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小就生活在太原，我们家搬过八九个地方，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单从用水就能反映出时代的巨变。

上世纪50年代是买水吃，抬水吃。解放时，我家住皇华馆，大人们要横穿红市街到万寿宫口去抬水，少说也有四五百米吧。用水要买水票，一分钱一桶，水管前有人收票。1952年，我家搬到海子边西街，抬水要往北沿着校尉营到三圣庵，仍然要水票，减成6厘钱一桶了。我七八岁时，也能和妈妈一起抬水了。为了多盛点水，人们尽量用大一点的桶，在里面放一片小木板或一把筷子，免得水洒出来。也有送水车，4分钱一担水，送水师傅在门框上划“正”字，月底结算。柳巷南路打通后，还可以从袁家巷穿过柳南路，到商业职工医院门前的水管去打水，两处远近差不多，都超过500米了。后来取消水票，改为按住户人口收费，在家吃饭的每人每月8分钱，上灶的折半。我十三四岁已经能够挑水了，开始大人只让挑半桶，以后越挑越满。我从小就挑水，倒是练成了一副好肩膀。

脏水是不能乱倒的，院子里不行，马路上也不行，需要端出大门走约100米倒在下水井里，人们都很自觉，没有人乱泼水。有的街上没有下水道，就有人拉着水车专门收脏水，敲个破盆，每天定时到各院大门口收水。

1960年左右，我们住的海子边12号大院门前安上了水管，这下可方便多了。人们洗菜、洗衣服就在水龙头旁边。方便倒是方便，可那个水呀“哗哗”地淌着，再有就是小孩子常在跟前玩水，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可惜。我给家里打水，提个桶跑上几趟就够了，而且还经常帮院子里的老人们打水，因为那时已经没有送水工了。1962年我到北京上学，考虑到父母年迈，我弄了一个特大的水缸，在屋里挖个坑把水缸埋下半尺多，星期天就有亲戚来把水打满，能盛六七桶呢。我放假回来，邻居们看到我一桶接一桶地往家提水，就知道我要走了。

1970年以后，我们住到了桥头街一个小四合院，院子里就有个水管子，家中有个小水缸就行了。

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我们住上了舒适的楼房，上下水管直通厨房、卫生间，冷水热水一应俱全，洗澡也不用出门，冬天屋子里暖暖和和的，这种最普通的条件在过去是想也想不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