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人生的长河中，耳闻目睹的人和事情太多了。这些事、那些人都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地淡化，甚至忘却。但是，那四十斤粮票的事时时萦绕我心，久久不能忘怀。
那时，“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席卷全国各地，工厂车间、田间地头，“斗私批修”大会随时开，会议室、大队部洋溢着饿着肚子抓革命、捧着语录促生产的革命豪情。我就在这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初中毕业了，满以为标准的贫下中农，被推荐上高中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大队的推荐会上，主事的人摆出一大堆理由搪塞我，家庭人口多，劳力少，哥哥又刚上高中一年，“都去念书，谁来养活全家人”等予以否决。就这样，我的升学梦想破灭了。
于是，我这个年轻体壮的愣头小伙子扛起锄头下地干起了农活。谁知，不到一年，一件好事降临到头上。公社给指标增加民办教师，经大队研究，即刻让我上任。当时我高兴地连路都不会走了……刚报到，接到公社联校通知，新教师去县里培训，要求自带行李、洗漱用具，三十元现金和四十斤粮票。回家后，我一五一十告诉了父母。顿时，有说有笑的一家人鸦雀无声，沉默不语。我看着父亲的脸是那么地难看，表情是那样沉重。我知道，本来拮据的生活，只能勉强度日，哪来这额外支出。现金还可以凑合，这四十斤粮票在当时就是一座山，怎能背得动啊！更何况，我们这个小山村，主要粮食作物是小杂粮，粮站兑换粮票需要像玉米、高粱等大宗粮食，本村谁家都没有，上哪找啊！
父亲说，再重的担子也得肩挑，再难的事也得去办。吃过午饭，他带着口袋出发了。第二天傍晚，父亲汗流浃背地背着四十斤玉米回来了，不知是借的还是买的，反正他很高兴，告诉我能去县里了。次日，父亲又背起玉米，我带上行李，徒步到三十里外的粮站兑换成四十斤粮票，交给我，并嘱咐好好培训，然后父子俩各行其道，父亲返回家，我去县城。现在，生活好了，可四十斤粮票的事永远都忘不掉。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