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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阳泉国军军官的婚姻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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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阳泉市矿区平潭街人，今年93岁，现今是村里年龄最大的老人。能活到这么大岁数，得益于国家盛世、社会安宁、后辈照应、精神愉快。 回忆自己的婚事，挺曲折，还有意思。讲出来，也不怕大家见笑，反正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我家兄妹七人，那时重男轻女，两个姐姐不算排行。数我最小，奶名“小五狗”，爹妈非常疼爱我。 我出生在民国八年（1919年），14岁就有了媳妇。那时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已二十多年了（太原道注：应为八年），但阳泉封建习俗依旧。农村还兴早娶早嫁，女孩裹脚，包办婚姻。14岁的我还是个少年，就给我娶了个13岁的女孩做媳妇。 娶媳妇倒没什么，迟早都要娶，可我俩太小，都觉得害羞，四个嫂嫂常拿我们开玩笑。那时，我在离村二十里的赛鱼村五高住校读六年级。每次回家，被嫂嫂们这个推那个拉的，硬把我俩往一块摁，我们两个盘红脸躲也躲不开。嫂子们开心，我妈也搀和：“大狗家，把他们的铺盖搬到小西房去。”可又过一两天，又让二狗家给搬开。还说小孩子常在一起作甚哩，反正来回说都是我妈的理，可把我们羞煞了。婚后三年了，也没有孩子。嫂嫂们依然在窗外听房，有点动静窗外就是一阵笑声。 读完高小，我考上了平定中学。县城的气氛就有变化了，平定中学招收的都是男生，平定师范招收的全是女生。不知怎的，我们班突然来了三个女生，那可成了全校的奇闻。老师上课她们跟着来，老师下课她们跟着走，也不和同学交往。三人相貌标致，男同学们议论她们是校花。到了初中二年级，遇到礼拜天不回家，我便站在城墙上看师范学校的女学生。见人家大脚大辫，大方活泼，和人家一比，我家那个小脚小气，目不识丁又扭扭捏捏的农村老婆，就太差劲了。窝心呀！暗想以后要另成一个家，因此后来参加工作后，履历表“婚姻”一栏总填写的是“未婚”。 1937年，我18岁初中毕业，正值芦沟桥事变。不久，日军攻打固关，消息传来，阳泉乱了。我妈虽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村妇女，敌我界线却非常分明，生怕我被日寇抓走，于是凑了30块大洋，结结实实缝在我的内衣上，含着眼泪说：“五狗，你走吧，日本人来了，你就不要回来了。”我老婆也忍着泪，说不出话来。 离开阳泉，我先到太原，又辗转洪洞、西安，考入了中央军校（黄埔军校）第一分校，毕业后分配到15军64师381团，加入了国民党军队跟随部队抗日，历经艰难曲折。1945年日本投降时，我到了40军。当年冬天，部队驻扎河南安阳，我当时是营指导员，已是29岁。同事们都知道我“未婚”，于是给我介绍了一门婚事。女方25岁，家住河北正定，是个有钱人家的闺女。虽然家庭封建思想严重，不允许女孩自由恋爱，但她家仅有的两个女儿，都是初中文化，见过世面，不接受那套陈规戒律。大女儿逃婚，跑到安阳亲戚家，父母没办法，派二女儿去寻找，没料到平汉铁路（北京至汉口）因战事通不了车，二女儿被困安阳。友人给我介绍的就是这位二女儿，叫李丽娟。她同情姐姐，同时也在为自己的婚事发愁，最反感包办婚姻。父母提过多门亲事，她就是不从。这次出门，犹如小鸟出笼。我俩一见钟情，我见她亭亭玉立，文雅大方，早把老家婚姻的麻烦事置于脑后，爽快答应了。她见我年轻英俊，是军官又有文化，正是意中人，即刻表示同意。我俩情投意合，很快举办了婚礼。因是在部队，婚礼极其简单，也不置办家具，只办几桌酒席，众人知道了就算正式结婚，无须领结婚证。婚后生活甜甜蜜蜜，第二年就生下一女。 1946年安阳被八路军围困，我有了家眷，也就不安心了，借口去北平安置家属，到北平岳父家闲住了三个月。有心想弃军经商，结果不成，又在国民党十一战区司令傅作义新组建的新二军政治部充任中校教官。 当时，我二哥住在北平。他是个很能干的人，办事干练，最得我妈信任。父亲在北平做生意，在琉璃河开着染房，全靠二哥料理。由于常年在外，二哥就又找了个北京的老婆，可老家阳泉还有一个老婆，我妈也不追究，好言相劝让人家走了。 新二军驻扎在广安门期间，我去琉璃河看过二哥，但没敢说我又成婚的事。不知怎的，还是让二哥知道了。一天，他找上门来劈头盖脸给了我个难堪：“哈哈，你在外面老婆孩子都有了，老家的那个咋办？”他这一说，让我措手不及，我老婆更是一头雾水，因为一直瞒着，她气得不得了。但人家毕竟是有见识的人，立马转恼为笑，让女儿给二哥磕了个头，认了二大爷。见弟媳这么做，二哥的气也消了大半。饭后，二哥说：“那我回去就让人家走了吧。”此话正中我意，可给我卸了个大包袱。我心里也有底，因为二哥也腰杆不硬，他肯定会给我老家的老婆说好话。二哥走后，老婆和我生了一场大气，但对我忠贞不二，没几天就和好如初。 1949年1月31日，我随傅作义将军起义，北平和平解放，改名为北京。新二军接受解放军整编，我也上了华北军政大学，学习政治，改造思想。校长是叶剑英，校方对我们起义军官格外关照，开小灶不说，还安排我们和家属团聚，那叫“过礼拜六”。于是我又有了个儿子。在校学习一年，毕业后又转到公安部办的新生公学继续学习。后来说我有历史问题，1952年被判刑15年。那时的社会现实是一人有问题，全家受影响。为不牵连家人，我提出离婚，妻子不答应，非要等我刑满全家团圆。出嫁的闺女在娘家常住也不是办法，于是她带着俩孩子回到平潭街老家。我父母都不在世了，弟兄四个各过各的，妻子生活很无奈。接到她的来信，我坚定了离婚的决心，不能因为自己而耽误人家。离婚书判决两个孩子归她抚养。妻子改嫁，嫁给了一个很不错的男人。 我服刑劳动期间，表现不错，每季每年都得奖励，减刑三年，1965年获释，留在北京工作，后又下放到河北农村。1985年，北京法院复议，为我平反，肯定判我15年刑期为错误。1988年1月9日，北京军区和阳泉市人民政府给我颁发了起义军人证明书，还原了我真实的历史。 回乡后，有人告诉我，我的第一个妻子改嫁后也过得很好，她还捎话讥讽我说：“我现在是儿孙满堂，可他孤零零一个人，过下个啥。”我一笑了之，无怨无悔，因为有追求的婚姻才是有幸福感的婚姻。我虽是一个人单过，可过得充实，尽力为社会做些有益的事，两个儿女也不嫌弃我这个没抚养他们的父亲，还经常来往。侄儿侄孙更是孝敬。 耄耋之年，恰逢盛世，幸福降身，儿女走动，侄孙孝敬，政府关怀。我心情非常愉悦，真想当个百岁老人，和岁月一起见证百年历史，见证咱的国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步步走向繁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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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山西日报20121122；本文作者：王希贤口述 （翟玉玺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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