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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逢《太原日报》创刊纪念日之际，我想起曾经任报社总编辑、在报社工作9年之久、现已离开我们的王士元同志。他早年参加革命，经历了近四十年的新闻生涯，在山西新闻界可谓德高望重的元老级人物，他也是太原日报社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奠基人、开拓者，他的人品学识、工作精神以及他对太原日报社作出的贡献仍时时让我感佩和怀念。
初识王士元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那时我任省军区新闻干事，因常为《山西日报》3版的“山西民兵”专栏（系省军区和山西日报合办）组写稿件，见到过编辑部不少人，其中一位瘦高个、戴鸭舌帽、鼻梁上架一副黑框眼镜的人，他那看似知识分子气又没有知识分子架子的表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山西民兵”专栏编辑李东喜（后任山西日报总编）告诉我，他叫王士元，是理论部主任，写社论的大笔杆子，咱晋南老乡垣曲人。这让我既感敬佩又觉亲近。时隔三年，《山西民兵报》创刊（山西省军区主办），我们来到山西日报大院内办公，也就有了更多接触机会。这段时间，王士元同志非常热情地给《山西民兵报》不少帮助，这让我对他有了更深的好感。1970年1月，我们原在《山西民兵报》工作过的几人奉命到太原报社筹备报纸复刊工作时，首先想到了调王士元同志，原以为他那时是山西日报编委、部主任、写社论的大笔杆子，恐怕很困难，没想到他本人听说是我们几人的要求便很痛快答应了。这就有了以后五年时间的朝夕相处、甘苦与共的日子，也更深刻地了解了他宽厚仁慈、谦虚大度的为人处世，以及殚精竭虑、孜孜以求的敬业精神，堪称师表和益友。
王士元同志识才爱才用才的故事成为报社的经典和亮点，常为大家津津乐道。他在任内除力荐山西日报老报人樊宝珠同志来太原报社任领导职务外，还从太原市二十五中调进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本科毕业的年轻人邢建堂，经他悉心培养，此人在1983年终扛报社大梁担任了总编职务，从此《太原日报》又迎来了一个蓬勃发展阶段。还有一位叫战富国，当时是电务组负责人，二十几岁，在一次编辑部生活会上，王士元同志发现此人的发言稿文笔流畅，条理清晰，是个好苗子，遂将此人调入编辑部当了一名记者，此人聪明好学肯钻研，采写了大量有深度的稿件。为使年轻人尽快成才，王士元建议将其送到北京大学新闻系深造。战富国脱颖而出，后担任部主任直到副总编。战富国现任太原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还在文学写作方面有所发展，出版过几部散文、随笔集。王士元和报社领导惜才爱才用才，成就了一批有才干的年轻人，他们先后担任了报社的领导职务，施展了才华。
王士元关爱同志、平易近人，深得大家拥戴。他把报社看成一个大家庭，在他的影响感召下，报社同志间关系融融如一家，形成了很好的风气。他更是把自己看作普通一员，从不谋私利搞特权，在报社没人称他职务官衔，更多的是称他“老王”，他觉得很舒坦。报纸刚复刊时，由于新来的人员大多没办过报，稿件中问题较多，王士元同志并不责怪大家，除了组织业务学习和亲自讲业务课外，在审阅报样时十分仔细，改动也比较多，新入道的同志从此也学到了不少东西，较快地适应了工作要求。当出报工作正常运转后，王士元同志了解到编辑部一些业务骨干工作压力大，有些人很难照顾家在外地的妻儿老小，他又同报社其他领导、军代表商量解决办法，并同市有关部门协商，最终解决了一部分同志夫妇两地分居问题。这批骨干解除了后顾之忧，又感念报社领导的厚待，工作更加积极认真，一股凝聚起来的巨大合力推动着报社事业向前迈进。而这时王士元的爱人郝枫同志却在远离市区的南郊插队（省里对机关干部的统一安排），几个孩子没人照顾，日常生活十分困难，但他从未提过个人要求。平时王士元同志对大家要求严格，大家也知道不能“犯事”，不然他会十分严厉。一次，一位家在农村的记者孩子有病，因急着回家没买车票就上了火车，后被车站查出。他批评这位记者不该不买票就上车，这对报社造成了多坏的影响，要他以后注意改正。但当他了解到这位记者的实际困难后，立即让人派车把他送至车站赶下一趟火车。
王士元同志还是个重情重义之人，在报社可说有口皆碑。他十分珍惜同志之间的情谊，一些同志把他称为“恩师”“恩人”。他在离开报社后也还常常牵挂着一起工作过的同志，牵挂着报社的事业，只要有求之处就会倾力帮助或给予关照，二十多年间仍常有同志们前去看他。他的真情实意我也有切身感受。那是我刚开始看报样时，思想压力大，有顾虑，他十分诚恳地对我说：“你以前在《山西日报》（指办“山西民兵”专栏）、《山西民兵报》干过，有一定基础，干起来慢慢就熟悉了，再说这也是你的一份责任，不能推卸。”还叮嘱有难处随时找他。在王士元同志的指导下，我得到了锻炼提高，对以后工作帮助很大，他的这段情义我一直铭记在心。
2007年4月的一天，我去省人民医院看望正在住院的王士元同志，他说病好转了，很快就能出院。我俩聊了很久，他对当时报社军代表很有感情，说都是思想正、懂报纸、干工作的人，从不受社会风潮影响，为报社把好了方向，维护了报社团结，保证了报纸如期正常出版，在那个年代实在不容易呀。最后他紧紧握着我的手，眼中流露出殷切之情，对我说很想见见过去一起工作过的同志。回到家后，我按他说的通知了有关同志，于“五一”节前由王士元和夫人郝枫作东，在饭店举行了老友聚会。由于当时未能和樊宝珠同志电话联系上，邢建堂同志正在住院，二人未能应邀参加，均成为不可弥补的遗憾。这次会面也成了这一生同王士元同志的最后一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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