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壶口：《黄河大合唱》诞生之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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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深秋，一群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因为抗战聚集在了一起，他们要渡过黄河，到抗日的战场去，给战士们唱歌演出。走到黄河边，忽听雷声滚地而来。临近初冬，晴日下哪里来的雷声？赶牲口的老乡指向东方，说这响声来自山那边的壶口。 1939年年初，延安的窑洞里，一名26岁的年轻人正在朗诵他渡过黄河时有感而发刚创作的《黄河颂》长篇诗歌。当他念完最后一句“向着全世界劳动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窑洞里一片安静。顷刻，掌声响彻整个窑洞。掌声中，一名34岁的作曲家激动地站起来，一把将词稿抓在手里：“我有把握把它谱好！我一定及时为你们赶出来！” 这首在中国音乐史上享有盛誉的《黄河大合唱》已经传唱了七十多年，它以各种形式演出着，合唱、钢琴曲、诗朗诵……其中，《保卫黄河》这一章节的朗诵词，“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成了那段历史中国人的记忆声响。 这首歌的创作者：曲作者冼星海、词作者光未然（张光年）已先后去世，但这首歌却经久不衰。本报“红歌溯源”采访活动来到了《黄河大合唱》的创作地——临汾市吉县壶口。 “克难城”探访 壶口和一首经典歌曲，是两个注定会发生化学反应的元素吗？历史给了肯定的答案，无数的古人，为黄河留下了不朽的诗篇。但当壶口那奔腾直下的黄河水与一个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时，25岁的光未然没想到他能写下400行的长篇诗。 从壶口瀑布往西北走10公里，蜿蜒的山路直上可到一个窑洞群——“克难城”。抗日战争时期，太原被日军占领后，阎锡山率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山西省政府驻扎在此（此前，这里叫南村）。与重庆是战时中国的“陪都”一样，这座在乡村里构建起来的指挥部，被人称为“小太原”。 如今这里已经成了一个纪念馆，吉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彦章告诉记者，他们详细查阅了相关资料，了解到《黄河大合唱》就是在壶口边创作出来的，“克难城”正是词作者光未然渡过黄河后的暂住地。 70余年的沧桑变迁没有多少痕迹留在“克难城”的黄土上，在“克难城”的“抗战史纪念馆”，专门辟出了一个展览区域，标明这里是《黄河大合唱》的创作地。展板写道：“1938年，当时的年轻作家光未然受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的派遣，以国防部政治部文化督查专员身份，到第二战区视察工作。他从武汉出发，途经西安、洛川、宜川经黄河小船窝达到‘克难城’，在此曾住数日，当看到壶口瀑布时，心潮澎湃，酝酿了长篇诗歌《黄河颂》。” 这段历史光未然本人曾在1949年10月的《冼星海同志回忆录》中有详细记载，他在抗日战场考察期间，由于在吕梁山区坠马受伤，躺在担架上，村村转送。与当时由一群学生演员组成的抗战演剧第三队相遇。这样就发生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赵寻和邬析零是当时的演剧队队员，邬析零 （之后成为黄河大合唱首演的指挥）描述这次东渡黄河的情景说：“还没见壶口，只听到雷鸣般的涛声。从顶峰曲折下行一大段路程后，才看见数里外远处的黄河上面，笼罩着大团翻滚不停的水雾，就像是从开水壶嘴喷出来的水蒸汽。我们一群年轻人登上了渡船。” 桨手们和舵手们随着划桨的节奏，一呼一应地呼喊着低沉有力的船夫号子。赵寻说，光未然一直和我们这些队员们在一起，共同观赏黄河壮丽景色，聆听船夫号子。 邬析零回忆说，刚刚过河上了岸，光未然就和他交谈起当时流传的抗日救亡歌曲创作的体裁形式问题。交谈中，光未然忽然问起，什么是“康塔塔”？邬析零也没有机会听到“康塔塔”，只能把书本上看来的有关情况向光未然作了介绍：“康塔塔”是欧洲宗教音乐中篇幅最长的声乐曲之一，中译名是大合唱……邬析零说，正是在这次交谈中，他发现光未然已经看过一些音乐方面的专门书籍，对二段体、三段体等歌曲曲式了如指掌。 硝烟中的传唱 1939年初，光未然在延安见到了曾多次合作过的作曲家冼星海。这是两人最后一次合作。冼星海用了6天时间谱好了曲子，十几天后，演剧三队不到三十人的合唱团在延安陕北工学大礼堂首唱了此曲，从此传遍中华大地。 曾担任山西省合唱协会老年合唱队指挥、音乐家王严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道：《黄河大合唱》写在黄河，其中很大的一个篇章都是作者在山西考察探访时看到的真实情景：如第五章《河边对口曲》，曲子源自山西民歌，词则是由一个山西难民和东北难民的对话组成，“山西的张老三和东北的王老七，是一个个因为侵略战争而流离失所的难民组像……”第六章《黄河怨》描述的是一个河东女子，因为日本侵略失去了丈夫和儿子的抱怨和哭诉。光未然在谈到这段的创作时曾说：“流亡老乡的妻子，在一个凄风苦雨之夜，偷偷地跑到黄河边，经过一阵悲惨的哭诉，投身到滚滚黄河波涛之中”（1939年重庆生活书店《黄河大合唱》——《黄河》本事）。 光未然1985年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谈到，两个印象直接促使他写下了《黄河大合唱》，一个是渡过黄河险滩时船夫与惊涛骇浪搏斗的场景，而同行邬析零记下的船夫号子，也成了作曲时的重要参考；第二就是在壶口时看到黄河激流坠入悬崖的壮美图景，他如实地写进了大合唱中《黄河之水天上来》这一篇章。 80岁的霍盈洲是吉县党史办第一任主任，他第一次听到黄河大合唱的时候刚10岁，“这首歌很红，老师们都会唱，也教会了我们，当时真的是无论山区还是城市，无论游击队还是正规军，都在传唱着这首歌。” 一首名曲的命运 《黄河大合唱》随后的命运并不如它亮相时那般璀璨。曲作者冼星海1945年在苏联因病去世，词作者光未然却看到了这首名曲被改头换面的时刻。 “文革”开始后，这首诞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名曲也和同期诞生在那个年代的歌曲一样，被赋予了政治含义。很长一段时间，《黄河大合唱》被改编成了钢琴曲，只能演奏，不能演唱。1965年至1975年的10年间，这首歌一直没被人传唱。1975年纪念冼星海逝世30周年时，这首歌才解禁，但被责令要求重新填词。 《保卫黄河》中的名句“风在吼，马在叫”要改成时髦的“红旗飘、军号响”；《黄水谣》中作者描述的日本侵略前的乡村景象“河东千里成平壤，男女老少喜洋洋”被认定是“美化国民党统治”，要改成“男女老少耕地忙”；《黄河怨》中一个流离失所妇人的一句“命啊这么苦”，则成了“丑化中国人民”“宣扬投降路线”的代名词，要被改为“夜啊这么长”。修改受到了音乐界许多人士的抵制，后来惊动了中央的一些领导才收回了修改意见。 除了政治因素的影响，各种传闻轶事也流传甚广。 记者在壶口边看到，毛驴和头上扎着白毛巾的当地老人成了这个景点的一个标志。而当地导游在解说时也把这个情景融合到了《黄河大合唱》中。 记者听到，一位导游在介绍时说：“当初，就是在壶口瀑布边，激发了《黄河大合唱》词作者光未然创作的灵感，挥笔写成了脍炙人口的《黄河大合唱》，最初的词儿是：风在吼，驴在叫。‘因为壶口毛驴在明清时期是作为一种运输工具存在的，商贸在黄河上运行，经过壶口瀑布的时候，就要卸下货物绕过，这时候小毛驴就派上用场了，因为在黄河的岸边是山区，不适应马的活动，只有毛驴、骡子、黄牛在那里生存，是客观事实。’”记者了解到，这种“风在吼，驴在叫”的描述甚至一度列入到了旅行社培训导游时的《山西民歌》的课程中。 作者最初的版本究竟如何？记者在吉县采访中，有人谈到吉县的党史办曾经有人采访过光未然老人，或许有一些答案。费尽周折后，记者找到了已经退休的霍盈洲，他回忆说，1984年，他在北京采访了《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光未然。当谈到“是马在叫还是驴在叫时”，光未然哈哈大笑说：“这（种说法）太可笑了，你想想下边的歌词，用驴在叫，意思能连贯下去吗？风在吼！马在叫！是形容抗日军队的气势，并不是说壶口那里有没有马，这太奇怪了。” 霍盈洲老人反复告诉记者，要纠正这种错误的说法，他也曾多次在党史杂志上写过此事，但直至今日，仍然有人把此谬论当做真相来“津津乐道”，老人感到很无奈。 伟大的作品生命力必然顽强。1975年至今，《黄河大合唱》又活跃在了中国的音乐舞台上，并走向了世界。1995年，广州万人合唱《黄河大合唱》；1996年，在壶口上方架起一座天桥，来自山西师范大学合唱队的800名合唱队员，在黄河奔腾的浪花声伴奏下，在创作地唱响名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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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本文作者：刘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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