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头街，因以宋太原城东门外的吊桥为街之起点而得名。
　　桥头街，东起五一路的棉布门市部，西至柳巷的六味斋，与柳巷南路衔连，与钟楼街相直。这条街长不足千米，宽大约十米，它与钟楼街和柳巷形成了太原市的商业“金三角”，直到上世纪的80年代。1956年后，经过公私合营，桥头街的铺子都易名为“门市部”。
　　让桥头街负有盛名的原因，还在于她集中了太原的风味名吃。无论是老太原人还是外地人，都会慕名来喝清和元的头脑、买六味斋的酱肘花、吃认一力的羊肉水饺、尝尝天津包子铺的“狗不理”包子……临走时不忘带一瓶宁化府的老陈醋回去。
　　当年，桥头街的中段有家“鱼铺”。少不更事的我们常去“光顾”。柜台是个石槽，里面有一些黄花鱼、带鱼、鲤鱼和墨斗鱼什么的。它的旁边是当时赫赫有名的 “文明池”，这里既是大人们讲卫生的最佳去处，又因为它巷道深深，于是成了孩子们夜晚捉迷藏的宝地。它的斜对面是家“红卫”冷食加工部。
　　在妇儿商场对面，是我接受启蒙教育的 “桥头街小学”。当时周围的小学都还是平房，而我们却有一座三层高的教学楼，并且电视学校在前院还办了个 “电视班”，学生们大都是十几岁的半大青年，他们课间十分钟不像小学生疯跑疯玩，稳稳当当的样子。没想到，我后面认识的李泰来诗友竟然是那个学校的校长。学校的旁边是家珠宝店。大人很少进去，倒是我们孩子更洒脱些，反正路过，下学后进去“盘点盘点”再继续走路。
　　问起我丈夫，他说去桥头街主要是到油漆门市部，想把自己做的铁皮五角星蘸点红油漆涂涂，好别到帽子上，跑好几回人家才答应他。有时也去去鱼铺，买一分一条的小咸鱼，打打牙祭。
　　桥头街有一家叫做“资成号”的食品店。那是我儿时跑得最欢的地方。父母亲给我的一点儿零花钱，都让我为这里作了“贡献”。它的对面是另一家老字号 “德义昌”，我给父亲买买 “握手烟”，偶尔来盒“黄金叶”，这里点心、黑酱、卫生纸啥都卖，像个杂货铺。桥头街的东头是家唯一的棉布销售点。过大年前，妈妈带我们去扯花布时，我和妹妹是一路唱着跳着去的。红市街口有一圈由水泥柱和铁链组成的护栏。夜幕降临时，我们三姐妹常常坐在铁链上，一边欣赏街头晚景，一边等待正在十四中上学的大哥回家。
　　儿时最令人开心的莫过于玩耍了。下午放学后，我们先抓紧时间完成作业。晚饭后，大院里十几个比肩长大的小伙伴们便相互登门约请，偶有大人不让出去，就七嘴八舌地磨缠求情，直到放行。然后呼啦啦一群就涌出大门，奔向街对面的路灯下。踢毽子、跳皮筋、点豆豆、捉迷藏、跳格子、攻城等等，直玩得满头大汗，大人们不叫不回家。说到玩儿，我二哥喜欢弹玻璃球，还是打“不改”（陀螺）的好手。小弟呢，迷上了洋片，常常把手拍得黑乎乎的。
　　想起来，让我最有成就感的要数学自行车了。每当晚上八九点钟，我就央求哥哥姐姐当师傅，推上父亲的“座骑”，先溜、再掏、后跨梁，最后上座。尽管车子总是左右乱扭，跌伤腿、磕破脸的事常有发生，但有哥姐保驾和鼓励，我们胆子变大了……当我骑着自行车，稳稳地驰行于寂静的桥头街两端时，真是心旷神怡啊！
　　值得一提的是，在桥头街中段和海子边交汇的路口，有一座上海人聚居的院落，他们都是那时支援内地建设时从上海来的。这群南方人的生活习惯给桥头街的老街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的一位同学芦汉培就住在那个大院。他们长得白白净净，常吃大米，总穿肥短衣，说话叽里呱啦。院里绳子上，经常晾着些剥了皮的青蛙。可以说，上海大院是我们街上的一道风景线。后来，他们有的留在了太原，有的返回了上海。
　　我是桥头街的女儿，生于斯，长于斯。她承载了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三个人生的重要时期。在这条街上，留下了我和兄弟姐妹、同学和小伙伴们的成长足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