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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北雁有忠骨——杨家将史地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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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山西大学黄土高原地理研究所靳生禾先生与太原师范学院历史地理与环境变迁研究所谢鸿喜先生就迄今学界争议的杨家将出身史地问题，在通过文献考订作出辨证的基础上，进而核以野外考察，着重就杨家将经历的主要战役等著名古战场作了核实和复原。因版面所限，我们于4万字中选取了其中大众感兴趣并极具学术价值的相关内容予以刊布，以飨读者。 杨家将起于麟州新秦 宋欧阳修《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说：“君讳琪，字宝臣，姓杨氏，麟州新秦（州治新秦，今陕西神木北）人也。新秦近胡，以战射为俗，而杨氏世以武力雄其一方。其曾祖讳弘信，为州刺史……君之伯祖继业，太宗时为云州（今山西大同）观察使，与契丹战殁，赠太师中书令。继业有子延昭，真宗时为莫州（今河北任丘北）防御使。父子皆为名将，其智勇号称无敌……杨世初微自河西，弯弓驰马耀（一作躍）边陲”。宋曾巩《隆平集》说“杨（邺）［业］，或曰继（邺）［业］，麟州人”。宋司马光《资治通鉴》说：周广顺二年（952）十二月“初，麟州土豪杨信，自为刺史，受命于周”。欧阳修、曾巩、司马光与杨业父子皆宋人，都是生平年代最近而最早记载杨家将身世的人，又都是为文字斟句酌以严谨著称的一代文坛领袖和史学家，其麟州新秦说，自是最可资征信的。 诚然，也有文献记载“杨业，并州太原人”，抑或山西保德、河曲人。“并州太原”说主要出于泛指泛称。显然，无论杨家世居的河西麟州新秦，还是杨信在与麟州新秦一河之隔的河东的火山（河曲）一带雄其一方，抑或杨业自从“弱冠事刘崇”，长期战守的太原，唐、五代、两宋以来在建制上都通统隶属于以太原（并州）为首府的河东道、河东路。是以所谓杨家出身“并州太原”，或者“河东”、“山西”，可谓太原与河东、山西同义，如此尽管不具体确切，却既概括而又不失实，并不影响他本籍为麟州新秦。不错，杨业殉国后，宋太宗特地颁《杨业赠太尉大同军节度使制》，优诏褒扬其“俾塞上之威名，本山西之茂族”。事同此理，此“山西”也涵盖河东路所领河西的麟、府诸州县。 “保德、河曲”说，或受小说戏曲影响，则仅凭明清以来晚近的一些传闻。诸如乾隆《保德州志》，就说杨业“通志云太原人，旧志谓即本州人”。晚清李慈铭《荀学斋日记》所谓“今山西保德州折窝村，有大中祥符三年折太君碑，即杨业妻也”。近代代县籍学者张友桐《郝氏先茔酸枣记》所谓“宋并河东，代为岩邑。辽宋争疆，划分水岭为界。其时麟、府诸州，复界辽夏间，烽警时闻。富族有势力者，率迁于代，若鹿蹄涧之杨自火山，峨口之郝自榆林，咸足征焉”。《保德州志》就杨业籍贯既引“通志”说“太原人”，又引“旧志”作“本州（保德州）人”，更将杨业列入“流寓”目，显然作者本就似是而非。《荀学斋日记》还说保德有宋代大中祥符年间所立折太君碑云云。折氏祖籍云州，现籍尽管属河东路，却毕竟是河西的府州，都不能说明杨业就是保德乃至河曲人。 张友桐既说辽宋、辽夏兵争时期麟、府诸州富族有势力者率迁于代，又说代县鹿蹄涧杨氏来自“火山（河曲）”，岂非失审而龃龌。其实，所谓杨业父杨信曾为“火山王”、“火山刺史”、“火山节度使”，以至保德县南折窝村有宋代的杨业妻折太君碑，只宜说明杨信乃至杨业、折太君曾在与麟、府诸州一河之隔的保德、河曲一带战守活动过，在传统习惯上可谓“流寓”于保德、河曲，正是上述欧阳修所说“杨氏初微自河西，弯弓驰马耀边陲”，即杨家起于麟州新秦，杨业战守于当时的边陲——宋辽对峙的西路最前线晋北，杨延昭战守于宋辽对峙的东路最前线冀中，杨文广战守于宋辽、宋夏对峙的最前线陕北与陇东。 杨业与折太君 《东都事略》说，杨业“父信，仕刘氏，为麟州刺史。业少任侠，善射，好田猎，谓其徒曰‘我他日为将用兵，亦如用鹰犬逐雉兔尔’。弱冠事刘崇”。《隆平集》卷17、《宋史》本传记载与此雷同，详略参差有差，以《宋史》本传最简略，似《东都事略》、《隆平集》取材于宋《国史实录》，《宋史》本传则在《太宗实录》残缺后取材于《东都事略》、《隆平集》等。这些记载，都说明出身“近胡”的麟州，“以武力雄其一方”世家的杨业，打从少小就养成任侠、善骑射、好田猎的性格和本领外，步入青少年时期，就到太原在后汉太原尹、后建北汉称帝的刘崇麾下供职。然而，杨业在太原时期的战地战迹，由于宋平北汉后堕晋阳城，致使遗迹多湮灭无存；处于宋人文献忌记敌将勋绩，早期文献又都没有记载下来。 折家世居云州，至折太君曾祖折嗣伦以来，世代一直驻守于府州，是以杨业妻折太君（名折赛花）为府州人。府州与麟州毗邻，都当抗辽、抗夏最前线。府州折家世袭军职，五代之世，折太君曾祖折嗣伦为麟州刺史，祖折从阮为后唐河东牙将、府州刺史、后晋府州团练使兼领朔州刺史、安北都护、振武军节度使、后汉永安军节度使、府州与胜州观察使、武胜军与静难军节度使，父折德扆为后汉府州团练使。宋代以降，折德扆为永安节度使，折太君兄弟折御勋为府州团练使权知府州。御勋辞世后，其兄弟御卿袭知府州，以战功擢府州观察使、永安军节度使。至道元年（995）五月，契丹大将韩德威侦知御卿病亟，麾重兵猛攻府州。御卿扶病出阵，两军相峙，值其母遣人命他权且回去就医，他说：“世受国恩，敌国未灭，御卿之罪也。今临敌安可弃士卒，死于军中，分也”，直至翌日病逝阵前。由此可见，府州折家与麟州杨家，真是何其相似乃耳！ 折、杨两家既出身于紧相毗邻的麟、府二州，更门当户对，是以杨折联姻，自在情理之中了。折太君出身在这样的家庭、这样的地缘，对其生涯、行谊的影响，自然既深且巨。旧史家限于历史局限性——特别是鄙薄女性的偏见所导致的史籍缺乏记载；主要来自一方世代群众口碑的地方文献、地方志，还是留下来一些朴实的史实点滴。具有代表性者，诸如乾隆《保德州志》记载“折太君墓，在州南四十里折窝村北。《宋纪》说曰，‘杨业娶府州折氏，称太君’……考《岢岚志》载，折氏系折德扆女，性警敏，尝佐业立战功……”《晋乘搜略》引《通志》说“保德州南四十里折窝村有折太君墓，即杨业妻折德扆女也。乡里世传折太君善骑射。婢仆技勇，过于所部。用兵克敌，如蕲王夫人（韩世忠妻梁红玉）之亲援桴鼓然”。尽管保德并无折窝村，更未见有折太君墓和碑，惟从折太君“善骑射……尝佐业立战功”云云，毕竟却从中知其战地、遗迹，大凡是与杨业声行相随的，即以代州为中心的晋北各地。 杨延昭与孟良、焦赞 杨延昭，《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2、《东都事略》卷34、《宋史》卷272均有“杨六郎”或“六郎”之称，在民间则更有多少人不知“杨延昭”，却无人不知“杨六郎”。杨延昭何以称“杨六郎”？学界或以延昭为杨业的第六个儿子；或以延昭智勇善战被誉为南国（宋）干城而喻以天上的星宿，所谓“南斗六星”或“北斗六星”。杨业究竟有几个儿子及其排行，文献记载纷纭。欧阳修《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王偁《东部事略》卷34只提及杨业“子延昭”；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说杨业战殁后，朝廷“录其子供奉官延朗（昭）等五人”；徐大焯《烬余录》说，业殁时“长子渊平随殉，次子延浦、三子延训官供奉，四子延环初名延朗、五子延贵并官殿直，六子延昭从征朔州功加保州刺史，真宗时与七子延彬初名延嗣者屡有功，并授团练使”；《宋史·杨业传》说除了业殁时其子延玉亦战死外，“朝廷录其子供奉官延朗为崇仪副使，次子殿直延浦、延训并为供奉官，延瓌、延贵、延彬并为殿直”。 欧阳修、王偁就杨业子只提及延昭，当出于延昭勋绩最著最负盛名，并不意味业子唯有延昭。《长编》作朝廷录其子五人，系出于不含时已战死的延玉和年幼未达宋法定年十五始得赠官的年龄。如此《烬余录》与《宋史》不仅都说杨业有七子，且具行次和名字，惟行次和名字多出入。就此问题，常征先生已有中肯意见：《烬余录》作者徐大焯生于南宋，其书远早于《宋史》，惟其所记，一般多得自出于“半实半虚”的南宋话本的传闻；《宋史》尽管出于元人之手，成书为晚，其所本原文毕竟是宋朝所修国史实录，是以“关于杨业儿子的数目、名字和行次，视《宋史》为准，应当说是可靠的”。诚然，代县鹿蹄涧杨忠武祠的《杨氏族谱》和《弘农宗族图》（杨家世系）碑皆以杨业有八子，其行次为延平、延定、延光、延辉、延昭、延朗、延兴、延玉。此祠堂族谱、碑刻都出于元代，无疑都深受宋元话本影响，显然难免附会而失真，诸如以延昭、延朗为两人，等等。这里剩下的问题是，杨延昭何以称“杨六郎”？李裕民先生广征博引、折衷善断，明确指出：《宋史·杨业传》延昭称“其子”，后面延浦等人只称“次子”，如此则延昭应比延浦等五人年长。“杨六郎”既非喻天上的星宿，又非杨业第六子，而是“他在同先祖的弟兄中（大）排行第六，故称为六郎”。一言以蔽之：在朔州战死的延玉于杨业诸子中史料未记行次条件下，杨延昭非老大即老二；如果从《宋史·杨业传》所载延昭于杨业生前每征战必以从乃至军先锋看，极有可能为长子。 在宋元话本和后来的小说戏曲里，与杨延昭形影不离的是偏将孟良、焦赞。民间世代流传有“包文正使的王朝、马汉，杨六郎使的孟良、焦赞”之谚。据《元史·焦德裕传》记载，“远祖赞，从宋丞相富弼镇瓦桥关（今河北雄县境），遂为雄州人”。富弼（1004~1083）、焦赞和杨延昭（958~1014）既是参差同时人，又都站在抗辽第一线，焦赞在佐富弼镇瓦桥关前，即杨延昭生前转战晋北——冀中之时，或许焦赞在杨延昭于大中祥符七年（1014）病逝于阵后，转投富弼部抗辽的，何况他前此就佐杨延昭曾守“三关”（高阳关、益津关、瓦桥关），本就熟悉一方地情。总之，历史上实有焦赞其人。孟良不见于史传记载，惟当年杨延昭抗辽转战之晋北、冀中地区各州县，历代地方志乃至《读史方舆纪要》、《大清一统志》等，多有与杨延昭、焦赞驻守成犄角之势，特别是与焦赞比肩联属的孟良营、寨的记载及相应遗存，正如评话和戏曲乃至民间传说的“孟不离焦，焦不离孟”。这类记载和遗存固然有后世的演绎附会，但毕竟不宜一概视作演绎与附会，何况此中特别是有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颇值得注意，正如常征先生所云：以孟良与焦赞命名的这类营寨，并非漫布于各地，而是恰恰集中于当年杨延昭抗辽长期驻守的以西路的代州和东路的定州为中心即当今晋北与冀中一带，这岂属偶然！其实，正说明孟良与焦赞一样，都是抗辽名将杨延昭最得力最默契的裨将。 杨文广与穆桂英 杨延昭的儿子辈，历史文献亦记载纷纭。《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杨延昭死后，宋真宗“官其三子”；《隆平集》说“诏录其子传永、德政、文广有差”；《宋史》则说“录其三子官……子文广”。明耆学宋濂《杨氏家传》记载杨延昭犹有四子充广：“杨端，其先太原人，仕越之会稽，遂为其郡望族……贵迁，太原人，与端为同族，其父充广，乃宋赠太师中书令业之曾孙，莫州刺史充本州防御使延朗之子”。这大凡可资说明：杨延昭有传永、德政、文广、充广四子，他死时除充广尚幼不得赠官外，余三人以三子文广事功最为著称。诚然，代县鹿蹄涧杨忠武祠的《杨氏族谱》和《弘农宗族图》（杨家世系）碑，则于延昭与文广之间又出现宗保、宗政、宗勉一代，并以宗保子文广云云。前文已述其详，此番枝节当出于深受宋元话本演述所致，从历史的视角看，其误正如郝树侯先生指出——宋元话本之类所演述的杨宗保“兵征西夏”、“平定西夏”乃至死后“赠同州观察使”，都正是杨文广的故事。话本作者之所以如此“半实半虚”，无非出于便于加强戏剧性之文艺效应而又不致有悖于史，姑不论。 穆桂英其名其事，尽管从史实视角看有失确切，却又不同于小说戏曲中杨门女将的七娘八姐乃至丫头杨排风多出于虚拟，她虽不足以为历史人物，却又有历史的影子。前已述其详，杨家将曾长期战守于黄河两岸的麟州、府州与保德地区，乾隆《保德州志》就说“延昭子文广，聚慕容氏，善战。今州南慕塔村，犹其故地云”。 慕容转穆，正如折太君之转为“佘太君”。其实，把原本明明的“折”、“慕容”偏偏写作“佘”“穆”，不外是便于某些情节的虚构和夸张，以达到文学效应罢了。郝树侯先生以为“把穆桂英说成是杨文广的妻子，倒有点理由”；常征先生更径以穆桂英即折太君“孙媳妇”、“杨文广的妻子”，以至从古来鲜卑族慕容氏土著与战守于晋、冀北部和北京一带，正是后来宋辽对峙——杨家将世代抗辽一线作了持之有故的论列。惟其如此，迄今有关穆桂英的地名，集中分布于山西的雁北、河北的冀中和北京的密云、顺义等地。这种现象不会完全出于偶然。诚然，山东肥城、沂水也有穆柯寨、木（穆）山，乃至一方故老相传所谓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留下的“两营八庄十八哨”云云。这显然出于小说戏曲里所说穆氏占据“山东穆柯寨”，从而附会所出。其实，此“山东”固属郝树侯先生所指出的，则是当年宋辽紧张对峙的“恒山之东或者勾注山（雁门山）之东”，而不是后来才有的行政建制的“山东”。 靳生禾谢鸿喜杨业抗辽雁门关之战 宋以来早期文献就此役参差多有记载，《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宋史》可谓记载较详细亦即具有代表性的两种。两者既具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相同点在于宋辽雁门之役，面对强大而来势汹汹之敌，宋主将潘美正面防堵，副将杨业率领轻骑出西陉，由小陉绕道敌后入雁门，出其不意，突然背击，与潘美形成前后夹击，予敌以毁灭性打击；不同点在于，在此役起了决胜作用的杨业所率领的轻骑是“数百骑”还是十倍于此的“数千骑”？依照一般军事常识，完全可资设想，倘若杨业仅率领数百骑而成功阻遏以至毁灭性打击强敌十万之众——是不可想象的，尤其是对于久经沙场、谙熟兵机而一向战必胜攻必克的“杨无敌”，断不会如此盲目地孤注一掷，甘冒此成功系数几近于零的风险。我们认为，《长编》当初“数百骑”之说，或出于潘美上奏显己隐人，抑或“数百骑”为“数千骑”之笔误，后世则以讹致讹而已；《宋史》之修，前已述其详，尽管多所纰缪，毕竟它还是多取材于宋《国史实录》，说其“数千骑”不妄，更有当时就已有杨业“领数万精兵”之说，他如今率“数千骑”仍属其“轻骑”，何必仅以“数百骑”冒险——可资佐证。 雁门之役战场态势：宋军由三交口（今太原市尖草坪区东南境古城，一作十里铺）北上代州（今代县），面对辽军十万步骑南犯雁门关，潘美统主力正面迎敌；杨业率领数千轻骑北出西陉，取山间小陉迂回至雁门关北口，南向突然奇袭，与正面的潘美形成夹击，致辽军一派混乱，溃不成军，遂被一举击溃。 当年杨业北出翻过西陉后，“由小陉至雁门北口”。从日前野外考察所闻见，受地形限制，他惟有继续西北行，循白草沟（河）一线之赵庄、白草口、柳林、（山阴）油坊诸村，出山口至旧广武村。他继由旧广武折东循太和岭山根2公里至新广武村。由新广武再循广武沟（河）一路东南行，复入代县，经后腰铺、大峪沟诸村至东陉——雁门关，亦呈一条与白草沟大体平行的长约8公里的山间河谷。这条广武沟开始时在新广武一带的谷口，地势相当开阔，宽约800米，循谷南下，愈接近雁门关愈狭窄，以至宽不到3米。河谷两厢石崖盘错，壁立陡仄，坡度达40度以上，其谷深相对高程则又达200米左右，可谓绝壁。这条峡谷却是军旅之行雁门关北口无可替代的孔道，又是大部队不宜展开，难能运动腾挪条件下奇袭的理想战场。当年十万辽军鼓行进入广武沟后，沟谷越行越狭窄，越行越陡险，如此形势或许是他们始料不及的。当是时，前有潘美主力据关守险，横刀立马；后有杨业数千轻骑形同从天而降，“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堵住后路，突然发起猛烈冲击。辽军虽盛，却在广武沟的特定地理环境条件下，只能如古来名将赵奢所说：“道远险狭，譬之犹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了，尤其他们不知宋军虚实，陷入惊慌失措，一派狼奔豕突。不难设想，特别是一俟主将节度使驸马侍中萧多罗被斩于阵，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诲被生擒后，辽军更陷于群龙无首，简直成了乌合之众。惟其如此，十万之众不独战斗力一时顿失，更在混乱夺路逃命中自相践踏，伤亡惨重，早已溃不成军了。日前置身其间，看看，走走，想想，就越想越深感，在如此特定地理环境条件下，以数千轻骑奇袭十万之众而取得成功，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很自然的，正是“见怪不怪”。 杨业抗辽朔州之战 辽乾亨四年（982），景宗耶律贤卒，其幼子耶律隆绪即位，由萧太后摄政。宋廷一些大臣纷纷上书提出辽“母寡子弱”，正是北伐收复“燕云十六州”的良机。宋雍熙三年（986），宋太宗诏令分三路北伐。宋西路军以忠武军节度使潘美为云应路行营都部署，杨业为副，以西上阁门使、蔚州刺史王侁、军器库使、顺州团练使刘文裕护其军。初，各路过关斩将、攻城拔寨，进展都相当顺利。西路则连拔云、应、寰、朔州，进抵桑干河一线。至夏，曹彬的东路军一再失利，伤亡惨重，太宗下令诸路班师，西路军返归代州。不久，太宗再令西路军护四州民内迁。当是时，契丹萧太后及其大臣耶律汉宁率10万大军南下，首当其冲，复陷寰州。《宋史·杨业传》记载：（杨）业谓（潘）美等曰：“今辽兵益盛，不可与战。朝廷止令取数州之民，但领兵出大石路，先遣人密告云、朔州守将，俟大军离代州日，令云州之众先出。我师次应州，契丹必来拒，即令朔州民出城，直入石碣谷。遣强弩千人列于谷口，以骑士援于中路，则三州之众，保万全矣。”侁沮其议曰：“领数万精兵而畏懦如此。但趋雁门北川中，鼓行而往。”文裕亦赞成之。业曰：“不可，此必败之势也。”侁曰：“君侯素号无敌，今见敌逗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业曰：“业非避死，盖时有未利，徒令杀伤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责业以不死，当为诸公先。” 大石路，峡谷名，位于应县东南境，今称“大石峪”。大石峪呈西北——东南走向，全长22公里。大石口村，当今下社镇东南隅，谷口俨然一天然石门，进入谷口东南行，谷宽由100米迅速缩至20米左右。山体为花岗岩，两厢壁立，高约百米，坡度45度至90度。自谷口穿行5公里至赵家窑村，谷沟千回百转，日光不入，阴森晦暗，极宜人马隐蔽穿行。赵家窑谷底海拔1368米，由大石口至赵家窑5000米距离，落差达到234.9米。大石峪由大石口至赵家窑段最为险要，是整个峡谷的要害，最具军事腾挪、隐蔽保密的地理特征。自大石口至大石堡22公里，落差566.9米。如此甚于“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的大石路，若千军万马通过自是不可想象的，却是极宜弱势军民隐蔽运动。 杨业说：“我师次应州，契丹必来拒，即令朔州民出城，直入石碣峪”。其一，当时辽军已进抵朔州境，乃至已重新夺取寰州，而大石路既是代州北通云、应、蔚三州的可行捷径，大石路西北出17公里即可达应州城。这就是说：宋军至应州，不独可接应、掩护朔州民进入大石峪南撤；而且将造成截断辽军北归退路的态势，必将造成其恐慌，乃至打乱其整个部署。其二，宋军抵达应州，不言而喻，势必进而抢占历来兵家所必争的战略要地黄花岭高地——这是前此历代兵争一再证实了的。倘若宋军到达应州进而抢占了黄花岭，那对辽军就更是致命的了。 就杨业言，比之太平兴国五年大破契丹之战，尽管战地如旧，惟敌我形势却大相径庭。前宋军在此之所以能大破契丹，是在正面有主帅潘美率主力于雁门关凭险严阵以待条件下，杨业绕道敌后“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突然发起逆袭制胜的；此次辽军系以绝对优势兵力有备而来，特别是有了前次正是在此谷道惨败的教训，想必对雁门北川倍加警惕，而杨业无奈照王侁方案出击，既处于孤军作战的绝对劣势，更无“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机会，是以在辽军已陷寰州的形势下，杨业即令侥幸出得雁门北川，一俟抵达北川北口（新广武山口），势将立即暴露在辽骑的奔袭冲击之下。不独如此，北出新广武山口，西北直至寰州一线20余公里，盖属平原开阔地带，在此条件下，寡不敌众的杨业部伍的命运，自不言而喻。 杨延昭抗辽遂城——羊山之战 华北大平原自古在防范北方强族南侵中，殆无山险可凭，惟当黄河下游，海拔一般都在50米以下，河、淀交错，水域连绵。宋辽对峙时期，契丹连年南犯，边患外侮日亟。宋人在总结前人以水为塞阻遏胡骑南下的经验基础上，形成西依太行山、东达沧海的千里八军三关“潴水为塞”的水上防卫体系。 谚曰“靠山吃山，濒水吃水”。在宋辽对峙中，面对胡骑日甚一日的南犯，“潴水为塞”的浩大防卫工程，无疑在抗辽中是起到了独特的历史作用的。当是时，杨延昭历任保州缘边都巡检使……高阳关路副都部置，背负着“收复燕云十六州”失地为己任，始终站在东路抗辽最前线，在构筑、守卫“潴水为塞”过程中，自然都是首当其冲的积极参与者和卓越指挥者，迄今霸州市至雄县境的拒马河支流白沟河堤防犹称“六郎堤”，一方故老世代相传为杨延昭所筑，可谓一生动例子。诚然，“潴水为塞”不仅不是万能，而且先天即有其软肋，甚至《宋史·河渠志》谓“塘泊有限辽之名，无御辽之实……冬寒冰坚，尤为坦途。”正唯如此，长期在冀中前线抗辽而谙熟地情的杨延昭，显然早已洞察虚实，是以他在“潴水为塞”同时，更因地制宜，在徐水、霸州、雄县等地，构筑了很大规模的地道防卫工程，以资严冬潴水成冰时，依然可以神出鬼没的地道战遏制辽骑奔袭。其事不见于古来文献，惟宋代古地道迄今犹存。 “潴水为塞”防卫工程的构筑和实施，显然有效地遏制了契丹靠了来如飘风、去若闪电的骑兵优势及其有恃无恐的猖獗南犯。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冬，杨延昭先后一连大破契丹的遂城（今河北徐水西北遂城镇）之战、羊山（太行山余脉，徐水西北）之战两役，就都是以“潴水为塞”为背景的，或者说实施“潴水为塞”后的新形势下发生的典型战例。 咸平二年（999）冬，辽萧太后和主将耶律斜轸率辽军主力南伐。十月，辽围攻宋东路重镇定州、保州（今保定）前哨威虏军（遂城）。杨延昭针对城小兵少，寡不敌众的险恶形势，一方面组织发动军民登城严守，一方面就天寒地冻，乘夜汲水浇灌到城垣外墙上，一夜之间变为一座既坚又滑的冰城，以至根本无法攀登。辽军望城兴叹，无奈中犹恐生变，只得仓皇撤军。杨延昭乘势追击，奋力斩获，终于遂城告捷。宋真宗就此特地召见杨延昭，给予厚赏和褒扬。 宋真宗咸平、景德间，契丹大举南侵。在宋廷命官、镇定高阳关三路行营都部署傅潜之流畏敌不战情势下，其前锋已攻入德清军（今河南清丰），以至逼近东京开封北毗重镇澶州（今河南濮阳）。华北平原一些州军纷纷或陷落或弃守时，驻守最切敌境的遂城的杨延昭和驻守梁门（今徐水）的魏能之所以独能始终屹立敌后，且传奇般地一再粉碎契丹的汹汹围攻，是以为时人盛传“铜梁门、铁遂城”，此中除了他们坚决抗击辽的抄掠烧杀，正是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根本要求而“得道多助”及其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外，也有着遂城如此坚不可摧的城防工事。 辽萧太后亲统契丹大军，乃至自执桴鼓督战，攻一座小小遂城，本以为盖属以石击卵，一举拿下，万万没有料到反吃了败仗，伤亡惨重，好不狼狈。她耻于遂城之败，不久令再次南伐。她率十万大军为后盾，特遣轻骑数千掩袭杨延昭。 “智者见于未萌”。遂城告捷后，杨延昭早已料到辽不会善罢甘休。他预伏精锐于遂城西面羊山西麓；以步兵隐于羊山东至遂城的地道；以有限骑兵北出，正面挑战，边战边退，诱敌深入。一俟辽军进抵羊山下，伏兵一跃而起；步兵由地道“从天而降”，源源而至，形成前后夹击，多方围堵。辽军晕头转向，一派混乱，简直组织不成有效抵抗，眼睁睁被打得惨败。此即有名的“羊山之役”、“羊山之伏”。 羊山与西面毗邻的黑山间，有山谷宽约100米，所谓“西接黑山，东临峭壁，中有谷甚宏敞，初入曰釜阳口，内为釜山村，泉甘土肥，物产鲜美”。此山谷属太行山山前冲积扇，从地形上、从生活食饮条件看，确都是藏兵伏击的理想所在。当年杨延昭所构筑的羊山东通威虏军遂城的地道，当地故老称“宋代的古地道，就在釜山山脚下，有些同伴就一再下去过，直到上世纪搞战备挖防空洞时才挖填了”；有年长者还说到“上世纪60年代在釜山山脚下曾出土大量古代砖石，世代相传是当年杨六郎藏兵洞”云云。 杨文广抗夏筚篥之战 宋代中叶，当北方的辽日益猖獗地南侵之时，西方党项羌的夏也趁火打劫，频频入寇抄掠，西北形势日亟。熙宁元年（1068），判永兴军兼陕西路经略安抚使韩琦，受命通筹对西夏的战事。前此秦州（今甘肃天水）西北境筚篥地区，已经形成以筚篥城为中心的要塞集群。后来西夏入侵，居民被劫掠西徙后，一方地空数百里。秦州知州马仲甫上书请于筚篥故址筑城屯兵，组织移民垦殖。韩琦善其议，奏准神宗。 当是时，西夏已侵占定西（今甘肃天水西北渭河北岸），正拟攻占秦州，向关中渭河平原进攻。韩琦命秦凤副都总管杨文广进驻刚筑成的筚篥城御敌。文广一俟受命，为赶赴戎机，以其城有宝泉“喷珠”，激励将士以一昼夜一百八十里急行军，至暮赶到筚篥。部署方定，迟明，西夏骑兵就到了城下。敌人但见宋军已凭城严阵以待，知不可犯，无奈不战而退。埋伏于城东山梁后营房川的宋军，乘势跃起，由侧背突击；杨文广遣将开城追击。筚篥告捷，重挫西夏气焰。宋神宗特下诏：就原胡名“筚篥”、新筑大甘谷口砦，赐名“甘谷堡”。 筚篥故城遗迹，于上世纪70年代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中大凡平夷无存，除了“城子上”、“城子下”、“虎狼川”、“营房川”等世代流传下来的地名依然见证着历史外，故城北百米处犹留有墩台，为一方制高点，惟墩台上半已损毁。墩台东南北向冲沟为当年杨文广伏兵的“营房川”。 今日登临其故城遗址，俯仰四方，抚今思昔，深感其形势：其一，从微观视角看，既居高临下，地形险要而严实，易守难攻；又当一方平旷山间盆地，极宜统筹部署，调度集散；犹有散渡河相当丰富的水源，军民人马短时、长期食饮无虞。其二，从宏观视角看，地当宋关中重镇秦州与西夏间战略通道——散渡河谷要冲和锁钥，是以宋有筚篥，则夏之触角不仅不能深入广漠的渭水平原，就连秦州也近前不得；若夏占领筚篥为突破口，则长驱东下秦州、渭河平原……可谓“水到渠成”。杨文广所说“此必争之地”，乃至其得失攸关“彼若知而据之，则未可图也”。如今登临，俯仰形势，甚感其意正在于斯，以至洞若观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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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本文作者：靳生禾，谢鸿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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