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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光是现在兴过文化年，儿时乡下的文化年，也是过得丰富多彩，红红火火。
我出生在雁门关下、滹沱河北岸的一个小村里。每年一进腊月，最忙活的是女人们，她们首先是剪窗花，就是剪纸。你别小看这剪纸，它可是体现每家过年美不美的眉眼儿，别人待见不待见，关键是看女人的那双手巧不巧。我的母亲就是村里的一位剪纸高手，别人剪纸前先要在纸上画出样花来剪，可我母亲是看见啥就剪啥。母亲剪的“喜鹊登梅”“鞭炮迎春”“旺气冲天”“改天换地”“愚公移山”等，每年都是全村的剪纸样板。所以在年年的腊月里，我们家最热闹，一群一伙的大姑娘小媳妇们，都来我家拜母亲为师。
如果说剪纸是文化年的眉眼儿，那么窗画就是文化年的俊脸蛋儿了。这画窗画的手艺，有不少人家是祖传的。女人画，男人也一展手艺。刻成模板印窗画，那是乡村艺人里的行家，是真传，普通人是没有那种绝活儿的，一般人家都是自己画，或者请人画，或者买。在这点上，母亲就比不上父亲。腊月里，父亲买回各种颜料后，先构思上几日，等灵感一来，便一画而不可收拾，连饭都顾不上吃。父亲最得意的作品有“福手莲花桂长笙”“柿（事）事如意牡丹根”“年年有（鱼）余”“喜盈门”等。记得那年春节，村里众乡亲见父亲的这几幅作品最好看，又喜庆吉利，便一家一户地排着队把父亲请去，给他们画这几幅画。没想到那年春节，父亲的窗画“雷”了全村。
炕头上的墙围画和炕上铺的油漆布画，当然是文化年最漂亮的衣服了。这可不是各家各户自己能鼓捣了的艺术，必须得请那些民间艺人来完成。可以说，这项传承下来的民间绝活儿，是我们家乡民间艺术的精髓。当时在墙围画中最流行的作品，就地取材于本土的杨家将屯兵戍边、镇守“三关”（偏关、宁武关和雁门关）、精忠报国的故事。通过这些民间艺人之手，把这些脍灸人口的故事，栩栩如生地展现在家家户户的墙围画中，不但丰富了文化年的内涵，更重要的是，对子孙后代长年累月地进行着爱国主义教育。
油漆布画则是另一种表现形式了。这种画表达的是对生活的美好向往。以火炕的大小来确定布画的尺寸，先在底布上刷上油漆，再在油布上作画，然再涮几遍清漆。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作品有“一帆风顺”“步步登高”“万紫千红”“一枝红杏入墙来”等。临近春节，各家各户把油漆画布往热炕头上一铺，那真可谓是“布在炕上铺，人在画中游”啊！
一到晚上，就成了村里排练文艺节目的时间了。所有的节目排练好后，就先在村里演给自家人看，其实不是正式演出，是彩排，可是全村的人们都场场不拉，看得有滋有味。观众都是自家人，所以他们边看边提意见，往往是在演的中间突然停下来修改。有的老子发现儿子演得不像时，就干脆登台示范一阵，直到演得有模有样了，才接着再演。等把各自的节目排练好后，村和村就互换着演出。最关键的是一年一度的正月十五汇演。
在演出中，经常会弄出些有趣的小插曲来。记得有一年，我参加镇里的正月十五汇演，第一个节目就是我和一个女孩的二人小戏剧《一条扁担》，剧情是家有一条扁担，兄妹二人都争着挑水，参加队里的抗旱。剧中有一个一碗水就能救活一棵秧苗的场面，我要端着一碗水上场。可是那天汇演时，也不知是谁把事先准备好的道具给拿走了，当我回幕后端水时，一看碗没了，一下就傻眼了。这时场记一急，就把一个小铜锣塞给我，见我直愣神，怕冷场出笑话，便一把把我推向了台前。这时台下的观众见我端着个小铜锣当碗用，顿时哄笑一片。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我灵机一动，改了台词：“你们笑个啥呀？啊？现如今是毛主席让咱们端上大大的金饭碗了，你们就一个个地偷着乐去吧！”没想到我这一改词，既救了场，还迎来了阵阵的叫好声。汇演结束后，就在我准备挨批的时候，镇领导和村干部不但没有批我，还一个劲地夸我又机灵又有政治头脑：“真是改得好啊！”最后我们演出的小戏剧还获了奖。
在过文化年的时候，最诱惑孩子们的，当然是那些出自民间艺人之手的“耍货”，有猎猎响着的风车、悦耳动听的七音哨，还有那些琳琅满目的琉璃喇叭、吹糖人、彩面塑和不倒翁等，让孩子们犹如走进了有趣的童话世界。
几十年已经过去，现在回想起来，儿时乡下的文化年，仍然是历历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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