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像幽灵般潜行于林间，轻轻拨开挡路的树枝，竭力不让脚步发出一点儿声音，连呼吸都必须小心翼翼：他必须小心，因为林中到处都有与他一样潜行的猎人，如果他发现了别的生命，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开枪消灭之。在这片森林中，他人就是地狱，就是永恒的威胁。
被发现，即被毁灭！
——刘慈欣
《三体·黑暗森林》
第一个回合：调兵令
潜流终于在1911年10月10日这天浮出水面，当清王朝发现的时候，武昌城头已经飘扬起十八星旗，一个个省份先后独立，仿佛多米诺骨牌纷纷倒下倒下一般。这股潜流竟然有如此涤荡华夏之势，是那些许多年来藐视民意的统治者永远不可能想到的。
在太原起义前夜的山西，山西巡抚陆钟琦发现自己走进了一个黑暗森林，周围不知道有多少双猎人的眼睛正盯着自己，他更不知道身边有谁可以相信，谁值得怀疑，假如说儿子陆光熙是他叫来的，那么这更加能够证明陆钟琦深藏在内心深处的恐惧。（详见本报4月16日《末代巡抚：陆钟琦之死》）
对于阎锡山等革命党人而言，情形也不见得能够好到哪里去，尽管革命已经席卷全国，尽管革命党人已经掌握了相当的兵权，但在此时此刻，在关系每个人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依旧必须更加小心，在他的身边，依旧存在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哪些人可靠，哪些人会在关键时刻怯场，哪些人又是顽固的清廷鹰犬，都不得而知。他是一个潜伏的猎人，可是在这个黑暗森林里，还闪烁着别的狡黠的眼神，一不小心，就会死无葬身之地。从他和陆光熙以及一些革命党人的谈话里，也能够看出他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
这些看得见和看不见的猎手们，在黑暗的森林里面小心翼翼地行走着，对于他们而言，这是一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斗争，他们必须尽快地确立自己的目标，并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下手。
在东北的赵尔巽就走在了前面，他听说东北新军密谋独立的消息时，立即密调旧军张作霖部进入奉天（今辽宁沈阳），在张作霖的枪口之下，新军将领屈服，东北成立了一个新的政权——“东北保安会”，它在实质上和旧政权没什么不同。在顺利地解决了东北革命势力后，赵尔巽公开拥护清廷，遂使东北起义流产。
对陆钟琦而言。他最有效的选择应该是调旧军进入太原，使得手中有可依靠的力量，然后分化新军中的中间势力，孤立他所不清楚的革命党人，进而稳定山西的局势。
而对阎锡山而言，最头疼的是新军也未必能够靠得住。他和赵戴文分析当时形势时曾说：“一标的黄国梁与我私交虽好，但不是同志，他的三个管带白和庵、姚以价、熊国斌亦然。”关于姚以价，他的评价是“不愿冒险”，“他所以不参加同盟会而参加保皇党，就是因为不愿冒险。”但阎锡山说的有一点是不错的，他不清楚一些人对革命的真实态度，比如说特立独行的姚以价。（详见本报5月14日《易水萧萧东海苍茫一腔热血酬国》）
陆钟琦首先行动了，他想调开认为最不可靠的新军，即阎锡山认为“不是同志”的黄国梁，当调兵令下达的时候，诸多当事者回忆的黄家密谋出现了，黄国梁、阎锡山、张瑜、温寿泉、乔煦、南桂馨等人齐集黄家，密谋起义。南桂馨认为应当等开拔后联合陕军，然后反攻运城、临汾、太原，而阎锡山等人则以为应当在太原起义。他们最后采取的是太原起义的方案。而对革命派而言，黄家密谋最大的收获不是决定了在太原起义，而是这道调兵令，使得原本混沌不清的黑暗森林突然间变得很清晰，至少在阎锡山等人看起来是的，对立阵营第一次浮出了水面，每个人的态度都清晰了，谁是革命的对象以前就清楚，而现在他们则明白了，谁是革命的同志。
在黑暗森林的博弈中，一方无法判定另一方是否有敌意，无法判定对方是否会对自己发起攻击，谁走先手至关重要，然而在晦暗不明的情形下，每一个选择都有可能是致命的。
1911年的山西，对立的双方在晦暗不明的情形下分别做出了自己的第一个选择。而它的结果如何，那时还是难以判断的。
一个关键的人物：张树帜
随着时局的紧张，谷思慎成了官府集中注意的人物，当他到太原活动的时候，浑然没有察觉出“黑暗森林”的生存状态。他一到太原就被盯上了，山西巡警道连印是跟着陆钟琦来的，是陆钟琦可以依赖的力量之一，高级侦探冯桂芳注意到谷思慎这个危险人物，他将谷思慎每日的言行以及跟他来往的人，每天都向连印汇报，连印于是加强了对谷思慎及其来往的人的监视。但连印同时也想不到，自己的周围也布满了同盟会及其同情者。南桂馨和连印很熟悉，他得知消息后即刻告诉谷思慎离开太原到北京。
这更加验证了局势的险恶，如果稍有不慎，那么太原的同盟会很有可能会被陆钟琦一网打尽。那后果是相当严重的。
可是在那个时候，身在局中的陆钟琦和阎锡山都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他们唯一关心的就是军队。对陆钟琦来说，他最期盼的就是把新军这尊瘟神送走；而对阎锡山来说，是否能够把握新军至关重要。
30岁的张树帜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在许多当事人的回忆都有表现，在温寿泉和黄国梁的回忆中，他是向第八十五标传达起义命令的人；而在阎锡山的回忆中，他具体负责发动第八十五标的下级官员起义。无论如何，他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中间人。值得一提的是，张树帜和阎锡山的关系非同一般，张树帜早年毕业于山西陆军测绘学堂，1908年由赵戴文介绍加入同盟会，因为赵戴文的关系，他认识了阎锡山。张树帜曾经在“交文惨案”（详见本报4月16日《交文惨案：带血的红罂粟》）中写匿名揭帖贴在巡抚衙门的辕门照壁上，事发后被捕，坐了一年的劳，出狱后天下已经是风雨飘摇，他去了一趟陕西，据说他奉阎锡山之命去联系陕西同盟会和江湖组织哥老会，阎对黄国梁等人尚且心存疑虑，如此秘密的任务却独交给张树帜，可见他们当时关系的密切程度。而在太原起义前后，他对阎锡山也显得格外忠诚。
陆钟琦的调军令非常紧急，他命令黄国梁务必率第一营于10月28日出发，黄国梁不得不带领标本部离开太原，在祁县等待一营。尽管黄留下了部队，但这带来了一个未知的变数，在太原的两标新军中，阎锡山掌管八十六标，在八十五标的当家人黄国梁离开后，留下官兵能不能举事、敢不敢造反便成了一个疑问。张树帜返晋后，局势已经间不容发，阎锡山就在起义的前夜把张树帜派到了八十五标。
阎锡山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起义的前一天，我派张树帜同志去一标运动，约定运用好后，即在电话上告我：‘债讨起。’如运用不好，则告我：‘债不能讨。’张树帜同志临行时，我又告诉他说：“你纵使运用不好也不可离开一标的队伍。如二标发动时，你在一标能拉多少算多少，至少也要纠合我们的同志带队响应。”他甚至交代了具体的部署：如果八十五标起事，即以二营攻打巡抚衙门，一营两队攻打警署，两队攻打满洲城。他还提出，这支部队驻扎在城外的狄村，晚上入城不方便，应当在明日清晨进城。
尽管平日里同盟会员一直在军队里搞活动，但张树帜活动当天的情形表明，他们并没有一个很严密的组织。当张树帜到达八十五标的时候，才发现平日想革命是一回事，真正地提着脑袋革命是另一回事。由于缺乏严密的组织，大家伙只能靠争议解决问题。二营的杨彭龄极力主张军队南下后与哥老会联合起来反攻太原。张树帜却反对说这样势必“旷日持久，蹂躏乡民”，“曷若省垣人力枪械，俱臻至完备，成功较易”。他还列举了一条说，连印的抚宪警道搜捕越来越严密，坐失时机，一定会贻误大局。当他们出现分歧的时候，杨彭龄竟然“勃然而去”。“适有一营张占元、梁俊玉、柳殿魁、白路喜、李开成、张得魁、刘思、杨大胜、赵有福、霍玉清、刘殿英、郑文龙、赵福堂、李玉炳、申魁文、黄兴武、马学曾、李玉魁、田墨林，本营监学高冠南亦相继至”，他们都支持张树帜的意见，这样起义才最终决定下来。
谜一般的姚以价
姚以价是一个谜一般的人物，在一些人眼中，他才是太原起义的真正功臣，而阎锡山不过是掠人之美；而在另一些人的眼中，他却是一个言过其实的人物。
1911年，他刚刚29岁，是黄国梁下面的一个营长（第八十五标二营管带），黄国梁率部离开太原时，他留了下来，这种巧合正好把他推向了前台，这一点，恐怕是姚以价甚至是阎锡山都不曾想到的。
在阎锡山和张树帜策划八十五标起义的时候，他们充分运用了黑暗森林的法则，阎锡山的主张已经很明确了，那些军官们，如果他们愿意起义则罢，如果不愿意起义，只能杀之。而张树帜也正是这么做的，他让“王致嘉、曹永升并数正兵至各官长处，以推倒满虏大义相劝，有反对者杀之。各官长莫不从命。”即便如此，他还是不放心，就告诉起义的士兵，“官长虽勉强用命，是否心服，尚未敢必，一面把持电匣以防事泄，一面看守官长以防中变。”接着，他派人告诉杨彭龄、王嗣昌：“一营准备已好，二营举动与否？”二营也群情激愤起来，起义已经如同箭在弦上。
二营管带姚以价正在城内东夹巷教会医院看病。和黎元洪一样，他事前对起义的情形一无所知。纷繁的史料中，对姚以价担任起义军司令的说法也有很多种，这些说法概括起来是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被动说，姚以价生前的书记官姚兴礼曾回忆说，当同盟会员决定要起义时，想到“姚虽不是同盟会会员，但平时也没有反对革命的言论，而且常骂满清政府腐败。”并且他“有指挥才能”，所以才把姚以价从医院请来参加革命。二是主动说，这来源于张树帜的日记，“王嗣昌……报告本营管带姚以价，以价立表同情，将同志杨彭龄等一齐会议办法，复愿自任司令事。树帜闻知，因与督队官苗文华，右队队官应芝，左队司务长王致嘉私相计议，谓以价兵权在握，有不得不让之势。”
姚兴礼老人认为：“在当时的情形下，若姚以价不答应，就有性命危险。至少要被扣押起来。但姚以价很聪明，不但同意大家的起义计划，而且表现得很坚决。”起义的计划、部队的部署以及种种文告都是革命党人拟定好，然后姚签字认可。姚兴礼说，当时的气氛确实很紧张。如果这一说法成立的话，那么姚以价可谓山西版的黎元洪。
但这无疑是一种最优选择，在黄国梁离开太原后，八十五标群龙无首，革命党人虽然声势浩大，但除了极少数骨干外，他们能否把两个营全部拉出来就是一个问题。此时第一营管带白文惠已经回到城内寓所，姚以价成为起义现场级别最高的军官，由他来发动，无疑可以动员更多的中间势力加入起义。
这正是历史，主动说也好，被动说也好，都是一股洪流将姚以价推到了历史前台。
那一天的血色清晨
小店区的狄村那时候还在城外，狄村大操场，1911年10月29日凌晨，太原城的市民还在睡梦当中，城外八十五标的五百多兄弟（一说上千）已经聚集在这里。
昔日的清军管带，这时的起义军司令官姚以价发表演说，这个演说也存在不同的版本，一个是：“弟兄们，清家已经统治我们中国二百六十多年了，全中国的老百姓，过着牛马不如的奴隶生活，已经受够了，我们现在要起来革命，革清家的命，推翻满清皇帝。”另一个版本则是：“……要救我们中国，非先推翻满清不可，我宁愿拼个死活，也不愿当亡国奴。”第二个版本是第一个版本的书面化，可以想见，对那些士兵们说，第一个版本更加能够振奋人心。
当他们准备出发的时候，姚以价还宣布了几道军令：（一）不服从命令者斩；（二）不直前力战者斩；（三）扰害百姓者斩；（四）无故伤人者斩。起义后发生的事情，这些纪律是非常有必要，但却是远远不够的。尽管革命党人已经无数次想象革命成功的方法和可能性，但是他们对革命推翻旧政权所带来的权力真空缺乏足够的认识，这一点在以后被证明是一大瑕疵。
起义军的行军路线图大概是：狄村军营——东岗村——承恩门
（也称新南门，现在五一广场一带），在东岗村一带时，部分第三营官兵也加入了起义军的队伍。他们在吊桥附近埋伏，已被同盟会争取的巡缉队警官李成林打开城门，起义军遂攻入太原。这个时候，太原的东方刚刚发白。
进城之后，起义军即兵分两路，苗文华率领第一营攻打满族人聚居的满洲城（位于今天新城街一带），杨彭龄、张煌率领第二营攻打巡抚衙门。
姚以价跟随苗文华的那一路人马，这路军队经过海子边、桥头街、柳巷，在柳巷北口向西经过楼儿底、北司街，直逼巡抚衙门。值得注意的是，姚以价在桥头街时离开了队伍，尽管有的资料上说他亲自带队攻击巡抚衙门，但许多当事者都否认了这一点，有人指责姚以价在为自己预留退路，当然我们无法揣测那个黎明姚以价面对成败未卜的起义时究竟在想什么，总之，他又回到了教会医院。有的材料说，姚进驻东夹巷教会医院是为了指挥起义，同时安抚外国人。但这种说法是靠不住的，以当时的通讯条件，几乎不存在在医院里能够直接指挥的可能性，姚以价自己则说，自己和陆光熙都是留日同学，如果见面，免不了兵戎相见。
但正是因为这件事，增加了这个人物的复杂程度。
另一个更复杂的人物也该登场了，这个人就是阎锡山，当他在幕后运动起八十五标造反的时候，他召集八十六标的官兵，下达了一道奇怪的命令：“一标已发生兵变，二标迅速进城，某营去保护子弹库，某营去保护抚台衙门。”阎锡山本人再谈到太原起义时，曾听到巡抚衙门的一个电话，冯国璋率北洋军刚好在这一天攻克武昌大智门。估计陆钟琦颇为振奋了一阵子，在他看来，“鄂乱不日可平。”阎意识到如果这个消息传到军队里，势必会影响起义的发动。后来才知道电话线早被革命者割断了。
攻击巡抚衙门的细节我们在《末代巡抚：陆钟琦之死》已经交代过了。这几乎没有费什么周折，比较困难的是攻击满洲城。满洲城的旗兵顽强抵抗，起义军见久攻不下，就由炮兵营将火炮从承恩门拉上城墙，拖到小五台城墙处，居高临下向满洲城轰击，几声炮响之后，满洲城守尉增禧竖起白旗，缴械投降。
10月29日这一天，当太原人被几个小时的枪炮声惊醒之后。这个世界已经变了。
平瑞方/文
链接：满洲城
当年清军攻入太原之后，为保证驻防清军和满族人的安全，在太原城中修筑了满洲城。满洲城在光绪年间被洪水冲圯，满人全部迁出，在今天的新城街一带另建新满洲城，原满洲城从此被称为旧满城，也就是今天的旧城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