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走龙蛇，各呈异彩——山西省2012年中短篇小说创作年度报告

　　2012年，就全国的小说创作与接受态势来说，长篇小说无疑处于领军位置，但就是在这样的小说生态下，山西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仍然呈现出比较强劲的发展势头，现将其创作概况、表现形态、创作特征、发展根由、创作优势及不足分述如下：

创作概况

    据不完全统计，2012年山西的作家共在全国各个刊物上刊发中篇小说66篇，短篇小说94篇，被国内各种选刊转载26篇/次，3篇小说获国内重要的小说奖项。（见附表：2012年山西中短篇小说统计表）

2011年，山西的作家发表中篇小说47篇，短篇小说94篇，就小说创作的数量而言，山西的作家在2012年所创作的中短篇小说的数量要略高于2011年。小说创作的成就自然不能以数量来衡量，但数量仍然可以视为创作成就大小的一个考量指标，特别是对一个地域的中短篇小说创作来说，一定的“量”，有助于显示该地域中短篇小说创作氛围的浓淡、积累的多少、土壤的厚薄、影响的大小、队伍人数的多少、实力的强弱甚至创作传统的形成等等。

在一个信息时代、“话语霸权”的时代，生活在某个地域的作家的创作，能否得到超地域性的更为广泛的认同，其作品是否被该地域之外的重要的文学刊物刊发或者被有影响的选刊所转载，也是衡量该地域作家创作成就大小的一个考量指标。举一个未必恰当的例子，莫言之所以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固然与其创作实力有关，但也与其作品能被有效地介绍到西方世界相关。2012年，山西的作家在省外的许多重要的文学刊物上，如《中国作家》《上海文学》《当代》《北京文学》等刊物上刊发了作品，被重要的选刊如《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转载的数量也高于2011年的15篇，这无疑扩大了山西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在全国的影响。

在2012年，山西作家蒋韵获第二届郁达夫小说奖，刘慈欣获首届柔石短篇小说奖金奖，王保忠获首届郭澄清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奖。诚然，各个奖项有各个奖项颁发的标准，在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每一种奖项都代表着一种价值尺度、价值形态，而其奖项影响力的大小，往往与这一价值尺度、价值形态的影响力的大小相关。随着行政体制力量在公众心目中影响力的弱化，随着价值多元形态的被公众的认可，被各种文学机构颁发的文学奖项，也成为衡量一个作家文学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尺度，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之所以在中国公众中产生重大影响，即是如此。

就创作区域而言，2012年山西中短篇小说创作，仍然呈现的是北强南弱的态势，省直与太原较强自不必说，大同、吕梁、晋中等地，中短篇小说势头持续看好，就2012年中短篇小说而言，长治相较其它区域最弱。这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与这些地区原来的作家队伍构成、创作文体侧重点不同及其它因素，可能都有些关系，需要这些地域自己作出认真的调研。

老一代作家，突现名作

    山西的老一代作家，在近些年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中，相对显得沉寂。但2012年，田东照的短篇小说系列“葫芦湾传奇”却让人不由得大为惊叹。这个系列目下已经在《山西文学》刊发了近十篇，田东照曾以《黄河在这里转了个弯》《农家》及《跑官》中短篇小说系列名世。目下的这组小说，以民间传说的手法，记写“葫芦湾”传统的风土人情，于朴素的乡土真实之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世态人情，加之“绚烂之极而归于平淡”的叙述文字，可读性极强而又耐人回味再三。就以《葫芦》为例吧。作者讲了“葫芦”这只狗的五个故事：神狗天目救主人于地震之中、狗知船翻救主人于渡河之险、狗扑祛病为主人朋友去除怪病、狗为濒死于沙漠之中的主人、商人找到葫芦泉及最后的神秘失踪。这些都属于“人类一时解不开的死谜”。作者讲述这些，不是让读者“猎奇”，更不是“迷信”，而是传达了一种在饱经沧桑之后沉淀下来的对世界的“敬畏感”，这种“敬畏感”是我们今天这个普遍“失去底线”的社会所最为缺乏的。这种“敬畏感”，也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段中所缺失的，且正因为这种缺失，造成了诸多的灾难性后果。你只要想想在“人定胜天”的“人”的“自大狂”“人”的“自我迷失”中，我们曾经做过多少的蠢事，对此就会感同身受心有同感。这种“敬畏感”，在人生的阅历不断增加的过程中，在饱经沧桑之后，就会越来越多地体会到其的深刻，因之，这样的小说，看似平淡无奇，看似没有我们在僵化的文学观念中所形成的“时代” “历史”“社会”“本质”的“深刻”，但却在时光的流逝中，常读常新，具有长久的艺术魅力。陈为人在《山西文坛十张脸谱》中，曾记写了田东照“命在右，运在左”在命运的错位中“三朝不遇”的故事，并以此问田东照是什么原因。田东照的回答是颇富哲理的：“这问题你不应该问老田，你应该去问老天”。于此，我们或许会明白，为什么有着这样回答的田东照，会写出《葫芦》这样的小说。从老一代作家创作的角度来研讨这组小说，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认为：这样的小说，只有步入老年的田东照才能写出，青年、中年时代的田东照是写不出来这样的小说的，这可以视为是田东照在经过了《黄河在这里转了个弯》《农家》及《跑官》中短篇小说系列这两个重要的创作阶段之后，在其创作上的一个新的阶段。当然，这样的作品，早慧的生理上的“青年”，文化心理上的“老年”的作者也是可以写出的。

女性作家，迫人刮目相看

    新世纪之前，山西女作家的小说创作，在山西的小说创作格局中，处于边缘位置，但近些年来，伴随着山西小说创作队伍的代际转换，山西女作家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在山西的小说创作格局中，不仅所占份额、比重日益增大，而且，其为山西小说创作所提供的新的元素、色彩、特点，尤应引起相应的重视。

    蒋韵无疑是山西女性作家创作的带头人。2012年，她的中篇小说《行走的年代》获第二届郁达夫小说奖，她的另一个中篇《琉璃》发表于《人民文学》后，又被《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小说月报》转载。《行走的年代》“写主人公陈香因为受着诗人莽河精神的强大引力，怀了献身的热忱，与诗人创造了一个诗人的后代，她以为诗情从此会常驻心间，诗人的灵魂也会永远陪伴自己，使自己得到生命的升华，然而她所以为的‘又疼又甜蜜’幸福并没有天长地久，上帝与她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那个和她共同孕育生命的‘莽河’是个冒牌的，就在得知真相的时刻，陈香迷失了心智，她无法忍受突如其来的羞耻、欺骗、伤害，竟然差点用枕头捂死儿子，以消灭令她蒙羞的罪证。从此，陈香生活的轨迹彻底被噩梦笼罩。一方面她无法接受那个冒牌的莽河在她身上留下的信息，一方面又必须承受她想要杀死儿子的罪孽和折磨。陈香的令人震撼之处在于，她在‘行走在80年代’众多理想主义者之中最具代表性，诗不仅仅是生活的形式，更是生命的象征，行走的思想资源，但不幸的是，生活不全是美好，诗人之子血统涉嫌造假，诗人自身也弃诗下海，留下追求诗意生存的人念天地之悠悠，独沧然而泪下！”（阎秋霞《论蒋韵作品中理想人格的审美意义》）关于《琉璃》著名评论家何向阳有一段准确的评介：“蒋韵的《琉璃》(《人民文学》第4期)写的是无情时光中的有情人——一位叫做海棠的女子。上世纪70年代，海棠从她的北京表姐丽莎那里知道了还有一种与现实生存不同的生活，她的表姐因坚持这种理想生活割腕而死。海棠活下来的原因，不是认同了庸碌的生活原则，而是在困厄年代里，她和一个叫刘耘生的人有约在先，为了这个‘十年之约’，海棠考学、工作，从北京到深圳，心中的那个理想形象仍像风帆一样鼓动着她前行。直到有一天，她再次偶遇刘耘生，两人对坐，寥寥数语，她已后悔命运的遇见——这个一直被她在心中爱着的人已不复往初，更可悲的是，这个人正是丽莎用生命教会海棠去唾弃的那一种没有了理想的‘小市民’。海棠梦醒，小说结尾，她扶在爱人的墓碑上流下了泪水，不只是为爱的相失，也为她心中理想的找回”。蒋韵的小说创作，从一开始，即既汲取中国新时期以来各个文学发展阶段文学主流的创作资源，但又有别于这些文学发展阶段的文学主流或文学潮流而有着自己鲜明、独特的创作追求。但这无疑也影响了习惯以“归纳”“概括”“提炼”为己任的文学批评界对她的研究，“蒋韵创作实绩的丰厚与评论界对她研究的单薄是一件怪怪的事儿”，对蒋韵小说的研究，尚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与展开。

    小岸近年以《水仙花开》《温城之恋》等一系列以女性为描写对象的小说而名世。她的小说，站在女性与神性互为一体的立场上，给残缺的现实及有缺陷的人生，给世俗的生存法则，以呵护、温情、理解、生存合法性的认可，并在价值形态上而非现实形态上，以超越。2012年，她的创作势头仍然在上升之中且其创作特点越益鲜明。譬如她的中篇小说《海棠影》这篇小说写一个名叫海棠的女子，在残酷的社会生存竞争中，动用自己女性的美好身体、聪明才智、心机智慧、人际艺术，伤害自己的闺蜜，欺骗自己的丈夫，牺牲自己的性情，为自己及丈夫赢得了社会地位、声名、财富、世俗价值标准的认可等等。但最终却发现，自己原来自认为的“高明”是多么地愚蠢；自己原以为对丈夫高明的欺骗，其实早已经被视为木纳的丈夫识破，且自认为聪明的自己，其实是一直生活在被视为木纳的丈夫对自己的欺骗之中；自己曾经以为自己拥有了一切，但自己其实原来一无所有。小说对生活、认可社会世俗功利生存法则中的女性的心机才情、情感形态的描写，对男女之间力量的悬殊的描写，入木三分，甚至会让人想到《红楼梦》中的王熙凤、探春的形象，想到王熙凤与贾琏关系中所体现的男女力量的悬殊及由此引发的在对比中的对男女生存、存在形态的思考等等。但最为让人称道的，是作者在其中所体现的对女性自身的思考：什么是女性真正的自身。正是在这里，小岸再一次显示出了自己超出许多作家的可贵之处。在作品中，作者写了海棠在欺骗丈夫、马诚中的心机才情，但也写了她曾经有过的在相濡以沫的日子里，对丈夫的真情“海棠的眼睛湿了，谁说她不曾爱过崔民才？她爱过的。她清晰地记得自己当时的心疼，她的心疼得拧成一团。她为他心疼过，她为一个男人心疼过。如果这不是爱，还有什么是爱？”最为有力的一句则是：“就算不是纯粹的爱，也是爱的一部分，爱的一种”。在作品中，作者写了社会地位、声名、财富、世俗认可最终在海棠人生中的虚无，但与之对比的，作者也写了海棠闺蜜水仙在失去了这些之后的在贫困之中的人生不幸——这就是农妇不慎烧钱的故事。所有这些，都构成了海棠人生形态意蕴上的丰富性。更为重要的则是，整个故事的结构形式及叙述形态，使海棠作为女性的美好身体、心机才情，都成为了一种无意义的生命破碎形态，并在对此的揭示中，让读者发出了女性之美何以被扭曲被毁灭的质询。小说的标题颇富象征色彩，并将作品的意义予以凸显：海棠是美好的，但海棠却把海棠的影子当成了海棠自身，由此造成了海棠悲剧。

    蒋韵创作中所体现的在现代社会中所固守的古典情怀，小岸创作中的神性与女性互为一体的价值立场，其共同之处在于，在具体的社会现实生活中，以个体生命的血肉温情来对抗社会历史法则的坚硬无比。这样的一种价值立场、价值姿态，在其他山西女作家的创作中也时时可以看到，譬如曹向荣的《结婚照》，陈春澜的《月光牡丹》，李燕蓉的《春暖花开》等等。

    《结婚照》的故事很简单：刘勇阿秀虽然结婚二十年，却没有正式的结婚证书，为补结婚证书而照结婚照，从而在补叙中写了二人的夫妻感情。小说以写阿秀的感觉为主，通过写阿秀的感觉，写出了现代社会所久违了的简单而又淳朴、清新、健康的男女之间的爱情。譬如这种情感中，是不夹杂着任何物质的因素的：阿秀在与刘勇谈朋友时，就想不到应该买什么样的贵重的物品以显示自己在刘勇及大家心目中的位置。譬如这种情感中，是不夹杂着任何互相不信任的因素的，阿秀对刘勇的所作所为，对刘勇的经济收入，从来是完全信任的。譬如这种情感，是女性对男性的崇敬与依赖，作品通过阿秀坐刘勇装载车时，对装载车高大感觉的描写，尽情地展示了这一点。如此等等。小说全文的散文化的抒情笔调，又强化了这种现代社会久违了的简单、淳朴、清新、健康的男女之情：“阿秀想不到要问刘勇的事业。刘勇每天不着家。阿秀问刘勇每天都在做什么啊。刘勇说赚钱给你花啊……这是一句半真半假的话，有点开玩笑。阿秀听了不知道说什么好。晚上，刘勇或早或晚回来。阿秀听到大门哐啷的响声，然后听到熟悉的脚步，那是刘勇回来了。刘勇从炎炎的烈日下回来了，从秋天的雨地里回来了，从大冬天的雪地里回来了，一样带给阿秀温暖和惊喜”。如果说，曹向荣这种在叙述中的抒情笔调对作品意义的呈现是“龙”，那么，“结婚照”在作品中对结婚、对男女情感真义的揭示的象征意义，确有画龙之后点“睛”之妙：那就是什么才是结婚的“证书”，什么才是结婚的“影照”，是被社会所认可——结婚证书、结婚照就是这种认可的证明与呈示——还是两个人的实际的生活。

    西谚云：嘴唇在不能亲吻时，才去歌唱爱情。越是现实世界中所缺乏的，读者就越是要在文学的世界中去寻求，这正是曹向荣作品的魅力所在。在今天这样的现实“语境”中，更使曹向荣作品这一“语词”由于读者在阅读中，自身现实情感的参予，所以，具备了更多更丰富的“语义”，也使作品具有了大大超过作品内容本身的现实意义。

    较之曹向荣的《结婚照》，陈春澜的中篇小说《月光牡丹》则将温情、博爱的情怀，直接引入到了现实的平民的世俗生活之中，并因之给读者以深深的感动。小说写了一位盼子成功的失去丈夫的独身母亲的悲凉命运与情感世界。罗青是一位医院的护士长。年轻时，因为种种原因，她没有如同她的妹妹或者医院中的大夫那样，读大学之后找到一份受社会尊重的体面的工作，这成了她的一个心病。她把自己未能实现的愿望，全部放在了儿子身上，丈夫的去世，护士长职务的失去，更强化了她的这种愿望。但儿子却连续三年未能考上她理想中的大学。为此，她送儿子出国读书，并为之不辞劳苦，在本职工作之外，又兼课，又兼营刺绣，以赚取更多的费用以支付儿子的出国费用。但最终却由于儿子不争气有负于她的愿望而服了安眠药以寻求解脱于烦世。你可以说罗青的愿望是卑微的、庸俗的，但作者却给了这样的有缺陷的小人物以满腔的理解与同情。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段以来，我们过多地受法德俄思想体系的影响，受我国传统伦理道德“修身”“圣人”思想的影响，追求理想人格，完美人格，追求生命价值的无限，并将之设为大家应该追求的做人目标，并将之作为对有缺陷的现实人生做现实超越的思想武器。在价值论上，我们不承认生命有限性的合法性存在，不承认有缺陷的普通人生日常生活的的价值性的存在。我们的“爱”是一种“有等差”之爱，而不是一种“博爱”。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受我们思想资源价值资源的影响，我们没有重视甚至没有认识到：凡人与超凡的人，将自己的价值目标定在自己个人的日常世俗的生存的人，与将自己的价值目标定在为了一个宏大理想而献身的人，他们作为个体生命的社会价值的大小可以有所不同，但作为一次性的、不可相互取代相互通约的个体生命，在个体生命自身的存在价值上，他们是平等的，他们都有各自生存、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读老舍的作品，你可以强烈地感觉到，老舍是将他的满腔同情与理解，都给了那些生命形态有缺陷的普通人，并因此给了我们以深深的感动，并因此温暖了柔软了我们在残酷的现实社会生存竞争中渐渐变得象钢铁一样坚硬的心灵。陈春澜的《月光牡丹》其意义也正在这里。如果说，老舍曾经因此而倍受诺贝尔文学奖的垂青，那么，我要说，这样的一条价值脉系，是我们通向人类之爱的我们不曾熟悉但却是我们应该熟悉的一条康庄大道，也是我们在被普遍认为生活失去了诗意的今天，在生活的散文中，让生活具有诗意的家园所在。

    孙频近几年来创作甚丰，她的《合欢》《鱼吻》《耳钉的咒》等，以“她世纪”下的新一代女性叙事而为文坛所称道。2012年，她的创作势头更健，发表了11部中短篇小说，且有6篇为各种选刊或小说年选所选载。在写作的价值立场、价值姿态上，孙频与上述几位女性作家的写作，基点大体一致，但在表现形态上，却有着较大的不同，具有更为丰富、鲜明的新一代女性所独具的时代新质与特征，给我们以更多的言说空间与解读的难度。譬如《隐形的女人》写一位纯情的出身贫寒的艺术系的女大学生郑小茉，在与城市里的艺术家兼老师的情爱生活中，受到了现代都市利益与欲望对纯情的致命伤害，从而变身为娼妓，在娼妓生活中，对抗都市现实情爱生活中的虚伪与冷酷。作者又将这样一个人物，嵌入到一位三十多岁未能找到情爱生活的女博士向琳与一位三十多岁的男性医生李湛云的庸常的恋爱生活中，而又让女博士向琳在与男医生李湛云的恋爱交往中，在未与郑小茉相见时，即无时无刻地感受到了隐形中的郑小茉的存在。小说结尾的三个人的青海之行，郑小茉的死去，向琳与李湛云二人关系的远去，则将对现代人情爱形态情爱观念的拷问，推向了极致。孙频的小说，越来越偏重于喜欢设置矛盾、冲突超常的背景、情境，并在此背景、情境下，写奇异的超常的男女之情的“烈度”，使小说写得极富“张力”，从而构成对繁复的社会现实与人生的深层揭示与价值质询。

    与孙频小说在女性价值立场、价值姿态的表现形态上有异曲同工之处的是李燕蓉。譬如她的《春暖花开》通过李军、张小娟、刘舒三位女性与艺术家王湘的情感纠葛，主要是通过李军与王湘的婚爱，写作为对现实生活超越的艺术对现实日常生活的诱惑与冲突。在这其中，艺术对超越现实生活的浪漫性与女性的生命形态、追求是相一致的，但又因其对社会现实的超越性、浪漫性而与现实人生发生冲突，这正是这部小说所写内容多情而不滥情的原因之所在，这也正是这部小说能够体现女性作者通过写男女情爱生活而又不仅仅止于情爱而是以此揭示人生本体构成之复杂性之所在。作者通过李军对王湘的倾慕、斗争、包容，将女性面对这种复杂性面对此种无奈的情怀，揭示得纤毫毕现，篇幅不大但艺术含量十分丰富。

    相较小岸、曹向荣、陈春澜们，孙频、李燕蓉们更愿意用尖利的锋刃，划破社会现实、人生的表层，面对鲜血淋漓的真相，显示女性的温情与博爱的情怀。

    山西女作家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以其实绩，迫人不得不予以正视，刮目相看，同时，还有一个“刮目”即以什么样的“目”去看，以什么样的标准去衡量的问题。

实力派作家  正欲更上层楼

本文的实力派作家，主要是指山西近年来已经取得相当成就且有可观的发展前景的一批男性作家，如李骏虎、王保忠、杨遥、陈克海、闫文盛、手指、杨凤喜、韩思中、李来兵、燕霄飞等人。本章主要对他们的创作进行评介。

吕新、王祥夫、彭图、毛守仁、张行健、韩振远等人，或出道、成名较早，或从散文而转向小说写作，我在评介上述实力派作家之前，先行将他们本年度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作一简单报告。在本年度，吕新刊发了中篇小说《灰蓝街》，彭图刊发了中篇小说《楚楚》，毛守仁刊发了中篇《房东舅的连当》，张行健刊发了短篇《石头花开》，他们的创作，延续了自己的一贯风格，文坛多有熟悉，在此不赘。王祥夫、韩振远本年度也有中短篇小说发表。王祥夫近年来在中短篇小说创作上投入甚多，且以底层写作而为文坛嘱目，韩振远在散文创作上，早有盛名，今年发表中短篇小说四篇，且有两篇为选刊选载，所以，在此略作评介：王祥夫的短篇《归来》，青年评论家张艳梅对此曾有非常精辟的概括：“小说以（在外打工的农民工）三小（回家乡奔母丧）‘归来去’为主线，写了三个核心情节：三小断臂，王伯领牲，遗产分配。这些情节被放置在当下中国的现实生存之中，作者见微知著，让我们对时代和社会生活充满冷静的思考和强烈的质疑”“在这个时代，多少人背井离乡，并非为了理想，而只是生存所迫。面对时代的幽暗，有人选择歌功颂德，有人选择视而不见，有人选择发现和反抗，王祥夫无疑属于后者。小说中的三小是被损害者，然而找不到罪人，也没有真正的补偿，只有空荡荡的衣袖在风中起伏，作为对生活的控诉。三小的遭遇是典型的中国式悲剧，飞速发展的经济快车，把无数人碾在轮下，各种灾难中死伤者甚众，人们都已司空见惯。王祥夫拒绝漠视，他不肯向庞大的时代阴影投降，他抓住那些不幸，把人们内心痛苦的汁液倾倒出来，没有正面哭诉，那些隐忍的哭不出来的疼痛，弥漫在生死之间，让我们看到了血泪横飞的生活真相。小说平静地面对痛苦的深渊，笔墨俭省而充满张力，这里面的追问是超越生死的，文字含蓄而有锋芒”这是对《归来》的评述，由此，也可以收到对王祥夫的小说“以一斑窥全豹”的效果。韩振远从散文转入小说创作，出手不凡，譬如，他的中篇小说《西马村枪事》以乡民赌博时偶得枪枝而为公安所追踪为线索，尽写平静乡村因外来干涉而造成的动荡及在这动荡中的乡村生活、乡村的男女之情。他的中篇小说《盒子枪》写陈半耳仗义出手救下翠花后用计砸死了日本鬼子并夺走了日本鬼子的盒子枪后，因急于出手盒子枪使自己摆脱穷困的境地而结识了雷哼哼，后来陈半耳出事，雷哼哼半夜救走了陈半耳，但在救走陈半耳的当天夜里，雷哼哼由于没有约束好手下，发生了孟胡子强奸翠花使翠花发疯的事情，后来雷哼哼被处决。杨小凡曾对此作有过比较中肯的评判：“小说有义的呼唤，有情的渲染，有历史的沉淀，有仇恨的积累，而且写作气势蔚为大观，可谓精彩好看。”

刘慈欣的小说创作，在山西是个“异数”，颇应给以足够的重视与研究，我在这里也勉强将其归类于本章。刘慈欣本年度在《人民文学》刊发了短篇小说《赡养上帝》并因此而获首届柔石短篇小说奖金奖。这篇小说写被称为“上帝”的外星的老态龙钟的老人来到中国的乡村，为中国乡村的家庭所赡养的故事。最初，因为有金钱的补贴，有新鲜的感觉，这些“上帝”颇受欢迎，但随着赡养老人的麻烦，而为乡民们所厌烦，直至这些“上帝”要离开地球时，乡民们才真正由此领悟到宇宙的浩渺，人生的真谛。这篇短篇同刘慈欣的科幻长篇小说一样，宏伟大气、想象绚丽，成功地将极端的空灵和厚重的现实结合起来，同时注重表现科学的内涵和美感，兼具人文的思考与关怀，创造出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幻文学样式。美国学者王德威更是从乌托邦、反乌托邦、异托邦三者关系的角度，对他的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位置，作了高度的肯定。王德威认为：在现实世界里所不能实践的憧憬或是梦想，在乌托邦里有了实践的可能。反乌托邦就像乌托邦一样，也是文学创作者介入现实、干预历史的一种手段。只是在反乌托邦那里，所有的情境似乎都更等而下之。异托邦指的是我们在现实社会各种机制的规划下，或者是在现实社会成员的思想和想象的触动之下，所形成的一种想象性社会。这可能和乌托邦有一些关联。但乌托邦是一个理想的、遥远的、虚构的空间，而异托邦却有社会实践的、此时此地的、人我交互的可能。在王德威看来，刘慈欣作品的价值就在于，它以无限的科幻想象力，不断地在乌托邦和恶托邦之间，创作各种各样的异托邦。王德威认为，这是刘慈欣的作品之所以必然存在、必须存在的绝对意义。在中国久远的历史长河中，一向是特别注重现实生存，现实感极强，而缺乏超越现实的空灵想象，“子不语怪力乱神”也。在山西尤其如此。所以，刘慈欣科幻文学在山西的出现，是一个令人费解的奇迹。

在对王祥夫、刘慈欣等人在2012年的中短篇小说作了简要回顾之后，我们就可以在本章对山西实力派作家在2012年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作重点评介了。

李骏虎在本年度发表的三部中短篇小说中，最重要的自然是中篇小说《弃城》了。《弃城》以真实的史实为写作基础，写阎锡山部下的一个旅长，带领自己的部队，在自己的家乡——隋唐时代所建的极为险要的军事要塞打击日本侵略军的故事。史料的引入，地理景观的如实再现，事件的构成，都显示出作者力求给读者以历史史实真实感的努力。小说的内容是坚实的，故事是引人的，人物性格的塑造也是生动的。但作品对于李骏虎创作的真正价值不在这里，也不在于将一度被遮蔽的国民党实力派在抗战中的真相予以“敞亮”——这样的作品在国内已然大量出现，且写作成功者也为数不少，《弃城》在这方面并没有大的突破。这部作品之于李骏虎的意义在于，李骏虎在对现代都市中青年一代人的现代生活及中国乡村生活作了大量相对成功的描写之后，试图从《弃城》入手，走进历史的深处，洞悉历史的真相，从而在观察今天多样、浮躁、平面的的社会现实时，具有历史纵深感的眼光作为支撑，因为只有具有历史的纵深感，才能对现实作出更准确更有力的判断。中国一向有文史哲不分的传统，文学是对一个历史时段真相的揭示与洞悉，且在这种揭示与洞悉中，蕴含了社会、人生的哲理。克罗齐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于历史的关注，正体现了李骏虎打通文史哲，打通古今，并籍此以用文学更深入地进入、理解今天现实的努力。李骏虎的小说创作，从写现代都市一代青年人的生活，到写中国乡村的人与事，再到写中国的政治历史，从不同的写作向度、内容，来训练、提升自己用文学来对社会现实、人生进行发言的话语能力，这对许多将眼光拘执于某一地域而又自以为是学习福克纳的山西作家来说，是有着启示意义的。

王保忠以写现实的乡村生活及底层人物而著称。本年度他发表了十三篇中短篇小说，且保持了自己的写作水准，又获了全国首届郭澄清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奖，可以算作是一个创作丰年了。他的《何康的最后一条新闻》写一个小公务员，为着现实的生存，在工作中，兢兢业业、含辛茹苦、忍辱负重，在人际关系中，谨小慎微、费尽心思、倍受煎熬，又通过他对文学的喜爱，写他为庸常生活所折磨的痛苦。他的短篇小说《忍冬果》写乡村贫穷女子夏冬果，丈夫在外打工，本人为乡间暴发户所奸污怀孕，却又投诉无门，无路可走、可去的酸辛遭遇。一中一短，或县城，或乡村，却都写的是底层小人物的酸辛生活，现实感极为真切，现实性十分强烈，很能引发读者的共鸣，与山西重现实生存重民生关怀重凡人俗事的写作传统一脉相承，很能够体现王保忠的写作特色，王保忠也正是因此特色而颇得文坛好评。但似乎有几年了，王保忠的小说创作似乎一直在一个水准线滑动，似乎是处于一个瓶颈上，等待着阿里巴巴的敲门声，等待着化蛹成蝶。

王保忠的小说创作在山西是颇具代表性的。既以本年度的山西中短篇小说创作来说，房光的《龙咀》、常捍江的《申柏岩的树》、燕霄飞的《活化石》、韩思中的《挣挣扎扎》、杨凤喜的《在阳光下奔跑》等等，在创作范型上，就都与此相似。譬如房光的《龙咀》这篇小说写了当下的乡村，虽然丰收在望，风景依旧，但乡民们却弃乡而去，只留下了孤寡老人。作品通过两位孤独的乡下老人，写出了美好的乡村正在被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所遗弃。小说通过对成熟的庄禾的描写，通过对乡下老人对乡村的依恋，对自己生命过程的依恋，对自己生命在岁月中流逝的感触，通过两位老人的孤独感，通过对两头牛的描写，对这种被遗弃的悲凉作了尽情地展示。不仅在创作范型上，就是在创作历程所面对的问题上，王保忠的小说创作在这批作家中，也是颇具代表性的，譬如，常捍江、房光等人，小说笔力依旧，但与作者近二十年前对乡村的把握与感受，似乎没有新的突破。我们当然不能要求作家的创作一部比一部好，一年比一年好，作家的创作有一个自身的积累、转换、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与规律，但长期地在一个水准线上滑动，恐怕还是要对此有所审视与反思的。

杨遥的小说，在山西小说界，似乎有其自己的独特之处：写的是底层人的生存状况，却时时用了西方现代派的手法，并因了这一手法的运用，深化、丰富了其小说的内蕴，且使其小说的意义，有了超越现实具象的抽象的形而上意味。他的小说集《二弟的碉堡》的一大特色就在这里。本年度他的小说，这一特色似乎更为鲜明。譬如他的短篇小说《白马记》作品写了一个神奇的流浪汉的形象。在一个“恶”得以横行的社会，大众怕无赖怕暴力怕丑恶，于是，无赖、暴力、丑恶成为了社会流行的“时尚”，成为了“美容”的“标志”，而善良、忍让却成为了无赖、暴力、丑恶得以横行的“温床”，这就是王二、孙三、赵七、白牡丹形象的塑造。流浪汉“以恶制恶”，把善良、怯懦的赵七“美容”成了“一个满脸横肉的人，额头上还有一道闪亮的刀疤……虎口上多了一个吐着信子的蛇头，捋起袖子，一条青色的大蛇盘在他胳膊上……鼻子歪了，耳朵少了半截，眼睛里闪着凶光”，于是，凶神恶煞一贯欺负赵七的白牡丹的丈夫、把凶神恶煞的孙三吓住的王二等恶人，纷纷下跪于赵七面前。但作者让流浪汉“以恶制恶”并非是让恶横行，而是以此为手段，让善良、美好，去掉怯懦，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得以实现，这就是白牡丹由“白”而“黑”再由“黑”而“白”的脱胎换骨的过程：“像变魔术似的……她（白牡丹）身上的黑色消失得干干净净，连脖子上的那块黑痣也没有了，白得像鲜藕，嫩得像水豆腐，皮肤婴儿一样。她的美照亮了大家，人们发现自己都变丑了”。人们为什么发现自己都变丑了？那是因为人们都没有经历过赵七、白牡丹这样的“脱胎换骨”的过程。特别值得称赞的是小说的结尾，当新的现实到来之时，当大家去寻找流浪汉时，“流浪汉像他的白马一样，无影无踪”。那就是说，虽然流浪汉在“以恶制恶”的过程中，赋予了“恶”以存在的、手段的合理性，但当善良、美好的目的达到后，亲手创造了这一新的现实的创造者，却没有了存在的合法性。这篇小说让人想到了鲁迅的“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而将“杀”“憎”置于“生”“爱”的前面的人生哲学；想到了鲁迅的让曾经“被吃”也“吃过人”的狂人，发出的“将来的社会，容不得吃人的人存在”的“呐喊”；在这“呐喊”声中，也体现了埋葬了“吃人社会”却在这一埋葬完成时，在新的“不吃人社会”中没有了自己存在合法性、自己存在位置的“狂人”的牺牲、奉献精神；想到了我们在革命的过程中，曾经怎样因为认识不到这一点，因而将革命过程的“手段”在“目的”实现后，仍然却让“手段”合法化，从而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想到了因为这一灾难性后果，从而在“目的”实现后，对“手段”合法性给以否认的幼稚。杨遥的这篇小说，结构紧凑，语言干净，象征手法与作品意蕴的深刻、丰富水乳交融，很有些“经典”的意味。

陈克海、手指的小说，更多地体现了现代都市一代青年人，不再如同他们的前辈那样，在大時代中成長，成就了宽广深邃的胸怀和透澈的智慧，而是在无法自己作主人的多元变动世界，体会断裂和碎片式的人生。他们的小说，具有更多的与山西文学传统不一样的创作新质，值得我们给以充分地关注。譬如陈克海的中篇小说《都是因为我们穷》，南帆教授曾对这部小说有着十分精到的评述：“年轻一代什么时候与历史中断了联系？这或许是一个大型的社会之谜。《都是因为我们穷》可以充当另一个例证。乔飞、朱丽、王玉瑶几个年轻的房客相聚在一幢破旧的出租房里，分别对付自己的烦恼。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那些亭子间穷困而又满怀憧憬的文人不同，他们丧失了任何雄心壮志而仅仅存有若干琐碎的欲望：小小的虚荣，短暂的情欲，彼此关怀与彼此窥视的混合，轻微的挫折和失望——乔飞试图摆脱失恋，朱丽试图与一个有妇之夫成婚，王玉瑶试图找个人嫁出去。他们之间如此熟稔同时又不感兴趣的理由是，这些平庸的小人物无力改变自己和对方的命运，哪怕仅仅是从破旧的出租房移居到一个稍微宽敞的寓所。除了嫁入一个富庶的人家，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方法。乔飞的研究生学业也是一个无奈的过渡——学历对于他的求职、购房以及如何设计未来没有太多的帮助，所谓的学术知识无法修正他的生活，使之汇入一个历史目标的伟大轨迹”。“（小说主人公的）爱情遭遇背后不存在历史大事件。历史仿佛在某一个高度铿锵运行，无足轻重的凡夫俗子没有资格参与——他们只能瑟缩于边缘地带，咀嚼一己的小小悲欢”。“这是对年轻一代的不满和非议吗？不，我仅仅在陈述他们的历史境遇。年轻一代早就听说过各种励志警句、格言包装的哲理和前辈的成功经验，但是，这一切无法插入他们的生活，非凡的奇遇都是别人的故事”。手指的《小县城》写出了小县城的世俗百态，却又在对这世俗百态的观照、描叙中，体现了一种现代人的生命观。还有杨凤喜的《朋友》，郑润良曾对此有过比较到位的评介：“《朋友》拷问的是现代中国人的伦常观念。‘朋友’曾是中国人传统五伦中的重要一伦，桃园三结义、朋友妻不可欺等等，都是中国人津津乐道的。《朋友》则为我们演绎当代版的友情伦常故事。‘我’是李北斗心中最要好的朋友。当得知李北斗意外车祸死亡的消息后，我本该第一时间前去帮忙处理。仅仅因为老婆的阻止、怕沾上晦气，我回避了。之后，我一再避开老婆单独与李北斗老婆苏文雅接触，虽是怕老婆疑心多事，潜意识里却也暗潮涌动。苏文雅堕胎、搬家，表明她已决定忘记李北斗，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在这个健忘的时代，再深刻的感情，不管是爱情还是友情，只要与利益相悖，都注定要被遗忘”。

山西的实力派作家的创作，成果斐然，正欲更上层楼。

新作者　　亟需培养发现

本年度山西中短篇小说创作中，涌现出一批新作者新面孔，如绛云、邓学义、邓瑞芳、刘宁、李金桃、曾强、柳敏、郑非凡等等。这里所说的新作者，主要是从创作经历及创作成就而言，与作者年龄无关。

新作者的创作更多地受到了山西文学传统的影响，从现实生存实际出发，贴近、描摹现实生活，强烈关注社会现实问题，较少意蕴与形式新异的独创，因之，本年度新作者的写作，没有一鸣惊人之作，但却不乏可圈可点之处。譬如邓学义的《东庄里点灯西庄里明》写当下倍受大家关注的农村基层的选举问题。作者对农村基层中的选举中的问题、矛盾，在选举中所体现出来的乡民们的心态，有着深入的体察、了解，并在作品中作了非常细致、生动的描写。故事也写得有声有色，波澜起伏。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小说的结尾：在选举中各方力量的竞争、制衡下，乡民们的利益终于得以逐步地实现，并因了这种实现，强化了乡民们的自我利益的保护意识、乡民们的民主意识、乡民们对民主权力的重视意识等等。中国乡村的民主化进程，大概就是这样在曲折中在芜杂中，得以慢慢推进的吧。绛云的《哑炮》写政府与民众关系的错位与紧张，这也是当今非常突出的社会问题。民众更多地为自身的利益、欲望所左右，譬如小说中的老梁，其男性生殖器因年轻女性的抚摸而反应剧烈；其对木炭、硝胺的购买，是因了生计的需要；其与城管的冲突，是因了自家生意被强行管制等等，但政府却从对国家治安“维稳”的角度考虑问题。因之，在错位与误解中，导致了政府与民众关系的“恶化”与“紧张”。这一关系的恶化与紧张，不是一开始就形成的，而是在利益分配的冲突中，逐步形成的。小说对作为国家形象代表的刘处长与作为民众形象代表的老梁的关系设置，就非常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二人在利益相同时，在历史上，原本是密友，但后来，由于社会地位的差异导致的利益的不同，二人在现实中的关系就越来越远了，甚至在表面的亲密一致下，是实质性的对立关系：刘处长就是以亲密的形式，对老梁进行监视。小说对现实的批判性不可谓不深刻，但由于作品在“错位”中的喜剧效果，由于作为监视老梁的政府代表形象刘处长与老梁多年密友关系的设置，又使这种强烈的批判性，充满了善意。邓学义的另一篇小说《回家过年》也写得不错。作品写在外打工的民工回家过年的感受：在外打工的经历，让他们对家乡的打量，具有了一种不同的眼光，却也因为在外打工的经历，让他们对家乡凭添了一份不曾有过的归宿般的亲情，但最后，回家过年的民工，仍然还是告别家乡，再次走向外出打工之路。社会生态环境的变化及这一变化给人生形态、情感的变化，流淌在作品的字里行间。更为重要的则是，百余年来，中华民族在文化形态上，总是在不断地外出及不断地回家的历史旅途之中，于是，这种情感形态的感染性，就使这部小说具有了超出现实层面让作品具有一种历史纵深感的可能，只是这种纵深感，作者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因之，也就笔力不到，少有描叙。这种“平面性”的缺陷，是近距离关注社会问题的小说中所普遍存在的，既如前述《东庄里点灯西庄里明》《哑炮》中，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因之，这种近距离关注社会问题的小说，虽然因其对社会问题的近距离关注，容易在短时间内，引起读者比较强烈的普遍的关注，但时过境迁，作品的生命力就受到了影响。也因之，这类作品，常常在艺术表现力上，受到批评。这是写作这类作品的作者不能不对此给以重视的。

作家不是培养出来的，但通过氛围的营造、写作的指导、条件的创造等等，却有助于作家的形成与成长。山西固有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传统是否能够比较强劲地承传下去，离不开一大批新作者的形成与成长，反过来说，中短篇小说的创作，也有利于新作者的形成与成长。山西一向有培养文学新人的传统，这在中短篇小说创作中更为明显。还想重复补充一点的是，文学新人与年龄无关，时闻海外有七十岁老翁获文学新人奖的新闻，日本退休老人从事文学写作几成常事，惜乎这一风气尚未东来。山西文化老人写回忆录者有之，但步入老年从事小说创作者，未曾闻及。

问题与思考

第一，女性作家的创作定位问题。在中外文学史上，有一类小说，是以各种现实与非现实的手法，以再现社会历史事实的博大、厚重、丰富见长，并在其中，体现了人生形态的气象万千。还有一类作品，以揭示人类精神、思想、感情的深刻、丰富、博大取胜，这后者又以揭示人类的某种生存、存在形态或以私人性日常生活作为其载体与依据。遗憾的是，许多论者常常以前者的标准作为衡量后者的依据，从而得出后一类小说较之前一类小说，眼界不够阔大、内容不够厚重、文风不够大气。如是，写作后一类小说的作者，就只能成为优秀作家而不能成为大作家。对女性小说创作价值轻视的根源之一，也正在这里。更有甚者，会强调女性作家走出自我，去反映更广阔的社会历史现实内容等等，以提高自己的作品分量。如是，女性作家明确自己的创作价值的定位，从而坚定自己的创作立场创作信心，就不是一件无关轻重的事了。

如果设置一架天平，在曹雪芹《红楼梦》那里，左边是女孩子的晶莹的清泪，右边是大清的社稷江山；在张爱玲《倾城之恋》那里，左边是一个城市的毁灭，右边是一对俗世男女并不理想的婚爱；在孙犁《荷花淀》那里，左边是女性的情态心态，右边是战争的进程；在茹志娟《百合花》那里，左边是琐细得不能再琐细的日常关怀，右边是战火硝烟；在王安忆《长恨歌》那里，左边是一个普通女人的一生，右边是上海的百年，如此等等，作者们的侧重点都在天平的左边，这是因为，他们要通过左边“拼命求告那被中国历史判为不可能的然而却是神圣的东西，要拼命与‘人间正道是沧桑’的历史法则抗争，拒不承认它的绝对力量的精神意向”。正因此，这些作品在全面拒绝社会现实法则及历史运行对个体生命的消损中所体现出来的力度及作品因之而体现的深刻、厚重，是那些单单再现、摹仿再广阔厚重的社会历史现实的作品、是那些单单以揭示社会本质历史规律为己任的作品，所无法比肩的。不是说，女性作家就一定要写作前述的后一类作品，写前述前一类作品且写得好的女作家也大有人在。只是说，明了了这一点，有助于山西的女作家更为明确地认识到自己文学创作的分量之所在，有助于增强她们创作的自信心，有助于她们更鲜明地形成自己的特色，并因之给山西的黄土地带来新鲜夺目的色彩。

第二，多元共生与混合话语。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一体化的信息时代，多元共生相互生成是我们的生存、存在形态，表现在精神产品方面，则是混合话语的生成。尽管信息高速公路在山西也四通八达，但由于传统的强大惯性力量，由于现实实际生存中形态的相对单一，山西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中的话语形态，也未免有些单一。这种单一性，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是描叙的内容有些单一。许多新出现的社会人生现象没有出现在我们小说家的笔下。中国当今的社会转型期，在许多方面，与市场资本经济进入中国的1930年代颇多相似处，但你只要看看1930年代中国文学内容与形式的丰富性，就可以感觉到山西的中短篇小说写作在这方面，还是有些单一了。举个生动的例子：去年，一位研究马列的权威的女弟子，以纪实的文字，公开了她与这位权威的情爱及性交往，其对时代体征社会症候的揭示，就是许多小说家所不及的。其次，作品所写人、事的价值向度也有些单一，或是乡村形态，或是底层形态，或是都市青年一代漂泊者，或是失落的文明的体现者，文化符号的标识成分有些明显。人、事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往往是社会某一种“力”或某几种“力”作用的结果，而不是不可解说的“合力”下的产物。有些“席勒化”而不够“莎士比亚化”，单一有余，“混合”不足。再次，作品所写人、事价值向度的单一，与作者价值观念的单一密不可分，作者价值观念的单一，又与作者生态的单一、作者文化视野的不够广阔密不可分。

第三，对山西实力派小说家、女性小说家研讨不够。就对山西文学的研究而言，山西学界、文学评论界似乎更愿意对那些已经非常著名的作家投入更多的研究精力，而对前述山西实力派小说家、女性小说家则研讨力度不够。但对前者来说，对其的研究更多地是锦上添花，而对后者来说，则是雪中送炭。对山西实力派小说家、女性小说家的研讨方式，也有值得进一步改进的地方。譬如，虽然开了小岸、刘慈欣的研讨会，开了孙频、手指、闫文盛的研讨会，且在会上对这些作家的创作作了充分的研讨，但这些研讨成果，却没有能够形成系列性的或是成组的论文，在有影响的各大刊物上，在一个时间段内集中刊出，而如果能够作到这点，对这些小说家的创作及文坛、公众对他们的认可，当是极大的推动。

山西中短篇小说创作所面临的问题，自然不止这些，而且，口头说说，提出问题总是容易的，实际运作，解决问题，却是难上加难的。然而，能够以此抛砖引玉，引起大家关心、参与的热情，也就足够了。

　　作者简介：傅书华，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山西重点扶持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方向带头人，原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赵树理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作协全委会委员。

    1953年生，祖籍河北唐山。1981年毕业于晋东南师专中文系。新世纪在河南大学文学院师从刘思谦先生攻读博士，2004年毕业，获博士学位。1971年在山西屯留果树场做农工。1981年后在高校中文系任教至今，并任中国赵树理研究会副会长，山西省作协全委会委员。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200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2005---2010年任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职务，现为省级学科带头人，开设《20世纪中国文学的精神家园》《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中国当代文学》等，研究重点为山西区域文学、女性文学、十七年文学等。

    研究成果著有论著《山西作家群论稿》、《蛇行集》、《从个体生命视角重读十七年小说》，国家教委统编教材《中国当代文学》（合作）等。论文《细读十七年小说中个体生命的碎片》获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二等奖、山西省人民政府赵树理文学奖，《心灵的迷狂》获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二等奖。在《文学评论》等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近百万字。主持国家和省级科研项目多项。

2012年山西中短篇小说发表不完全统计表

(2013-01-04 10:30:05)转载▼

本文来源：作者提供；本文作者：傅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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