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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龙城”辩——书名《龙城三章》之缘由

 

 

 

 

 

  举凡人、地、物、事,均有其名,且常有别

    名。何为别名?《汉语大词典》释:“别名,正名之外的名字。”中国传统文化特别重名,《论语·子路》便教诲人们:“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我们太原是个名称较多的城市,古往今来,除正名太原之外,还曾有北都、北京、西京、龙城等名称。(见《山西历史地名录·太原市》)在古代的地理书中,仅唐李吉甫所撰《元和郡县图志·太原府》便载:“按晋太原、大卤、大夏、夏墟、平阳、晋阳六名,其实一也。”这还不是完全的统计,就我们所知尚缺龙山、平晋、冀宁等等。

    单说太原之别名龙城,至今已为各种媒体广泛使用,是全省尽知,太原家喻户晓之事。去岁之末,山西大学一历史教授又告知,新出版的某大型工具书,又有龙城乃太原之别称的条款和内容。足见古史所言“化以成俗,教移人心”之功力。(《晋书·卷八二·陈寿传》)但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交替的数年间,就龙城是否为太原别名,有否来由,缘之于何,曾有过一段争论,有人甚至认为这是一桩公案。持否定态度者一口咬定:太原叫龙城,出自郝树侯所撰之《太原史话》,没有历史依据。言内言外,似疑此名为郝先生杜撰,太原没有龙城之名,当然也不能叫龙城。郝树侯先生是山西大学历史学教授、地方史志专家,前些年已过世。郝先生生前以研究山西人文历史而知名,民国以来的杨家将研究、傅山研究、太原历史文化研究,由其开先河。他有几种著述传世,《太原史话》乃其中之一。比较确切地说,郝氏之《太原史话》,雏形于民国末叶,初载于《山西大学学报》创刊号,名曰《晋阳城史征》。不知是因为篇幅长而厘为上、下两篇,还是只研究出前一部分,刊载时注明为“上”。署名郝建樑,时为民国卅六年(1947)五月。共和国创建之初,百废待兴,文化自不待言。郝先生应山西人民出版社之邀,编著《太原史话》,并于1957年正式出版,意在弘扬太原历史文化。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太原史话》四次再版,十余次印行,风靡太原,饮誉全省,许多人就是从《太原史话》开始了解了太原,认识了太原。郝氏在普及和宣传太原的历史和文化方面所作的贡献,有目共睹。

    郝树侯先生在《太原史话》中,不止一次地提到“龙城”。第一次,以二级文题出现在是书的目录中:“晋阳城时代·一〇·‘龙城’”;第二次,以正文形式出现:“赵宋统治集团把晋阳城叫作‘龙城’”;(见《太原史话》17页)第三次,也是在正文中:“赵光义为了掩盖他杀害人民毁灭古城的罪行,便散布些‘参商不两盛’、‘龙城’等鬼话。”(见《太原史话》22页)一个城市的别名,在一本六万余字的小集子中,三四次出现,不论其以何种形式、何种句式;也无需去探讨其观点之褒贬,仅是他单将“龙城”作为一个节去设置,便可见其在认识上——对龙城之称在太原建城史上的认识——是非同一般,有一定分量的。

    那么,太原叫龙城,究竟有没有“历史依据”呢?这个“历史依据”的标准又是什么呢?记得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曾经说过:研究历史有三条拐杖,一是地名,一是职官名,一是古文字音韵(大意)。由此而见,对地名的研究,尤其是历史地名研究,不仅仅是一个历史学问题,还是一个地名学问题。而且,最终是以地名学理论为其依据。作为太原之别名的“龙城”,并不是一个“建置名”,也不是一个“行政名”,只是一个折射太原历史文化的“文化名”。研究它不仅仅有一个历史学标准,还有一个地名学标准,而且,最终要以地名学原理为标准。当然,也离不开文化这个大概念。仅靠寻章摘句,找出所谓最初出现的“原词”,似乎并不是其标准。下面我们举几个实实在在的事例,便可打破坚冰,走出“牛角尖”,个中是非曲折,豁然明白。

    例一。广东省会广州,别称“五羊城”、“羊城”、“穗城”。此三名,均源自一个神话传说,不见载正史,亦不出正经。广州人薪火传承:很古之前,今广州地界天灾连年,民不聊生。五位仙人知悉,遂骑五羊,羊口共衔一茎六穗之稻,由天而降,临至楚庭。仙人把稻穗赠与当地人,并祈此地从此永无饥荒,祝罢升天。五只仙羊化为石头,稻穗则成为人们抗灾的粮种。于是,广州有了“五羊城”的别称,并逐渐简称为“羊城”。同时,也产生了五羊衔稻穗而至,穗为粮种的“穗城”。为了突出这个文化现象,新中国成立后,广州人塑造了“五羊衔稻穗”的大型城市雕塑,此塑已成为折射广州市历史文化的地标性建筑。这就是广州别称“五羊城”、“羊城”、“穗城”之缘由。广州市的这些别称,无需在史籍中查询“原词”,亦无需引经据典、寻章摘句,它原本就产生于一个美丽动人的神话传说,与史,尤其是正史,风马牛不相及。可见,一个城市之别称,并非必出正史所载、典籍所述,亦可由民间文化的传说产生。广州的诸个别称就是极好的一个例子。

    例二。国际大都会上海市,别称申城,有报曰《申报》。上海为什么别称申城呢?因为上海有春申江,春申江即众所周知的黄浦江。春申江的名字怎么产生的呢?得之于战国时名著一时的“战国四公子”之一楚国公子春申君。春申君和上海有什么关系呢?正史中虽无确载,而传说中大有来头。据传,今上海战国时为春申君封地,春申君姓黄名歇,所以封地中的一条江水,以黄歇之名命之曰黄歇浦,后习称黄浦江。也称春申江,简称申江。因申江在上海,于是水名变异为市之别名,于是,上海有了自己的别称申城。你看,上海叫申城,就经过了人名到水名,水名变市名的过程。大家都知道,战国时还没有上海之名,当时上海亦无建置。查阅史籍能查到上海是春申君封地的记载吗?在史籍中有“申城”之原词吗?上海就是这样称为申城的,一直到如今申城叫得很响,应该是举世闻名。上海怎么就没有人说:上海叫申城历史上没有出处,所以,上海不能叫申城。可见,一个城市之别称,并非必出正史所载、典籍所述。亦可由历史上的人、事为引子,以他的史事通过民间文化之传承、变异,约定俗成,成为地名。上海叫申城,或者说申城是上海之别称,就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

    例三。云南省城昆明,别称春城,既不类广州诸别称来之于神话传说,又不类上海之申城,源于人、事的传说,变异为民间故事。而是源自于明代中叶,文人赞美昆明物候的诗。明嘉靖间,著名朝廷谏臣杨慎,因力谏帝过,惹得嘉靖大怒,遂下诏廷杖、削籍,遣谪云南戍边。杨慎是明正德间廷试第一的状元郎,文采诗赋颇有声名。途经昆明时,有感于边陲荒蛮之地,竟有物候四季如春之边城,遂吟《春望三绝》诗,首句为“春城风物近元宵”,句中的首词“春城”,便成为昆明之别称。此后四百余年间传承不息,成为昆明别称春城的源头。对此也曾有人不以为然,认为:文人诗文中的一句称谓,乃文人即兴之作,怎么可以成为一个城市的名字呢?持否定态度。殊不知,春城此名虽出自一个落魄丢官的文人之口,却是对昆明四季如春、物候景致的一个准确概括,属于长期文化积淀现象的必然结果,有类“十月怀胎”之“一朝分娩”。于是昆明士绅民众,人人共识,非常买账,口耳传之,日常用之。数百年来,约定俗成,不绝于口。至今传媒广播,国人认同。可见,一个城市之别名,并非必出正史所载、典籍所述。亦可出自骚客文人雅作,得之于诗句,起之于文章。杨慎一句诗,春城自古传。这就是昆明别称产生的诗话。

    例四。四川成都,天府之国,有“蓉城”之别名。所谓蓉城,传有两说,一曰“龟画芙蓉”。古传,成都建城之时,因水泽丰茂,地基不稳,累筑累圮。后来,龙之九子好事,引路于前,画迹于地,城依其迹而筑,基稳地固,乃成。而神龟所行之迹,恰似一朵芙蓉花,于是,成都得名芙蓉城,习称“蓉城”。一曰“芙蓉护城”。据传,五代时后蜀主孟知祥,本乃北方军汉,在后唐李存勖麾下效命,因军功而为太原尹、北京留守。后唐灭前蜀之战,孟其祥首当其冲,帅挂东、西两川节度使,灭蜀后驻节成都。逮庄宗崩,明宗袭位,授爵蜀王。明宗没,后唐裂,孟其祥拥兵自立为帝,建后蜀,以成都为国都。时之成都城以土围之,难及太原坚城项背。孟其祥曾久驻太原,深知城坚池深对割据者性命攸关,遂在死前留下“芙蓉护城”之遗嘱。其子孟昶继位后,奉父嘱为神,在成都土城遍植芙蓉。未几,花开于城,根植于土。成都土城盘根错节,土根互固,遂以芙蓉为名,得“芙蓉城”、“蓉城”之别称。一个城名,两种传闻,或龟或人,异曲同工。可见,一个城市之别名,并非必须出之于正史所载、典籍所述。

    有谓事不过三。我们已经举了四个实例。实践检验真理,事实胜于雄辩。持龙城否定者的洋洋万言,喋喋之论,只知有历史学,而不知有地名学,更主要的是研究地名,却背离了地名产生的基本原理,妄立标准,究其一点,不及其余。而且,所作结论:“太原叫‘龙城’,没有历史依据。”“太原人叫太原是‘龙城’,实在是陷入一个时间长达半个世纪的误区”。仿佛世人皆醉,己独醒;世人皆昏,己独清。言之不惭,势之不依,持之不让,令人生畏。殊不知,辩证之标准出了问题,立论之依据有欠科学,只能是南辕北辙,初差毫厘,后谬千里。

    地名学的普遍真理认为:“地名的名从主人、约定俗成及地名应用的广泛性三者,是地名社会性的重要标志和普遍的表现形式。”(见《地名规划原理·设计拟定地名的基本业务要点》,下简称《原理》)“‘约定俗成’和‘名从主人’相互补充,是我国地名发展史上两个重要原则。它们不仅在地名命名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而且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见《原理·名从主人与约定俗成》)研究地名者,或者有一些地名知识的人,大多清楚:在我国历史上约定俗成曾经是地名产生的一个重要渠道。虽然古代、近代的郡、州、府、路、县、省等行政管理辖区名称,即我们通常说的“建置名”、“行政名”,都是钦定或经国家机关正式确认命名的。但这类地名在地名总数中仅在极少数。比如我们太原的地名中,太原,作为建置名、行政名,至今使用了两千多年,经过了历朝历代,未曾更改。而且在两千多年前,还以自然地名、区位地名也存在了两千多年。但每一个历史时期,每一次封建王朝更迭,都须经过再确认和再命名。但是它的诸多别称,大多是使用过一些时候,一个朝代,或者根本就产生于民间的约定俗成而从来未经过所谓的钦定和国家命名。诸如北都,北京钦命于唐,五代之后不再使用,从正名变成了别名,或曾用名;龙山、平晋、冀宁等,都是从钦定正名,转变为曾用名、别名。而大卤、龙城等,就是以约定俗成的方式所产生、所沿用,与上海别称申城,广州别称羊城,昆明别称春城,成都别称蓉城,理出一辄,道在同途。

    那么,太原别称为龙城,有无源流,有无本末,有无缘由呢,回答是肯定的。

    首先,从普遍的意义上说。华夏民族崇拜龙,以龙为图腾,炎黄子孙是龙的传人。太原作为华夏民族的发源地之一,作为黄河文化的组成部分,先民对龙的信仰,属水之源、树之本,产生龙城之名的土壤,深厚且丰饶,恰如昆明别称春城之产生,无人述及时,积厚于下,一俟提出后,薄发于上,很快蓬勃于天下。曾记否:在建国初期的太原,郝氏提出龙城,呼应者寥寥。逮改革开放的上世纪80年代初,一篇文学作品《台骀的传说》中说:“太原所以称‘龙城’,正是因为它地处黑龙所变诸山的环抱之中的缘故。”(见载于《晋阳文艺》1982年第12期)此文一出,正中太原人下怀。写技和语言均属一般的小品,竟然在读者的投票中获省刊二等奖。颁奖时由山西大学中文系姚奠中教授对作品做了讲评。台骀逐渐在太原声名鹊起,“龙城”开始唱响太原。紧接着“龙城商场”在钟楼街问世;“龙城皮件厂”在企业中产生;未几,《龙城太原》系列丛书问世,并一版、再版、三版;媒体报道、行文使用、单位命名……虽有《太原叫龙城没有历史依据》叫停,奈何广大市民买账,随处都在使用,久而久之约定俗成,成为事实。诚如《原理》所说:“时至现代,约定俗成产生地名的做法在民间的地名命名中仍有一定影响力。”诚如史书所言:“化以成俗,教移人心。”人们尝到了文化底蕴在事物发展中不可阻挡的力量。

    其次,太原叫龙城,历史上还是有不少依据的。北齐高氏以太原而裂北魏,亡东魏,建北齐。河清四年(565)移晋阳县于汾水东,汾西之大城为国之陪都。武平六年(575)在其政权岌岌可危时,于晋阳故址置龙山县。为什么?道理只有一个:为了挽救行将灭亡的国祚,力图把自己妆扮成“奉天承运”的真龙天子,强调发迹之地为“龙山”,于是,晋阳城变成了龙山城,不言而喻,龙山城不就是龙城吗。

    无独有偶,北齐灭亡后42年,李渊、李世民父子,以太原而有天下,建立盛唐,太原又成为李唐王朝的“龙兴之地”。闻名天下的隋之陪都晋阳,是时已建城千余年,一朝成为唐朝龙兴之地,还不可以叫作龙城吗?唐明皇李隆基有一首吟咏太原的诗,首句便是:“井邑龙斯跃,城阙凤翔余。”邑,是什么意思?龙,是什么意思?不就是说晋阳城是“龙城”吗。

    公元907年,朱温取唐而代之,建梁,史称“后梁”,拉开纷争五代之序幕。乃后,后唐、后晋、后汉三代,都据太原而称雄域中,数十年间大小皇帝,称孤道寡,如昙花盛开,像走马之灯,你方唱罢我登场,形成一个历史阶段的“太原文化特色”,似乎要过过皇帝瘾,必先做“太原留守”之官,就连后蜀之孟知祥,北汉之刘知远,都是发迹于太原之地,官曾为“太原留守”。中国的封建文化中,称皇帝为“真龙天子”,后代为“龙子龙孙”,这个时期的太原文化现象,会把太原描画成什么呢?城文化是汉文化的一大特色,这种特色又会把太原城神话成什么呢?喻之为“龙城”,似乎已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赵宋灭北汉后,以太原之地“国衰而先叛,国盛而后服”为口实;以太原为参星所居,开封为商星所居,天象中“参商不并出”为由,烧毁了太原城,迁走了太原人。把世誉“中原北门”的兵家要地,巨垣大镇,毁之一旦。殊不知,这是自毁长城。金元文豪元好问,在审视这段历史大变迁时,尊重历史,尊重民声,客观讲述,独具慧眼,写下《过晋阳故城书事》长律,沉重地回忆过往之烟云,古城之毁弃:“中原北门气势雄,想见城阙云烟中。”记下当年废毁太原的史事传闻:“君不见,系舟山头龙角秃”,述说了“只从巨屛失光彩,河洛几度风烟昏”;“官街十字改丁字,钉破并州渠亦亡”的民间传闻和历史现实。有人妄评元诗,认为这首史诗“纯属诗人浪漫主义的一厢情愿”,真有无知武断之嫌。这首元诗,以史实为据,以恶果为依,以太原地域文化为平台,鞭笞赵宋为一家之利,毁千年古城;把所谓“龙脉”、“龙角”之传闻,视为必破之缘由,衍演“南人鬼巫好禨祥,万夫畚锸开连岗”的“砍龙角”、“断龙身”之役,直到造成“以害人开始,以害己告终”的“河洛几度风烟昏”。

    太原有“里三城,外三城”之古谚,似出盛唐。当是之时,北都太原之汾西府城、汾东太原县城,连通东西两城之中城,号“太原三城”。而汾西府城中又有“大明城”、“新城”、“仓城”三城,故曰“里三城,外三城”。然而,这并不是北都的全部城池,尚缺都城之外的罗城。罗城,即城外之大城。《资治通鉴》有胡三省注:“罗城,外大城也。子城,内小城也。”《永乐大典·太原府·古迹》载:“罗城,《方志图》曰:‘晋并州刺史刘琨筑。’”万历《太原府志·古迹》载:“又西南(疑为“西北”之误)外有罗城,以御西山之水,俗称长龙城,今有罗城镇。”乾隆《太原府志·古迹》载:“又西堞外有罗城,以御西山之水,俗名长龙城,其近有罗城镇。”这些古籍的记载告诉我们:自西晋刘琨守太原,至北宋焚毁太原城的670多年间,太原作为中原北门,军事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为抵御北方部族铁骑南下,曾建过许多城池作为防御体系,逮唐、五代,已是城外连城,城内套城,六座城池,一道罗城。此罗城由刘琨创建,之后历朝历代扩建,屛护于城府西堞之外,既可防水,又可防敌。官家、史家将其称为罗城,民间则把它叫做“长龙城”。长龙城,不就是龙城吗。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想见,当年郝树侯先生关于“龙城”的述说,并非空穴来风,亦非自己杜撰,更非持否定之态度者所述:太原叫龙城没有历史依据,而是依据多了去了。我们祝愿太原的龙城之名,类上海之申城,广州之羊城,昆明之春城,成都之蓉城,越叫越响,在约定俗成的民间文化和史家文化中享誉全国,走向世界。这就是我们新编的这部书之所以命名为《龙城三章》的缘由。

 

文来源:太原日报20120814;本文作者:王继祖

太原道制作 http://www.tydao.com ( 2012-08-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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