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零四年七月，俄日战争正在黄海和中国东北境内激烈地进行着。两个敌对国家在中国自己的领土上交战，而政府却无动于衷，这无疑是继八国联军入侵之后又一场令清政府倍感尴尬的战争。一艘客轮从天津起航，船上至少有五十名操着山西各地方言的学生。没有人能够料想到，这些当年不过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在未来的日子里，将改变山西的历史进程。在日本，保皇派和革命派正在进行激烈的争论，而山西学生最终选择了革命的道路。他们跟送自己来日本的清王朝宣告决裂。一股潜流开始激荡开来，要不了几年，它就将洗涤神州大地。
睡在上铺的兄弟：颠覆清政府的文武两手
1904年 7月，21岁的阎锡山和他的同学们扬帆出海，前往日本。这艘船上，至少有50名山西籍学生。他们分别来自山西武备学堂、山西大学堂和山西师范学校。名单的依据是时任山西巡抚张曾敭的一份奏折，20世纪的头几年，清政府开始推行新政，派出留学生是这次新政的重要内容，也是许多地方官员迫切的需要。张就在这份奏折中诉苦说：“（山西）学识未尽开通，兴学则无堪教学之人，练兵更少精习新操之士，自非选派生徒出洋留学，无以开风气而育人才。”而第一批选送的50人就很严格地按照这个标准。
这是山西第一次，也是清政府第六次派出学生赴日留学，在人数上这一次要比前五期的总数还多，达260多人。而这期学生，他们中的相当多的一部分在日后成了推翻清王朝的骨干，他们每个人几乎都有一个动人心魄的故事。
武备学堂的学生去向非常明确。他们首先要到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开办的东京振武学校补习日语和文化课，然后下部队实习，之后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这是入日本学习军事的中国留学生都熟知的一条路线图。在山西籍学生中，阎锡山显得非常显眼，他和姚以价还有张维清都是清政府给的公费，其他人则是省里给出的公费。并且来到日本的同学中，张瑜、黄国梁是他的结拜兄弟，温寿泉是他的同乡，张瑜还算是他“睡在上铺的兄弟”，在武备学堂时，他们都同在“信”字号第五宿舍里。阎锡山在人际关系上的善于经营此时已经表露无遗。而姚以价显得鹤立鸡群，姚在民初的书记官姚兴礼回忆他的性格时说：“他在文学上很有基础，军事上学科术科都有一套，聪明才智外露，佩服的人很少，交朋友讲义气，情投意合怎么也行，但和人相处，总叫别人听他的，话不投机，立刻和你翻脸；高傲自大，住在什么地方，门上总要挂个姚将军府的牌子。”据他所言，姚是太原起义时临时拉出来做司令官的，可以想象，由于姚的性格过于孤傲，他始终是在阎锡山那帮人的圈子之外的。
他们大都刚刚21岁，不过几年之后，他们就成了太原起义中的主角，比如张瑜，太原起义时是阎锡山手下的二营管带，曾担任敢死队长；来自阳曲的乔煦，民国初年的河东检阅使；黄国梁，太原起义后任山西副都督；温寿泉，太原起义后任山西省副都督兼山西军政部部长。姚以价则被推为起义的司令官，且在太原起义后曾率军在娘子关同清军激战。其他的人大都承担了不同的角色。比如，孔庚在太原起义时正在吴禄贞的第六镇任职，吴被杀后跑回太原，阎锡山委任他统一指挥晋北军事。也有一些人事迹不详，比如，忻州人焦滇考入日本陆地测绘学校。1906年由孙中山主盟加入同盟会，但回国后就没了消息。
相较而言，山西大学堂的学生走向比较多元化，很多都在不同的大学选择了法学专业。他们中也有许多佼佼者，景耀月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律，武昌起义后为孙中山草拟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并参与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他在民初曾担任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次长。在学术界，景耀月也颇有成就。王用宾先入日本盐仓铁道专科学校，后来转入日本大学改学法律兼学军事。李庆芳是在日本东京庆应大学法学系。冯司直毕业于东京明治大学，这是个让人不齿的人物，在民国时他担任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校长，在帮助阎锡山镇压学生运动时不遗余力，一直升到山西省教育厅长的位置，而抗战时，他凭借着在日本留学的关系当上了汉奸，1942年到1944年，还过了一把伪省长的瘾。冀贡泉则是山西法学教育的开创者，他曾经做过山西司法厅长、国民党政府山西省高等法院院长，还在山西大学和北京大学主持法学院。可以说是中国法学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他还有个大名鼎鼎的儿子——曾经担任过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冀朝铸。
这些人大都也加入了同盟会，他们的工作主要在宣传和鼓动方面，比如王用宾，他在“交文惨案”中直接利用舆论力量驱逐山西巡抚丁宝铨，使得阎锡山等人顺利掌握了兵权。
现在回顾起来我们才发现，这样的安排太具有讽刺意味了，清廷向日本派出的学生，文武兼备，很合理地构成了颠覆自己的文武两手力量。在这一点上，他们想得似乎很周到。
同盟会：山西学生向革命转身
当这些年轻人离去时，先是山西巡抚张曾敭在太原，接着是清陆军部侍郎姚锡光谆谆告诫他们“遇见同盟会千万要躲开”。这些官僚至少是不完全了解日本的情况的。中国留学生一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体是新知识，除了学习日文准备考学以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接触各种新思潮，所以他们的思想非常活跃。宣传革命和改良的中文报刊满大街都是，怎么能指望他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呢？在对留日学生的工作中，我们不曾见到清政府有什么作为，他们甚至也很少了解学生中发生的情况。当那些学生们，尤其是武备学堂出身的学生们加入同盟会，密谋推翻自己时，这个政府竟然一无所知，还放心地把自己的兵权交给他们。这恐怕是辛亥革命中最古怪的一个现象。
在去日本两三个月后，阎锡山等人已经忘记了巡抚曾经给他们的提醒，他们在思想上已经很接近革命了。阎锡山回忆说：“逐渐由所听到的话到所看的书，感到清政府误国太甚，特别是有一天偶尔翻阅保皇派出刊之《中国魂》，益知清廷之腐败无能……遂决心加入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很多人都有相对类似的经历，比如赵戴文，他本来是一个老秀才，去日本的时间比阎锡山晚一年，即1905年，那一年他已经38岁，可是，他定格在四书五经和梁启超《变法通议》上的人生观很快被《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这些鼓吹革命的书籍所改变。和他一同前往日本的徐一清也类似，他仅仅比赵戴文小两岁，23岁就考中秀才，可是，到日本后不久，他君君臣臣的那些念头就变成了另一个截然相反的词语——革命。
在日本的保皇党和革命党人一直在争取留日学生，除了革命思潮本身的说服力和清政府努力争当反面教员之外，孙黄的亲和力对争取山西留日学生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相较而言，康梁的姿态就显得有点高高在上。阎锡山曾经回忆自己与孙中山探讨平均地权的问题，孙中山不厌其烦地给他解释，那种“亲切态度”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而黄兴也是如此，同盟会成立时，山西加入同盟会的大多数人，都是由黄兴亲自主盟加入的，而这些，是自视甚高的康梁所不屑于做的。
在山西留学生加入同盟会的过程里，谷思慎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谷思慎是辛亥革命中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在去日本之前，他就有了一个很特别的身份，他是哥老会的大佬，“三元堂”的龙头大哥，北路哥老会的领袖人物。哥老会具有很强的反清色彩，也就是说，在去日本之前，谷思慎已经把反清视为己任了。据说，在1900年庚子年，谷思慎19岁时，他就企图伏击逃亡中的慈禧。一些资料甚至说他能够动员数万人，这恐怕有点夸张。谷思慎还是那种“上面有人”的人物。他的伯父谷如墉时任山西大学监督，在他的劝说下，谷思慎暂别江湖进入到山西大学中斋就读，接着被选为山西首批公派留学生赴日本大学攻读政法专业。
孙中山一直都非常重视会党的作用，当谷思慎到达日本后，他立即引来了孙的关注。1905年
7月14日，经安徽留学生程家柽介绍，孙中山和谷思慎相见。双方经过一番密谈，谷思慎当场剪辫以示拥护中山先生，建议兴中会、大刀会、哥老会三会合一，共同抗清。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共有八个部，经理部负责人为谷思慎。当年刚刚24岁的谷思慎算是同盟会的创立者之一。接着，荣福桐、荣炳、赵戴文、阎锡山、温寿泉、何澄等山西学生才先后入会。
谷思慎对于阎锡山并不看好，这源于他们的一段对话，当谷思慎鼓动阎锡山参加同盟会时，阎锡山问他：“你是宦官子弟，不愁吃穿，不愁出路，为何还要加入同盟会，另谋他途？”谷思慎回答说：“我入会不是为了个人谋出路，而是为了民族谋出路！”在谷思慎看来，这证明阎锡山参加同盟会有很浓厚的投机成分。这也给他们在辛亥革命之后分道扬镳埋下了伏笔。
另一个重要人物景定成的加入要晚一些，他和阎锡山同时到达日本，在帝国大学预科学习。同盟会成立时，他正在国内过暑假，在太原各校讲演宣传。此时，他还在安邑积极提倡禁烟与妇女放足，并在运城和好友李岐山筹设回澜公司，专售戒瘾药丸。当年秋他返回东京，听说有同盟会组织，即毅然参加。景定成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山西同乡会会长。山西留学生同乡会的作用，长期以来一直被忽略，实际上，作为乡谊性组织，当时各省同乡会都将“笃厚乡谊”、“同乡互助”作为重要宗旨，这是留日山西学生最大的聚集地，是吸纳革命成员最理想的组织。早先的同盟会与各省的同乡会有着不可抹杀的联系。山西同乡会在同盟会之外，组织了一些活动，李培仁蹈海事件和山西保矿运动，背后都有着同乡会的身影。景定成还利用同乡会，创办了《第一晋话报》、《汉帜》、《晋乘》等报刊，大力宣传革命。
铁血丈夫团：被忽略的山西人何澄
在同盟会成立后，山西学生的集会变得非常频繁，他们常去景梅九的“明明社”，后来又去何公馆，何公馆的主人就是何澄，何澄的家族在山西灵石地区非常有名，他们家是五世的科举望族，青灯古卷伴随着几代何家人度过，漫长的岁月里，何家出了15名进士，这在清代的山西是非常罕见的。1902年，22岁的何澄自费东渡日本，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考虑到当时的科举制度还没有废除，在这样一个家族做这样一个选择是相当了不起的。比起两年之后才到达的阎锡山，他要算是老前辈。1909年，何澄回国后在陆军部通国速成武备学堂（即后来的保定军校）任职，武昌起义后南下，协助陈其美光复南京。之后便定居于南方，与山西同志联系很少。值得一提的是，何澄的女儿何泽慧嫁给了钱三强，后者是新中国尽人皆知的两弹元勋。
为了保证安全，何澄想了个办法，同盟会的同志来了，他说请坐吃水，别的人来了，他说请坐喝茶。常来这里的有赵戴文、王用宾，以及后来到达日本的南桂馨等人，他们经常在这里密谋宣传鼓动。
何澄还有一个在当时极为隐秘的身份，他也是“铁血丈夫团”的成员。1906年由黄郛、李烈钧等在东京组织“铁血丈夫团”。团名取自孟子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参加者多属同盟会员中留日陆军士官学生，共计28人，蔡锷、唐继尧、蒋作宾都是它的成员，这些人中，有五位来自山西，除了何澄之外，分别是阎锡山、温寿泉、乔煦、张瑜。奇怪的是，山西许多史料往往忽略“铁血丈夫团”何澄的山西人的身份，这可能是由于他长期在南方活动给人造成的印象。即使在阎锡山的回忆中也没有提到何澄。他只提到，孙中山指示“学军事的同学不可参加外部活动，以保身份之机密，但应在内部建立以纯军事同志之组织，负担革命实施之责”。他们的责任，就是在清政府的建军运动中努力掌握兵权。阎锡山说这个时候他“时常与李烈钧、唐继尧、李根源、朱绶光等分析时事，研究政情”。独独没有提到同是同乡的何澄。
在东京的留学生们，经过一年多的时间，他们在辛亥革命中的分野已经很清楚了，一部分人负责宣传鼓动，一部分人负责潜伏新军，还有一些特立独行的人物，他们以自己的风格影响着革命进程。以后几年的历史，就顺着这个脉络演绎。
李培仁事件：山西革命的预演
李培仁，山西阳高县人，他比阎锡山等人晚一年到达日本。1905年冬他进入日本政法大学。也就是在这一年，英国笛福公司与清政府签订了一份协议——《拟设山西熔化厂并合办山西潞、泽、平、盂矿务合同》。这份合同的要旨是将盂县、平定、潞安及泽州的采矿权垄断。1905年，为维护国家主权，保全山西矿产，山西社会各界人士、海外留学生和晋籍京官奋起抗争，拉开了我国近代史上有名的“保矿运动”的序幕。
事情到了1906年10月出现了变局，清政府在强大的压力之下企图向英方妥协。消息传到日本，李培仁纵身跳入东京新宿海二重桥下，溺水而亡（太原道注：可以确定李培仁自杀是出于个人原因）。这在当时是一个轰动性的事件，它发生的时机非常敏感，同盟会则抓住这一点，大肆宣扬，王用宾特意为李培仁起草了一份《蹈海绝命书》。
这是一份慷慨激昂的文字，我们今天读来还能听见24岁的王用宾那振聋发聩的呼喊：“我非同胞学我死，惟愿率敢死之气，抱决死之心，出而与卖矿者激战，死中求生，枯海可翻。”“某今当与诸君永别，请立一誓：……山西人未全死，决不令外族侵占我尺寸土！记之，记之，勿忘吾此言……余恨未能手臂巨奸，唯有一死请罪同胞。而此后得失存亡之责任，则诸君负之。”
海内外的山西同盟会第一次实现了合流大合流，李培仁的遗体被运送回太原，在波光粼粼的文瀛湖畔，一场规模很大的群众追悼大会召开，赵戴文、王用宾即是组织者之一。甚至山西巡抚丁宝铨也亲自为李培仁撰写了挽联：“青主后一人，三晋多才，后先麟凤自辉映；白登有志士，重阳独吊，满城风雨助悲哀。”
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第一，国内的保矿运动已经和国外的革命党人存在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而革命党人的渗透已经远及山西，甚至就在清政府的眼皮底下；第二，它对人心的震撼是极其强烈的，至少对赵戴文如此，死去的李培仁正是他在弘文学院师范科的同班同学。他对时局的悲愤可想而知。
最重要的是，这是太原起义前革命党人力量的一次预演。1906年后，在日本留学的那些兄弟们先后回国。这股潜流开始在国内激荡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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