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初，我戴着红领巾走进太原女师的校门。那是新中国的第一代红领巾啊！当时的山西省女子师范学校从初师起就全省统一招生，学生来自全省各地，一律住校，食宿一起，像个亲热的大家庭。

    都是女孩子，没有了许多顾忌，同学们学习、生活都很放松。在我们之前，有一年女师就没有招生，突然招来这一批“红领巾”，顿时学校热闹了许多。高年级的大姐姐主动在课间10分钟来教我们跳集体舞。在集体舞中，新同学之间熟识了，高低年级之间亲热了。特别是通过跳集体舞，女师学生特有的活泼、大方、洒脱的精神风貌潜移默化地传播开来。新同学在学习大同学舞蹈动作的同时，还模仿了她们的神态、仪表，以至很个性的俏皮动作。

    当时的校长程勉斋是位宽厚的长者。宽额方脸，给人的感觉敦厚可信。操一口圆润的平定腔，在露天操场的领操台上作报告，讲人生理想，席地而坐的我们听得如痴如醉。程校长善于和同学交流。一次，校长点名叫我起来，“周总理在万隆会上提出的五项原则是什么？”我紧张地吭哧着说出三条，程校长宽容地笑了笑：“可以得60分了！”从此，我记住了五条原则，老校长的亲切宽容也铭刻于心。

    女师有一批资深的老教师，许多是解放前就任教女师的。他们知识渊博，教学有方，师德高尚。像数学老师武一清，物理老师张恪忱，化学老师邢炳南等，这些老师以渊博的知识养育了学生稚嫩的头脑，也在学生心中铭刻下终生的崇敬。许多年以后，这种纯真而珍贵的师生情缘像陈年佳酿，醇厚而绵长。

    上世纪70年代，董良谟老师以八十多岁高龄仙逝，女师毕业的同学百余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为敬爱的董老师送最后一程。当时，我不在太原，无缘送别董老师而留下永久遗憾。

    当我刚从外地调回太原时，适逢邢炳南老师的遗体告别。来不及任何准备，匆匆来到邢老师灵前。站在告别的队伍中，想起了半个世纪前的一堂化学课。一节课中，邢老师一连问了5个问题，5位同学都利落而准确地说出了正确答案。讲台上的邢老师高兴地说：“托尔斯泰是俄国的国宝，初九班是女师的校宝。”音容笑貌，历历在目。再看看灵床上的邢老师，我不由得泪流满面。

    三年前，韩静平老师弥留之际，我捧着最美的鲜花来到她的病床前，聆听了她最后断断续续的“心里话”，在韩老师额头上印了一个百感交集的吻，转身走出病房。在医院的走廊里，我掩面失声。韩老师的灵堂里，我送上了“梅花品格清芬播远；日月魂魄蔚智绵长”的挽联。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出差来到成都。公干之余的周末，我专程到四川省教育厅去寻找早年调回四川的罗锡畴老师的下落。接待我的厅纪委一位杨姓老同志遗憾地摇摇头：“年代太久了，又没有准确的去向，不好找啊！”事后，我以《绵绵细雨走蓉城》的短文，记录了此次的冒失历程。

    三年前，我们班举办了毕业50年聚会，年届八旬的王暗晓老师见到这些不再年轻的学生，高兴得像个孩子。聚会结束时，他老人家意犹未尽，主动约道：“丁存英，60年聚会别忘了通知我！”在同学的一片欢笑声中，我立即应承下来。

    太原女师的学校生活，给了我们自由发展的空间，也给了我们母亲般的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