太原日报20130604；文字整理孟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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