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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人的饮食记忆

  前不久热播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引发了人们对中华饮食文化的浓厚兴趣,而我们在这里记录的,则是关于食物的个人记忆。

    民以食为天。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关于食物的深刻记忆,大多与人生的酸甜苦辣紧紧相连。某一种食物,常常会引出某一段特定的人生经历。舌尖上跃动的,不只是食物的味道,更是一种人生的滋味。                  ——编者 

 

山里莜面香

    张素莲

    上世纪70年代初,我们赴古交采集药材标本。

    在古交山里,我们住在刘大婶家,吃饭是在村里为放羊人设的食堂。

    食堂的主食是莜面,中午,几个婆姨忙着做莜面栲栳栳,她们把和好的莜面揉成面剂后,在一个光滑的石板上一推,面剂就成为一张薄薄的长面片,婆姨们用手揭起面片,把两边搭好一卷,卷成中空的面卷,竖在笼屉里依次摆好,像蜂窝似的。我和同伴二增看得手痒,也洗了手,揪了一块面做,但没想到这小小的面剂太不听话,推的面片不是太厚就是薄得开了洞,根本不能卷。那些婆姨们就取笑我们:“太原来的婆姨不会推莜面,怎么嫁人呢!”

    栲栳栳蒸熟了,羊工们也回来了,他们每人端一个大海碗,抓一把盐,倒一股醋,再舀一勺凉水,蹲在地下,把栲栳栳蘸上盐醋水就开吃,吃得风卷残云,畅快淋漓,看得我和二增豪气大增,也学他们的样子大吃起来,这酸酸的味道配上很有嚼头的莜面,开胃利口,我们吃了个痛快。

    晚饭是米汤冲炒面,炒面也是莜面做的,舀一勺热米汤,倒入炒面中,用筷子在炒面浮头徐徐拌着,很快炒面就拌成一团团软软的面疙瘩,我们学着羊工的样子,就着咸菜,边拌边吃,太开心了。

    那些日子,我们白天背着标本夹,跟着向导钻山沟,采药,看山景。傍晚,我吹口琴,二增唱歌,领队的卢主任逗村里的小孩玩。早晚炒面米汤滋润,中午莜面栲栳栳垫肚,神仙过的日子。

    一天,我告诉刘大婶,食堂天天吃莜面,快吃腻了。大婶说:“能天天吃莜面,那是队里上待你们,我们农民家,只有过节时才当稀罕吃一顿呢!平时玉米窝头山药蛋能吃饱就不错了。”大婶又说:“俗话说,四十里莜面三十里糕,二十里荞面饿断腰。吃上莜面耐饿,你们每天爬山,得吃点硬的。”我才知道,原来村里是用最好的粮食招待我们呢!他们的生活却连温饱都达不到。这些淳朴的山民啊!

    离别时,大婶塞给我们一袋她自制的炒面,说:“这是我用莜面配上红枣、黄豆做成的,甜丝丝的,还不噎人,你们回去尝个新鲜吧!”我们怎么推辞也不行,只好收下了。

    大山里的人就是这样,一如莜面,朴实无华,令人回味无穷。

 

剔拔股

安淑媛

    “剔尖”是晋中人的一种家常面食,老太原人叫它“剔拔股”。做法很简单:把面舀到小盆里,一边慢慢加水一边用筷子把面搅到适中,饧一会儿,把专用的炊具剔面板和铁筷子洗净备用。剔到开水锅中的面,两头尖中间粗,三寸来长,样子像柳叶鱼,所以又叫“拨鱼儿”。

    小时候家里穷,买不起白面,经常吃红面。那时的红面和现在的红面不一样,很粗很粗,如果不掺“榆皮面”,做出的剔尖到锅里开水一煮就化成了糊糊。但掺上榆皮面就不一样了,那剔尖一根是一根,硬硬的,吃到肚里仿佛还能站着。记得有一天我放学回家,午饭是红面剔尖,姥姥给我盛了一碗,捏了一撮盐,倒了一股子醋,又用筷子挑了一点干辣椒面,调好了递给我:“俺娃快吃,可香呢!”

    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粮食靠供应,人人有定量,粗粮多细粮少,我常常把少量白面掺上红面给全家人做剔尖吃,做碗西红柿调和,再炒上两盘青菜,调到面里也很好吃。一位学生家长是纺织厂保全工,他给我做了一套剔尖的炊具,不锈钢的,十分称手。他说:“你们当老师的太累,时间紧,做剔尖省事些。”40多年过去了,我还在使用这套炊具。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粗粮早已从餐桌上淡出,天天都是白面大米,各种副食、蔬菜应有尽有,可我还是隔三差五地要做一顿剔尖吃。如今,人们注重科学饮食,讲究粗细粮搭配。我买了好些杂粮,有红面、豆面、荞麦面、玉米面等。吃剔尖时在白面中掺上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杂粮,做出的剔尖不仅口感好,剔起来也比较省劲,它还是健康食品呢。

 

菜摊摊

    柴秀兰

    我最爱吃的一种食物是奶奶做的菜摊摊,它不仅有面的清香,还有搅上各种菜的保健功效。特别是再蘸上奶奶调制的小料,有醋的酸香、蒜的辣香、盐的咸香,还有芝麻香油的清香。让你吃起来香软可口,回味无穷。这一经济可口的美食在我们家一直流传至今,直至现在,我的儿孙们仍然经常要求给他们做老奶奶的菜摊摊。

    我奶奶是河南人,年轻时家乡十年九灾,再加上家中兄弟姐妹众多,经常是以菜代饭,而且养成了吃野菜的生活习惯。

    虽然解放前奶奶就跟着爷爷来到了山西,生活也逐步有了好转,但奶奶吃野菜的习惯从未改变。奶奶常说,可不要小看野菜,过去吃野菜是生活所迫,不吃野菜就要饿肚子,现在,生活好了,吃野菜成了调剂生活,更重要的是不能忘记过去的苦日子。所以,奶奶从地里劳动回来时,总要捎带些野菜回来,如苦菜、马齿苋、扫帚苗、灰灰菜、千穗谷等。除此以外,还有西葫芦、红、白萝卜也是我们家做菜摊摊的好食材。做菜摊摊十分简单,就是根据各种菜的特点,把菜切碎或擦成丝,拌上适量的面,放上盐、葱花、花椒面,再用清水调成糊,倒在饼铛上摊成薄饼,把两面烤黄,吃时蘸上调好的小料即可。

    在奶奶的影响下,我继承了河南人吃菜摊摊的习惯。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吃野菜成了新的时尚。特别是野生植物的保健功能,更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如马齿芥有降脂、降压的功效,苦菜有败毒下火的作用。所以,野菜如今成了人们餐桌上的绿色新宠。记得有一次,我们一群老年舞友出去野餐,每个人都带了自己拿手的饭菜。大多数老年朋友带的是超市买的面包、饼干之类的食物,而我仍是带了一包自己做的马齿苋菜摊摊,当中午大家打开各自的饭盒,共享美食时。人们都对我的菜摊摊大感兴趣,一会儿就抢了个精光,都说我的菜摊摊既好吃,又解馋,还有降脂的功效。特别是香、辣、酸、咸的蘸料,更是让朋友们赞不绝口。

 

    张小琦

    年糕是我的家乡客家人的传统食品。祖母做的年糕,细致、润滑,我最爱吃。

    上世纪50年代初,那年,我8岁,我的父母亲离开家乡到北方工作,而我留在了祖父母身边。那时,祖父母已年过花甲,他们非常疼爱我,却不娇惯。祖母做家务活时总是把我带在身边,一边做活一边教我做。

    每年腊月,接近除夕的那几天,家乡的人们便忙着做年糕了。

    做年糕,首先是磨年糕。在家乡,每家都有一台小石磨。家乡做的是水磨年糕,磨料是提前两天泡上的,祖母的年糕料一般是用6份糯米配4份大米,这样配出来的料最好。磨年糕的时候,祖母让我做她的小助手。她推着石磨,我站在一边,拿着勺子,一勺一勺地投放磨料。

    磨年糕很有讲究。祖母一边推着石磨,一边对我说:放磨料一定要细心,不能图快投放太多,每次投放要均匀,磨出来的料才细嫩。当磨液全部流到下磨盘上的布袋里后,就系紧布袋口,然后用一块大石板压紧,榨掉水分,大约需要压一夜的工夫。第二天,基本上榨干了,年糕料也就准备好了。

    老家的年糕有两种:一种是笼蒸,一种是油炸。祖母把磨好的料放在盆里,配上一定量的红糖,然后开始揉搓。笼蒸的年糕要揉搓得久一些,使它更润滑,蒸好后会更可口;但是油炸的年糕料就不能揉太久,只要揉均匀就行了,否则炸的时候很“吃”油,既浪费了油,吃起来又太腻。

    蒸年糕火要旺,蒸出来的年糕才爽口,不至于夹心,所以祖母总叮嘱我看好火,及时添柴。油炸年糕时,祖母亲自负责炸,而我只在一边揉圆年糕坯子。祖母炸的年糕漂亮极了,色泽金黄,又甜又香,十分可口。年糕炸好后,祖母就把它装在盘子里,让我给左邻右舍送去,自己还没吃,先让别人尝。邻居们吃了我送去的年糕,都会啧啧地称赞祖母的手艺,我听了心里乐滋滋的。当然,我们也会收到邻居们送来的年糕,不过,我还是觉得,祖母做的年糕,味道特别好。

    我的父母亲在外地,路途遥远,交通又不便,经常不能回家过年。祖母就把炸好的年糕打成包裹,她对我说,你爸爸妈妈都爱吃年糕,我要给他们寄些。祖母寄去了年糕,就寄出了母亲对孩子的爱心和惦念。

    18岁那年,离开祖母到北方上大学,后来又在北方工作。远在闽西老家的祖母,从此又多了一分牵挂,每年还要给我寄来她做的年糕。收到祖母的年糕,我眼前就会浮现出她做年糕时孤单的身影,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

 

糠菜团子

    彭庆东

    上世纪70年代初,我在五一路小学上学。那时家里一日三餐都是玉茭面窝头或红面剔尖,没有一口细粮,除了咸菜没什么菜肴可辅助下饭。吃得人心里发怵,胃口泛酸,一天到晚恼怒家里不给改善饮食。一个寒冬的早晨,我照常背上书包去上学。到校后,才猛然想起今天班里要去学农基地耙儿沟村听忆苦思甜报告会。可我竟忘得一干二净,一点准备也没有,更主要的是没带一点干粮,中午肯定是要挨饿。那时候身上既没零食更没零钱,平时就肠胃空空,加之天气又冷,饿了吸口气都觉得累得慌。

    我和同学们步行了一个多钟头来到了耙儿沟村。听完贫农李大爷的忆苦思甜报告,老师和同学发言表态后,也就将至中午。李大爷说为了加深此次活动的印象,请我们吃顿糠菜团子。我对糠菜团子本没有什么认识,只想到中午有吃的东西,不用饿肚子了,心里挺高兴。我们跟随李大爷来到村里一处简陋的食堂里,看见蒸笼上热气腾腾,却闻不见一点饭菜味道。须臾,厨师掀起笼盖,透过满溢的蒸气,看到了笼屉上蒸着一个个灰不溜秋的类似窝头模样的团子。晾了晾蒸气,厨师小心翼翼地双手捧着这些团子给同学们分发。我捧过来后才看清楚这是用糠麸和不知名的野菜搅合在一块的糠菜团子,没有一点面粉、油盐,怪不得用手捏不住,一捏就碎。

    刚吃一口,唾液一下子就没有了,嘴里立即干巴巴的,苦涩难咽。但饥饿还是战胜了一切,第二口我咬下来便囫囵吞了下去,一个小孩拳头大小的糠菜窝头三两口就吞了下去;当时,肚里没啥感觉,我又要了一个,这回便咬着扎嘴,需就着水皱着眉头才能缓缓地咽下去。

    由于从未吃过糠麸,胃里一时难以消化。下午回家的路上,肚子便疼得难受。好不容易赶回家里,便开始上吐下泻,一晚上跑了好几趟厕所,直折腾得三四天浑身软弱无力,肚子里火烧火燎,吃点东西便想呕吐。

    从此我吃饭时,一想到吃糠菜团子的感受,就再也不敢挑剔粗粮,玉茭面、红面似乎另有了一番滋味。

  

忽悠来的蛋炒饭

    

    小时候,日子过得清苦,饭菜粗糙,人们只求填饱肚皮就行,哪还敢索求饭食色香味。由于食品短缺,勤劳的母亲尽管想尽一切办法,也不能做出花样繁多的饭菜,来满足正在长身体的儿女的舌尖的需求。

    邻居的史大爷,平时喜欢和我开玩笑,曾多次忽悠我说鸡蛋炒捞饭是如何如何的美味。说多了我就有点心动,有几次竟然忍不住流出了口水,可是我却没有勇气向母亲提出吃这“奢侈”的饭菜,因为我知道母亲不可能答应我的要求,平常的日子,母亲能保证一家人能吃饱就不错了。这一顿饭的消费恐怕够一家人好几天的伙食。

    那一天,我又被邻居史大爷忽悠,实在忍耐不住鸡蛋炒捞饭的诱惑,趁着父亲到地里锄草、母亲带着弟弟妹妹到邻村赶庙会的时机,自己在厨房模仿母亲平时做饭的程序,偷偷地做起了鸡蛋炒捞饭。一边做着饭,一边警觉着外面的情况,仿佛在做一件亏心的事情,心里害怕极了,连做饭的手都抖个不停。

    由于火候把握得不够,经验不足,更主要是心情紧张,自己做出的鸡蛋炒捞饭,米软、蛋生,还有一股生油味。吃起来非常难吃,远没有平时母亲做的米饭好吃,当然更不会有邻居史大爷所描述的那样诱人的美味。自己勉强硬吃了几口,就再也吃不下去了,为了“销赃”,只好悄悄地端去喂了猪。母亲回来后,虽然也发现了点什么,但是当时并没有点破。多年后,我同母亲谈起这件事情,母亲说当时其实就发现了我的猫腻,只是因为我被人忽悠,才没有说破.唉!只是可惜了那些宝贵的粮食,在当时多么不容易啊! 

 

火车上“蹭”烧饼

    梁俊生

    上世纪70年代的中后期,是我在忻州(当时称忻县)上初中、高中和农场插队的阶段,曾利用星期天、寒暑假、节假日,无数次地在火车上“蹭”烧饼,既帮助了家人改善饭食,也满足了我的胃口,心里美滋滋的,很是有成就感。

    那时有一趟往返于太原至河边的短途旅客火车。因没有餐车,这趟车近中午经停忻州站时,由车站售货部加工的烧饼装筐送进车厢里供应旅客。烧饼个头挺大,旅客凭车票卖给两个,共花一角五分钱。我是铁路子弟,坐火车不用买车票,倒是需要找几张废弃车票用来买烧饼。

    这趟慢车从忻州站开出了,卖烧饼的两个女售货员从列车两端往中间移动卖着烧饼。我凭感觉先往“好说话”的售货员这一头车厢移动,来到卖烧饼的这节车厢赶紧找座位坐下,捏着车票佯装成旅客,等候收获“成果”。眼盯着烧饼筐终于移到我座位前了,我递上车票和零钱,那中年女售货员看到是废车票,瞪我一眼,心照不宣,她知道我是铁路子弟,是住在她家不远的街坊邻居,她就装模作样地用红蓝铅笔的红头在车票上画个红勾,算是买过了有个记号,你不再可以重复地买。

    我不甘心辛苦坐一趟车只买到两个烧饼,就赶紧起身往前一节车厢里跑,赶紧再找座位坐下,如法炮制,故伎重演,等着第二次买烧饼。一般来说,如当天售货员心情好,看我顺眼,又约摸烧饼有剩余,就会再卖给我两个烧饼。这头车厢再买不到了,我就再往另一端的车厢里跑,赶紧找座位等着买烧饼,那就是碰运气了,卖给几个算几个。慢车运行40多分钟到达定襄站,我下了车,走到城里闲转一个时辰,再坐上返回的慢车在忻州站下车回家。

    这烧饼舍得上胡麻油,油光光、黄澄澄,闻着香喷喷,吃着外酥里软,掉在地上能摔散,谁人吃了都说好吃。至今,想起这烧饼的美味,我仍然回味无尽,还想再吃到这种原汁原味的烧饼。

 

妈妈带回一碗肉

    

    我在侯家巷的太师附小上小学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由于父母都住机关,家里只剩我和上一年级的弟弟跟着姥姥生活。尽管姥姥省吃俭用,千方百计来填饱两个孩子的肚子,但我和小弟永远在不停地喊饿。那时,窝头咸菜能吃饱已属不易,肉食则已成为一种几乎被遗忘的奢求。

    记得那年冬天,母亲单位会餐时每人有一碗肉,可母亲却一口都舍不得吃,精心打包起来,下班后倒了好几趟车送回了家。听姥姥讲,母亲抱着那碗肉进家时我和小弟早已进入了梦乡,而第二天早早地起来用那碗肉炖了一锅菜,在我们姐弟俩还熟睡时又匆匆赶着上班去了。当我和弟弟狼吞虎咽地吃着那有着大肉块儿的炖菜时,压根儿就没想到母亲因为这碗肉的奔波之苦,满心满眼除了肉还是肉,如果不是姥姥提醒上学,我们怎么也舍不得放下饭碗。当我俩挺着滚圆的肚子,打着饱嗝恋恋不舍地出了门时,才发现时间不早了。为了不迟到,我拉着小弟,迎着呼啸的寒风一路小跑。眼看着都到校门口了,小弟却捂着肚子蹲在地上“哇哇”地呕吐起来,我急忙弯腰去为他捶背,谁料一阵大风迎面吹来,呛得我倒吸一口凉气,随即也不由自主地吐了起来。姐弟俩就这么在路边吐得昏天黑地一塌糊涂。

    当我有气无力地睁开双眼时,看到的是一片狼藉,而小弟则扯着我的胳膊声嘶力竭地哭喊着:“我的肉,我的肉呀!”不知是听到弟弟随风飘荡的哭声,还是想起妈妈和姥姥一口都舍不得吃的肉全让我们糟践了,抑或是看到空荡荡的校门口知道已经迟到无疑,总之,一股莫名的委屈顷刻间袭上心头,我情不自禁地一把抱住小弟也嚎啕大哭起来……

  

角片子情结

     

    “角片子”是我们家乡的土话。“角”念“juan”,不念“jiao”。就是太原人说的揪片子或揪疙瘩。1948年盛夏,我的家乡清徐县西青堆村解放了。当时,正是麦收季节,大部分麦子已经被敌人抢走,解放军就帮助老乡们复打小麦,搜寻回残存在已经碾碎的麦秆里的麦粒,以渡眼前的饥荒。

    我们村的村口有一棵老槐树,每到晌午吃饭的时候,人们就端上自己的饭碗一齐来到这里,一边吃饭,一边谈天说地。

    有一天中午,我端上我妈给我做的包皮面到了大槐树下。我一边听着人们闲聊,一边看着小伙伴们的碗里,看看各人都在吃什么样的饭菜。当时,人们的生活依然困难。人们把搜寻回来的一点小麦,想方设法变换成茭子、玉茭子等其他的粮食充饥。各家各户端到大槐树下的,大多是包皮面、拨烂子、汤汤面之类的饭菜。

    当我的眼睛转到德昌哥哥的饭碗时,我被他碗里的西红柿角片子吸引住了。那白白的面片,上面浇上红红的西红柿,实在是诱人。只见德昌哥哥用筷子一拨拉,那夹红带白的西红柿角片子便送到他的嘴里,还发出了“吸流、吸流”的响声。看着他那美味可口的西红柿角片子,我的口水不由得从嘴里流向了碗边。于是,我端上我的饭碗,一溜烟似的跑回到家里。

    我站在妈妈做饭的灶台边,一边说着包皮面又红又涩,一边说着德昌哥哥碗里红红的西红柿浇在白白的角片子上是如何好看又好吃。妈妈抬眼看着我的那个馋嘴样儿,不由地一笑说:“行,明天妈给你一斤麦子,你到清源菜市坡上换回二斤西红柿来,妈也给你吃上一顿西红柿角片子。”

    第二天,我和根海哥哥相跟上,手里提着妈妈给的一斤麦子,去到了县城的菜市坡,换回了二斤西红柿。我们也都吃了一顿西红柿角片子。

    从此以后,这西红柿角片子成了我的终身所爱,一旦有了条件,就要做上一顿西红柿角片子,尽情地享受一次。 

 

    王之保

    1961年,我在清徐一所学校工作,住在潮湿阴冷的宿舍,又经常吃不饱,非常想家。尽管单位离太原城百十里,周末总要骑自行车回一趟家,周一早晨再返回清徐上班。

    其实,太原的家是我伯父伯母家。生养我的父母在阳曲县的一个小山村,伯父伯母待我如亲生子女一般,对我十分关照。那时吃供应粮,每人月供只有二十几斤。伯父伯母还要勒紧腰带为正长身体的我省出几斤粮。

    说实在的,困难时期的我因为饮食不规律患上胃溃疡。发作时疼痛难忍,年纪轻轻的我面黄肌瘦,总是打不起精神。大伯大妈非常着急,他们为我找大夫诊治,一点点积攒的细粮差不多都照顾了我。我真是于心不忍,他们就安慰我说:“你还年轻,正长身体,只要对你的胃病有好处就行,不要想太多。”

    每次回到家,伯父伯母都是想尽办法给我吃好的、容易消化的,看着我一口口吃进嘴里,才高兴地离去。在那年月,粗粮供应多,就尽量粗粮细做。把领下的红薯制成薯干,把红面做成“金裹银”,玉米面做成发糕,花样翻新。我那娇嫩的胃口最欢迎伯母制作的玉米面发糕了。伯母的做法是先称好两斤玉米面,配少许的白面,发好面再用碱面揉好,上蒸锅蒸,发糕的表面撒上些煮好的红豆、红枣,放凉后切成若干小方块。伯母自称这是“万紫千红糕点”。我吃在嘴里、甜在心里,胃口一点也不难受了。为此,每次从清徐回家,伯母总是给我做一次,走的时候,再装一盒给我带上,另加一小罐伯母亲手调好的红白萝卜凉菜。伯母说:“带上自家做的饭菜,你好好工作,不要想家。”我听了,心里暖融融,不禁热泪盈眶。

    两年后,我从清徐调回太原工作,不再带那盒发糕和萝卜凉菜了。但想起那时的光景,总能感受到伯父伯母对我的无限关爱,心中充满了感激之情。

  

二面菜饼

    吕锐先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十几岁的我正读中学。我天天吃这些没味道的玉米面糊糊,感到很没胃口,常常是早晨勉强喝几口玉米面糊糊,吃几口窝窝头,就去上学了。到下第二节课,肚子就饿了,到了中午就是饥肠辘辘了,真是一点也不夸张。那时因为吃不饱得病的大有人在。我也一样,因为营养不良,在我上初二那年,得了肝炎住了医院。

    我的生病引起了父母高度重视。父母为了让我们几个孩子早饭吃饱吃好,健康成长,很是动了一番脑子的。因有亲戚在农村,经常送些菜来,母亲动手制作了二面菜饼。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做的二面菜饼就是我们的最爱。所谓二面菜饼,就是用两样面加些菜做成的。母亲每天起得很早,先是烧开一壶水,把玉米面泼一下,里面掺些菜,和成面团,捏成饼状,再用白面在玉米面菜饼外面薄薄包一层,在铁锅里刷很少的油,温火烙一下,口感就好多了。那时我们几个孩子每天早晨起床后洗漱完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厨房等母亲的二面菜饼。当母亲把二面菜饼递到我们手里的那一刻,是一天最高兴的时刻,我们迫不及待地咬一口,大声朝母亲嚷着,妈,真香!在困难的年月,二面菜饼就是我们的美味佳肴。我们几个孩子早晨一个人能分到一个二面菜饼,再喝些糊糊,早饭基本吃饱了,能坚持到中午。在后来的几年里,虽然日子依然很艰苦,但我们家再也没发生过因吃不饱肚子而生病的现象。

    回忆起母亲的二面菜饼,心里充满温馨。那时的条件很艰苦,日子很艰难,因为母亲热爱生活,热爱孩子,把生活经营得有声有色,保证了我们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健康成长。 

 

阳春面

    郝芳云

    1960年,国家困难,老百姓生活十分艰难。尤其在我们家,弟兄姐妹5个,父亲早年去世,供应粮填不饱肚子,还得靠挖野菜度日。一日三餐,早晚玉米面糊糊煮疙瘩、中午红面糊糊,只有生病时才能吃一顿白面。大弟弟个头大,跑外村学校上学常常饥肠辘辘眼冒金花,腿脚浮肿、身体发软,只好退学不念书了。

    我是家里姐妹中最大的,刚参加工作,一个月挣24元,领到工资全部交给妈妈。妈妈精打细算,舍不得乱花一分钱。如果按当时买高价点心10元钱2个,才能买2斤半。如果买胡萝卜5毛一斤,也只能买四五十斤。可是妈妈当家,宁肯让儿女吃稀的凑合将就,也不肯花钱去买高价食品。

    有一回,我得了重感冒,高烧到39.7摄氏度,不省人事地软瘫在床上。妈妈急坏了,刮痧、拔火罐、扎针放血,用尽了各种办法,病情终于有所好转。妈妈问我想吃些什么,我就说想吃白面。妈妈想起前几天刚给体弱多病的弟弟吃了一顿,剩下的面也许够吃一次的。只见妈妈拿着盛面的木勺在面罐中刮来刮去,刮出了仅剩的一小碗白面,和起来只有小孩拳头大小的一块。妈妈拿着和好的面高兴地对我说:“娃儿,够你吃碗阳春面的了!”所谓阳春面,就是不掺杂野菜,烹点葱油的大碗汤面。妈妈做好端在我面前,闻到扑鼻的香味,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狼吞虎咽地吃完,觉得真是从来没有过的美味。我问妈妈:“妈妈,你怎么做的?太好吃了。”妈妈苦笑着说:“孩子,是你太长时间没吃到白面,没闻到葱油香味了。”

    此后,我无论外出教学、旅游、会友,都愿意要一碗烹着葱花的阳春面,但再也品不出当年妈妈做的那碗面的味道了。 

 

红面糊糊

    刘改莲

    上世纪60年代,红面作为家庭主食,占据了我们的饭桌。一日三餐,上顿红面窝窝,下顿红面河捞,钢丝面、搓鱼鱼等,是红面全部派上用场。好吃一点的还要做成外白内红的包皮面。当时,我们最爱吃的是父亲做的红面糊糊。

    父亲做的红面糊糊虽说比不上钢丝面、搓鱼鱼好吃,但是,在我的记忆里,红面糊糊是我们家最好吃的饭。因为吃红面糊糊时候,我们家有一个习惯,就是要把刚煮好的一锅热气腾腾的糊糊放在桌子中央,然后蘸上父亲特制的葱花醋、西红柿调料,大家要围坐在一起你蘸一下、我蘸一口共同用餐。只要吃红面糊糊,我们一家人就会在一起边吃边聊天,听父亲讲故事,说《三国演义》,说古论今,其乐融融。家庭的气氛十分温馨、和谐。后来,“文革”开始,吃糊糊成了我们的奢望。聊天也成为很难的事。

    “文革”给我们国家留下创伤,也给每个家庭带来不幸。学生罢课,工厂停工是我亲眼目睹。期间作为红三代的父亲(一家三代贫农),因为出生好,成为他们“依靠”的对象。白天工作,晚上还要看管“犯人”,所谓的“犯人”,就是当年的“走资派”或“臭老九”。其实表面看上去是看管“坏人”实则是住进了学习班。从那时起,父亲从早到晚都不能回家,所以一家人很难再在一起吃上顿糊糊。

    “文革”结束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的生活水平得以改善,红面作为主食随即退出历史舞台。家里吃红面的时候也越来越少。时过境迁,我们子女相继成家,很难聚在一起吃顿团圆饭。每每想起当年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红面糊糊的感觉,十分感慨,同时,也十分怀念父亲为我们做的糊糊。现在父亲已八十高龄,大脑有些迟钝。但是说起一家人在一起吃红面糊糊的感觉,他就会微微一笑,说:我还是最爱吃红面糊糊。

  

疙瘩饭

    史志强

    最近观看热播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回想起自己童年时候的一日三餐,虽然因困难时期无法享受特别的美味佳肴,但奶奶用玉米面当原料,给我们做出来的那种“疙瘩饭”,至今令我仍有回味。

    我记事那会儿,大家的日子都苦,奶奶却特别会勤俭持家。每天的三顿饭安排一成不变,只有中午吃高粱米磨下的红面或红面与白面掺和在一起的“包皮面”,早晚都吃“疙瘩饭”,因为我们这儿玉米的原料充足。

    把米汤里的清水泼在玉米面上和起来,两个手掌把玉米面捏成每块差不多4厘米左右的、扁圆形状的疙瘩,然后就下锅煮熬去了。锅里面还放着红薯、山药蛋等,它们与主食混杂在锅里,揭了锅盖一个劲儿地煮沸,最后就形成了类似于我们北方人都喜爱吃的那种既有汤菜又有主食,配料多样的“疙瘩汤”了。不过,两者的主料不一样,“疙瘩饭”里的疙瘩子比“疙瘩汤”里的疙瘩稍大些。

    那时的我不懂事,也自私。下学回来趁家人还在田间地头干活,先下手为强,把锅里面的疙瘩子和红薯捞进碗里,到父亲和哥哥姐姐们端上碗筷的时候,她们的碗里就尽是些汤汤水水了。偶尔也遇家人掌握了“先机”的时候,自己贪玩错过了开饭的钟点。但也不着急,锅底总剩着不少疙瘩子或红薯,父亲说他就愿意喝些稠的粥,对肠胃通畅好,哥哥装腔作势说他已经肚子饱了,这些话是假的,我知道,他们是为满足我身体生长发育的需要而委屈自己的。

    这种“疙瘩饭”,真是那么香喷喷地抢手吗?也不是。物以稀为贵,当时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恐怕谁也找不到要挑肥拣瘦的渠道。不过,我十分佩服奶奶当时的精明强干,她在那个生活极度贫困的年代里仍为我们显示出了粗粮细做的本领,使我们每天多次接触它,心里也没有烦过,这也是我如今还对“疙瘩饭”情有独钟的原因。

本文来源:太原晚报20120712;本文作者:

太原道制作 http://www.tydao.com ( 2011-08-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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