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吹来的时候 

    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准确地说，这个春天，应该从1978年底算起。这一年，大地春来早。这一年，中国的历史转了一个弯。

    发生在后来的事情，使人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中共中央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同著名的八七会议、遵义会议、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一起比肩载入党史。所谓后来发生的事情，就是今天家喻户晓的改革开放。改者求变，革故鼎新，1978是划时代的一年。国运从此日新，无数人的生活因之改变。

    那一年，太原的海子边还是一条普通的小街，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甚至比其它街道更狭窄、更曲折。没有人会想到，它将很快变成一条著名的小街，没有人会想到，我们的城市将在这里迎来改革的第一缕春风。

    海子边，顾名思义，边上有个海子。海子虽然叫海，水其实并不深。水虽不深，却是第一代下海者梦想起航的港湾。所以许多人至今怀念。

    久居太原的人们，不会忘记这条当年享誉华北、大名鼎鼎的服装一条街，不会忘记这条街上栉次鳞比的店铺摊位、朝朝夕夕的热闹喧嚣、南腔北调的讨价还价、林林总总的奇装异服。当年的繁华，犹如一幅现代版的清明上河图，永远留在这个城市的记忆中。

    岁月如刀，一挥30年。如今的海子边，繁华已成旧梦。当初那些下海弄潮的身影，早已渐行渐远。最初，在人们异样的目光中，他们被称为个体户，原因是他们没有“单位”；后来，在人们艳羡的目光里，他们被称为老板；再后来，在人们吃惊的目光中，这些人——当然已经离开了最初的地方，比如海子边——都成了企业家；现在，人们已经很难用目光遇到他们，但对其中的一些名字却耳熟能详，在茶楼酒肆、街头坊间，他们被津津乐道着，他们的财富可以和洋人一起排座次，称呼也相应地变成了总裁、董事长一类。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沧桑。

    在我们这个城市，海子边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地方，是许多第一代“大款”的摇篮。然而，摇篮里长大的并不都是“大款”，他们中的许多人，至今依然过着和我们一样的平常生活，但这并不是遗忘的理由。其实，对于海子边，对于当年的海子边人，最重要的评价标准不是他们现在拥有多少财富，而是——春风吹来的时候，他们开拓出了民营经济最初的绿洲，筑成了市场大潮中的最初的桥头堡，引领了一种后来蔚然可观的风气。

    这就是海子边，它用当年的繁华见证了一个时代的艰难起步，又用如今的萧瑟，见证了这个时代伟大的腾飞。

    别来沧海事，语罢暮天钟。30个春秋在不经意间掠过，当初的风华少年，而今已两鬓斑斑，回首看时，历史已站在了“后海子边时代”，霞光满眼，风起云涌，天地更加辽阔。（乔傲龙）

海子边的历史变迁

    我市叫海子边的街名有两条，一条是海子边东街，一条是海子边西街。这两条街道都与相毗邻的儿童公园文瀛湖有关。其实在这两条街道形成之前，文瀛湖及其周边一带通称为海子边。

    海子边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宋代之前。这里原本是汾河东岸唐明镇东部的一处低洼地，公元979年，宋太宗赵光义灭北汉，焚毁晋阳城。三年后即公元982年，驻守北边三交寨（今尖草坪区十里铺街）的北宋大将潘美奏请皇帝批准，在唐明镇的基础上新建了太原城。新城东城墙正从此处穿过，其东门叫朝曦门，城门护城河桥所在地就是今天的桥头街。由于城墙的阻挡，每当雨季，东部山岗一带的积水在城墙外聚积成两片积水潭，即今儿童公园南北两湖之雏形。

    海子边之名始于元代。公元1218年蒙古军攻占太原，直到1368年朱元璋军队入城，元朝统治太原达150年。蒙古语称湖泊为“海子”，于是这两处小湖泊被称之为“海子”，海子周边自然就叫成了 “海子边”。由此可知，海子边之名已有700多年的历史。

    明代海子边称海子堰。明朝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朱元璋封其第三子朱蓀为晋王，驻守太原。朱蓀封藩后，由其岳父永平侯谢成主持扩建太原城池。他在宋城的基础上，向北、南、东三面拓展，海子边被圈入城内。谢成在扩城的同时还在城东兴建晋王府，为了不使海子边积水危及晋王府，遂对这两处湖泊进行了围堰治理，依形状不同，北湖叫“圆海子”，南呼称“长海子”，海子边由此改称海子堰。

    清代以后，“圆海子”、“长海子”改称文瀛湖，逐渐成为太原市民休憩游玩的地方。据康熙《阳曲县志》记载，康熙年间，圆海子水溢成灾，波及附近民宅。当时的太原知府王觉民捐出自己的俸禄，疏通北南两海子，从南城墙下旧口导水出城，消除了水患。海子南面是科举制下乡试考试的贡院，来省城赶考的士子多在此游览，有位姓裴的通政就此给它起了个文雅的名字——文瀛湖，后成为阳曲八景之一的巽水烟波。相传太原城东南的双塔是两支文笔，文瀛湖为一方巨砚，两处名胜象征太原的文风鼎盛。到了光绪年间，有一个叫连甲的冀宁道官员，在文瀛湖周围安设了木栅栏，湖中购置了游船，湖东建了座亭子，名曰“影翠亭”。光绪末年，又在湖北岸修建起3座二层楼房，陈列本省的土特手工产品，起名“劝工陈列所”，引来了市民的参观游览。这时海子边景色秀丽，游人如织，是太原人闲暇出游的好地方。

    辛亥革命后海子边正式称为“文瀛公园”，成了太原最早的城市园林。1928年北伐战争胜利后，文瀛公园改称中山公园。据《太原园林史话》记载，此时公园内建起讲演亭、六角亭、水阁凉亭和大型喷泉，四周木栅栏改为箭头铁栅栏，沿湖栽植杨、柳、桃、丁香等树木。湖东开辟了篮球、网球、国术等场地，开办了通俗图书馆，那时海子边周围小商小贩云集，游人比肩接踵，熙熙攘攘，是太原最热闹的地方。1937年抗战爆发，海子边逐渐萧条，至解放之前一直没有多大起色。

    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府特别注重城市园林建设，1950年海子边改名为人民公园，面积已扩到170亩，修建起桥、亭、花房、园门等，公园以东形成了海子边东街，以西为海子边西街，设立了动物标本室，开辟了动物展览区、儿童乐园，开始实行购票入园。1982年，太原市人民政府决定，把人民公园改为专业性的儿童公园，作为全市少年儿童的活动园地。改革开放的今天，随着文化名城和宜居城市的建设，海子边将和周边环境统一协调规划，成为龙城太原一处新的亮点。（康玉庆） 

海子边20年兴衰

    上世纪70年代末，20多岁的郝先明从公安系统调到当时令人羡慕的太原市饮食公司海子边饭店工作，开始了他长达30多年海子边的生活。

    30年后的今天，在海子边一栋旧楼里见到了年过半百的郝先明，衣着朴素，精神矍铄。

    提起当年海子边的盛况，这位老太原人仿佛回到了年轻时代，滔滔不绝地讲起往事。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当年海子边是全国十大市场之一”，用的最多的一个词是“不服气”。

    海子边在解放前就是一个自由式的集贸市场，修脚的、钉鞋的、耍把式卖艺的云集于此，1983年，海子边与都司街、开化寺成为太原市政府特批成立的第一批小商品市场，而海子边是第一家开张营业的。当时，市政府给海子边划定的范围是从山西大饭店北侧一直到郭家巷，短短不到600米的距离。1984年为了规范海子边市场经营秩序，南城区（现在的迎泽区）工商管理办在人民公园（现在的儿童公园）和市邮局围墙外划上了1．5米宽的 “摊位”。当时摊位租金是10多元钱一个月。当时，在海子边一共有500个摊位，108个卖衣服的，20多个配钥匙修伞的，50多个钉鞋的，还有做其他小买卖的。一年工商所收的工商管理费就达到80万元，你要知道，当时我们海子边饭店的一盘过油肉才两毛四分钱。

    1986年起，我成为海子边饭店的总经理。在其后的20年里，我每天看着海子边的变化。上世纪80年代，太原的饭店很少，也就数山西饭店、海子边饭店、清和园、三晋饭庄几家国营饭店，那个时候，能在饭店工作是很让人羡慕的。主营山西特色的海子边饭店当时的生意非常火，记得当时海子边饭店最热销的主食是刀削面。当时用的是自动削面机，煮面的锅比澡盆还大，两个班，每个班要用30袋面（每袋面25公斤）。那时只要一开门，来吃饭的人就不断，经常是晚上关门呀，还有人堵在门口等着买饭票。海子边摆摊设点生意最好的时候，在海子边做生意的小商贩也是非常辛苦的，他们每天一大早赶来支摊做生意，忙活一中午就到海子边饭店吃碗面，每逢休息日、年根旺季，生意好得连吃午饭的时间都没有，经常是忙到天黑收摊了，才拖着疲惫，腰里揣着大把的钞票，到饭店里把午饭、晚饭并到一起吃，简单地要个过油肉，吃碗刀削面，一共也就花个五六毛钱。也就是那个年代，海子边饭店五分钱一碗丸子汤、两毛四一个过油肉……年销售额竟能达80万，可想当时的生意是何等的兴隆。

    那个时候，逛海子边的人特别多，别看不到600米的距离，总是人挤人，步行也要1个多小时。别看现在可以走汽车，当时，别说是汽车，就是骑自行车，技术不好的都只能推着走。大家开玩笑说，“海子边，每平方米最少要站10个人。”海子边最辉煌的时代是1984年到1989年。当时，街上卖鞋的、卖衣服的、耍把式卖艺的、配钥匙的，干什么的都有。最早，个体户们卖的衣服除了自己做的鞋垫、帽子外，大都是从五一、解放两个国营商场里进回来的。当时国营商场不允许向个体户批发商品，个体户只能在商场里零售买，转手加上几块，在海子边卖出去。后来到1985年，一批浙江、江苏等地的裁缝、鞋匠来到太原谋生。当时，他们在牛站、菜园村租上房子做衣服出来卖，这些地方后来是有名的“温州村”、“浙江村”。1986年，铁三局三产很多职工也来到海子边。由于他们交通运输上的优势，迅速占领了海子边家电市场。

    说起从海子边出来的生意人，上世纪80年代，在海子边有这么一句顺口溜，“面朝马路，背靠墙，收入超过赵紫阳。”从这里出去，现在身价上千万的“能人”就有十几个。贵都、山姆士、长江饭店等我市名牌企业的老板们都是从海子边淘到人生的第一桶金，赚足了原始积累，学会了做生意的门道。从海子边练摊起家的买卖人，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甚至最后把命也丢掉了。当时，只要一个人有勇气、能吃苦，就能挣到钱。很多人挣了钱却不知道珍惜，吸毒、赌博让他们堕落。1991年左右，有个外号叫二狗的人在北京割腕自杀。而这个二狗就是从海子边做生意挣了钱，传说他不仅吸毒而且去澳门赌博，在赌场输了1000万，被赌场的人追得走投无路，后来在北京割腕自杀。海子边就是一个熔炉，有人发了家，有人背了一身债，有人平平庸庸一直到现在，也有人发了家却倒霉在这上面。

    朝阳街服装城于1989年成立了第一家百货商场，逐渐成为海子边最有力的竞争对手。服装城为了提高竞争力，不仅减免了管理费、税费等各项费用，而且降低了柜台的租赁费，给商户们提供了非常优厚的条件。同时从1988年开始，海子边的“能人”们都离开了海子边，寻找更大的发展空间。竞争力、吸引力的下降，使很多商户都纷纷离开了海子边，海子边逐渐衰落下来。当时，我看到这种情况非常痛心，让我更心痛的是，我们自己也在败坏自己的信誉。上世纪90年代，海子边一度成为“宰人街”。由于生意不好，很多商户不在竞争力上下工夫，那时客流少，生意不好做，许多商户就开始强买强卖、坑蒙拐骗。好好一个海子边，就这样信誉扫地。

    2002年全市性的六项整治之后，取缔摆摊设点，海子边的道路也被拓宽，商铺被关，生意也跌落到谷底，可我们这些老海子边人，看着那么多后起的商业街区日益成熟，生意蒸蒸日上，真不甘心就这么看着海子边萧条下去。我小时候家就住在海子边附近，又在这一带上的学，对这里有着很深的感情。想当年，海子边从解放前就是一个能够和北京天桥相媲美的地方。我们怎么能够让海子边就这么消失。我拉来了原海子边管理所现已退休的老朋友张玉旺，一起跑各级政府打报告，功夫不负有心人，政府终于批准重新恢复海子边的商业街，然后我们又自筹资金高价租下店铺，转而低价租给商户，稳定各个商户的情绪，整理混乱的市场秩序。经过几年的努力，海子边开始慢慢恢复“元气”。现在新海子边的情况已经有所好转，人流量开始恢复，我们相信海子边的未来是光明的。（牛晨阳）

冯长洪：从海子边6号到财富榜 

    23年前，500位太原人率先走向海子边街头摆摊设点，掀开了海子边个体经营的大幕。20多年过去了，许多当年练摊的“个体户”已经成为企业老总、公司董事，翱翔于更广阔的天地。功成名就之时，再回首海子边的青涩岁月，万千感慨，心怀激荡。

    今年45岁的冯长洪，可谓太原商界的一位传奇人物。冯长洪是山西洪达集团董事长，洪达集团旗下主要有山姆士超市有限公司和“必高汽修”两家子公司，“必高汽修”下设十余家支公司，目前该集团共有9．9亿元资产。在2005年新财富内地500富人榜中，冯长洪排483名。不少人都知晓冯长洪是从海子边摆地摊起家的，但很少有人了解其发迹的具体过程。

    海子边6号

    1983年，20岁的冯长洪参加了工作，成为太原市电线一厂的一名普通工人，那时他很少与社会接触。两年后，他调到市外贸公司下属的一家贸易公司，成为一名业务员。这项工作的特点，就是经常出差，全国各地到处跑。那时，南方一些城市的个体经济已比较活跃，频繁的出差使他眼界大开。在太原，海子边也早已有了摆地摊的人。但在当时太原人心目中，干个体户是那些没本事的人无奈的选择。在南方城市的见闻，使得冯长洪摈弃了对个体户的偏见。他认为，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没啥不光彩！

    1985年年底，冯长洪有个要好的朋友在海子边摆了一个摊，主要销售衬衣、裤子，他下班后经常去海子边看朋友。由于冯长洪经常出差，朋友便让他帮着捎一些衣服回来。时间一长，冯长洪发现倒腾衣服还挺赚钱，自己每月工资也就七八十元，而朋友几天就能挣这么多，于是他萌生了自己摆摊的念头。“启动资金”共3000元，由两部分组成，其中1000多元是他提前向母亲预支的结婚费用，剩下的是问姐姐借来的。1986年6月，冯长洪到上海出差时进了一些衣服，回来后通过工商部门批到了一个摊位——— 海子边6号，由于自己得上班，最初两个月是由母亲守摊。他至今仍清晰地记着，摆摊第一天，他下班后便直奔自己的摊位，母亲高兴地说一天“挣了6块”时，他心里涌起一股难以言表的激动。

    两个月后，冯长洪担心母亲长时间摆摊身体吃不消，便向单位请了一个月假，自己开始守摊。每天早晨，他总是第一个出摊，用自行车将钢丝床和货带到海子边，展开钢丝床，再摆上衣服，等待开张；每天傍晚，他总是最后一个收摊，把卖剩的衣服装进袋子里，再将钢丝床折叠住，放到自行车上绑好后带回家中。一个月下来，挣了八九百元，用他自己的话讲，当时他“开心极了”。此后，他向单位请了长假，全身心地投入摆摊上。

    甘苦寸心知

    在海子边摆地摊那段时间，冯长洪每月要进三次货，进货地一般是上海和北京，进货的过程包含着苦和累。

    那时，往返上海的路费和住宿费花不了一百元钱，到北京则更少。每次出差前，除带上进货费，还会带足干粮，主要是方便面。坐一天一夜火车后到达上海，开始到市场上选货，选准后砍价，完成交易后背大包小包选最便宜的旅馆住宿，到旅馆时，汗水已将衣服浸湿，若是冬天，冷风吹汗衣，十分痛苦。到北京进货时往往是黑幕刚刚降临，为了省钱，冯长洪与一起进货的人通常选择在澡塘中过夜，一宿仅需要五六元。看到澡塘后，先进去和管理人员打个招呼，然后便出门蹲在门口附近，等待澡塘清场，那又困又饿的感觉，他至今仍无法忘记。晚上10点半以后，洗澡的客人走光了，冯长洪才拖着疲惫的身体进入澡塘，再向澡塘人员要开水泡方便面吃。次日凌晨5点多，按约定，澡塘要搞卫生，他们只得离开。由于批发市场尚未开门，他们只能游荡街头。进货一般在东单和西单，因舍不得坐车，冯长洪每次都会从东单步行到西单。

    摆摊过程中，冯长洪坚持着几条做买卖原则。首先是必须“起早贪黑”，一般摊主认为，早晨没必要出摊太早，晚上也没必要太晚收摊，因为顾客很少，卖不了几件衣服。通过积累经验，冯长洪发现总有顾客会在“太早”或“太晚”的时段光顾，总有衣服能出手。其次，除本身质量外，一定要保持商品外部美观。不论收摊多晚，回家后他仍会熬夜将次日上摊的衣服熨得平展，因此他摊上摆挂着的衣服总是比别人的抢眼。他还尽可能保全摊上所有衣服的型号尺码，保证顾客来一次就能挑到中意的商品。更重要的是，冯长洪注重自己的信誉。顾客买衣服时，他就主动承诺保退保换。此外，他服务热情，主动与顾客打招呼，能很快与顾客拉近距离。时间一长，冯长洪所销的衣服总比别家的抢手，生意一天好过一天。

    摆地摊的同时，冯长洪还择时搞一些利润高的小“副业”。1987年元旦前后，他进了一批“情人卡”。那段时间，每晚收了海子边的摊后，他便到五一广场上再摆一个摊，向情侣们出售“情人卡”。他回忆说，那时看到一对对青年恋人亲热地围在摊前选卡，仍然单身的他曾有过失落，一种“己不如人”的感受泛上心头。但他心里有一个信念告诉自己：“会好起来的，我将来肯定比别人强。”

    在成为富豪后，有人曾让冯长洪总结自己成功的经验，冯长洪说：“能吃苦，比较勤奋，加上有一个坚定的信念。”

    地摊变商店

    1987年下半年，经过一年多的经营，冯长洪手头已有三四千元现金，加上投入到货品中的钱，他已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万元户”。此前，他有一个愿望，那就是挣下钱后要买一辆摩托车。一些早先挣到钱的摊主每天骑摩托车风驰电掣，着实让冯长洪羡慕过一阵子。但当真正有能力实现这个愿望时，冯长洪却改变了主意。

    1987年年底，冯长洪在海子边邮电局锯齿楼一层租下了一处80平方米的门面，决心将自己的买卖做得大些。在给商店取名时，有人建议叫“长洪商店”，他摇了摇头，说“太俗气”。最后，经过考虑，他定下叫“洪达商店”，系“长洪腾达”之意，“洪达”就此诞生。在那段时间，洪达商店紧邻着另外两家商店，一家是韩玉武开的“贵都商店”，另一家是刘建荣开的商店。后来，韩玉武成为贵都商厦的董事长，刘建荣则成为长江企业集团董事长。海子边对太原乃至山西商业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洪达商店开业后，冯长洪有意识地使店内货品与其他商店和摊点区别开来，以经营女装、西装、裤子和内衣为主，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此后，冯长洪开始雇用员工，成为名副其实的“老板”。由于经营有方，洪达商店生意蒸蒸日上。到1989年时，洪达商店已有员工30余人。

    1990年年初，经过考察后，冯长洪决定开一家电器商店，主营录像机。当时身边有人表示反对，理由是：其时太原已有三四家经营录像机的商店，且这些店开店早，影响较大，经验丰富，实力雄厚，无法与它们抗衡。再说想买录像机的市民都已买了，市场空间已不大。冯长洪不顾反对意见，在原有的经济基础上，又向银行贷款两万元，在柳北山西剧院旁开起“洪达电器”商店。开张伊始，冯长洪较透彻地分析了太原录像机市场，认为顾客最注重两方面内容：其一质量，其二价格。由此，他制定出经营策略：与竞争对手比质量、比价格、比信誉。他拿出1万元，在市内公交车上打出“购买录像机，洪达最便宜”的广告，并承诺 “终身维修”。由于策略得当，三个月后，洪达电器商店录像机销量已超过实力最强的对手。半年后，对手主动上门找到冯长洪，希望停止价格战。洪达电器在半年之内就成为太原录像机市场的佼佼者。

    当年年底，在洪达电器生意兴隆的同时，由于房租到期，加之冯长洪认为“服装生意终究是小买卖”，遂将洪达商店撤掉。从此，冯长洪离开了海子边。对冯长洪而言，海子边是事业起航的扬帆之处，也许海子边池水太浅了，这只大鳄要游向更广阔的海洋；对海子边来讲，冯长洪是在其怀抱中成长的众多商界精英之一，它只管领汝进门，此后阔海长天，任尔纵横驰骋。

    买卖、生意、事业

    古人说过：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就此而言，冯长洪是一个“巧者”。

    十来岁时，冯长洪就显现了其生意头脑。那时，有位同学的父亲在迎泽公园门前卖金鱼，将鱼按体型分成大、中、小三种，分别售一角、两角、三角。由于成本决定了售价不能再低，但过往者十之八九要讲价，所以售出的很少。一次冯长洪随同学来到此处，同学之父有事需要离开，让他们帮着卖。凡有问价者，冯长洪便将三种鱼各涨一角，砍价中再各让一角，最终按同学之父的定价售出。其父返回时，发现鱼已按定价售出大半，获悉原委后，笑着对冯长洪说：“长洪，你将来肯定是一个做生意的好料！”

    离开海子边后，冯长洪的事业如同芝麻开花——— 节节高。他对做生意的兴趣越来越浓厚。1991年创立“必高汽修汽配”。1992年，他加入市工商联，响应政府号召，积极参与企业改制。1994年，31岁的冯长洪创立了洪达集团。1999年，他将美国山姆士超市引入太原。

    冯长洪说，在创立洪达集团以前，对“事业”这个词根本没有概念。起初摆地摊时，觉得自己所作所为就是做买卖；后来开了商店后，感觉规模大了，认为自己是在做生意；直到创立集团后，他才领悟到自己是在干事业，认识到不仅要对自身、家庭负责，还得对社会负责。

    对于接受此次访谈，冯长洪表示，他并非想炫耀自己，也没有这个必要。只是感觉作为一个乘改革开放东风得以扬帆的人，想通过自己的经历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做一纪念。如果胸怀志向的年轻人能从中得到启发，更好不过。

    结束访谈时，冯长洪说，前一晚他还梦到了海子边，梦到了当年摆摊的情景。他打算最近抽空回海子边转转，看看海子边6号摊位，可能还会收获一些启发。

    武俊林 文／摄

财富 堕落的借口 

    20多年里，各种人生大戏在海子边这个小小的舞台上粉墨登场。有以此为基点一跃龙门从此腾达的英杰，也有一步踏错从而一落千丈甚而罹获灭顶之灾的失败者。或因无信惹祸，或因贪婪招灾，或因挥霍堕落……曾经的风光烟消云散去，跌宕的人生成为他人茶余饭后的声声叹息。

    海子边从1983年正式成为小商品市场伊始，各种人生大戏就在这条小街巷粉墨登场，有起有落、有成有败。短短十几年间，就仅十几个人成了我市后来名牌企业的老总，而有更多的人消失了。有的做生意失败，背了一身债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也有的，发了财却成了财富的奴隶，整日挥霍无度、染上了各种各样的毛病，赌博、吸毒等等，将自己辛辛苦苦赚到的血汗钱赔了进去，最后甚至搭上了性命。也有的因为生意上利益分配不均产生分歧，却又不懂得运用法律武器，大打出手成了解决办法，拳脚无眼也成了犯罪的解释。海子边的老人们讲述了两个就发生在他们身边的故事。遵照老人们的意愿，两个故事的人物全部使用化名。

    1991年前后，海子边人听说二蛋在北京割腕自杀。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感到扼腕叹息，但说得最多的却是：“赌博害死人啊！”市场刚刚开放的时候，年少轻狂的二蛋像每一个普通人一样来到海子边打拼，只是想混口饭吃。那时候，做生意的人很少，买东西的却很多，只要你能够俯下身子，踏踏实实干活，吃得了苦就能赚到钱。

    生意在二蛋的努力打拼下，慢慢地发展起来。二蛋结识了他日后的妻子，过上了美满幸福的日子，但好景不长。后来，生意做大了的二蛋染上了赌博的毛病，一开始小赌小赚，后来赌瘾是越来越大，二蛋已经不满足在太原这个小小的地方，跑到了远在万里之外的澳门。没过几年时间，二狗不仅赌博，还染上了毒瘾。最后，在澳门的赌场上，二蛋输了1000多万。他已无力还上这笔巨额债务，只能“跑路”。漫长的逃亡生涯，二蛋被赌场的人追得走投无路。听说，当时赌场的人对他说，要么还钱，要么自杀销账。走投无路的二蛋只能自杀了事。

    说起这些，海子边的老人们不禁唏嘘不已，不想说太多关于二蛋的细节。他们说，人死如灯灭，说起来二蛋也算是条汉子。临去北京的时候，他把还在自己名下的各种财产分了分，留给了老婆孩子和自己的老父亲。钱这东西，谁都想要。有些人是钱的主人，而有些人却是钱的奴隶。钱的主人可以控制钱，让钱生钱，财富越聚越多。钱的奴隶只能被钱控制奴役，沉沦在物质欲望的深渊。

    大约是在1997年，我市曾发生一起轰动一时的恶性杀人纵火案，五人当场死亡，三名凶手也被执行死刑，案件的起因只因为生意上的利益分配不均。

    1995年，一个叫柱子的年轻人同另外三个 “哥们儿”合伙干起了“拼车”的买卖。所谓的“拼车”和现在意义上的“拼车”不同。当时，汽车还属于相当紧俏的商品，太原也没有各种各样的汽车行。各个汽车生产厂家产量和汽车进口量都很有限，人们想要买车都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买。基于这种情况，兴起了一种汽车销售的行当，由于一般是由几个人合伙干，所以叫做“拼车”。生意人通过一些门路，可以从厂家直接买到车。几个人轮流开车，把车开回太原，联系买家卖掉，从中渔利。

    柱子和他的三个“哥们儿”干的就是这个行当。生意刚开始，四个人只能从厂家购得一辆车。慢慢地，两辆、三辆，最多的时候，四个人能把五六辆车开回太原进行销售。生意在红红火火地展开，谁都没有发现，这只是悲剧的开始。

    1997年的一天，有个想买车的人听说柱子他们可以搞到车。于是这个人找到柱子要买车，可当时，他们刚刚销售完一批，其他三个人不是忙其他活，就是出去游玩，没有一个在本地。柱子满口答应下这个买主，自己一个人从厂家买了一辆开回来卖，从中赚了50000多元。

    纸终究是包不住火，柱子“吃独食”的事情被其他三个同伴知道后，被拉到一个小屋进行摊牌。柱子抵死不认，而且还和其他三个同伴发生争执。最终，恼羞成怒的“哥们儿”们把柱子用刀捅死在屋子里。正在这时，柱子的老婆领着孩子来找丈夫。三个人一不做，二不休，又杀死了柱子的老婆和孩子。

    柱子一家三口被杀死以后，三个人商量怎么处理尸体。由于当时我市正在严打，到处是巡逻的警察，他们根本无法将尸体运出去。无奈之下，三个人决定焚尸灭迹。没想到的是，他们在焚尸的过程中，汽油和煤气的用量太大，发生了爆炸，将住在隔壁的老两口炸死在家中。没过多久，三名凶手被警方缉拿归案，最终被处以死刑。

    海子边的老人们说，像柱子这样的，虽然是个别事件，但当时，因为做生意利益分配不均，发生打架的事情多得不胜枚举。上世纪90年代中期，很多靠早年辛苦发家的人们大多都是法盲，根本不知道要依靠法律武器。他们只知道合伙做生意要讲“义气”，如果“背信弃义”，拳头是解决矛盾最好的办法。

    我们在采访过程中，还想多听听像这样海子边的故事。老人们说，当年的海子边，鱼龙混杂，是是非非大都说不清楚谁对谁错。还有很多事情，像一些人借债做生意，最后赔得一无所有，只能逃跑躲债，当事人都消失了，事情也就稀里糊涂了结了，而且这些事情，大多都是道听途说，不足为凭。而上面的两件事情，就发生在老人们身边，两个人当时大家都认识。

    老人们说，海子边风风雨雨20多年，发生了很多事情。海子边就像是一个大染缸，一个人想要在海子边生存下去，不但要有魄力、耐心和精明的头脑，更重要的是要有坚定的心性。不能把握住心性，不但会输得倾家荡产，而且还可能赔上身家性命。有了钱，不是你堕落的借口。

钱祸

    海子边就是一个大的生意场，生意场上的纷纷扰扰让人目不暇接。生意伙伴的分与和、老板与伙计的诚与骗，这些都掩盖在海子边光彩夺目的繁华之下。其中，最令人惋惜的就是劳资纠纷，老板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拖欠伙计工资，伙计因为生计，或者是为了泄愤，铤而走险。

    2004年秋季的一天，凌晨3时，海子边西街4号楼二层发生一起纵火事件，户主郭先生一家三口被大火烧成重伤，其妻和年仅8岁的儿子伤势严重，随时有生命危险。海子边的老人们说，当时一进楼道，一股汽油燃烧后的味道扑鼻而来。屋内一片狼藉，墙壁被大火烧成黑色，外间所有的东西已经化为灰烬，连隔断上的玻璃都被烧化，屋内弥漫着浓烈的汽油味。

    郭先生整个面部被烧成黑色，妻子全身都用纱布包着，刘先生年仅8岁的儿子，纱布将孩子裹得严严实实，脸上的皮肤已经被烧焦，面部扭曲变形，只有一根氧气管勉强维持着孩子幼小的生命，由于剧烈疼痛，孩子不时动一下受伤的手臂，但嘴里已发不出任何声音。没过多久，孩子幼小的生命就失去了活力。

    当时，郭先生的母亲接受记者采访，介绍了事情的原委。她说：“我儿子在他居住的楼下开了一家饭店，前几天，他和饭店的大厨发生劳资纠纷，把大厨解雇了，结果当晚就遭到报复，由于没有防盗门，大厨一脚把门踹开，就往家里泼汽油，‘轰’的一声，大火烧了起来。由于我儿媳和孙子已经睡下，身上只穿很少的衣服，所以全身大面积烧伤，大火点燃后那家伙就跑了。这些都是我儿子今天在病床上对我们讲的，这个大厨把我们这一家子活生生给毁了呀！”

    纵火案件发生后，迎泽警方迅速展开侦破。过了不到一个星期，逃窜至石家庄市的该纵火案犯罪嫌疑人刘某被迎泽警方抓获并押解回并。

    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就这样毁灭，还没有仔细体味世界精彩的孩子过早地失去了生命，一个年轻的生命因为一时冲动就要遭受牢狱之灾。人们常说：“无商不奸。”可海子边的老人们总觉得，海子边的发展渗透着每一个来到这里打拼的人的努力和拼搏。郭先生一家的不幸遭遇还是警示着后人，“奸”也好、“拼”也罢，都是希望自己的家庭能够更幸福更富足，但为了金钱的利益，做一些得不偿失的事情，只能让人追悔莫及。

配钥匙人生

    信步在海子边，街景十分简单，左面一圈儿童公园的铁栅栏围墙，右面一溜热闹的小门店，大部分是经营服装生意的，不是很宽敞的街道，人流熙攘。街东段有家配钥匙的狭小铺面，这间铺面的主人杨五苟，在海子边街打拼了20多年。

    49岁的杨五苟，黑红的脸膛，斑白的头发，中等身材，衣着简朴。一间五六平方的小商铺里，经营着修配钥匙和配眼镜框的生意。商铺门前破旧的木桌上摆放着一两台电动配钥匙的机器，挂着几大串各式的钥匙原胚，两三平方米的铺子墙壁上挂着一些花红柳绿的廉价眼镜。不时有人过来配把钥匙，还有一些老年人来修修老花镜，换个镜架子，加固一下螺丝钉……

    在忙活生意的间隙，杨师傅断断续续地聊起了他的海子边生活———

    我家住在太重，每天清早8点多骑车从家赶到海子边的铺子里，中午就近买碗面对付一口，晚上九十点收摊再骑车回家。二十多年了，除了春节在家歇几天过个年，其它时候，不管春夏秋冬，风霜雪雨，在自已的摊上一呆就是一天。谈不上什么敬业，只为了一家人的生计，都指望着这个小摊子，稍有懈怠，就怕吃不饱饭了。

    上世纪80年代，我，一个穷小子，只身从忻州老家来到太原，寄宿在太重宿舍区的一个远方亲戚家里。为了吃个饱饭，在当时算的上是太原最繁华的海子边里支了个“配钥匙”的小摊。早以前也没有现在的电动配钥匙机，靠的就是手艺。最原始的配钥匙工具就是一把镊子、一个锉刀，两把钥匙比对着用笔画出所要配钥匙的齿形，再用锉刀一点点锉。刚开始手艺不熟练，锉刀经常锉伤自已的手指，流血那是常事，但没办法，为了赚钱为了生活啊！最早配一把钥匙也就三五毛钱，除去钥匙胚子的成本，一把钥匙能赚个两三毛钱。一天下来最多的时候能配二三十把，赚个十来块钱，一个月有三四千的收入。在上世纪80年代，也算是很不错了，那时就靠这个配钥匙摊，赚了娶媳妇的钱，成了个家，生了个娃。

    后来配钥匙有了专用的手摇配钥匙机，再不会因配钥匙伤到手了。上世纪90年代初，眼看着周围和自已一样摆摊的商户们许多靠买卖服装赚了钱有了实力，然后离开海子边，到其它地方开商店赚大钱。那时候我也不甘心就配个钥匙，也想多赚些钱，于是关了钥匙摊，转而到朝阳街服装城做起了服装生意，可干了几个月，钱没赚到，反而把前期投入全都赔了进去。无奈之下，又回到自己的老“根据地”——— 海子边，重操旧业，支起摊子配钥匙。一转眼又是十多年过去了，经历过六项整治的海子边，清除摆摊设点，沿街开了商铺。我的钥匙摊也被清除掉了，只好租了间小小的门面，继续我的配钥匙生意。我也年近半百，不敢有什么去闯、去拼的想法。只想安安稳稳把这个摊子干下去，当然也希望海子边能恢复从前的繁华，让自己的生意能好一些，日子过得滋润一些。

海子边的临县人

    海子边街东头，常年回荡着 “福润箱包店，处理一批广州皮具，一律10元起价，所有箱包，款式新颖、品种齐全”的叫卖声。据说这家商店在此经营了20多年了，店老板是山西临县人。走进这间坐西朝东、20多平方米的商铺，四周的货柜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中低档价位的皮具箱包牞不断有顾客进进出出。现任的店老板，姓秦，二十多岁的年轻男子，操着一口带有浓重临县口音的普通话说：这个皮具店原是我家一个姓柔的亲戚干起来的，几年前他把这个店转给我了，他现在基本上不在太原，常年在外地做生意。

    临县是个贫困县，人口多而可以垦耕作的土地极少，为了生存，临县人自古就有外出谋生的传统。上世纪80年代，来太原的一批临县人也开始了在海子边谋生的历程。他们大多是十来岁的毛头穷小子，没什么本钱，一开始就在街边“放和（hu）”，就是用扑克、烟盒之类的小东西，摆个所谓的小赌场。渐渐地靠“放和”赚了些钱，就拿这些钱做本钱，进货开始做些小买卖，有做服装生意的、皮具生意的，还有开饭店的……在外讨生活的临县人有个特点，就是特别团结，海子边做买卖的临县人很抱团，资金上互相拆借支持，生意上互相帮助。一人赚钱了还会把老家的其他穷亲戚带出来，一起做生意。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海子边的临县帮很是厉害，他们所经营的买卖都很兴隆。

    福润箱包店的创始老板柔某就是临县帮的一员，现在也就三十七八岁，男人这个岁数还算年轻的，正是干事业的时候，柔某刚来太原时也是在海子边小打小闹混口饭吃，后来手里攒了些小本钱，就开始从河北进皮具，在五一大楼租柜台卖箱包皮具什么的，再后来就租了街东头的这间门面，取了个“福润箱包店”名，开始专营箱包皮具。

    据海子边的老人们说，福润的创始人柔某后来把店转给了也是从临县来谋生的亲戚干，是因为小钱赚够了，离开这里去外面挣大钱去了！

    随着海子边的起伏变迁，时过境迁，早年间在此谋生的临县人大多离开了海子边，到外面开辟更广阔的生意天地。而他们原先在此经营的买卖，有的不干了，有的转给亲戚。不单单是临县人，那些浙江人、福建人，都慢慢地离开了海子边，海子边也随着他们的离开渐渐地失去了往日的繁华。新一代外来人依然坚守在海子边，希望可以继续前辈的辉煌。他们相信，在海子边，只要付出努力就会有所收获。海子边也一定会随着新一代人的成长，恢复往日的繁华与兴旺。

混在海子边

    “我没什么文化，就是个混混，在海子边混了二十多年了，从十来岁的小后生，混到现在成了个老汉。我大名叫张荣景，在海子边若问张荣景可能没人知道，但你要问张二狗基本是无人不知，实在是在这条街待的时间太长了！”

    海子边中段西侧一排5间的门面房，有卖裤子的，卖衣服的，卖饰品的，张二狗站在这几间门店前，悠闲地吸着烟，操着浓重太原味的普通话，讲起自己在海子边二十多年来的风风雨雨。

    “我就是土生土长的太原人，大约在1982年左右，就开始在海子边摆起小摊做点小买卖。那时还是个十来岁的毛头小伙子，虽说没什么文化，但对数字特别有感觉，算个账没什么问题。刚开始也没有固定的买卖，就是身上装着四五十块钱，就坐火车去河北石家庄进货，大都是些项链、戒指、发卡之类的小首饰。头一天坐车去，进了货连夜就赶回来，到海子边摆个摊儿，每件饰品加个块儿八毛转手卖出去。那时候海子边人很多，这些几块钱的小玩意也很好出手，经常是四五十块钱进的货顶多用一两天的功夫就能全卖出去了，然后拿上赚来的钱再去石家庄进货，进回来再卖。”

    “那时候从太原到石家庄的火车硬座票价好像是四五块钱，就这四五块钱，我都不舍得花。不怕人笑话，一开始进个四五十块钱的货，经常逃票蹭火车。后来看别人做服装买卖赚钱多了，自己也开始尝试着做服装生意，慢慢的买卖做得大点了，再去进货就不敢不买车票了。主要是进的货多，大包小包的目标也大，怕乘警查住是逃票的扣了货，可就赔大发了！”

    “海子边最兴隆的那几年，我主要是经营服装生意，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但也有销路不对的时候，进的货不对路，卖不动。为了赶紧收回本钱，保本或者赔钱甩货的情况也经常会有。那时真是年轻，从来不知道害怕，货销对路赚钱了，就再去大批量进货；赔钱了，就赶紧想办法处理库存，真的是敢想敢干，不怕摔倒。记得有一年冬天好像是快过春节了，我从石家庄进了100多条女士围巾。年根海子边每天人流不断，生意红火，100条围巾，不出三天就一条都不剩全卖光了，每条能赚个十多块钱，100条也有1000多元的利润。”

    “我的生意最好的时候，大概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到2002年前，那时我包下了海子边三十多个铺面，然后转租出去一部分，再留几个铺面自己经营。那几年确实赚了不少钱，赚了钱也风光过，经常请别人吃饭，说去哪儿就去哪儿，到饭店，想吃什么随便点，花钱出手阔绰得很。倒不是说我有多么奢侈，自己也是苦出身，也知道挣钱不易，但那时就觉得不能亏待自己和身边的人，而且钱这东西会花才会赚，只有肯下功夫，能吃苦，有的是赚钱的机会。”

    “可是好景不长。2002年全市性的六项整治，海子边被列为整治的重点。不仅沿街摆设的摊点被取缔，就连沿街的商铺也全部被关闭，自己花钱租地建起的三十多间门面商铺被全关了，一下子大几十万全赔了进去。那次的跟头栽得确实是够惨的，后来也曾去外地和别人合伙做过生意，但因种种原因，最终还是回来了。这几年，海子边的商铺又重新开了起来，可我再没有年轻时的折腾劲了，但人总得生活吧！为了生活我又盘下这五间铺面，转租出去四间，一间自己经营。想当年和自己一起在海子边摆摊做小买卖的好些人都赚了大钱，离开海子边做大生意去了，如今在海子边做生意的确远不如前，可我依然守着这儿。因为总觉得自己就是海子边的孩子，海子边总能把我养活，让我生存下去，现在就希望政府部门能多关注一下海子边，因为这里毕竟是一条老商业街，希望海子边商业能恢复往日的辉煌。”

昨日风光海子边

    那一年，邻家小妹年方六岁，偶然犯点小错，她妈也不懂“赏识教育”，劈头盖脸一顿骂，小妹急了：“你再说，我跳海子边去！”她妈饭也不做了，跑到院子里学给邻居听：“我家丫头脾气好大，要跳海子边呢。”邻居们叽叽呱呱笑成一片。小妹发了半晌愣，不知他们笑什么。海子边，只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街，是比她大许多的姐姐阿姨们“淘宝”的天堂。你在那硬梆梆的马路上就算跳一百次，又管谁筋疼呢。

    从早到晚，小街上的人流就没断过，几十上百个摊位挤挤挨挨，叫卖声、还价声不绝于耳。所有的老板都信誓旦旦向你保证是从广州进的货，有全国甚至全世界最流行的款式，爱信不信吧，反正在当时的太原，你肯定找不到比它们更时髦廉价的衣服。在这种地方买东西，必须提前准备一根坚强的神经。你刚还了五块钱，老板就做出一副不想活的模样，说他大老远把货背回来，坐的是火车硬卧，吃的是烧饼冷水，只为了挣这五块钱啊。一番声泪俱下的倾诉之后，你会觉得自己不是周扒皮就是黄世仁，已基本上不属于人类范畴。于是乖乖掏出钱包，买下自己看中的那件衣服。第二天，总有精明的姐妹显摆说，在同样的摊位买了同样的东西，比你的便宜十块钱！你说冤不冤？

    像我这种对数字极不敏感、连菜钱也时常算不清爽的人，吃过几回苦头，想出了更绝的一招。不买成衣，找裁缝做！面料、款式随便选，手工费又是“公定价”，而且，海子边的裁缝大多是南方人，手特别巧，态度也好。还记得有一条果绿色麻纱连衣裙，V字领，A字下摆，腰间缀一只造型夸张的蝴蝶结。胡同里住着个爱看《飘》和《简爱》、上过教会学校的单身老太太，看见我下班回来，扶着拐杖自言自语：“这叫亭亭玉立。”我推着叮当乱响的自行车走过她的身边，心想：若干年前，在那纸醉金迷的十里洋场，她年轻的时候，该有多美？

    海子边的繁华过去了，取而代之的是装修精良的商场，明码标价，服务周到，试衣间里体贴地放一双高跟鞋，无数亮闪闪的镜子，映出梦幻般的衣裳。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一些东西已经衰落，另一些又不断兴起，青春像小鸟一样飞走，我们正好享受中年的盛宴。 滴 答

议价商街

    有钱人去钟楼街，没钱人去海子边。改革开放初期，海子边汇聚了太原众多下海好手，一猛子扎下去，异地进货，本地出手，衬衫、裤子奔涌而来，开创了太原商家一线议价的先河。

    海子边好，能搞价，利于精神上占到便宜。练摊的非常爷们儿，貌似心直口快，眼观六路，招呼第一个，盯着第二个，想着第三个。满街裤子摊，一律倒挂着，裤缝倍儿直。“看裤子哇，刚来的‘巴拿马’”，爷们儿紧地招呼你。你怯怯地挨过去，不敢与他对视，怕滚烫的热情下藏着快刀，只低头看货，摸摸，沉思，打鼓。爷们儿看有戏，爆着青筋的大手一拧裤子，猛地放开，裤子陡然恢复原状，“你放心哇，一个下垂，一个不打褶。”这种质量演示具有相当的打击力，这么拧裤子还一样挺括，岁月风霜算个什么。

    买吧，你这咋卖？爷们儿立即坦诚得恨不能挖出肚肠，“诚心买，30一条，卖你25。”能不能便宜点，爷们儿又开始挖肠子，“后生，这料子，你四处看看，25不贵，你回去洗呀涮呀，不打褶，真不哄你。”犹豫，再摸摸，想走。爷们儿急啦，“后生后生，你也说个价，多钱想要？”15行不行。“开玩笑了哇？最低20，这买卖真不能干了。”贵，走呀。开步5米，裤子被奔跑着送来。“15就15，赔了赔了，还是你这后生厉害。”爷们儿仿佛惺惺相惜。

    心里这个美。无意走到另一个裤子摊，亲眼看见另一爷们儿也卖“巴拿马”，也使劲拧，也不打褶，也后生后生地叫，也赔了，成交价8块……你很想扶墙，但周围都是爷们儿，越扶越伤。

    我不是讲无商不奸，是觉得自由贸易总要交学费。海子边的练摊爷们儿里，有赚了大钱开购物中心的，有圈地盖几十层高楼的，也有项目看走眼，真赔成光膀子的。一旦打回原形，风水河东河西的，8块忽悠成15元的好事就再难一遇。

    成功者总是少数，海子边不大，送走一拨儿又一拨儿个体户，随着买方成为上帝，随着商业规则日渐透明，商业模式日渐翻新，海子边勉强在商言商，步履蹒跚。在邻居变成现代步行街、某某大道的日子里，她蜗居旧城，蜿蜒南北，闲散得有点不知去处。

    城市外延使生地骤变为熟地，也让曾经的辉煌退化为迟疑的盲肠。海子边老板不会写诗，不会说，仅你逝去的一面 足以让我荣耀一生。 冯 海

浪淘尽多少繁华

    小时候，家住桥东街，学校位于起凤街，母亲单位在钟楼街，这三点连成一线的范围，基本构成了我的全部生活空间。而海子边，恰恰在这个圈子的正中间。所以，伴随着我的成长，我见证了海子边的兴衰变迁。

    老太原人都知道，20年或者再往前，要说购物，无非五一百货大楼、解放大楼、人民商场等屈指可数的几个大商店；可要说逛街，那可就是北有坝陵桥、南有海子边了。

    那时的海子边，用“繁华”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海子边街窄路弯，千八百米长的道路两边，摊位一个接着一个，中间是两排背靠背的铁皮柜台，把道路自然地划分为两个半区。所以，南来的从西边逛进东边逛出，北往的从东边逛进西边逛出，溜溜达达绕一圈，便把整个海子边逛了个遍。

    海子边商铺密集，白天开门营业的时候，店招、棚架、货物全都齐刷刷地支摆起来，把本就狭窄的道路和狭小的天空分割得支离破碎，更显得拥挤不堪。也正因为如此，人们来海子边基本上都是步行，偶有骑自行车的经过，十有八九是误打误撞，十之一二是迫不得已，汽车驶入，顿时就能领悟到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是什么样了。所以，慢慢地约定俗成，海子边逐渐演变为名副其实的步行街。

    海子边之所以吸引人，全在其经营方略上的草根视野。这里就像一个露天的大集市，吆喝买的和吆喝卖的此起彼伏，让人倍感亲切，在没有超市的那个年代，这给人以无以伦比的自由度和舒适感。这里所售的货品以服装为主，兼具各类生活用品，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走的却是物美价廉路线，难怪老百姓们蜂拥而来。而来这里逛街购物的人们，比起其他地方来，又多了一种快乐——— 淘，就像今天许多女孩子爱逛服装城和立达一样，想想经过千折百转，终获心仪之物，感受是何等美妙？

    一年又一年，海子边给许多人带去快乐，给许多人留下记忆。可城市和经济的发展就像潮水，一浪推着一浪。在时光浪潮的淘洗中，海子边也逐渐失去了其火热，逐渐归于平淡。如今的海子边，已与其它小街巷没有区别，泯然众人矣。虽物是人非，但当年的繁华盛景还是能让人依稀忆起，再有就是对人生若梦的无限感慨了……马建国

海子边的小店

    时间永远流逝在我们的不知不觉中，当年经常在海子边的小店中闲逛，离现在已经有十几年了。在我的印象中那时候去海子边买衣服的年轻人很多，其中大部分都是初中生和高中生，当然我也是他们其中的一份子。当时我和朋友们都不太喜欢父母给买的衣服，总认为他们买的衣服太土气了，于是大家经常向父母要钱自己去买，购物的首选之地当然就是海子边了。那时对衣服没有什么很高的要求，可以说就是没有要求，只要自己喜欢觉得好看ok。在那个时候我们都认为海子边的衣服是最好看的，现在回想一下，当时肯定穿过很多很夸张的衣服，这也许就是年轻人的勇气吧。

    当年的海子边店铺林立，我记得最多的是买牛仔裤的商店。当年三五好友经常一起相跟上去买牛仔裤，在我的印象里商店的老板人都很好，都很有耐心地让我们试穿，一般不会嫌麻烦。但也会遇上那种没有耐心的老板，我们就会记住他家的店，以后都不去那里买东西，还会告诉朋友们也不去他家买衣服。

    “搞价”，可以说是在海子边买东西的一大特色，如果你不会搞价的话，一定会被老板的花言巧语给骗了。现在朋友们经常说我很会搞价，我想一定是当年经常去海子边买东西训练出来的。搞价的时候一定要狠，而且最重要的是千万不能不好意思，如果你出的价老板可以接受并且有赚头他一定不会让你走的，肯定会说你给的太少不够本钱，让你再加点，以我的经验来看，只要你坚持的话一般都会以那个价钱成交的，并且老板一定会说“不赚钱只为拉个回头客”、“下次再来”一类的话。有时候明知道老板一定有赚，可是能以自己理想的价钱买到喜欢的东西还是会觉得无比开心。

    多少年过去了，当年的初中生、高中生都已经长大，也许他们现在已经很少再去海子边买衣服了，但如果有空可以再去那条记录着青春年华的街道上走一走、逛一逛，也许还会找到当年的感觉。 谢 芳

乐在海子边

    从1969年到1985年，我在海子边街的一个大杂院里整整住过16个年头。院子里20多户人家，清一色地住着小平房，用煤炉子做饭、取暖，并同在一个自来水龙头下打水，一个土厕所里撒尿，过着吃供应粮的日子，生活都不富裕。我那时夫妻俩月收入百余元，养活着5个儿女、1位老人，日子过得相当紧张，但至今20多年过去了，却一直忘不掉海子边给予我的乐趣。

    每天早晨天不亮我就起了床，妻子忙着做饭的时候，我一路小跑去海子边东南的五一广场，跟着大伙打太极拳，练洗髓经（又名健身18法）。准7点又一路小跑回家吃饭，放下碗筷就急急忙忙去驻在钟楼街合作大楼的市商业局上班。尽管工作十分繁忙，经常加班加点，因我长年坚持晨练，所以身体一向健康，连小灾小病都很少出现。

    中午和晚上下班回家时，我常顺便到桥头街新华书店浏览。看到新书上市，只要自己喜欢或适合孩子们阅读，如《普希金文集》、《鲁迅小说选》、《十万个为什么》、《小灵通漫游未来》等，我就用自己写通讯报道挣来的稿费购买，即使妻子不大乐意，但也无话可说，没法阻拦。

    当时的市图馆坐落在儿童公园内的文瀛湖东面，每逢节假日闲暇时，我在畅游公园、饱览景色之后，就去图书馆阅览室看书看报。去的次数多了，和管理人员相处得很好，他们经常主动向我推荐一些书籍和学习资料。我从小喜欢古诗，曾跟图书馆借阅过《唐诗三百首》和《千家诗》，并抄写过不少，以便随时翻阅欣赏。

    遇到星期六或星期天晚上，一般都不再加班开会或工作，我就带着孩子们去海子边西面不远处的长风剧场看电影，或者到柳巷大剧院看戏。后来儿童公园有了电视机，曾多次搬在办公室楼前免费让游人观看。当时的太原，电视机还很稀罕，以致我们一家人都成了热心的观众。直到1981年我自己买了一台13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才不再去公园观看。

    海子边真是个风水宝地，它以多彩多姿的景色丰富了我的文化生活，给我增添了无限的生活乐趣，我将永远怀念它，感谢它。 徐忠诚

第一次逛海子边

    1985年的夏天，二姐领到了参加工作后第一个月的工资，而我也在那年准备要升入高中，二姐决定用她的工资到海子边给我买一件夹克衫，让弟弟穿着时髦的新衣服去学校报到。当时，我们家刚从陕西搬到太原，住在义井，对太原还不很了解，但对海子边已是早有耳闻，只是从未去过。星期天一大早，我和二姐就坐5路车先到下元，然后又坐1路车，兴冲冲地来到海子边。

    这时的海子边已是人头攒动，不宽的街道里挤满了人，小贩们的叫卖声此起彼伏。我和二姐一路走一路看，一直走到儿童公园门口，也没有挑到一件合适的。眼看着走到了桥头街还没有收获，我们只好又往回返，最后终于在一家店里选中一件米黄色的夹克衫，当时的价格是25元。

    1991年我大学毕业，工作暂时还没有着落，于是，我和一位同学每人问父母借了五千元钱，在海子边的入口处从别人手里租了一间商铺，租金是每月1200元，当时的海子边还算繁华依旧，生意也还好做，但人气已大不如从前。因为衣服的高档、时髦已比不上万事发，价钱便宜比不过当时的服装城。即使如此，我每个月也能挣到两、三千元，这在当时已经很了不起了，因为那时的工薪族一个月工资也就挣一两百元。尽管挣钱不少，但在当时的人们眼里，当个体户毕竟不是很体面的事，四个月后，我老老实实在去单位报到上班了。

    此后，海子边也就日渐萧条了，人们也很少去那里买衣服。我印象里，已近十年没去海子边购物了。前几天，我和妻、二姐去华宇购物，回家时还专门绕到海子边看看，那里的街道变宽了，店面也整齐多了，但顾客却很少，显示出一副衰败的样子。

    而今的年轻人中可能有人根本没听说过海子边，更多人不知道海子边当年的名气和人气，海子边的繁华景象只停留在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的记忆里。 马 郁

在海子边学篆刻

    “抽的顺风烟，看的丁果仙，逛的海子边，赛过活神仙。”这是上世纪50年代，太原流传的一个顺口溜。可见海子边当时十分繁华，逛起来多么惬意。出生于60年代前期的我，对八九十年代海子边的记忆可以概括为：它是太原的王府井。

    海子边南起皇华馆，北至桥头街，是一条百米多长、略有弯曲的商业街。记得当时以经营服装鞋帽为主，还有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多种商品与服务。露天摊位鳞次栉比，一家紧挨一家，虽然各家规模都不大，每天却接待着像流水一样的顾客，从早忙到晚，一派红火热闹的景象。当时太原人穿的第一条牛仔裤、筒裤、灯笼裤，基本上都是在这里买的。刻章的，修眼镜钢笔的，钉鞋的，打戒指的等，个个生意火爆。人们摩肩接踵，你来我往，讨价还价，喜气洋洋。卖家和手工业者忙得不亦乐乎，顾客满意地露出笑脸。除了本地顾客，外地人还来批发商品，甚至有外国人来凑热闹。那时的海子边真是人旺、货旺、运道旺。

    1983年，我在海子边买下第一套西装，还配了条领带。第一次穿西装，试衣的时候笨手笨脚，又拿不定颜色、款式。人家卖东西的后生和姑娘服务热情、利利索索，三五句话让我乐呵呵地放下钱、拿走货，心里直感谢人家——— 再不买下就错过好机会啦。

    我的一位同学的爸爸和妹妹在海子边设摊刻章，技艺好，人又好，生意不错。因为我想学篆刻，没事就去那里观看学习。他们主要刻橡胶章、有机玻璃章，但我看多了也能琢磨出在石头上怎么刻。他们耐心指导我，终于使我学会了篆刻。同学的父亲为了鼓励我，还用青田石给我刻了一方藏书印，送给我。这块章我用过多次，保留至今。

    没有想到的是，进入21世纪，经过了改造，海子边却变得冷清多了。每当路过现在的海子边，我都有所感慨，不由得想起当年这里的兴旺景象和那块印章。 范德峰

海子边回忆

    上世纪50年代，海子边的人民公园是太原市民经常光顾的好去处，也是我的乐园。公园里有清波荡漾的湖水、状元桥、奇花异树，动物笼子、图书馆，有经常表演文娱节目的大礼堂。公园北大门西侧有文化馆，里面有少年儿童爱看的小人书，也经常举办一些科技展览。后来五一广场盖起了百货大楼，逛街的人们总是从柳巷街、桥头街穿过海子边一路走过去，到五一大楼选购商品。海子边街两边有卖醪糟、灌肠、小饼子的小摆摊，人们可以顺带品尝一下。不过那时的海子边街道又窄又脏，也不算繁华。六十年代先是困难时期，后是动乱时期，市场萧条，货物奇缺，公园里也没有了各种活动，人们连游公园的兴趣也减少了许多，海子边也显得十分冷清。

    到了七十年代中期，这里又热闹起来。街两边又有了各种小摆摊，人们把这里称作自由市场，有时还能够买到大商场里没有的小东西。不过，可能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那套做法还在起作用的缘故，有些赢利性活动还是受到限制的。有一次我看到一个人正在变扑克牌戏法，一边卖油印的戏法小册子，过来几个管理市场的女同志把他的道具和小册子统统没收了，还把一个卖花椒的训了一通，吓得这两个人跑了。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放开搞活的政策使这里显得空前的热闹。满街都是小货摊，小商铺，尤其是做衣服生意的更加火爆。这里的衣服可以讨价还价，比大商场的既便宜又时新，因此来这里买衣服的人特别多。我在这里就买过裤子、鞋子，给孩子们买过裙子等。不过由于街两边摆满了货物，使得窄小的街道更加不宽敞，人来人往，十分拥挤，行走不畅。

    到了九十年代以后，街上两边的小货摊减少了，而两边的小商店多起来了，各种商品琳琅满目。各家商店都十分注意“门面”，装潢的都很讲究，玻璃明光锃亮，橱窗里面摆挂着具有特色的新式商品，很具有吸引力。商店里的营业员穿着整洁美观，打扮得漂亮，态度也和蔼，给人印象是很讲究文明礼貌，这大概就是时代的进步吧。史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