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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山西的灾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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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八年是中国的多事之秋，与日军作战本就艰难，但人祸伴随天灾，自1942年起一场惊世灾荒降临整个中原大地，河南、山西、山东、河北等省份都发生不同程度的苦旱，并伴有蝗灾、瘟疫；其中山西灾情持续三年之久。 【灾象环生】1942年山西各地灾荒频仍。首先是入春之后晋西北开始流行瘟疫。据4月2日《解放日报》报道：“晋西北静乐县一带……即有疫病发生，迄3月中旬，情况即见严重，据已证实者有天花、伤寒、鼠疫等病，不数日，即蔓延及于岚、岢岚等数县，死者甚众。”4月中旬，“河曲巡镇一带，发现极猛烈之鼠疫（即黑死病），得病的人吐血便血，短期内即死，附近居民死亡率已达百分之五十。”夏秋时节，晋东南各县均大旱成灾，亩均产量不足50公斤，蔬菜产量仅正常年份二成，四、五、六专区计有灾民35万人。 由于1942年冬雨雪量少，1943年晋东南地区持续大旱。其中，长子县连续两年大旱，秋夏大部无收，糠菜吃尽，树皮充饥；晋城县大旱至七月；左权县从农历五月十四日降雨后，直至农历八月初才又降雨，粮食减产七成以上；陵川县因旱灾饿死、病死达3万人；壶关县旱至五月方落雨，亦出现饿死人现象；平顺县从农历四月至七月无降雨，赤日曝晒，已种秋作物旱死，未种作物已不能种；泽州县二年连续大旱，夏麦歉收，复遭蝗灾，大旱至七月，又连续暴雨七日，秋大歉，树皮草根食尽，房产土地无售主，饿死病死人甚多，民众四散逃亡。所谓“旱生蝗虫潦生鱼”，武乡、左权、襄垣、榆社、祁县、平顺、黎城、壶关、潞城、长治、阳城、沁水等县在旱灾之后发生大规模蝗灾。“蝗虫起处，方圆几十里遮天蔽日，似乌云翻滚，连成一片，蝗虫落地处，庄稼顷刻被吃光。”灾患最为严重的高平县飞蝗伤麦毁秋，是年经过繁殖数量大增，铺天而下，田禾一空，全县饿死和逃亡者计15万人。1944年，山西旱、蝗灾害更严重，受灾地区扩大到17县。据9月1日《新华日报》载：“据山西省政府驻渝办事处讯：山西省新绛、汾城、临汾、襄陵、闻喜、稷山、安邑、曲沃、河津、汾西、霍县、翼城、万泉、荣河、临晋、猗氏、晋城等17县，惨遭蝗灾，日益严重，现在除晋城无法统计外，其余16县共被灾173编村，田306000多亩，最厉害的田陇间积蝗四五寸，秋禾蚀尽，民食无着，饥民达173000人。”据统计，阳城县饿死人数约为全县总人口数的1/4，逃亡者占1/3。壶关县1943年至1944年两年大旱，全县185个村25198户受灾，897人死亡，以大河村、杨家池村一带最严重；其中大河村186户855人中共计外逃21户165人、死亡108人，杨家池175户891人中逃亡数达到29户176人、死亡95人，而生者则以食树皮、草根勉强维生，甚至出现食死人现象。1942年至1944年山西自然灾害严重，再加上战争破坏，人民因灾而亡者极多。如晋城、高平、沁水、阳城4县饿病死者达9.4万人，尸体遍野，无人掩埋，不少人家由此成为绝户，更多人家则弃乡逃亡。特别是晋城、高平两县死难69980人，占两县总人口18.3%；逃亡人口更高达2/3。高平以南和晋城以北长90里、宽70多里的地区以及陵川和东丰县一带均变成“无人区”，陵川县13个灾情严重的村庄饿死和逃亡达2723人，占总人口36.9%。 【艰难抗灾】1942年开始的灾荒主要集中于晋东南太岳、太行两个抗日根据地，由于根据地条件艰苦、物资匮乏，再加上其他灾情较山西更为严重地区如河南等省受灾民众纷纷涌入（两区外来灾民达25万人，大约相当于边区所有灾民的1/6），抗灾救灾负担加重。为迅速控制灾情，边区迅速展开救灾度荒工作： 稳定社会，维持秩序由于边区连年受灾严重，社会秩序极不稳定，一方面晋冀鲁豫边区于1944年10月14日作出关于处理因灾荒买卖人口纠纷的规定：“自去年灾荒以来，买卖人口现象非常严重，有将自己女孩卖出做婢、做妾、做童养媳者；有把自己男孩卖出做养子者；有把自己的老婆卖出做妾、做婢或与别人为正式夫妻者；也有的妇女未经自己及其丈夫允许被婆家或娘家卖出者；还有的妇女自愿离开 愿离开家庭，到非灾区逃荒另找了配偶的……因之影响我抗日人民间的正常关系与社会秩序的安定。兹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形，适当地地处理此种纠纷。”禁止人口买卖条例的施行有效地控 有效地控制了人口买卖现象。另一方面对于外来逃荒的灾民，边区颁布《根据地外来灾民登记安置办法》并进行有效安置，“对于已经入境的灾民，按本地居民百分之三的比例安插，入户籍地灾民和本地灾民同等待遇”。通过有效地安置，外地灾民大量涌入边区所带来的社会隐患逐渐消除。据报道，当时“逃向太岳区20万、逃向太行区5万的外来灾民，都找到了他们的家”。 拨款赈济，救助灾民太行区在1942年秋收季节一次即给五、六专区减免公粮4.5万石，随后两年又减免公粮140500石，总计1943年全区公粮负担比上年减少1/5，太岳区于1943年秋对岳北、岳南被灾区减轻公粮1.5万石。1943年及1944年春荒期间，政府对太岳二专区士敏县所发各种贷款及救济粮款折合粮食总计5103石，比该县1943年全年负担粮款总额（合粮4760石）还超出7%。为解决受灾较严重的沁源县和沁县，边区行署拨款10万、粮食1000石赈济灾民。就当时边区财政收支状况而论，政府直接用于赈济的粮款数目巨大。太行区灾荒期间实际用于救灾的各种贷款达2000万元，赈贷的粮食包括动用公粮及运用贸易手段从西部非灾区购运到东部的调剂粮等共380600石，如以全区300万人口计，平均每人可得1.3斗粮食，而同期每人每年负担不超过3斗小米，即两年中人民的负担有21%都用于直接赈济了。 制定政策，奖励耕种若要抵御长达3年的大灾荒，政府拨款犹如杯水车薪，只可救一时之急，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受灾状况。于是，边区提出“生产救灾，自力更生”口号鼓励干部群众一同投入到大生产中，“以现有的财富，滋生更多的财富，以战胜当前的灾荒，灾荒一过，便会很快地恢复社会经济，做到有吃有穿”。为提高民众抗灾耕种热情，1942年8月20日《豫晋联办减租减息暂行条例》出台，此条例一方面缓和了租佃和债务矛盾，另一方面有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将租佃关系固定化，保障了租佃双方各自权利。此外，《条例》还鼓励提高生产效率，增加农业产量。太岳边区号召“彻底实行减租减息，正确解决土地纠纷，发动群众互助，展开热烈春耕运动”。1943年，边区政府提出“每亩地平均增产三升细粮”号召，提出“精耕细作”、“耕三锄三”口号作为1944年农业生产的努力方向。太行区更提出“耕三余一”增产目标，并为保障生产向灾民出借牲畜发放贷款、粮种、农具。1942年4月14日，太岳区政府确定办法出借编赊牲畜助耕，出借对象仅限被灾群众；安泽县拨款万元举办农贷，帮助群众春耕。1943年，边区发放春季贷款700多万元，其中农业贷款300万元、水利贷款235万元，并贷公粮20万斤、合作贷款50余万元，又贷棉花30余万斤，合价100余万元。太行区仅二、三专区就贷出高粱种籽200石，全太行区贷麦种2000石；偏城、左权两县由政府贷款所购置的大小农具达10976件；长子县将500石荞麦种子发放到各村帮助村民种荞麦度荒。 为鼓励民众生产，边区政府还采取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1942年春《春耕奖励法》颁布，全区以县为单位举行比赛，为要实现每亩地增加3升细粮目标，获奖群众可以获得各种农具。这样的比赛在边区时常开展，对提高民众生产积极性起到很大作用。此外，干部还下到基层指导农耕工作，提高生产效率。农耕时，基层还组织农民高唱《春耕歌》鼓劲，这首由王东林作词、林光谱曲的歌曲一时间唱遍晋东南，歌词是：“春天好时光哟，大家好开荒哟，我们要齐心协力多生产哟，军民有贷粮噢。春耕互助组哟，大家好精神哟，我们要深耕早种多用力哟，才有好收成噢。政府有号召哟，大家要响应哟，一亩地要多收3升细粮哟，农耕就是打东洋噢。” 此外，边区为保障足够粮食度荒，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发展生产。首先动用军队参加农业生产。1942年，太行全区军民垦荒6000亩；沁县甚至发动看守所中自新人全部参加生产。其次在1943年7月、8月太行山区下雨后，政府又抓住时机发出“争取十天突击晚熟庄稼及菜蔬的抢种、改种、补种和多种，度过灾荒”的紧急号召，“迅速动员群众起来，没有种上的，赶快抢种晚种食粮如荞麦、稷子等，以求能多收一颗粮食算一颗粮食多收一斤菜算一斤菜，，以便度过灾荒 以便度过灾荒”。经过努力，成效显，1943年仅太行五分区就收获秋菜0.7亿公斤。 厉行节约，互济互助开源也要节流，灾区民众在政府号召之下厉行节约。各机关团体及工厂、学校、报馆、书店、剧团、商店等单位人员节衣缩食以救济灾民。在太行区，每人每天节省口粮二两、一两或五钱，多寡不等，时间少则2个月，多则8个月。尤其部队机关有半年之久，每人每天食粮从一斤六两减至一斤二两或一斤。沁源县灾荒严重，太岳区甚至在全区范围内举行节食日扶济灾民。1943年秋天，仅太行部队采集的野菜就在百万斤以上，太岳部队从1943年后半年到1944年春节约救灾小米共达5.3万多公斤。 为进一步节约口粮，1943年9月5日太行区旱灾救济委员会发布《关于发动每个人储蓄一个月的代食品度过明年春荒》通知，动员群众采集野菜、野果与树叶，要求“政府群众团体都要组织力量保证每个人除吃以外并储蓄大量代食品，至少要储蓄够一个月吃（青的约150公斤，干的约30公斤），全太行区按150万人计算，可以顶2250万公斤粮食（每人按15公斤计）”。在政府号召下，各地采摘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如黎城县彭庄村500余户人家数日内采菜54000公斤，武乡县妇女王书兰5天采菜500公斤，左权县圪道村11岁儿童王会山3个月内采菜2000多公斤。经过努力，太行区一、三、五、六分区部队共采菜390500公斤，集团军总部每人每日均采菜五十多公斤，边区政府全体人员1个月采摘1.5万多公斤。 与此同时，互济互助运动也在边区广泛开展。互助包括地区间互助、军民干部间互助、乡里互助。为激发民众互助友爱精神，边区政府组织募捐团或救灾公演。在灾区，提倡“急公好义，仗义疏财，富济贫，有济无，亲戚相助，邻里互济”。如沁源五区令各村等价互助，牛户贱卖牛饷。在非灾区，提出“一把米能救活一家人，一斗糠穷不了一家人”口号，呼吁人们“打破地区的本位主义及落后的封建思想，关怀灾区同胞”。据不完全统计，太行一区1942年度通过募捐得粮即达630894公斤。各地存粮大户也在政府担保之下自愿将积存余粮低利借给灾民。蝗灾来临后，边区号召民众互帮互助，一同捕捉蝗虫。太岳区九专署提出“捕蝗一斤给钱两元”号召群众灭蝗。1944年自春至秋，“从挖蝗卵到打飞蝗，几乎连续了一年，全年最宝贵的生产季节，都与打蝗相伴随。参加打蝗的人共达百余万，费工达一千万个”，经过不懈努力，使全区因蝗灾而减低的收成控制在10%左右的比例上。 兴修水利，植树造林自1941年秋冬季节，晋东南地区降水量就极少，导致1942年开始长达3年的旱灾。度荒期间为保障农业生产，边区政府从1942年秋开始兴修水利工程，领导农民打井挖池、修河筑堤，不到一年时间太行区仅在漳河两岸就修筑了十几条大堤，开出滩地万余亩，最为著名的黎城漳北大渠长22里，可灌溉土地 3463.93亩，至少增产粮食1/3，灾民获得款280万元、小米72000公斤。兴办水利工程不仅有利于农业灌溉，更可以工代赈，为灾民提供可以换取粮食的工作，每名开渠石工日均可赚取1.25公斤到1.5公斤小米。 森林植被的覆盖有利于水土保持以及防风防沙等自然灾害侵袭，为改善边区脆弱的生态环境，边区自1940年开始就广泛植树。1942年大旱开始，根据地政府于3月15日发布《一九四二年度太行区农业生产计划》，“要求全区每人植树一株。各机关学校及地方武装集体种树，每人二株。发动群众普遍建立小型苗圃，大量培植树秧。同时进行明年造林准备工作，要求本年搜集树籽，能够播种十万亩。此外，恢复禁山禁坡五分之一至二分之一”。1943年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又向各直属局、专署、干校及联合中学发出《掀起植树造林运动》指示，动员植树造林，改善生态环境抵御自然灾害。 这场世所罕见的大灾荒，出现土地干旱、漫天飞蝗、瘟疫流行行等现象，在战时条件极度艰苦的情况下，通过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 过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不仅成功度过灾荒，将损失降到最低 将损失降到最低，，还同时吸纳安置了数十万外来灾民，给予受灾民众以生存保障，同时也为抗日战争取得最终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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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太原晚报20121223；本文作者：岳谦厚 翟一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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