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前后，经过太原云山高中、山西临时中学、山西大学先修班等几处辗转求学，1950年夏末，我顺利考入山西大学中文系，我的高中同学梁成、丁轩山也同期考入山大土木系、外文系。新中国成立和求学有望的转机，令我们精神振奋，随即相聚庆贺一番。办完入学注册手续后，学校召开了迎新会。在迎新会上，我们班的王玉斌朗诵了一段祝词，声音洪亮，吐字清晰，举止潇洒，博得了阵阵掌声，为我们班争了光。在以后的各种活动中，他都有出色的表现。开课后，我们逐渐熟悉了系里的情况：系主任是贺凯教授，他是一位学识渊博、待人和气的革命前辈；郝树侯教授是一位国文底子深厚、讲话风趣的老学者；陈迩东教授讲课深入浅出、十分幽默，是一位儒雅的现代文学教授；还有马涌等几位教授，都很有造诣。我抱着时代青年自有的一份由衷敬仰之情，认真地、一堂不缺地聆听老师们的讲授。

    在伙食方面，与我在中学时不大一样。食堂里摆满大红方桌，每桌四边有条红色的长条板凳，可坐8人。早餐、晚餐简单些，午餐至少有4个菜；每周改善一次，有8个菜，荤素搭配。不过，到了1952年，招生人数扩大，膳食也进行了改革，每人用餐时拿着两个碗，由大师傅打菜，最多不超过3个菜，但觉得就很不错了。我们住的宿舍是平房，每间住3人，有桌椅设备，很宽敞舒适。不过在以后扩大招生后，这种情况就不复存在了。

    开学不久，我们便开始评定助学金。最高标准12元，我经取证、评议，最后评了6元。当时我的家境转困，已无力支付我的学费。于是，我报名参加了勤工俭学劳动。首先，学校组织有困难的同学打煤糕，学校派车拉回煤面和烧土，由学生自由组合，分工合作打煤糕。每块成品按7分计算开支，再由学生自己分钱。这种劳动十分辛苦，不过筹够了每月10元的伙食费，解除了燃眉之急。后来，我又参加了刻讲义的劳作，每刻一张蜡纸7角钱，收入提高了。但刻蜡纸运笔要稳，用力要一致，否则，印出来的讲义油墨太重黑糊一片，字迹不清，难以识辨。再后来，学校工人夜校聘请老师，我报了名，收入也不少。经过一段时间的授课，很受工人们的欢迎，好评不断。此后，经学校同意到校外兼课，相继给太铁夜校、百货补习班、干部补习班等多种学习班上课。我还到一些中学代课。由于兼课多，收入也不断增加，曾经一个月下来，能收入三四十元，不仅补上了伙食费，还有余钱买书、下小馆子，甚至断断续续地也能补助弟妹们一些。在大四的时候，我与太原觉民学校签订了一年合同，每周定时到校上课，语、数、史、地，甚至体育课也上。校长是个佛教界头人，法名象离，对我的授课很是认同，每遇中午下课，总是安排好可口的饭菜。凭着辛苦，我的学习与兼课两不误，穿衣吃饭不成问题了。有一年我两个月没有回家，父亲有点儿放心不下，特意到学校来看我，临别时留下20元钱，还有一条红色的毛裤。这是我最后一次接受父亲的钱物，也是我上大学后惟一一次接受父亲的资助。

    在山大读书期间，各种运动不断。1951年开始的是“忠诚老实运动”，人人交代历史，大家揭发批评，团员分头调查。在这次运动中，我把自己的经历详细地写了材料，并不敢有一点儿隐瞒，从此我们才有了个人档案。这年冬天，社会上的私营工商界、文化界开展了民主改革运动，学校党委号召我们经过忠诚老实运动要轻装上阵，协助党和政府参加民主改革运动。我参加了丁果仙剧团的民主运动，地址在和平剧院。运动结束时，把那些被揪出来的戏霸、坏分子押到戏台，让群众控诉，令其狼狈不堪。参加了大约两个月的运动，终于返校上课了。1952年，学校与社会同步，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运动中揪出了一些贪污分子，同学们还组织了“打虎队”，党团员干部冲锋在前，每晚把那些有问题的人揪到一个教室内逼他们坦白，声势很大。1953年，学校进一步开展了思想改造运动，人人过关，个个“脱裤子”，意思是把那些见不得人的思想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以改造旧思想。

    1953年后半年，我们分小组进行教学实习。我与阎宪康分在三中，首先参加教研组的备课、讨论，然后参阅老师们的教案，熟悉教材，准备写教案。之后，由辅导教师在自己写的教案上签字，这就可以上讲台讲课了。每教完一节课，辅导老师还要评议，从教案、板书到教态，都严格按程序进行。我在三中教学实习获得了好评，得到“甲”字。同年冬天，我们又长途跋涉，经河北邯郸、涉县到了长治，在长治师范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实习，圆满完成了实习任务。

    1954年初春，由陈迩东教授带队，我班经大同到北京参观学习。在大同，我们游览了云冈石窟、华严寺、九龙壁等名胜古迹。在北京，除了参观故宫、天坛、颐和园等名胜古迹外，还访问了沈从文等知名作家，收获颇丰。

    我们班在入学时应该是20名同学，但实际报到的只有十几名，到毕业时就连这十几名也没有保住，退学的、休学的、支边的，最后实际毕业的只有8人。

    在山大学习的4年时间，给我们上过课的老师不少。贺凯主任、郝树侯教授、姚奠中教授、陈迩东教授、姚青苗教授、马涌教授，都留给我深刻的印象。老师们博学而深厚的功底、毫无保留的奉献精神以及他们各具特色的讲授方法令我难忘。

    1954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央建筑工程部教育局工作。我当时不想到北京去，要求改派到太原，因为我想就近照顾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弟妹们。最后山大秘书长武汝扬先生找我谈话，他说：“把你分配在我们国家首都北京，毛主席的身边，是看你学习成绩不错，各方面都还可以，你还有什么要求呢？”听了这话，我怔住了，无言以对，随即与体育科毕业的蒋维健到北京报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