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那座院子是不是该叫做四合院，但记忆里它曾是那个小山村最中心、也最奢华的建筑。正房共7间，一律灰砖挂面，屋檐下的木雕鸟兽有些残缺，砖墙上风雨剥蚀的痕迹诠释着年代的久远；住在正中3间的姓李，住在东边两间的姓郭，住在西边两间的姓宋；李姓郭姓都是河南逃荒来的，偏居一隅的宋姓是本地人。东屋郭家的本家弟弟住着3间西厢房，西厢房也是灰砖挂面，但屋檐下没有木雕，尖尖的屋脊挡去宋家多半的光线。3间东厢房早已坍塌，前一半塌顶的空房做了郭家的猪圈，那砖墙的猪圈是村子里最好的猪圈；后一半郭家用干草重新搭了屋顶，这屋顶一直遮盖到郭家的屋檐下，郭家的两间正房一年四季不见阳光，不过郭家从来没有在白天点过油灯。东西厢房的南墙角各有一道角门，角门通向东院和西院；角门紧靠的院墙几乎与房子等高，院墙中间的大门没有门楼，墙头上的一排蒿草长得十分茂盛。院子铺满青石板，略比3间房基大，呈长方形，院墙高砌，蒿草摇曳，整座院落给人一种井的感觉。大门台阶下原也是一座院落，可惜西边只剩3间条石砌成的宅基，东边用乱石垒了猪圈，宅基已难分辨。这座院子的台阶下还有一个院子，3间新盖的西房无论年代还是建筑水准都难以和那些老房相提并论。东边的空地上有一棵榆树，榆树越过屋脊，终年在错落的院落间遮下一地阴凉。

    那是1976年一个寻常的傍晚，我和玉生坐在大门两厢的石门墩上。那座院子经常是孩子们聚集的地方，那天不知道为什么变得十分安静。望着暮色四合的天空，我对玉生发誓说，我再也不会上山砍柴了。

    玉生坚决地摇着头，显示出一个大我四五岁孩子的阅历和成熟。

    玉生上学晚，在我的小学同学当中，玉生是最勤劳、最善良的。玉生的头顶结满疮痂，常年戴顶软舌的蓝帽子，印象中他从不曾与人红过脸。那天我与玉生他们一起结伴上山砍柴，那是我12年乡村生活中唯一的一次砍柴经历，那年我11岁。在那次经历之前我特别喜欢劳动，我常常因为挑的东西比同龄人重，采的药材比同龄人多而受到祖母和邻居们的夸奖。然而，那次经历彻底把劳作的愉快从我的生活经验中剥离出来，我开始认识到了艰难。那次砍柴过程中，第一件让我感到棘手的事是捆柴禾。选择什么样的柴禾并不难，把砍好的柴禾分成均等的两份也不难，难的是把那些带着枝枝杈杈的柴禾捆绑结实。我无法很好地完成捆绑的过程。玉生他们帮我捆好柴禾之后，把柴捆轻松挑放肩头是我遇到的又一道难关。把尖尖的扁担插进柴捆容易，掌握平衡却并不简单。我第一次遭遇到这样的挫折，当柴捆终于歪扭着放上肩头时，我对艰难维持的平衡几乎失去了信心。颠簸在崎岖的山路上，双手扶着扁担，感觉路越来越远，柴禾越来越沉，我恨不得连柴带扁担都扔进路崖下面的山沟。那一天，在回家的路上，我暗自下定决心，这辈子再也不上山砍柴了。

    在那个傍晚，想起下午的经历，我对玉生说了我的想法。玉生微笑着摇摇头，看得出来，他根本不相信我的话。玉生的怀疑是有道理的，生活在那样的山村，砍柴的重要性仅次于耕种，要想一辈子不上山砍柴，除非永远离开这个地方。

    1981年夏末秋初的一个下午，我怀揣山西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坐上通向山里的长途客车。那趟车早上从公社出发返回县里，下午再从县城出发到乡里，车上的乘客一多半都是大山那边的。我赶回老家办理户口迁移手续，上车时车上已差不多满员，我只得坐在客车的最后一排。一路无话，中途时公社党委秘书也上了车。党委秘书站在车门口，和车上的人一个个打着招呼，嗓门很大，一看就像干部。最后，党委秘书才看到我，他和我父亲比较熟，知道我那年参加高考，看见我就大声问我考到了哪所学校，我低声回答110109到，山大。党委秘书非常兴奋，他摇晃着身子，对满车的乡亲激动地说，我知道，北大是一大，清华是二大，你考上了三大。

    我无言以对。

    那时，客车正翻越发鸠山，傍晚的阳光在山顶上照出一片迷离。

    我是恢复高考以后全公社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大学生，自从众人仰望的党委秘书说了那番话之后，我立即成为车上的名人。可我没有当名人的快感，当我走下车，当我在众人的注目下穿过公社那条不算宽也不算长的街道的时候，我有一种被人剥光的感觉。

    此后的许多年里，我常常会想起那个四合院，想起与玉生的对话，也常常会想起那趟从县城驶向乡村的客车。那座四合院里住着的长辈们都已经先后去世了，他们的子女在别的地方修盖了新的楼房。那趟客车翻过的那座大山却依然在故乡的大地上耸立着，那座山叫发鸠山，那座山上曾经发生过一个著名的神话故事，叫“精卫填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