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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必然性是由一段段的偶然性组成的。在每一个宏大的历史事件背后，都有或多或少的个体存在，他们或者有共同的目的，或者有不同的动机，他们向着不同的方向前进，他们之间所形成的“历史合力”就是未来历史发展的方向。一九零六年起，在中国国内，在山西省境内，都出现了两股潜流。一些从日本回来的士官学校的学生开始在新军中任职，一些报纸被创办，前赴后继的起义也让清王朝深感不安。潜伏者和鼓动者还有行动者，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挖着这个王朝的根基。当历史的车轮行进到一九一零年时，一切都看似平静，但天平已经开始倾斜。
两颗炸弹：放弃的暗杀策略
在赵戴文和阎锡山的回忆里，都提到一次炸弹事件，1906年，赵戴文和阎锡山一起回国，孙中山指示两人各带炸弹一枚，返国布置华北及山西的革命运动。
这似乎很难理解，但在1906年前后，同盟会的确将暗杀当成革命的重要手段，《新湖南》的作者、华兴会骨干之一杨毓麟就大声疾呼：“非隆隆炸弹，不足以惊其入梦之游魂；非霍霍刀光，不足以刮其沁心之铜臭。”1905年，“北方暗杀团”支部长吴樾在《民报》增刊上发表的《暗杀时代》：“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甚至孙中山对暗杀也不抱排斥的态度。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会让赵戴文和阎锡山带炸弹回国。
这是一次冒险，两人一起坐船，在上海上岸，快出站口时，阎锡山突然叫赵戴文将他的那颗炸弹也交给自己。并说，“如果检查出来，我一人当之。”还说：“检查的时候我站前列，你站在后面。”赵戴文坚决不同意，他表示要站在前面掩护阎锡山。阎锡山说：“你错了，站到后排显得畏惧检查，容易被注意。前排才是安全的。”而他们通关的过程果然如阎锡山所说。阎锡山还对赵戴文说：“愈是危险之处愈不可畏缩。”赵戴文从此便对阎锡山佩服万分。而这几乎影响了以后几十年间山西政治的格局，在阎锡山执政山西的日子里，他和赵戴文一武一文，主导了山西政局十多年。
有证据表明山西的同盟会会员也试图采用暗杀这种手段。阎锡山曾经回忆说，那两颗炸弹，本来打算一颗由“王建基、徐翰携绥远”，另一颗留在太原，“俟秋季祭孔时，同时分炸绥远将军和山西巡抚。”但这个计划并没有实行，原因在于，这是一个毫无把握的计划，相对而言，回国以后的同盟会会员已经成功潜伏在清王朝的新军中，并且有可能取得所有的兵权。当然没有理由去做此冒险一击。其实，这也与阎锡山本人的性格有关系，阎锡山的谨慎使得山西的革命党人没有过早地暴露，这才使得之后他们能够顺利接管兵权，使得太原起义能够如期发动。
阎锡山正式毕业回国是在1909年，他特意绕道朝鲜，目睹了亡国奴的悲惨生活。他看到朝鲜大臣下朝之后人人沿墙边小道疾行，回头见到西装革履的阎锡山误以为日本人，“其状如鼠之畏猫然”。朝鲜记者采访阎锡山时，听其为中国人，双目顿时含泪。这给阎锡山震动极大，他回国后发动山西各界赴朝鲜参观，“以是山西人民对亡国惨痛都有比较清楚的认识。”
4月，阎锡山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被安排在山西陆军小学堂任教官。在此之前，同盟会员荣炳、山东曲阜县杨彭龄都曾在新军中做过大量的工作。此时，第六期学员先后回国，1909年11月23日，清政府陆军部对留日回国的士官生进行考核，山西的会试者都获得了较好的成绩，温寿泉名列优等，奉上谕赏给陆军炮兵科举人并授副官校（中尉）；黄国梁、阎锡山、姚以价、张瑜、乔煦，赏给陆军步兵科举人并授协军校（少尉）；金凤巢、张维清、马开崧，赏给陆军马兵科举人并授协军校；焦纯礼赏给陆军辎重兵得举人并授协军校。这些人都在新军中担任要职。
阎锡山的地位上升，还跟他的性格有着极大的关系，当年去日本时，陆军部侍郎姚锡光曾经告诫他们远离革命党。这算是一面之缘，阎锡山回国后特意拜会姚锡光，给他一个极好的印象。姚的儿子姚鸿法正任山西新军协统，阎锡山借此跟姚鸿法达成某种默契。他跟山西政界的上层人物，山西省咨议局议长梁善济、副议长杜上化也都套上了交情。这些都给他掌握军权铺平了道路。之后，经历了交文惨案之后的人事变动。他终于很成功地造成了山西的新军军权的易手。
两家报纸：利用舆论战场宣传革命
就在阎锡山和赵戴文揣着炸弹回国那一年。谷思慎已经到了山西晋北的宁武准备办学。他遇到的难题是没钱，但他却遇见另一个奇人——南桂馨。南桂馨建议他，朔县一带的教民，依赖教会的势力，由宁武拉煤，不交捐税。应该找他们去想办法。谷思慎懂了，他们找到当地的教会，设法筹到一笔资金，谷对南便刮目相看。介绍他加入了同盟会。谷思慎在晋西北一带的活动引来了清政府的注意，但他毕竟“上面有人”，当地官员便通知谷迅速离开宁武。谷、南二人连夜逃避，在宁武、静乐一带的乡村鼓吹反满。不多日，从东京回国的荣福桐来信叫他们去五台相见。几人密议后，谷、南二人转道去了日本。
1906年，22岁的南桂馨考入日本警察学校。不久，他就做了一件很惊人的事情。
梁启超要搞政闻社，几百个人开会，同盟会闻讯去了二三十人砸场子，张继、宋教仁这些大人物领头，南桂馨、谷思慎、景定成这些“勇敢干练”之士随后，当梁启超刚上台说了几句“满汉一家”之类的话时，南桂馨一马当先，上了主席台将梁打退。台下的人一起动手。杨度和梁启超还比较淡定，其他人早如鸟兽散。接着，宋教仁上台，宣讲非革命不可的道理。听者动容。梁启超叹息不已。
南桂馨之后的作为也非常大。当山西辛亥革命之初，姚以价败于娘子关，阎锡山退走绥远，南桂馨以一介书生南下求救，山西革命地位终得保全。又北伐之际，阎锡山为众多军阀拉拢，“南桂馨驻北京，忽焉联张，忽焉联蒋，奇货可居，尽显纵横术。”于是，他又有了一个别的称号，“山西纵横家”。
忻州人梁俊耀也是一个奇人，他出身于商人之家，幼时喜读书，当听先生讲到《后汉书·范榜传》中“滂登东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矣”时，突然疾声大呼：“丈夫应当如是矣！”先生一怔，不知哪位学子出此惊人之语，仔细察看，方知是梁俊耀，不由走下讲台，拍拍梁的肩膀说：“你少萌大志矣！”1905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次年应学部考试，例授举人。在文瀛湖追悼李培仁时，梁慷慨激昂的演讲，让赵戴文都为之动容，同年被赵戴文介绍加入同盟会。
1906年梁同山西大学中西两斋毕业的同学武绍先、庞东生、郭可阶等集资创办《晋学报》，其目的是：“欲发扬旧学，启迪新知，唤醒国魂，以振风化。”南桂馨回国后，和景定成在北京搞起了《国风日报》，梁硕光在《国风日报》的影响下，整顿《晋阳公报》，充实内容，由北京聘回王用宾为主笔，此后，它和《国风日报》相呼应，专门拆山西巡抚丁宝铨的台，让丁非常头疼。景梅九在1908年曾到陕西西安，他和陕西同盟会人杜羲在街头喝豆浆时，东西两星现于白昼。杜羲脱口而出：“彗星东西现，宣统两年半。”这在景定成的传播下到达晋南。景耀月则在帮助于右任在上海创办《民呼报》《民吁报》《民立报》，鼓吹革命，不遗余力。
这是另一股潜流，在阎锡山控制军权之前，山西革命党人开辟了一个清政府意想不到的战场——舆论。孙中山说，一家报纸的力量，胜过“三千毛瑟精兵”，内有阎锡山等人搞潜伏，外有景定成、南桂馨之流搞纵横。清王朝却浑然无觉，其气数将近可知也。平亦凡/文（作者系山西大学新闻系研究生）
或南或北：几个山西人的远见
在1906年前后，留日的学生们终日高谈阔论之际，话题离不了未来革命的战略。他们达成了一个基本的共识。这个共识就是四个字：“南响北应”。阎锡山讲述其中的理由时说：“中山先生与同志们研究发动起义的地点，大家都主张在江南，因为一方面江南离北京远，发动起来，北方的清军不容易集中反击，一方面南方有海口，易于输入军需品及得到外力的援助，且江南的革命潮亦较北方为高。因此，江南江北所负的任务就不同了。当时决定山西所负的任务是革命军到河南时，山西出兵石家庄，接援革命军北上。”
这一点，在很多方面都得到了证实。景定成回忆时还提到另外一个理由，那就是太平天国的教训。他认为：“（太平天国）当年失败的理由，固然在于意见不齐，病根由于诸人权利心重，责任心轻……洪、杨倡议南方，虽说据了一半天下，北方到底没有一省相应，所以清政府能缓缓地用北方的财力、兵力去平灭它。”所以他说：“要从南响北应上下工夫。”同盟会员杨少石补充说：“革命若从南方举起，不知几时才能到北京。我们从陕西、山西下手，出来一支兵，出井陉截京汉铁路的中心，一支兵出函谷直据洛阳，与南师握手中原，天下不难立定。”
可以说，这些想法都是很有见地的，后来的辛亥革命从武昌起，虽然充满了偶然性，但它的发展脉络都是沿着这个既定的战略的。即便是1926年的北伐战争，其成功的态势也跟先辈们预料的差不多。
但在山西当地，一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颇不以此为然。续西峰就是其中一位。这是一位充满慷慨悲歌之气的人物。他12岁的时候，正好刘永福在越南和法国人打得正热闹。续西峰听说后很羡慕刘永福，就想跑去找他，一直从家乡山西省崞县西社村（现属定襄县）跑到五台山才被家人找回。进入山西大学后，他不好好学习课程，偏偏喜欢议论古今成败得失。谷思慎的那位伯父谷如墉称之为奇才。他也不好好在学校呆着，专门跑出去认识一些当时的“豪侠”。当同盟会在日本成立时，续西峰函告东京友人，代为申请，加入同盟会。他告诉那些有幸去日本的同学们：“归而举事，3000劲卒，我独任之。”毕业后他跑到家乡，办了所学校，不教别的，单教兵法。当景梅九告诉他南响北应时，他独独说了一句话：“北响南应如何？”
这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自己不是说空话。
1905年，他派李荣、宋庭桢等举行起义，失败。
1907年，他派王建屏、王建基等20多人出杀虎口到归化、包头一带，图谋暴动，再次失败。
1909年，他到太原，托杨彭龄、南桂馨劝诱新军，托李成林等密结警察，准备举事。也失败。之后，他上了清政府的黑名单。
1911年，得知黄花岗起义的消息后，续西峰秘密派人到太原、绥远及晋南等地，联络革命同志，准备同时起义。其间，他让李嵩山商量劫夺巡防队运送的几百支新式快铳，再次失败，李嵩山遇害。他痛苦地说：“我负嵩山，恨当日令其一人去也。”
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激进派，从他的一系列举动可以看出，他没有得到同盟会在财力上和物力上的支持，甚至，他不知道山西新军已经掌握在同盟会手中，他只是孤独地战斗着，这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物。但正是靠着他坚忍不拔的毅力，在太原起义之后，他靠着在晋北一带的群众基础，组建了一支2000人的队伍，这就是著名的忻代宁公团，这支队伍出其不意地占领大同。
赵戴文的好友王建基也想别开蹊径。他也是留学生之一，1905年去的日本，在日本入体育专科学校，据说他对于统率行军、攻城、野战之法，无不深究，尤精于击剑。他的企图是，在塞外鄂尔多斯一带招募豪侠，将来革命爆发，以奇兵之势，径取北京，结果机密泄露而被捕，逃脱后返回太原。
梁际蓉也是第六期的留日学生，他是忻县温村人，日本手工业学校毕业。他加入同盟会的时间是1906年5月14日，回国后在乡间由训练小学生做柔软操法到组织温村全村壮丁练习武术，兼教新的操法，梁始终为领队人，并具体进行技术督导。后来发展到邻村的孙家湾和奇村一带，并已筹措购买来复枪等武器40余支，加入“保甲”训练，并且准备在全县推行，这招来了当局的怀疑。梁际蓉组织与训练民众之事即行夭折。他的尝试也是比较特别的，因为，在辛亥革命时代，整个同盟会从未尝试过深入发动过群众，更不要说武装他们。策反新军，依托会党，始终是同盟会所走的廉价革命道路。
天平在倾斜：老兵的愤怒
1910年结束的时候，清政府的实际统治者摄政王载沣有理由为自己取得的巨大成绩感到高兴。这一年，他表示将缩短立宪时间，不仅国内的士绅阶层欢欣鼓舞，还赢得了欧美银行家的欢迎，他们因此借贷给了中国一大笔资金。就连他最讨厌的革命党此时也因为内讧不断而显出穷途末路的征兆。他宽大处理汪精卫更为他挣得了全世界的喝彩。此时恐怕全世界都不会想到，清朝这个老大帝国的寿命其实只剩短短1年了。
而孙中山发动革命起义已经9次失败，士气严重受挫。“吾党此举义复遭失败，则于当无下次再忧诸同志再向诸同志捐款矣，倘或能生存，亦无面目见江东父老矣，是则此后之未竟革命事业，亦惟有赖之诸同志诸君一肩担起矣，总之吾党无论如何险阻，成败利钝，实在此一举，而于言亦尽于此。”
在山西，温寿泉等人也承认，此时“立宪派在各省的活动是比较活跃而且占优势的。”
然而，许多人都觉察不到，天平正在倾斜，1911年初，姚鸿法和黄国梁、阎锡山等人商量整顿军队，决定让一些老兵退伍，补充一些新兵。新兵补充是有利于同盟会的，他们借机在社会上发动更多有志青年，入伍当兵。可是旧兵当中，参加同盟会的人多，叫他们散去后，再集合可就比较困难了。而且那些老兵也不愿意退伍，在他们看来，退伍就是失业。南桂馨此时正在太原，他跟阎锡山商量，阎锡山表示很麻烦。最后，他们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筹集几千两白银，在绥远一带购买土地，建设农庄，并且在到太原的路上，开设客栈，这样就能容纳许多人，大家也不至于分散了。这个主意得到了阎的首肯，老兵们也很赞成。等中秋节的时候，同盟会的一些会员以给老兵们送行为名，歃血结盟。不几天，武昌城头的枪声就响起来了。姚鸿法急忙终止了他的整顿计划。可是，他已经失去军心了，同盟会则赢得了军心，正是这个“整军计划”，起到了同盟会许多宣传所达不到的效果。那些老兵们和革命党人结成了利益共同体，革命成了他们最大的利益。在几天后的起义中，被裁撤的老兵，恰恰是最勇敢最积极的。
到此时此刻，清王朝的局势真的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许勇／文（作者系长治县工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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