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作为知识青年的我从北京奔赴山西雁北,从此在桑干河边一个小乡村里生活了整整六年。
我去的村子不大,生活条件也很差。刚去的时候,队里并未给知青建房,大家都分散住进了老乡的厢房。
我们很快迎来了下乡后的第一个考验——虱子的袭击。不知道是谁最先发现虱子,只知道在极短的时间,这种小东西就在知青宿舍里扩散开来。
坦率地讲,我们从小生活在城市里,只有很少人偶然见过臭虫和跳蚤,谁也没有见过虱子。说起来很不好意思,也很让人讨厌,虱子特别喜欢湿热的环境,它专门钻人的腋下和裤裆一类敏感的地方,这种“零距离接触”经常搞得人浑身发痒。而且虱子的生存力、繁殖力极强,一般的方法是很难把它斩尽杀绝的。最严重的时候,不少同学连头发里都长了虱卵(虮子)。记得我们刚到此地时,看到一些老年人三五成群蹲在向阳背风的地方抓虱子,没有想到这种窘境也落到了我们头上。
记得当时我们采用的笨办法一是用开水烫,烫衣服还不敢让老乡知道,怕造成不好的影响,破坏了“再教育”,只好半夜偷偷干,然后再把水倒掉。记得一个姓董的同学平时挺能捣蛋,有天半夜竟然爬起来用集体食堂做饭的大铁锅烫衣服,不知消息怎么露了出去,气得女同学三天都不到灶房去吃饭。为此这个战友饱受了一顿批判。
另一个方法就是把我们原来垫在褥子下面的塑料布都扯出来,包到褥子上面(晚上掀下来,早上包上去),实际上想起到“隔离”作用。
再一个就是把我们自己的木箱摆成桌凳的形式。每次来了人我们便热情邀请入座,但这种设计也不好用,当地的乡亲都习惯进门上炕。所以一直到我们离开这终生难忘的小乡村也未能解决这件事。
大约过了半年,大队书记半开玩笑地对我们说:“谁的身上没有虱子,谁就不是真正的革命者。谁怕虱子谁就是口头革命家。”从此,“革命虫”这个称呼也就在我插队的地方叫开了。
虱子的问题不仅影响到个人卫生,还波及到了家庭。
我的母亲本是极爱洁净的人。自从我第一次返城发现虱子以来,母亲便摸准了规律,一俟我满身灰垢迈进家门,便急急拿出一包早已准备好的换洗衣服,催我去理发店、洗澡堂。等到我换了个人似的,母亲就将脏衣服放在一只大铁盆里,然后倒上滚烫的开水,反复用硬板刷沿衣裤的缝隙刷洗,再在太阳下晒干,之后母亲把它折叠整齐装在袋里,直到探亲期满才拿出来交给我。
当我第一次把“革命虫”的名称告诉母亲的时候,她竟然笑得流下了眼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