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山西平遥西戈山村人。1933年，我大哥裴世昌从家乡考入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国师”）。当时考入的学生大部分是家庭比较贫困的学生，所以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自从有了国民师范，拉洋车的少了一半。”

    1934年夏日的一天，大哥裴世昌同十几个同学骑自行车回到老家。离开时，我轮流坐在大家的自行车上，来到太原。我同大哥住在学生宿舍东斋的东5排4号。当时我11岁，大哥19岁。大哥在国师上学，我在国师附小上学。在大哥教育和影响下，我最终走上革命道路。

    1935年，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潮波及全国。12月20日，太原各学校，有国师、成成中学、第一师范、太原女师、山西大学等学校的学生们联合起来，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以国师学生为队首。当时我记得在东五斋和东四斋两个斋子中间头上的一间小房门上挂着一牌子写着“抗日讨逆救国会”。

    1936年春，时值红军东渡黄河，阎锡山惊恐万状，集中兵力堵截红军向东扩展，同时对学生进行血腥镇压。国师当时是太原学生运动的主体和中心，引起阎锡山极大仇视。阎锡山把国师看做是共产党的据点。2月20日晚上，阎锡山特务机关派出的两个特务警察穿着便衣窜入学校秘密侦察学生活动，被学生发现后抓住，吊绑在篮球架上，打了一顿（太原道注：小北门街派出所警察，被吊打致死）。

    3月3日晚上，阎锡山派出一千多名军警突然包围了学校，他们从墙上爬进学校搜查各个斋舍。当晚一共抓了一百多人，其中，有16名进步学生，他们大多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我大哥为方便搞秘密活动，住在国师东北角的学校医务室里，当晚也被抓捕。3月中旬，敌人开庭审判所谓国师案件，以吊打警官、宣传共产、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为罪名，将共产党员段若宗、乔增禄、邢思廉和左派学生领袖曹津、张清源、刘定国6人判处死刑，判处我大哥等7人有期徒刑，我大哥被判刑7年。

    1936年3月19日、3月21日，阎锡山军队分两批枪杀这6名学生。

    3月19日早上，学生们被五花大绑捆着，坐着马车押往大南门外行刑。途经五一路、柳巷、钟楼街、大南门外，路两边人山人海，烈士们大义凛然、英勇不屈，一路上高呼口号“共产党万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我跟着大哥的同学们一直追着马车跑，到了钟楼街一个照相馆的台阶上站在那儿看着他们。因为我个子小，胳膊被人群挤到电线杆上差点别断，还是被大哥的同学拽了出来。马车走过，上面是和大哥朝夕相处共同斗争的兄弟，他们也是我的大哥。我无能为力，只能再多看他们几眼。他们的面孔，他们的英雄气概，至今我都能忆起，历历在目，每每想起，心痛不已，万分悲愤。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国共合作，国民党无条件释放政治犯。当时，我大哥同王若飞都在陆军监狱，他们出狱后，要一块去延安（王若飞当时叫黄敬斋）。当时因为我年纪尚小，王若飞怕路上不安全，不同意带我走，我就在柳巷的志成鞋庄当了学徒。1937年10月，我参加了革命。

    国师被誉为“大革命时期的黄埔军校”，它培养出5000多名抗日军政干部，为革命培养出一大批优秀人才。

    最近，国师在重新修复，愿国师能恢复原貌，愿国师精神永放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