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我们怎样与赵树理相遇——兼论作家与故乡的关系 |
||
|
|
我从七岁甚至更小的时候起，就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名叫赵树理。我父亲认识赵树理，见过赵树理，了解赵树理的一些事情；当然赵树理可能不会认识我父亲。我父亲喜欢给我们兄弟们讲赵树理的事情。他所讲的无非是大家后来都知道的那一点有关赵树理的趣闻，比如赵树理会饶有兴趣地看两只公鸡如何斗架，赵树理会阻止人家驱散坐在街的两边用悠扬的声调对骂的农妇，因为他要听个仔细，等等，都是这一类的事情。这种事情对于任何一个作家来说都只不过是再寻常不过的日常行为而已，但我父亲对此赞叹和惊奇不已，而我，对我父亲的惊奇感到惊奇，因为七岁的我也喜欢看两只公鸡斗架，为什么我父亲将我的行为视为寻常甚至视而不见，而相同的行为发生在赵树理身上，他就视之为奇观呢？那怎么能够算得上是一个奇观呢？ 我父亲有关赵树理的此类言谈有可能使我对作家，这样一种罕见的另类的人，产生出了最初的想象。我想这一想象的主要性质是有关于他的观察方式的。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把自己定位于旁观者的角色，不知是否可以追溯到这个最初的起源。 我父亲还把赵树理小说人物的外号，诸如铁算盘、常有理、惹不起等，赐予我们兄弟每人一个。我的外号究竟是不是铁算盘我已经不能确定，而且永远都无法证实了，但在三十多年之后我自觉地把铁算盘这个外号冠到自己的头上，我在网上为自己起了这样的一个网名。当人们最终发现铁算盘就是我，并追问我为何起这样一个名字时，我信口开河，说铁算盘是连接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甚至是连接信息时代文明，具有独一无二的象征性的一件宝器。后来想一想，我的这种说法也许并非全无道理，因为在人类的任何一种文明中，耐心、精确、巨大的计算能力都是他们进步和发展的阶梯之一，是任何一种文明的核心价值之一。 我在自身的写作中也深深地体会到，对于字与字之间，词与词之间，句子与句子之间的距离、关系、连接及其转折的精心计算，是我们所从事的这门工艺的最必不可少和最具价值感的方法之一。 作家艺术家及其作品，像我们文化中的其他组成部分一样，他们对于我们的影响，我们对于他们的传承，都是在色彩各异的带有各种各样误解的基础上进行的。我无法断言我父亲对七岁的我讲述赵树理的奇闻轶事，是否对我形成了决定性的或者重要的影响，但至少可以说并非毫无影响，如果那样的话我应该早就把这一点记忆的碎片扔到意识王国的边界之外了，但我却把它保留了下来，并且一直保留到今天，并与我们现在对于这个人的诸多言说连接了起来。 这是一件太奇妙的事情。 我在这里不说我成年以后是如何阅读赵树理的，也不说我们现在对赵树理的人格及其文化兴趣的了解，只说有关他的传说是如何发生在我的童年时代的。我仅仅说这个是因为我认为赵树理与晋城文化这个题目指向了作家与故乡的关系这样一个更大的母题。 如果我们把一个作家，尤其是一个以死亡使自身变得完整的作家，视作一个相对独立的精神磁场，那么这个磁场的发生学原理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故乡在这个发生学原理中占有怎样的一个位置？这是作家与故乡关系这一母题所包含的首要的问题之一。之二，一个作家在他的故乡行走的足迹，他遗落在这块土地上的目光、声音和行为方式，当然还有他的死亡的方式，是怎样影响到故乡的精神构成的，怎样才能够穿越有关他和他的时代的杂音，抵达一个支撑着他的灵魂的坚固、简练、纯粹的精神的三角形？之三，一个作家显然不可能完全依附于他的家乡，只不过有的作家终其一生不断地经历了远行与回归的过程，比如赵树理；有的作家则是在流亡生涯中保持一个对故乡翘首回望的姿态，这样的作家在今天这个全球性时代将会越来越多；还有的作家，比如康德和福克纳，他们的肉身一直停留在故乡，但他们的精神的自由和高度却不可思议地超越了凡俗。这些不同种类的作家与他们故乡的各自不同的关系，他们的身体和灵魂在与故乡对望时所形成的特殊角度，奔流在他们作品看不见的底层的来自故乡的集体无意识……这些东西在何种程度上以及以何种方式支配着他们？或者他们是如何抗拒和超越这种支配性力量的？这都属于这一重大母题之内的一些基本问题。 ■ |
|
|
本文来源：山西日报20120829；本文作者：聂尔 |
||
|
太原道制作 http://www.tydao.com ( 2012-09-13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