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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开放意识与文体多元

——山西作家群整体透视

 

 

 

 

 

  “在中国文坛,山西素有‘文学大省’之称。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美称形成,关键的原因在于,在已有六十多年发展历史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山西省曾经先后形成过几次创作高潮,而且,这些创作高潮即使置诸中国文学的大背景之下,也仍然具有独领风气之先的重要价值和意义。一般认为,六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山西文学最起码先后形成了三次引人注目的文学高潮。第一次,是‘十七年’期间以赵树理领衔,主要由所谓的‘西李马胡孙’五位作家组成的‘山药蛋派’。第二次,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成一、李锐、周宗奇、郑义、柯云路、张石山、韩石山、王东满、钟道新、蒋韵等作家共同推动形成的所谓‘晋军崛起’。第三次,就是我们这里所主要介绍的大约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始逐渐形成,在新世纪最初十年推至极致阶段的一次新的文学高潮。虽然说,关于这次文学高潮究竟应该如何命名,依然处于众说纷纭的状况,但这一次创作高潮的客观存在,却早已经为公众所认可,可以说是一种无法被否认的文学事实。在这里,为了表达的方便,我们姑且把这次文学创作高潮,称之为新世纪十年的山西文学。”①从区域文学史的角度来看,面对自己一年前的这一段文字,我至今仍然坚持这样的看法。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所要具体展开分析的,主要是山西作家群的创作现状,实际上也就是上文所谓新世纪以来山西文学的基本状况。尽管说三次高潮之间肯定存在着一定的传承关系,但因为所处社会文化语境发生了明显变化的缘故,当前山西作家群的文学创作,事实上已经形成了若干新的思想艺术特质。

首先值得注意的,就是一种文体多元化情形的出现。无论是“十七年”期间的“山药蛋派”,还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晋军崛起”,山西作家的文学创作成就一贯体现在小说这一文体上。这种小说文体一元独尊的情形,到了当下时代,开始发生了明显的改观。尽管说小说创作依然非常强势,依然是山西文学中十分重要的一种文体,但是,诸如纪实文学、传记文学、散文随笔等其他一些文体的异军崛起,已经成为了不容忽视的一种文学事实。

纪实文学方面,不仅赵瑜持续着他在全国报告文学领域的领军地位,而且还先后有周宗奇、张石山、哲夫、鲁顺民、黄风、寓真等作家,也都积极地介入到这一文体领域,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创作实绩。最近几年来,赵瑜可以说是佳作连连,相继推出了长篇报告文学作品《革命百里洲》、《寻找巴金的黛莉》、《火车头震荡》、《篮球的秘密》、《晋人援蜀记》(与李杜合作)、《王家岭的诉说》(与鲁顺民、李骏虎等人合作)、《开眼》(与柴然合作)等。其中,《革命百里洲》曾经荣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寻找巴金的黛莉》等作品曾经获得过徐迟报告文学奖。以小说创作而步入文坛的周宗奇,从上世纪90年代起始,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到了洋洋洒洒多达二百五十余万字的《中国历代文字狱纪实》的大工程之中,其中的《清代文字狱》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磅推出。张石山的《穿越——文坛行走三十年》,以一种反思的精神立场,对于山西作协三十年来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生动鲜活的记述。寓真一方面倾心于诗歌写作,另一方面利用工作便利接触到了著名作家聂绀弩“文革”中在山西服刑期间的刑事档案,完成了长篇报告文学《聂绀弩刑事档案》。这部作品在《中国作家》刊发之后,曾经引起很大反响,以至于一时洛阳纸贵,一刊难求。哲夫长期从事环保题材的纪实文学创作,属于国内生态意识觉醒较早的作家。此外,鲁顺民的报告文学《380毫米降水线——世纪之交中国北方的农村和农民》、《送84位烈士回家》,黄风的报告文学《夕阳下的歌手》、《静乐阳光》等作品,也都在文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传记文学方面,陈为人、韩石山、周宗奇等作家都有非常抢眼的突出表现。这一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恐怕就是完全可以被看作是“庾信文章老更成”的陈为人。尽管说陈为人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文学创作,但他真正引起文学界的普遍关注,却是近些年来专门从事于作家传记写作之后的事情。使陈为人在文坛爆得大名的,是他那部《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因为他的这部传记,不仅真切地透视表现了传主唐达成堪称复杂的精神世界,而且还进一步以唐达成为焦点,对于中国文坛五十年来的风风雨雨进行了真实的记述与犀利的剖析,所以在学界赢得了极高的口碑。极端一点说,此作甚至被很多人当成了中国文坛最具经典意味的一部传记文学作品。此后,陈为人的主要精力就投入到一系列作家传记的写作过程之中。先后出版《插错“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马烽无刺——回眸中国文坛的一个视角》、《最是文人不自由——周宗奇叛逆性格写真》、《山西文坛十张脸谱》等长篇传记作品。不仅如此,据我所知,陈为人关于山西作家焦祖尧、张石山、赵瑜等人的长篇传记,也已经陆续杀青,即将付梓。在中国文坛素有文坛“刀客”之称的韩石山,最近若干年的主要精力,实际上也心无旁骛,一直专心致志于传记文学的写作。从现代作家李健吾、徐志摩,一直到山西的学术老人张颔,出身于大学历史学专业,曾经专门接受过史学训练的韩石山,其传记文学写作的关注视野,始终没有离开过人文学术领域。这个时期,尽管说周宗奇的主要精力在于《中国历代文字狱纪实》的写作上,但也不时旁逸斜出,兼及传记文学的创作。在推出了一部名为《栎树年轮——宙之诠释》的马烽传记之后,日前正在倾全力写作一部关于草书大家林鹏的长篇传记作品。

散文随笔的创作同样兴盛一时。这一方面,值得注意的作家,主要有林鹏、毕星星、聂尔、杨新雨、乔忠延等。首当其冲的,当然是今年已经八十有五的草书大家林鹏。某种意义上,优秀的随笔作品,最需要有思想的强力支撑。说随笔是一种典型的老年人的文体,其实就暗含有这样的意思在其中。已届耄耋之年的林鹏的随笔写作,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到目前为止,林鹏的随笔共结集有四种。先有《丹崖书论》,是为书法随笔,再有《东园公记》,是一部忆人怀旧的“回忆录”,还有《蒙斋读书记》与《平旦札》两种,可以被看作读书或者读史随笔。因为这些随笔作品,皆可以被视为林鹏作为一位深刻思想者的精神独白,所以,读者自可于其中获得教益多多。毕星星的随笔写作,也是近几年的事情。他这一方面的创作成果,集中体现在《坚锐的往事》中。毕星星的随笔特色有二,一是对现实生活的批判性思考,二是对正处于消逝过程之中的乡村文明的哀挽与叹息。只要细细地品味一下《特级教师南岩之死》、《走出乡村》、《最后的乡绅》诸篇,自然不难感受到毕星星随笔的思想艺术魅力所在。聂尔的散文集《隐居者的收藏》与《最后一班地铁》,也以其叙事的精准优雅而引起了业界的高度关注。

在文学文体日益多元化的同时,曾经长期作为主流文体存在的山西小说创作,无论是题材内容,还是体裁形式,也都发生着一些意味深长的变化。山西的小说创作,从“十七年”的“山药蛋派”,到新时期之初的“晋军崛起”,向来就有两个突出的传统,一是对于乡村世界的关注,二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运用。对于以上的两个传统,在当下的山西文坛,在有所继承的同时,也有很大的突破。一方面,仍然有一批作家倾心关注表现乡村世界的变化。葛水平的长篇小说《裸地》以及她的一系列中篇小说、李骏虎的长篇小说《母系氏家》、王保忠的系列小说《甘家洼风景》,可以说是这方面的明证。但在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作家的关注视野离开了乡村世界,开始沉思表现业已远逝的历史生活。成一与李锐的创作变迁,就非常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成一与李锐,不仅起步于乡村小说创作,而且都曾经长期关注表现乡村世界。但在进入新世纪之后,他们却不约而同地把创作视野由乡村世界转移到了消逝已久的历史生活。成一的具体关注对象,是曾经在明清时代创造过经济金融奇迹的晋商。他相继推出的长篇小说《白银谷》、《茶道青红》,从人文精神的高度对晋商进行了深入的反思表现。曾经以一部《厚土》激动文学界的李锐,具体关注思考的,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古老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问题。从表现辛亥革命的《银城故事》,到表现义和团的《张马丁的第八天》,在时间的处理上具有上溯特色的两部长篇小说,清晰地留下了李锐的历史反思痕迹。

就创作方法的运用而言,曾经独尊现实主义的山西作家,也已经走向了一种多元的创作现实。一方面,依然有不少作家坚持运用现实主义写法。张平的长篇小说《国家干部》,王祥夫一系列被称为“底层叙事”的短篇小说作品,就是这一方面的突出代表。但与此同时,也有很多作家开始尝试运用其他的创作方法。一贯专注于透视表现精神世界的蒋韵,以一种鲜明的浪漫主义凸显着自身的个性化艺术特色。中篇小说《心爱的树》、《行走的年代》,长篇小说《隐秘盛开》,皆以其对于精神世界的守护,以其强烈的情感色彩,而在中国文坛独树一帜。蒋韵之外,也有一些作家,对于现代主义手法的运用情有独钟。这一方面,值得注意的作家,主要包括吕新、杨遥、手指、李燕蓉等。吕新是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名噪一时的先锋作家。到了当下时代,当其他的那些先锋作家同伴纷纷转型,逐渐远离先锋写作之后,吕新却依然一如既往地坚持着自己的先锋探索。中篇小说《白杨木的春天》,长篇小说《梅雨》、《阮郎归》、《成为往事》,形象地诠释着吕新那不无寂寞孤独的先锋写作历程。杨遥的小说故事尽管大多都发生在乡村世界里,但无论是《二弟的碉堡》,还是《闪亮的铁轨》,我们却总是能够从其中强烈地读出一种卡夫卡的味道来。一种现代主义意味的存在,在一直致力于短篇小说写作的杨遥这里是毫无疑问的一件事情。手指一向被看作是山西年轻的先锋小说家,他的《寻找建新》在叙事方面的一个突出特点,恐怕就是对于第一人称复数“我们”的巧妙征用。在“我们”寻找建新的过程中,所折射出的,依然是一代人无以摆脱的生存焦虑。李燕蓉迄今最值得注意的小说,显然是《那与那之间》。这个短篇讲述的是一个颇有一些荒诞色彩的故事,作家对于那个差不多处于死亡状态的失忆者的角色设定,就为同事们最终露出原形的表演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但实在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眼看着就要成为现实的死亡,到头来居然也会是一场骗局。

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现阶段山西作家群的文学创作,为什么会发生如此耐人寻味的变化,为什么会形成文体的多元化景观呢?导致这一切的根本原因究竟何在?在我看来,这所有变化的发生,恐怕与山西作家群一种现代文化开放意识的具备存在着格外紧密的联系。所谓文化开放意识,自然是与文化保守意识相对而言的。之所以认定山西作家群具备了文化开放意识,是与其他周边省份进行比较的一种结果。比如说,同样位于中国北部的陕西与山东,其具体情形就与山西的状况迥然不同。必须承认,陕西与山东,仅就文学创作的繁荣程度而言,如同山西一样,都可以被看作是“文学大省”。因为同属于“文学大省”,所以,这几个不同省份自然也就具有了可比性。陕西的贾平凹、陈忠实、路遥,山东的张炜、尤凤伟、赵德发,在中国文坛均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但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陕西与山东的这些作家,都坚守着小说这一文体的创作,并没有如同山西作家那样出现由小说这种单一文体向文学文体的多元化状况转换的情形,很有一些“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南西北风”的味道。为什么会形成如此一种情形呢?其根本原因,恐怕就在于这两个省份的作家们普遍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保守意识。具体而言,陕西文化保守意识的形成,很可能与这块地域曾经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存在有关,而山东,则很显然与其儒家文化的发源地有关。更进一步说,不仅仅是文体的单一,甚至于在这两个省份一些代表性作家的小说创作中,也都明显地表现出了文化保守主义的特性。细读贾平凹的《秦腔》与《古炉》、陈忠实的《白鹿原》、张炜的《你在高原》、赵德发的《双手合十》与《乾道坤道》,你无疑就会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

说到现阶段山西作家的文化开放意识,实际上又具体表现在思想与审美两个方面。进一步说,思想方面的文化开放意识,不仅从根本上决定着山西文学创作文体多元化状况的最终形成,而且也明显地渗透表现在不同文体作家的具体文本中。尽管说限于篇幅无法展开细致的分析,但只要你认真地读一读李锐的《银城故事》与《张马丁的第八天》、蒋韵的《行走的年代》、吕新的《白杨木的春天》,赵瑜的报告文学系列,陈为人的传记文学系列,林鹏的一系列随笔作品,就可以有极其深刻的印象体会。而审美方面的文化开放意识,又从根本上决定着作家在艺术形式层面上的探索实验精神。其他文体暂且搁置不论,单就小说创作来说,李锐、蒋韵、葛水平、吕新、杨遥、手指、李燕蓉的存在,就格外有力地证实着这一点。

当然,说现阶段的山西作家群不仅具备了一种现代文化开放意识,而且也还形成了突出的文体多元特质,并不意味着山西作家群的文学创作已经企及了一种尽善尽美的程度。在文体的层面上,尽管我们强调小说依然是现阶段山西文学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如果与全国的文学创作相比较,我以为,山西文学一个非常突出的缺陷,恐怕就是那样一种浑然大气具有经典意味的长篇小说作品的匮乏。这一点,与周边省份比较一下,就可一目了然。虽然说如同《白银谷》、《张马丁的第八天》、《国家干部》、《裸地》这样的小说,也算得上是比较优秀的长篇小说了,但与那些真正具有时代标高意味的长篇小说,比如《秦腔》、《古炉》、《白鹿原》、《古船》、《你在高原》等作品相比较,你就可以明显感觉到山西这些作品思想艺术格局的相对狭小。一方面。如前所言,陕西、山东相对于山西而言有着鲜明的文化保守色彩,但在另一方面,可能也正是这样一种文化保守色彩,才使得这些作家心无旁骛,最终写出了堪称时代黄钟大吕的长篇小说。那么,导致此种情形的原因何在?要想写出优秀的长篇小说来,首先必须具备突出的思想能力。但山西作家的情况,却很显然不是思想能力缺失的问题。山西作家创作的一系列作品之所以具有鲜明的批判性特征,与他们思想能力的突出显然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这就说明,仅有思想能力的突出,并不能保证可以写出好的长篇小说来。长篇小说一向被看作时代的里程碑,要想成为时代的里程碑,作家就必须具备一种整体层面上理解把握时代的能力。当然,也还得同时具备把这一切都包容表现在小说作品中的艺术构型能力与语言表现能力。对于山西作家而言,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思想与艺术能力之间的关系问题。“小说中的思想深度表现为作家对生活的艺术敏感,它是有趣味的发现和有滋味的叙述……但艺术的敏感是属于美学范畴的东西,它是思想,但不是抽象的思想,是在小说形式控制之下的思想感情有序表现……这是小说区别于其他思想类型的存在方式。”②很显然,只有把深刻的思想能力、对于时代的整体把握能力以及带有巨大包容性的艺术表现能力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方才有可能创作出足称优秀的长篇小说来。我们殷切期望,确实能够有山西作家聚精凝神,创作出够得上时代里程碑式的长篇小说来,以弥补山西作家群在这一重要文体上存在的缺陷。

注释:①王春林《一个茅奖与五个鲁奖——新世纪十年山西文学侧影》,载《五台山》2011年第5期。

②杨扬《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问题》,载《南方文坛》2011年第6期。

 

文来源:太原日报20120723;本文作者:王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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