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人们已经找不到传统意义上的桃园一巷了。桃园一巷早和府西街混为一体。

    “文革”前的桃园一巷就是个巷巷，但它要比桃园二、三、四巷知名度高一些，因为一巷的机关单位多。

    一进巷口是郊委大院，也就是如今华宇国际两个高层大楼的位置。“文革”前太原市的区划是南城、北城、河西三个城区和一个郊区，这个郊区委员会实际掌管着后来的南郊、北郊和现在的小店、尖草坪、晋源区的大部以及迎泽、杏花岭、万柏林区的部分地区的行政大权。因此，一巷南面是市委，北面便是郊委。郊委大院往西，是太原日报印刷厂，印刷厂对面是机关幼儿园，再往西，是东院、西院、南院几个家属院。再往西，是豫剧团、实验晋剧团。顶头是市政三批宿舍和一个花窖。

    十年动乱，桃园一巷被折腾得不轻。各种战斗队、兵团你方唱罢我登台，把个小巷搞得鸡飞狗跳。有个野战兵团，大本营设在一巷里面的机关幼儿园，动乱年代，没人送娃娃了，这个兵团就在这里驻扎了下来。若是光驻扎也就算了，可他们偏偏要“誓做中央文革的铁拳头”，这拳头以打击老干部为乐事，几乎每天在市委大院贴大字报，而每张大字报都要点名道姓地“揭露批判”一位老干部。一段时期，这个兵团成了左右市委大院文化大革命方向的中心。有一天，我看见一位老干部模样的人表情凝重而肃穆地看这个兵团刚贴出来的大字报。老干部看着看着，突然一头栽倒在地不省人事。旁边一个年轻人指着大字报上那个兵团的署名，悄悄对我说：“想不想为民除害？”我说：“是得想办法教训教训他们”。我俩商量后，决定当晚行动。

    当晚午夜时分，我俩来到桃园一巷这个兵团驻扎地的幼儿园门前，四周静悄悄的，只有路边草丛中蟋蟀们有一声没一声地叫着。野战兵团的大木牌就挂在门旁。我上去就往下摘，可硬是摘不下来。打开手电筒仔细一看，才发现牌子顶端的铁环让人用铁丝牢牢地固定在了墙上。那年轻人也不含糊，身子往下一蹲，悄声对我说：“来，踩我肩上。”我双脚站到他的肩膀上，他往起一站，我的双手就刚好够着牌子的铁环了，正努力拧铁丝之际，院里的一个人大概是听到了什么动静，推门出来查看。我赶紧将身子蹲下，屏声静气，不敢做声。那人见没什么情况，转身回去关灯睡了。费了好大力气，大木牌终于被拿下。

    那木牌又长又宽又厚，一个人拿不动，我俩只好一人抬一头，带着为民除害的兴奋，顺着巷子就往里跑。可跑着跑着，我俩停下了脚步。原来事前光顾摘牌子却没考虑牌子摘下来往哪里放。扔了吧，又担心第二天人家捡回去再挂上。朝马路牙子上用力摔了几下，那木板居然结实得毫发无损。这时，我忽然想起巷子西头的花窖里住着老方，两人就又夹起牌子往西走。喊醒老方，跟他说给他搞了个好板子。老方高兴地说：“我正发愁做板凳找不到板子呐，谢谢啊！”

    我不能说我们是为民除了一个害，事实是这个野战兵团打那以后再也没有挂出牌子，并且很快退出了历史舞台。也不仅是那个兵团退出了舞台，就连我也很快退出了那所谓的革命。记得是那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和做了板凳的老方冒着凛冽的寒风到一巷印刷厂对面机关幼儿园的墙上贴大标语，我负责提浆糊桶、笤帚并往墙上糊纸，老方负责写大字。西北风阵阵吹来，桶里的浆糊冻得结了冰碴碴。路上早已断了人影。此时此刻，我的心忽然顿悟：“这就是革命？这就是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此后，我开始埋头钻研新闻业务并一直干到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