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5月25日，是我离开学校、走上工作岗位的第一天。要去的工作单位是京原铁路建设兵团，这是当年“三线建设”中组建的一个单位。光阴荏苒，一晃40年过去了，“铁建”情结在我的记忆里，依然不曾淡去。它既贴近又遥远，既清晰又模糊，经常令我在不经意的回忆间，生出许多的眷思与感慨。

    令我记忆犹新的是40年前的今天，在我市迎泽宾馆至五一广场之间宽阔的迎泽大街上，排满了长长的即将奔赴建设兵团的卡车车队，车队周围到处是送别亲人的感人场面。我夹杂在人群中，哥哥驮着我的行装，默默地送我上了卡车。当车开动的那一瞬间，许多亲友挥着手呼喊着：“再见了，再见！”我一向坚强的哥哥眼眶充满泪水与我挥手惜别。我也流下了热泪，随着车速的加快，远望着伫立在人群中的哥哥，第一次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与留恋。

    那一年，身为老红军的父亲惨遭陷害，已被关进牛棚，全家的灾难也接踵而至：前途无量的哥哥因此从部队提前复员，还未成年的16岁的弟弟下了煤窑，我们兄妹犹如被社会抛弃的孤儿，踉跄奔波于天地之间。

    我出身于干部家庭，父亲1929年参加革命，1931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过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战争年代，父亲驰骋疆场，英勇善战，是立下卓越功勋的革命战士。在我的印象里，父亲始终是一位刚强正直、铁骨铮铮的英雄。他像一面铁墙，给我以坚定、自豪和力量（父亲1974年含冤去世，时年60岁）。母亲在书香门第的家庭长大，1940年进入八路军太行野战医院工作，1942年入党。她一生豁达大度，勤劳善良，饱受艰辛而性格刚强。她高贵的品质无时无刻不在滋养着我们。“文革”浩劫中，父母相继被打倒，我们兄妹从天堂坠到地狱，一夜之间变成了“可以教育好”的“黑五类”、“狗崽子”。正值花样年华的我，上学、就业处处碰壁。恰逢铁建招工，且可以不政审，不体检。当时许多街道争着要名额，但在我们那个干部大院里，分配下的3个名额，竟然只有我一人报名。那是因为铁建条件非常艰苦，干部子女生怕吃苦。但我却报了名，因为我知道那是我可以选择的唯一出路。就这样，在我十八岁时，我形单影只前往铁建，开始了我难以忘怀的一年半的铁建生涯。

    我们的驻地在灵丘县城关镇（现武灵镇）庄头村，那里距离京原线踏涧河段很近。我们住在老乡腾出的用土坯垒成的茅屋里，村里没有电，20多米深的水井，摇着辘轳打上来的水里，一半是泥一半是水。其偏僻和落后是我不曾想象的。世世代代农民的生存状态在这里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

    我所在的连队是铁建三团十三连，连长、指导员来自文教系统，统计员、技术员均由老连队派遣，通讯员、保管员、采购员、卫生员均在战士中提前作了安排。只有连部文书是空缺。连长让全连战士写一篇参加铁建的感想，就这样，我的稿子被连长看中，随后便幸运地被分配到连部当了文书。尽管免去了许多日晒雨淋的高强度劳作，但连部工作人员也经常和战士们一起奋战在第一线。我经历了和铁建战士们并肩顶风沙、冒酷暑，在京原线上抛洒血汗、艰苦酣战的日日夜夜。也就是我们这些十七八岁刚刚离开校园与家门的孩子们，弯着自己稚嫩的腰，挺着自己磨得鲜血淋淋的双肩，抬着百八十斤重的大石头，砌河坝，做路拱，一米一米地、一里一里地铺着由原平到北京的铁路路基，其劳动强度可谓达到极限。当时的我也不得不表现出非凡的劳动积极性，与战士们同风雨，共患难，造就了一副能“战天斗地”的好身板，同时也相互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情。1972年5月，我连又移师古交，和那里的老连队会合，组成一团九连，承担古钢专用线的扫尾工程。同年11月我们结束了为期一年半的铁建生活，各自分配到不同的岗位。

    我们知道，十七八岁正是一个人读书学习的黄金时期，而我们却在京原铁路线上奉献出了我们最宝贵的青春与年华。回望铁建那风风雨雨的艰苦岁月，怎能不令人生出一种悲壮苍凉之感呢？一年半的铁建生活在人生的历程中也许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它却刻骨铭心地留在我的记忆里。如今，我们用情、用血浇铸的京原铁路还在运行，它镌刻着我们铁建人坎坷的路程，更记载着我们铁建人艰辛的奉献。而我们所修的古钢专用线早已废弃。多少年后，当我走进古交，目睹此景，不禁感慨万分。人生半百，弹指一挥间。转眼40年过去了，当我们回首铁建岁月，心情格外激动。因为这就是历史，这就是曾经的铁建，这就是我们曾经的足迹！

    拂去岁月的风尘，那段往事愈加清晰。40年的光阴未能淡化我们与日俱增的铁建情结，她聚集着，深化着，升华着，时常萦绕在我们的心头，挥之不去。虽然我们也有过太多的悲苦和无奈，但是我们无怨无悔。这是一段值得永远珍藏的记忆，是因为我们为祖国的建设付出过，我们奉献了青春，我们收获过欢乐，我们在这里锻炼了体格，学会了坚毅和顽强。我会永远珍惜那一段历史，永远深情地拥抱那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