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董昕）继两年前解开太原市晋源区店头村窑洞地道之谜后，“中国历史军事地理研究第一人”靳生禾先生和他多年的搭档太原师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谢鸿喜，昨日约见记者，将他们最新研究成果呈现：山西省介休市龙凤镇张壁村古堡是隋代汉王杨谅准备兵变时构筑。
张壁的闪光点、张壁的历史文化底蕴，通通在于其古堡（地道）。此古堡历史之悠久、形制之工巧、规模之恢宏，令每一位参观者叹为观止。然而，张壁古堡构筑于何代何人及其构筑动因，迄今学界依然众说纷纭，没有定论。两位教授在检读文献的基础上，多次赴当地作野外考察，从军事战略学角度得出经得起论证的这个结论，同时反驳了张壁古堡成于刘武周说及出于高欢并“朔州军人”说。
靳生禾先生和谢鸿喜教授向记者讲述他们的理念：“从古堡和地道的夯层及其土色看，成于魏晋迄隋唐的中古时代是不成问题的；从古堡特别是地道的规模、质地、工巧着眼，都显然非短期更非仓促应急施工所成。这项必出于统筹设计、有序施工的庞大工程，没有大规模人力物力集中两三年及至三四年时间紧张施工，委实是不可想象的。”而杨谅是隋文帝杨坚的第五个儿子，开皇初封汉王，出为并州总管。自从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仁寿二年（公元602年）皇太子杨勇、蜀王杨秀相继获罪被废为庶人之后，杨谅忐忑不安，对隋文帝说：“突厥方强，太原即为重镇，宜修武备。”（《隋书·文四子传》）隋文帝从之。张壁古堡背依高壁岭，向为太原南部重塞，杨谅遂大兴土木。
同时，两位教授还认为古堡与村中的可汗庙没有关系，可汗庙庙主极有可能是初唐时期的突厥人突利可汗什钵苾。
张壁古堡巡礼
核心提示
介休市龙凤镇张壁村，目前先后获得三项殊荣：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建设部公布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被中央电视台评为“中国十大魅力名镇”。不言面喻，张壁的闪光点、张壁的历史文化底蕴，通通在于其古堡（地道）。此古堡历史之悠久、形制之工巧、规模之恢宏，委实令有幸身履目验者叹为观止。然而，张壁古堡构筑于何代何人及其构筑动因诸问题，迄今学界依然众说纷纭。唯其如此，我们在检读文献基础上，在晋中市、介休市领导和主管部门鼎力帮助下，日前赴当地作野外考察，谨将闻见及相关理念报告如下，以资商榷。
一、野外考察所闻见
张壁古堡位于介休市东南10公里，当龙凤镇南境张壁村。古堡略呈矩形，南北长244米，东西宽374米，面积近10万平方米。古堡城垣周长约1.1公里，有南北二门，北门筑有瓮城，南门建有门楼。古堡垣墙高参差约10米，版筑，夯层9厘米至12厘米，土色有差。其地道亦盖土构，高1.75米至2米，宽1.5米，系统筹贯通，呈网状分布，更立体交叉；凡三层，上层距地面1米至2米，中层距地面7米至8米，底层距地面20米左右。地道内大体有序地分布有水井、灶膛、马槽、储藏间、通风孔、排水口、瞭望孔、议事厅……俨然军民日常生活乃至战时必需必备，可谓应有尽有。堡内外地道长逾5公里。
张壁古堡坐落于绵山北麓，南负巍巍绵山，居高临下，东西北临巨壑深沟，视野寥廓，形势险要，易守难攻，一方故老世代流传有“明堡暗道一盏灯”、“城中城堡中堡”之谚。不独如此，古堡犹北濒龙凤河，水源丰沛，土地沃饶，是盛产五谷杂粮和山药蛋的天然粮仓。是以向以应急军民生活尤其战时生活无虞。
张壁向多虬枝苍劲的古树，其中一棵“槐抱柳”，迄今荫翳匝地，槐干周4.3米，柳干周2.6米，槐柳干总周6.5米，树高20米，树冠径20米。此树显系逾千年古木。张壁犹多古庙宇、古戏台、古墓葬，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古庙中有一海内尤其内地鲜见的古可汗庙。这类古树和一再重建重修的古建筑及其重修碑记，从侧面见证着张壁及至其古堡的历史久远。
从古堡和地道的夯层及其土色看，成于魏晋迄隋唐的中古时代是不成问题的；从夯层参差、土色非一看，则又未必成于一时一代。从古堡特别是地道的规模、质地、工巧着眼，都显然非短期更非仓卒应急施工所成。不妨说，这项必出于统筹设计、有序施工的庞大工程，没有大规模人力物力集中两三年及至三四年时间紧张施工，委实是不可想象的。
二、当前学界流行说法
张壁古堡构筑于何代何人及其构筑动因，学界较具代表性的观点有二：其一，以郑广根、王融亮二位先生为代表，认为古堡出于隋唐之际刘武周为大战李世民所构筑；其二，以侯清柏、宋建国二位先生为代表，认为古堡出于北朝时期北魏末叶——东魏权臣高欢及其“朔州军人”为应对“荒胡”和西魏所构筑。
前者郑、王二氏在应中央十台《探索与发现·暗道之谜》节目采访中，从隋唐之际刘武周领队突厥被封为“定杨可汗”，与突厥联兵攻占河东全境，到刘武周与李世民曾在地当河东重镇绵山高壁岭所在的灵石、介休一线决战，认为张壁的明堡暗道正是当年刘武周为准备决战李世民构筑的巨防工事，乃至张壁的可汗庙庙主为刘武周及其当年骁将尉迟恭。燕民先生《魅力中国看山西》一书，籍振芳先生主编《山西省精品旅游地图册》一书，谈及张壁古堡时，亦参差持此观点。
后者侯、宋二氏在《考朔州军人踪迹解张壁古堡诸谜》（未刊稿）一文里，探讨了从西晋末年匈奴左部帅刘渊由吕梁山起兵反晋始，北方长期陷入“五胡十六国”混战时期，各地社会秩序被颠覆，生灵涂炭。黄河流域广大人民或流散到江南侨居，或就地挖洞穿堑，隐迹藏身。介休既当吕梁山侧，又属兵冲，成为“荒胡”攻伐、抢掠、烧杀的重灾区，同时也成为人民藉以自卫自存的必然所在。北魏取得北方局部统一后，社会秩序相对好转，惟汾西的匈奴五部余众“山胡”仍蜂起猖獗，当局恢复介休建制时，出于避开“荒胡”、“山胡”锋芒，县城即一度迁于背依绵山、三面临沟、壁堡严固的张壁。及至东西魏对峙时期，河东成为双方角逐焦点，东魏大丞相高欢为了强化陪都晋阳南塞高壁岭一线介休的防务，“将老家（高欢世居怀朔镇——今内蒙古固阳县西南）朔州的军人调遣至残破的介休”，即唐《元和郡县志》所说介休“至孝静帝更修筑，迁朔州军人镇之，因立为南朔州。”侯、宋二氏认为张壁古堡成于高欢及其“朔州军人”，张壁的可汗庙庙主亦即高欢及“朔州军人”。
三、两种流行说法商榷
（一）张壁古堡成于刘武周说，即古堡是刘武周与李世民交战时“明筑城堡、暗挖地道”的遗物云云，我们难以苟同。其一，当年刘武周勾结突厥反唐，与突厥联兵南下，席卷河东，史称武周“又引突厥之众，兵锋甚盛，袭破榆次县，进陷介州”，进而大败唐大将重臣李仲文、裴寂、刘弘基，连下太原、晋州（临汾）、浍州（翼城）、夏县……（《旧唐书·刘武周传》、《新唐书·刘武周传》）。他可谓一路攻无不克，势如摧枯拉朽，盖无必要构筑如此防卫工事。其二，一俟他在蒲州（永济西）惨败于李世民，形势则急转直下，在李世民一鼓作气穷追猛打下，简直溃不成军，特别是败退到雀鼠谷、介休时，李世民“一日八战，皆破之”，他只有逃命的份儿了，是以又盖无构筑如此防卫工事的余力和余地。其三，刘武周以宋金刚为西南道大行台，金刚由太原南下，至介休时当唐武德二年六月丁未（初十）（《资治通鉴》卷187），当他在河东败于李世民再退出介休时，是武德三年四月甲寅（二十一日）（《资治通鉴》卷188）。这就是说，他涉足介休充其量不过十个月又十天，姑不论此间他始终匆忽转战，即使全力以赴也不可能构筑成张壁古堡如此工程。
诚然，当年刘武周于隋义宁元年二月起兵马邑（朔州），“自称天子，国号定杨（《二十二史考异》引《创业注》）；三月，突厥立武周为定杨可汗”（《资治通鉴》卷183）。由此看似张壁的可汗庙与刘武周有某种关系，其实却未必有关系。首先，刘武周马邑起兵南下，矛头所指，正是与李世民及其大唐争夺天下，是以不仅大唐当局不会认可其“可汗”身份乃至修建奉祀他的祠庙；即历经隋唐之际历年战乱而人心思治的民间，也不能想象会纵寇为乱而奉祀他。其次，上述所说刘武周与突厥联兵，席卷河东，袭破榆次，进陷介州……者，实际上是他的骁将宋金刚，刘武周却从未涉足介休。再次，张壁可汗庙元代重修碑记说：“可汗，夷狄之君长也。生为夷狄君，殁为夷狄神。夷狄之人，宜因时樽俎焉。”不错，当年突厥确曾立他为“可汗”，然而他被李世民大败后，对突厥已无利用价值，而且其归宿，却是又因叛逃被突厥杀了的。是以即使当地有“夷狄之人”落户，又怎么会为其建庙乃至“因时樽俎”他呢？
（二）张壁古堡出于高欢及其“朔州军人”亦即张壁的可汗庙庙主为高欢及其“朔州军人”说，我们认为亦嫌勉强。首先，尽管高欢世居怀朔镇，只是所谓“鲜卑化”的汉人，却既非出身夷狄，更非夷狄君长，乃至不曾有任何人立其为“可汗”，是以以张壁可汗庙庙主为高欢，亦无从说起。其次，北魏末年，东西魏分治后，东魏大体继承了北魏的版图及其兵力，西魏不过占据其最贫蹙的河西一隅。高欢作为东魏大丞相，在他与西魏的全部角逐中，恃占据战略优势，一向没有把西魏放到眼里，直至公元546年东西魏玉壁（稷山西南）决战，高欢“倾山东之众，志图西入，以玉壁冲要，先命攻之……苦战六旬，伤及病死者十四五，智力俱困，因而发疾，其夜遁去。后因此忿恚，遂殂”（《周书·韦孝宽传》）。这就是说，直到他临终，向以北魏的合法继承者自居，亦的确在国土、财力、兵力上具有优势，从而恃地广人众，粮足马肥，欲一举荡平西魏。唯其如此，他乃至他的“朔州军人”岂会在其河东腹地的介休构筑张壁这等防卫工程？诚然，《元和郡县志》记载：“至孝静帝更修筑，迁朔州军人镇之”，惟当年恢复介休建制移置张壁，既为县城乃至南朔州，高欢及其“朔州军人”或可在前此乡民为防“荒胡”、“山胡”版筑寨垣基础上更筑城以守，而构筑如此地道，依然是全然没有必要的。同时应该指出，杨、宋二位先生关于北魏恢复介休建制时，为应对“荒胡”、“山胡”，将县城移至“地靠绵山……有壁堡人居相对集中”的张壁之说，是颇资中肯的，它说明在北魏之前这里已有城堡了。
四、张壁古堡当出于隋汉王杨谅
前文说到张壁古堡成于中古时代是不成问题的，而从其夯土参差、土色差异看又未必成于一时一代。那么，它出于何时何人？如果进一步针对历史背景加以分析，当知张壁应属隋代汉王杨谅准备兵变时所构筑。
隋文帝杨坚第五子杨谅，开皇初封汉王，出为并州总管。自从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仁寿二年（公元602年）皇太子杨勇、蜀王杨秀相继获罪被废为庶人，“物伤其类”，史称杨谅恃所居天下精兵处，即“居常怏怏，阴有异图。遂讽高祖云‘突厥方强，太原即为重镇，宜修武备’，高祖从之。于是大发工役缮治器械，贮纳于并州……”（隋书·文四子传））君不见，自古高壁岭向为太原南部重塞，山麓的张壁古堡正是这时候杨谅在十六国以来一方长期为防范汾西“荒胡”、“山胡”构筑的基础上，大兴工拓展加固完成的。果不其然，至仁寿四年（公元604年），隋文帝寝疾，皇太子杨广矫诏杨勇赐死，进而征召杨谅，“凶多吉少”，杨谅遂发兵反。《隋书·杨素传》记载：“谅遣赵子开拥众十余万，策绝径路，屯据高壁，布阵五十里。素令诸将以兵临之，自引奇兵潜入霍山，缘崖谷而进，直指其营，一战破之，杀伤数万……谅退保并州，素进兵围之，谅穷蹙而降”云云。
话说回来，其一，前已述其详，张壁古堡地道非数年时间不能穷就，而杨谅从准备兵变到兵变有四年，时间是足够用的，而且据《隋书·文四子传》记载有其并州总管“自山以东，至于沧海，南拒黄河，五十二州尽隶焉”的人力、财力大兴工，更有此项工程还巧妙地名正言顺地得到了隋文帝的首肯。其二，高壁岭自古向为太原南部重塞，《通典·州郡典》说“高壁岭、雀鼠谷、汾水关皆险固之处”，《资治通鉴》卷155胡注太原“东阻太行、常山，西有蒙山，南有霍太山、高壁岭，北厄东陉、西陉关”，而杨谅准备兵变应对的敌方，亦正当隋京长安所在的西南方，他在高壁岭一线的张壁长期地全力地构筑防卫工程，具有明白无误的针对性，可谓选个正着。其三，日后的历史实践亦印证杨谅整个兵变成败，恰恰决于与隋将杨素在高壁岭一线的霍山和介休一战。其四，出于当年杨谅在含张壁在内的高壁岭、雀鼠谷一线长期构筑防卫工程，一方世代相沿，迄今雀鼠谷南口的阴地关一称“阳凉（杨谅）南关”，北口的冷泉关一称“阳凉（杨谅）北关”。
五、关于张壁可汗庙庙主
可汗，一作“可罕”、“可寒”，五世纪初以来柔然、突厥、回纥、蒙古帝王称号。前文提及张壁可汗庙未必与古堡地道有关，既然与刘武周、高欢名实不副，我们认为张壁可汗庙庙主极有可能是初唐时期的突厥人突利可汗什钵苾。
中古之世，五胡十六国肇于前，南北朝踵于后，中原王朝式微，北方游牧族安堵自强。特别是突厥雄长北方，史称“控弦百万，北狄之盛，未之有也”，是以胡族小国群起役属，中原王朝礼聘（《旧唐书·突厥传》）。突利可汗什钵苾者，突厥极盛时期的启民可汗之孙，始毕可汗嫡子，唐武德三年（公元620年）立为突利可汗。隋唐之际，在唐高祖李渊与突厥始毕可汗往还中，李世民与突利约为昆弟，有“金兰”之交，史称突利“深自结于太宗，太宗亦以恩义抚之，结为兄弟，与盟而去”（《旧唐书·突厥传》，犹在诸如武德七年（公元624年）突厥南犯关中即将爆发唐突恶战时，此“金兰”之交乃至什钵苾屡屡起过化干戈为玉帛的关键作用。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突利为颉利所攻，到长安求救，太宗礼之甚厚。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太宗封突利右卫大将军、北平郡王，“太宗敕曰：‘……毋相侵掠，长为我北藩’，突利顿首听命”（《新唐书·突厥传》）。当年唐太宗《册封突利可汗制》说：“突利可汗阿史那什钵苾，志怀英果，识机能断，情深独悟，实惟先觉。往在北藩，位地兼重，早知慕化，特布款诚……可右卫大将军，封北平郡王（《全唐文》卷10）。贞观五年，突利可汗应召入朝，道死并州路上。唐太宗躬亲为之举哀，犹诏中书侍郎岑文本为之撰著碑文（《旧唐书·突厥传》）。历史上再没有哪位突厥可汗获得过中原王朝天子的如此关注、如此尊宠；突利可汗因病客死并州路上，介休正在当年并州境，极有可能即殂于张壁一带，是以就地起庙以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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