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44年前那一天，阳光很好，太行山里的风光也很迷人，可谓秋高气爽，层林尽染。我与同班同学崔巍、安枝儿三人结伴而行，趁大串联之机，来到了武乡县的王家峪村。当年由老人家发动的那场“文革”，是一场恶梦，已被彻底否定，并写入了1981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然而，当时，我们三名前往王家峪“朝圣”的大学生，心中却对那场“革命”充满了信任和激情。我们刚从北京参加过老人家对全国革命师生的接见。天安门广场上那种狂热的“革命”浪潮，还没有从我们的心里抹去，我们来到王家峪，就是想追寻历史，好好体会一下老人家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我翻寻旧日记，找到了我们那次去武乡王家峪八路军总部的时间，是1966年的11月7日。

    那是太行山里一个普通的村子，村子里很冷清。我们找到了在院门上方挂着“八路军总部旧址”标识的那幢普通的院子。东屋是当年朱德总司令的住屋，有标识木牌；南屋是当年左权副参谋长的住屋，也有标识木牌。两间屋子里，按原样摆设依旧。就是在这样一幢普通的农家小院里，朱总司令指挥着八路军，展开了与日寇的浴血奋战。不，还有彭德怀这位八路军的副总司令呢。那么，他当年又是住在哪幢院子里呢？我们不知道，因为，在其他的院子门上，我们再找不到任何标识了。时间已近正午。我们三人各自去附近的农家小院寻问。村里出现了一些村民，端着饭碗，蹲在一处吃饭。我读过赵树理的小说，知道太行山里村民们的这个风俗，大伙聚在村里吃饭的地方，叫饭场。我走近饭场，向他们打听。才知道当年彭德怀的住处，就在与挂着“八路军总部旧址”那个院子毗邻的院子里。那个院子我们刚才也进去过，空空的院落里并没有任何标识物。我知道我在打听一个很敏感的问题，但还是有一位老人和我搭话了。他说：“原先也钉着木牌牌来，前些年，听说彭老总犯错误了，反对共产党，反对毛主席，上面来人，就让把那个院里的木牌牌全摘了。”他又问我：“你们是从哪来的？”我说我们是从太原来的，是山西大学的学生。在那些村民的注目下，那位老人又和我搭话了：“你们是知书达理的大学生呀，你说说，彭老总他真能反对共产党？反对毛主席？”

    我无言。我看到了村民们那一双双眼睛，都在向我提出了这种诘问。我解释不了。正好崔巍和安枝儿从一个院子里出来喊我，我急忙离开了饭场。我们三个大学生，重新走进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当年住过的那个大院。我们全无语。只是在离开王家峪的路上，我们总绕在一个话题上。那就是历史是不是可以一笔抹杀。而我们当时的立论，首先是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成了反党集团的头子，其次讨论的，才是应不应该否定了他当年的战功。

    许多年后，我们终于成熟了。历史是不能随意抹杀的。那场大革文化命的“文化大革命”，早被我们重新认识了。当年的我们太年轻幼稚，虽然一时认同了被抹杀的历史，但我们后来是会渐渐觉醒的，而那些曾参与历史的人，即便他们不识几个字，没有用笔书写历史的本领，但他们有认识历史的良知和直觉。四十多年了，在王家峪的那个饭场上，那位老人和其他村民们投向我的目光，让我记忆犹新。

    当“文革”的那场恶梦终于结束之后，我又去过几次武乡。在砖壁村、在王家峪、在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红色的武乡，正向世人和未来彰显着历史的原貌和本色。在历史的长河中，用笔和纸书写的历史，与民间以心与口相传的历史，原本就不该互相矛盾和对立。如果说冥冥天地中，真有一位历史老人的话，这便是历史老人不可违背的意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