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
一个大时代，终究浩浩汤汤。历史总会留下明亮处，革命在其中显得尤为耀眼。
这耀眼，如同火山突然爆发，人们惊叹于这种瞬间的陌生感。
辛亥史实，其实更多的时候像一部军史，以革命党人为中心叙述绵延。在此叙述中，帝制推翻、新政府建立。因其宏大，100年来，我们几乎无暇看到在那场革命之外，“其他人”怎么样？整个社会在发生着什么，改变着什么？
旗人、学生、商人、名士、士兵、领袖……社会的各个层面和这场改变中国命运的革命必然交织在一起，他们的一举一动，如同蝴蝶扇动的翅膀，与千里之外的风暴必然有千丝万缕的牵连。
那一年，曾经彪悍的八旗驻军为何放弃了阵地和家园？
那一年，安静的学堂里怎么出了如此多的革命党？
那一年，海内最富的晋商在革命之间怎样抉择？
那一年，士兵羡慕着梁山泊；那一年，领袖希冀着大中华。
他们，谁是英雄？解开这些问号，一段大历史的轨迹或能浮现。
本报历时1个多月，探访了山西境内仅存的辛亥遗址，查阅近百份辛亥亲历者档案、日记和回忆以及当时的报纸、奏章、实物。从几百万的浩瀚文字中，希望能为那个时代的“其他人”做出拼图。
他们，是时代的亲历者，是革命的旁观者，是历史的守望者，是我们驻足流连的真实细节。刘斌
旗人——“满城”风云
■人物
“末代巡抚”陆钟琦（1848-1911）：字申甫，顺天宛平（北京）人。1911年10月29日，太原首义时，刚来太原仅23天的他与妻子唐氏、儿子陆光熙被革命军所杀，成为辛亥革命中唯一被革命军所杀的封疆大吏，后被清廷谥文烈。
“拔丁主角”丁宝诠（1866-1919）：字衡甫，原籍江西南昌府。1908年10月由山西布政使升任山西巡抚。1910年春因“交文禁烟惨案”被山西同盟会员披露在报纸上，遭到御史弹劾，被迫辞职。此后寓居上海。1919年正月初八，被人暗杀。
在太原市中心，有一处外地人听起来或许感到有些异样的地名。顺市中心五一广场南侧一条小路从东南往西北，有一个高低落差较大的地方，这里叫做满洲坟。
“听以前的老人说，这里原来都是老坟头，后来怎么就成了居民区，我也闹不清。”今年已经83岁的张尹善老人，住在这里已经有近60年，但对满洲坟的过去，他也知之甚少。
满洲坟这个名字泄露了些许它的前世，这里，必然是个和满族人与清王朝密切相关的地方。我们从满洲坟开始，回到辛亥那一年。
满城的生活
没有人比裱糊匠更能体会到这世道的温度。辛亥年的清明节，本来是这一行最忙碌的来钱日，但在当时还属太原城外的这块满人公共坟地前，裱糊匠人李大平却纳闷着：这旗人们本来是最讲究这礼数的，怎么这个大节，连祖先都不管了？
自1644年八旗兵用葡萄牙人的大炮轰开太原城后，他们就在这驻扎了下来。开国者为了防止旗人被汉人同化，在太原城西南角（今太原旧城街）修筑了“满城”，后因为光绪年间被大水淹掉，在东南角（今太原新城街）重修了“新满城”。
除了一少部分出去做官当差的旗兵外，满城内大多数的旗人家属和子女生活半径就是被圈在满城中。不能和汉族人通婚、不能从事任何生产、经商活动，甚至连延续千年的做官科举对他们来说也局限颇多。
但生活并非没有补偿，满城里的旗人只要是男孩一落地就算朝廷的一兵，便有了每月四两二钱的饷银，还有一份固定的口粮，此外结婚、生子、直到死去都有朝廷的固定饷银，而这些年，旗兵们日子越过越紧，饷银从原来的四两减到二两又减少为一两半，而这也常常一拖就是几个月不给。
没钱，这祖宗的门面也顾不上了，许多老坟已经好几年没有人来祭拜，墓碑已不知去向。一个吃饷的旗兵通常要养活3个人，这点微薄的饷银已经难以支撑家用。
在柳巷南路的“八旗会馆”（今长风剧场）里，一群被叫“大爷”的，都是会馆附近中校尉营驻扎的旗兵。说是兵，其实已经几代没有打过仗了。每日除了假借当差来此听戏唱曲外，并无他事。这个八旗会馆，原先本是旗兵们的政府招待所，如今却变成了粉墨登场的戏台，京城里贵族捧京戏的传统让这些旗兵们也趋之若鹜成为晋剧票友。
但老爷兵们找钱的方式还是有的。手里有枪，身外有城，这些都是来钱的“道”。平日，他们把附近走街串巷的商贩哄骗到满城中，然后找借口将货物一抢而空。而来钱最顺手的路子是给盗匪当“保护伞”，因为地方官没有权限搜查“满城”。所以提供庇护，坐地分赃就成了不少旗兵的生财之道。太原知府张集馨在向皇帝的奏章中就称，太原城驻防的八旗军“兵丁剽悍，窝盗为匪，肆无忌惮”。普通市民则把八旗兵居住的满城称为“梁山泊”。地方官对八旗兵的违法行为，根本不敢过问。对待这种潜规则的“特权”，普通百姓则是嫉妒加恨。
尽管清政府正在一点点消除旗人的特权，1902年，允许满汉通婚，1907年，颁布《裁停旗饷》，但推行的阻力太大，多地旗兵发生了骚乱，1908年，清政府只好恢复旗饷。
辛亥年的风波
风暴眼中的天空总是平静的。尽管满清大员被革命党刺杀的消息屡屡见报，南方起义的省份满人遇难的传闻也不绝于耳。但在太原满城中的普通满人看来，辛亥年的日子，真不像是个要亡国的年份。既不像30多年前的那场山西大旱，过每天两万人排队领一碗小米粥的日子。也不比庚子年八国联军打仗，皇上都逃到山西来了那么恐慌。
年轻人更愿意议论的，是两年前刚刚解禁的娼禁。生意最好的几家都是从南方来的“苏班”，本地报纸还进行了花魁海选。
一切似乎风平浪静，但实际上暗流正在涌动。
关于旗人的“特权”，经过革命党和会党的有意加工在军队中传得沸沸扬扬。对只为糊口来当兵的农家子弟来说，真假并不重要，总之大家听后“没有一个人不恨（旗人）的”。
而随后一股风潮更加让满汉对立起来，1910年9月，山西陆军小学堂的学生刮起了“剪辫子”风，到冬季的时候，全校200名学生，剪了辫子的就有170多人。1911年二三月间，太原的新军大部分士兵也开始剪辫子，风气一开，新军中的士兵纷纷剪辫子。如此一来，满汉一眼就能分辨，满汉对立形成事实，剪辫子风波之后，军队中，汉人提防满人，满人恐惧汉人。汉人在聊天，一看到满人来便以为是来刺探消息遂住口。而满人也把剪辫子的军队视为心头大患。两者势如水火，一触即发。
满城的归宿
对于准备起事的新军来说，满人成了不容置疑的敌人。
1911年10月29日凌晨，起义军总指挥姚以价的第一道军令就是攻击满城。
凌晨6点，满城外响起第一声枪响。起义的新军顺着太原城城墙一路向东。从城墙下向满城内射击。有史料记载，此时满城内有300多名旗兵和千余名家属。枪声惊醒了睡梦中的满城，旗兵旗民拿起武器开始抵抗。
由于满城的土墙高而厚，革命军一度与满城内的旗兵陷入对峙。此时，已经占领巡抚衙门的革命军炮兵拉来几门炮，放在太原城墙上向下轰，满城内的几间房屋瞬间被轰平，都守尉孟长寿逃走，旗兵派出了留过洋的旗人增喜挂旗投降。此时，大批惊魂未定的旗民从大东门跑出，四散奔走。
对于满城内旗人在这次革命中的命运归宿，众说纷纭。《民立报》转载英国《泰晤士报》的消息称“山西太原府民军起事，并未杀满人一名，并异常保守秩序”。
革命爆发后第二天，满城已人去屋空，不久，这里遭焚毁。一群一伙的旗人，拿着包袱，扶老携幼，从新满城逃出从东往西走。却不知西边的旧满城也早被革命军占领。
曾经是特权阶级的旗人仿佛一下子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内心的恐惧让他们大多隐姓埋名，曾经的王朝带给他们的荣耀如今成为他们内心的镣铐。他们丢掉了自己的满城，同样也失去了自己族群的公共坟地满洲坟。
辛亥革命以后，满洲坟成为一个乱葬岗，先有没有主家的城市贫民埋了进来，后来当年将旗人赶出满城的革命军也埋了进来。20世纪20年代，太原市区开始向城外扩展，满洲坟周边喧闹起来，在原先是荒坟头的满洲坟一带，出现了三五成群搭建的窝棚，一些城市贫民入住于此。裱糊匠李大平眼尖发现，那里面，有很多当年的“老爷兵”。
本报记者
刘斌
■本文参考书目
刘精三：《辛亥革命亲历记》
金满楼：《辛亥残梦》
郭登瀛：《太原辛亥革命的回忆》
李摩提太：《亲历晚清四十年》
张鸣：《摇晃的中国》
阎锡山：《阎锡山早年回忆录》
《中国娼妓史》、《民立报》、《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国民报》、《晋阳日报》
民军——交织的旧会新军
■人物
“带头大哥”杨彭龄（生卒不详）：字篯甫，山东曲阜人。同盟会员，他积极活动，在新军中发展了一批同盟会员，为起义准备了很好的条件。被兵士们称为“老大哥”。辛亥太原起义，就是他和张煌等在新军中组织的，并率领先锋队首先冲入巡抚衙门。山西军政府成立后，他任敢死军司令。
“首义司令”姚以价（1881-1947）：字维蕃，号龙门。山西河津市西毋庄人。1900年考入山西武备学堂，后报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09年任山西新军八十五标二营管带（营长）。1911年10月28日，被兵士推选为起义军总司令，攻占巡抚衙门。革命后被任命为东路军总司令，赴娘子关设防。失败后离开山西。
在山西省博物馆的近现代展厅内，一张“兰谱”格外醒目。兰谱是旧时结拜兄弟互相交换的帖子，上面写着一些誓言，也写着各自结拜人的家族系谱。而这张“兰谱”是辛亥年立的，订立的双方是一个营盘里的士兵。
“为（效仿）梁山泊之一百零八人。互相缔造，互相辅助”，“兰谱”中的誓词，直逼义气锋范梁山泊，战友结义，本无可厚非，但当翻开辛亥年的旧档案时，我们发现，在山西新军中，结义的兄弟遍布各队，一场志在改造旧世界的新革命，可能就从旧道德中萌生出来。
结义与起义
辛亥年，正月十五。
大家都上街去看灯。没有人注意到，太原城外东南角的双塔寺顶层上也透出些微弱的灯光。“俺们是革命党，要扶汉灭清，革清家的命，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女，谁要走漏消息，天打五雷轰。”暗红色的油灯下，一个三十多岁模样的矮个男子站在油灯前，手里掐着三炷点燃的香。
他身后的8个人，都是一脸坚毅的汉子，尽管寒冬腊月，但大家的脸上都已经泛出了汗珠。男子顺手从桌上操起一把明晃晃的尖刀，没有丝毫犹豫，将刀刃按在自己的左臂上，用力往下一划、胳膊被割破一条口子，鲜血滴在了他随手接过来的碗里。
血珠没有散开，飘在碗里的酒上晃晃荡荡。他将碗递给右边，那人学他模样，依次滴血传递下一位。几分钟后，9个人的血流在一碗酒里。矮个男子举起这碗酒，喝了下去。
这血的味道在冰冷的塔顶渲染开来，混合在酒中像是给这九个男子在内心印上了标记——这算是最放心的“军令状”。矮个男子名叫杨彭龄，这一天，他和山西新军八十五标二营的8名班长，用这种方式确定了自己革命的动员令。结拜是当时军中盛行的模式，不但士兵们结拜异性兄弟，就连军官、军头也靠结拜来保护自己。
半年过后，一条爆炸性消息震惊山西新军。新军出台新规划。要淘汰老兵，补充新兵。在长官眼里，这些已经是班长、排长的老兵都是“老营混子”。
农历八月十五（10月6日），80多名身穿军装的老兵来到得胜园饭庄，吃最后一顿散伙饭。
酒入愁肠，在座许多老兵看来，入营当兵，就是发家致富，退伍就等于断了财路。他们借着酒力论起了国事。来送行的战友八十五标军需官南桂馨、八十五标正目杨彭龄真实身份是同盟会员，听到老兵们都有怨言，便借此暗示了不如趁着手里还有枪，举事起义算了，获得了老兵们的一致赞同，口说无凭，他俩立即组织80多个退伍的老兵歃血为盟，结拜为异性兄弟。
几日后武昌起义，全国形势突变，这些马上面临着要脱军服的老兵们迫不及待地在自己的营房里谋起了事。对他们来说起义或许有个活路，要不马上就成平头百姓了。山西的辛亥革命，就这么在一群老兵的积极推动下，打响了。
帮会的热闹
这种带有强烈江湖气息的结义与清末的帮会和会党盛起不无关系。
辛亥年三月，刚刚跟着部队里老兵大哥们一起剪完辫子的八十五标一营新兵陈其麟在营里见到了平日里熟络的班长刘玉堂。
见陈其麟脑后没有辫子，刘玉堂悄悄塞给了他一张钱票子般的纸片。
陈其麟莫名奇妙，这小纸片像是钞票却没有盖银行的章，说是欠条也没有说谁欠谁。他仔细一看，纸片顶端横印着“天地山”三个小字，下面印着“人和堂”三个较大的字。而在纸片的左右，印着两副对联“九江水万年香一心一德，安天下保善良同体同胞”。刘玉堂悄悄把他拉到旁边，告诉他这是闹革命的暗号。记熟了以后要立即销毁。以后在江湖上行走，能答对“山堂水香”暗号的就是自己人，答不上的就是敌人。
陈其麟半信半疑。但太原起义后，他在开赴娘子关前线时。就亲身体验了这种帮会的威力。
当他经过沁源中阳店时，碰上了自己营里的王海江。两人有说有笑地边走边聊，突然王海江在背后拉起了枪栓，喝道“哪一山，什么堂，什么水，是何香？”陈其麟机敏地想起了纸片上的内容，赶忙回答“天地山，人和堂，九江水，万年香”王海江这才放下了枪，上前用手勾住他的肩头说“原来是自家人，我以为你要带枪跑，差点误伤了你”
革命党的目标“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帮会的口号是“杀富济贫，替天行道”。本属于互不相通的两条路子。但当面对一个共同的对手，要“驱除鞑虏”时，革命党与帮会又天然地成了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同盟会和帮会人员糅合在一起。
革命党内部山西同盟会的最高负责人是主盟人谷思慎，而他另一个身份就是帮会“哥老会”下属“三元堂”的龙头大哥，当时手下帮派会员数以万计。
在忻州，一个戏班子头领弓富魁加入了同盟会，利用巡回唱戏的便利，在各地开启了流动赌场。他将自己戏班子里的戏子和赌场里的那些职业赌徒组织起来，俨然成了一个有几百人组织的龙头大哥。
运城的哥老会、长治的干草会、临汾的洪汉军，各地都有帮会组织在筹划着地下社会。
当太原新军起义、巡抚被杀的消息传出后，这些在当地的帮会也趁机开始了自己的“革命”。在辛亥年底，这些由帮会组织起来的农民起义军都自称自己是革命军，纷纷攻击官衙，袭击官员，成为了山西辛亥革命的一部分。山西太原以外的各地“革命”，很大一部分都是由帮会主导的。
乱兵与乱局
10月29日凌晨，太原的枪声响到天亮，山西起义成功。当晚，夺了政权的新军开始经历动荡。
刚刚选举出来的山西副都督温寿泉受命来接收藩库（政府银库），被眼前的这一幕惊呆了。
先前奉命去夺取藩库的起义士兵首先乱了起来，满满一库房的银锭子让这些原本秩序井然的起义队伍开始了无序的抢钱，兵和将混在一起，一箱一箱地开始搬银子。听说藩库打开后，原来不属于新军的清政府巡防营和陆军巡警也赶来了。按道理两方现在是交战的对手，而现在，所有的士兵都顾不上拿枪了。藩库内外，到处是搬银子的兵士。
温寿泉在藩库前高声喝道“我是副都督，请你们立即停止，违令则斩”，但没有人在乎这个已是山西二号人物的威胁。
温寿泉悬赏“谁现在出来维护秩序，赏银100两。”无人理睬。“赏银200两。”照样无人理睬。
温寿泉急了，高呼，“如果谁能带兵把抢掠者击退，将库银全部赏给。”
这一下子惹怒了正在抢劫的兵士们，几个老兵骂了一句，大哥的话远比长官的纪律有效果，一个当兵的扭头就给了这个新都督一枪。藩库被抢的消息刺激着所有在城里的部队，于是不管是新军旧军，各种类型的兵士拿着枪就冲进了可能会有钱的地方。
柳巷、东西羊市、桥头街附近的大清银行、各种票号、商铺、金店、制钱局无一幸免。抢过之后，这些乱兵为了毁灭证据，又纵起了火，大火烧了三天整。一些盗匪也趁机作乱，整个太原城陷入恐怖中。
10月30日，太原起义第二天，江湖气十足的军队已经失控，军政府将太原各大学校的学生组织成治安队。史料记载，光被治安队和执法队杀死打伤抢掠者就达200余人，可见当时抢掠的规模。
士兵乱，帮会更乱。帮会所作的无非是“杀富济贫，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好汉梦。革命后，有的绑架当地的财主，勒取赎金，有的干脆占山为王，抢掠过往商户。
山西军政府成立没多久，革命军对这些曾经与自己一起反满的帮会组织便决裂了。成为山西大都督的阎锡山一道又一道军令，或招或剿。大多数帮会重新回到了地下状态，只是心中敌人从满清变成了革命军政府，历史吊诡地回到了原点。
本报记者
刘斌
■本文参考书目
侯登瀛：《太原辛亥革命的回忆》
陈其麟：《参加辛亥革命起义前后》
温寿泉、黄国梁：《辛亥山西起义始末》
张树帜：《山西辛亥革命起义日记》
段慎五：《太原辛亥革命目击》
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
学生——变了调的学堂
■人物
“投笔从戎”南桂鑫（1884-1967）：字佩兰，山西宁武县人。秀才出身。1902年入山西大学堂学习，1906年加入同盟会。1907年赴日留学，入警察学校。在日本期间，曾经与同盟会员张继等大闹梁启超等立宪派人士为政闻社成立召开的大会，将其变成宣传共和革命的场所。回国后，在阎锡山安排下，任山西新军八十五标军需官。太原辛亥起义，他参加了决策会议。新中国成立后，任山西省政协委员、北京文史馆馆员。1967年病逝。
“执法总监”张培梅（1885-1938）：字鹤峰，山西崞县（原平）人。秀才出身，1905年考入山西陆军小学堂，1907年被保送至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在校加入同盟会。任山西新军八十六标二营前队三排排长（标统是阎锡山），后参加了辛亥太原起义，1917年任晋南镇守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二战区执法总监。1938年2月26日自杀于隰县。
在太原市五一广场旁的侯家巷里，一栋西洋式的建筑静静矗立在小道旁。人们匆匆走过，或许还会想起，这里曾经是全国第三所大学，建于1902年的“山西大学堂”旧址。
这所曾经由传教士督办的大学，不仅给山西带来最早的大礼堂、最早的路灯和实验室，更给这方水土留下了世界的视野。
辛亥前夕，安静的学堂变了调。
老举子的困惑
“纲常大坏，天下大乱。”说这句话时，离1911辛亥革命还有整整八年时间，但对46岁的山西太原老举人刘大鹏来说，他已经念叨一阵子了。
1903年的一天，他听到一个“奇闻”，说有人送儿子出洋留学，回国后儿子不愿再和父亲以父子相称，而要成为同等。这让他瞠目结舌，便有了“天下大乱”的判词。
生于1857年的刘大鹏是太原县晋祠旁边赤桥村人，9岁受业，37岁才考上举人。当刘大鹏信心满满准备去备考进士时，1904年夏，他突然得到了一个消息，朝廷将于1905年取消科举。
刘大鹏说自己“心若死灰，眼前一切，均属空虚”。没多久，他听说新学堂建起来了，但在他眼里，新学堂有不少的毛病，学校建得奢糜华丽，经费耗资太大，学费又高，以前的读书人在乡下带带私塾就能一边养活自己，一边供自己继续科考。而新学堂大都设在省城内，非一般乡土子弟能上得起，而到城市里上了新学堂的读书人也是尽可能留在城市而不再返回农村。
更令他担心的是，1907年7月，他在报纸上看到了山西大学堂的学生们自发组织了学生会，将学校的监督和教习都赶跑了。又几日看到留学生宣传革命的新闻。他感叹，新学堂的学生都入了革命党，而出国去东洋游学毕业生，看来也大多都是革命党了。从头发到服装都是洋人模样。他担忧地写到“他们专以国家为仇”“叛逆情形业已呈露……闻之寒心！”
而身边一批批曾经的读书人之后的命运选择让这位老举子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他感慨万千，不能释怀，“科考一停，同人之失馆纷如，谋生无路，奈之何哉？”
走，投军去！
李嵩山没想那么多，他得先养活自己。
这位光绪年间的秀才，原本在家设私塾授徒，一边耕作，一边准备继续考功名。1905年科考停摆后，私塾的孩子都背着书包去念新学堂，他失业又没了前途。无奈之下，这名秀才当了兵。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部队里同盟会的成员，听大家讲了革命的宣传，想想自己的遭遇，便加入到了反清的活动中来。
标统夏学津逐渐发现了他的激进宣传活动，1909年，他被部队开除了。在李嵩山看来，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夏学津的错。
失业后的他和同盟会的同志们联系更密切了，他成立了一个以整倒夏学津为首的秘密小组。每天做的事情就是去搜集夏学津的各种丑闻，然后向各报投稿。
当时的革命党人正在策划如何夺得军权，夏学津的八十六标成为了革命党人的突破口。时任陆军小学堂监督的阎锡山、八十六标的排长张树帜都加入了其中，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最终李嵩山这个秘密小组将夏学津的一条桃色新闻添油加醋，发表在了同盟会会员办的《晋阳日报》上，一时成为街头巷尾最大的八卦，甚至被北京的御史写进了弹劾奏章。不久，夏学津终于被调走，阎锡山顶替他当上了标统。
秀才当兵，不但会耍文，当然也要动武。
张培梅也是秀才出身投笔从戎，辛亥那年是阎锡山麾下八十六标二营前队队长。太原起义之后，张培梅带兵来到洪洞赵城招兵买马。而当地人并不认可这支从省城来的小股部队，兵民纠纷不断。
一日，市中心出了件怪事，一位兵士和一位商贩因为一碗碗托吃了没有，争执不休。
秀才出身的张培梅做出个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动作。他把士兵喝住，用刀切其腹，顿时，血流满地。张培梅叫过马弁过来验尸，发现兵士肚子并无半点碗托，是商贩借机闹事。张培梅脸色未变，叫马弁取来铡刀，又把商贩就地铡死。
一碗碗托，两条人命。秀才带兵竟是靠此来立威。这些几年前还在摇头晃脑背诵诗书礼仪，命题仁义道德的读书人，别无选择地被历史推到另一条路上。
新学堂的秘密
一批旧文人在变身，另一批新文人在诞生。
1901年，英国传教士李摩提太向英国政府提出了一个建议，从庚子赔款中拿出50万两返还山西，每年支付5万两，用来在太原建一所西式大学，以“克服人们的无知和迷信”。
建议很快被批准，山西大学堂于第二年开始建设，这是中国建立的第三所西式大学，前两所是京师大学堂和北洋大学堂。西洋学堂带来了博物馆、大礼堂，带来了物理、化学，带来了山西最早的近代文明、路灯、电报、实验室、运动会，也带来了看世界的机会，1904年，山西首次派出了自己的留学生50名，其中20名来自山西大学堂。
当时21岁的阎锡山记得，他被选为清政府留学生出国之前，山西的巡抚带着所有高级官员送行，对这些留日学生千叮咛万嘱咐“到了日本千万不可接近革命党人，千万别误入歧途”。但他到了日本仅仅3个月后，就加入了革命组织——同盟会。
1905年冬，第一批出国留日学生回国。阎锡山带回了两颗炸弹，计划在第二年秋季祭孔时，炸死山西巡抚。而更多的留学生带回来了《警世钟》《猛回头》《革命军》这类在国内很少能看到的革命宣传册子，让更多的学生走上了革命之路。
这一年，在山西大学堂西斋学习的南桂馨，第一次接触到这些革命宣传册子。此后，他成为学校的积极分子，多次组织学生“闹事”，争取权利。而后不久，他被清政府刚任命的学校总办杨熊祥盯上，视为大逆分子，准备开除。而学校的总教习英国人敦崇礼，却站出来保护南桂馨。由于西斋的教学完全由外国人负责，中方不得干涉，于是南桂馨顺利期满毕业。
1905年前，中国每年留日学生不过几百人。而从1905年开始，留日学生每年突破8000人，1906年时更是达到了1万人。留日学生最多的几个省份湖北（5000人）、浙江（2300人）都是率先爆发革命的地方，北方留日学生最多的山西也是北方最早起义的省份之一。
1909年，这批学子学成归来。清政府本来希望他们能成为军队振兴的力量，但两年后的1911年，这批被授予各种新军官职的留学生，却成了推翻清政府的主要力量。山西起义的各位领导人物，大多出自这些留日学生，上到阎锡山、温寿泉、赵戴文、景梅九、谷思慎、姚以价等领导者，下至起义的那些基层军官。
阎锡山晚年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感叹说，“我深深感到，为政不可以落于时代，如落后了时代，则所培植之人才，皆为崩溃自己之力量。”
本报记者
刘斌
■本文参考书目
阎锡山：《阎锡山早年回忆录》
李摩提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
南桂馨：《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太原路灯志》
张千锁：《执法总监张培梅》
周玳：《回忆李嵩山兄弟》
晋商——革命的钱袋子
■人物
“晋商名门”渠本翘（1862-1919）：字楚南，山西祁县人。山西票号业著名的资本家，山西最早的实业家。曾创办了山西最早的近代工业“晋升火柴厂”，牵头进行山西的保矿运动，担任山西大学堂的监督。辛亥革命后，隐居天津，不再过问时事。
“孔子裔孙”孔祥熙（1880-1967）：字庸之，山西太谷人。晋商后裔，1901年留学美国，毕业于耶鲁大学研究生院。1907年秋，申请耶鲁大学庚子赔款回乡创办铭贤学校。1911年太原新军起义后，被几个县市推选成为“山西中路民军总司令”，保境安民。后创办祥记公司，成为晋商巨贾。
渠家大院，这座位于祁县中心街道上的大院，院落叠着院落，诉说着渠家几代的故事。
晋商，这个曾“海内最富”的群体，如今仅留存在太谷、祁县、平遥，那厚厚的青砖院墙之中。对于他们的传奇，我们早已熟知，但对于他们的消失，我们却不曾留意。
让我们把时间调回到1908年，距离那场改变历史的辛亥革命还有三年的时间。
最后的改革
1908年，那些曾经的帝国银根——晋商票号已经日渐黄昏。江浙财团的兴起，使中国的财富转移，晋商老一代票号雄才纷纷逝去。
经过了太平天国的内乱和几次对外战争，始终坚定站在清政府一旁的晋商票号和这个政权一样，摇摇欲坠。每逢战乱，票号也总是两头受气，既要小心为清政府筹集军饷，又要面对一次又一次新的占领者掠抢。
1908年4月23日，这一天李宏龄（蔚丰票号大掌柜）期盼已久，忙活了好一阵子的他，终于把山西各大票号的掌柜聚集到了一起，商量关乎晋商命运的大事——自办银行，成立晋商自己的银行。
从早晨到晚上，这些大掌柜都在商量。大家都明白如果按照朝廷的《大清银行条例》来办，票号的银子就不能为自己所用了。
参会的人多数都同意了自办银行的想法。针对清政府《大清银行条例》的内容制定出了有利于票号发展的很多条件。主旨只有一个，晋商只出人，不出钱。
由于晋商的声誉和做买卖的能力，清政府几乎全部同意了晋商提出的要求。但是他还是不放心，因为他知道，在山西票号界，有一个人不说话一切都是空谈，他就是平遥蔚泰厚票号大掌柜毛鸿翰。他可是个厉害人物，是票号大掌柜心目中的老大，如果他同意事半功倍，相反就会前功尽弃。
与众人达成意向后，李宏龄开始给毛鸿翰写信，第一封、第二封……
李宏龄还颇有创意的给毛鸿翰寄去了13张北京风景的明星片，为的就是让深居大院的东家开开眼界，告诉他外面的世界有多大，不要沉浸在自我陶醉中。不仅写信，他还托人带话给他，希望他出面力挺自办银行之事。
算了一辈子账的毛鸿翰岂能不知成立银行会给他带来什么。他在盘算，山西这么多票号，谁来做银行的第一把交椅？危急时刻，晋商能抱成团，利益面前，也许每个人的心里都有各自的打算。
一直到1908年冬天，毛鸿翰才放出话来。“银行之议，系李某自谋发财也，如各埠再来函劝，毋庸审议，径束高阁可也。”61岁的李宏龄万万没有想到，毛鸿翰居然回绝了他。听到此话后他气得大口吐血，从此一病不起。
此后，清政府则把筹办大清银行的事情改交给江浙绸缎商，从此中国的金融业开始南移。两年后，辛亥革命爆发，各地军阀蜂起，一大批江浙财团与西方列强投资革命获利颇丰，而墨守乡土的晋商彻底退出金融舞台。
商人的革命
辛亥年深秋。
太原起义成功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太谷。大街上的人都在议论，这个小地方，人不多，做买卖的人倒是不少。大大小小商铺700多家，打仗对于他们来说，是个坏消息，最好的打算就是关门、回家，洗洗睡了。
可就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太谷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太原起义当天夜里，一个姓公孙的青年趁着夜色，在县衙门前插了一杆旗，上面写着“剪除鞑虏”。这件事犹如晴天霹雳，太谷县城瞬时像炸开了锅。
当时清朝任命的县令曾泉初得知此事后吓破了胆，都不敢出门，不管不问。
这时候，有国外留学经历且善于射术的孔祥熙成为了太谷晋商的选择。因为学校有体育课，经常做一些正步走、操练木枪之类的动作，乡绅便推举由他组织将学生军、商团、巡防队等，联合起来成立营务处日夜在城墙上巡逻。
有一天，阎锡山派谢世清回太谷筹粮饷，由40余人的马队护卫。不料这支商队进入太谷包围了商会，敲诈了5000元银元。商团闻此赶来之后，急忙调兵把守东门拦截。变兵见城门设伏，就返回县自治事务所裹挟了孔祥熙直奔东门，当时孔祥熙吓得魂飞魄散乖乖将变兵送出城门。
还有一次，从太原遣散出来的四五百清兵荷枪实弹直奔太谷而来。他们知道太谷是晋商的聚集地，发一笔横财之后回家养老。太谷县商人举荐孔祥熙摆平此事，经过谈价还价凑足了3000两纹银送给了那些遣散的清兵。
周边县市纷纷效仿，成立自己的营务处并推举孔祥熙为“山西中路民军总司令”，这种商人推出来的总司令很特别，既不标明效忠清廷，也不率众改旗易帜，宣布革命。而是只以“保家安民”为宗旨，小心翼翼，维护秩序。
但革命之火越烧越旺，各地票号受到散兵游勇的劫掠。日升昌票号在汉口等5个城市被抢的银子就多达10万多两，财物折银达5万多两。票号成了各地军政府首义之后想到的第一筹饷场所。山西也不例外。
革商人的钱
渠家大院的辉煌在1911年回光返照。
渠本翘，渠家的新一代东家，因接手了山西官办的“晋升火柴公司”，之后又成为1905年立宪派的头领，直接参与山西“保矿运动”，被称作是山西民族工业运动的领头人。
11月3日太原起义后第四天，刚刚被推选出来的山西军政府都督阎锡山开始了他的筹饷之路。首先被他相中的，便是渠本翘家。
午后的阳光暖暖地洒在祁县渠家大院渠源浈（渠本翘的父亲）旺财主的身上，看着娃娃们在院子里嬉戏，旺财主悠闲地喝着茶。
可院子外两声枪声彻底打破了这一刻的宁静。“打仗了？”旺财主的第一反应就是先把娃娃看好，因为他知道娃就意味着希望。
紧接着，管家跑来告诉旺财主，是学生军在渠家门口放了两枪，好像是来要军饷的，旺财主急忙站起来跑出去告诉学生军，“家里有小孩害怕，我早想帮助军饷的。”
山西同盟会要想在山西迅速打开局面，没有钱是万万不行的。于是，革命党人建议阎锡山向山西的富商去借。这就出现了之前的那一幕，革命党人的目标是最少要百万两。
经过商议，渠家同意借款40万两现银，先借20万到太原救急。虽然旺财主花了一些钱，但是对于他来说保住了渠家的未来。
钱送了出去，渠家松了口气。可是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没多久，渠本翘从省城捎回消息，军政府已经被打败了，清军又占领了太原。支援革命的渠家现在又成了有“通敌”可能性的坏商人。清廷给出的条件是，让渠本翘担任清廷的宣慰使，去招抚革命军。
商人的命运已不随自己掌握，曾经放在地窖里的硬通货银锭子也不能保证一代巨商的自我选择。尽管渠本翘答应了清廷的要求。但随后数年，这位晋商的领头人逐渐淡出政治，远离官府。而与官府结合，恰恰是晋商崛起的重要一环。但是辛亥革命的大背景下，他们并没有走到最后。日升昌、合盛元、大德通、大德恒纷纷倒下。多年后，晋商的后人孔祥熙回忆晋商衰落的原因时，曾讲：“几次战争，给山西票号造成巨额损失，影响很大。而票号老板守旧固执，无从改良，也是山西票号愈形式微的主因之一。”
特约撰稿
沙海
■参考书目
吴比《革命与生意》
木萱子《晋商之死》
李成立《辛亥革命在山西》
名士——风流人物景梅九
■人物
“革命第一人”乔义生（1882-1956）：字宜斋，山西临汾人。1896年留学英国伦敦医学院。当年9月，在英国结识孙中山，并由孙中山介绍参加了兴中会，是山西参加民主革命组织的第一人。当年10月，孙中山遭清政府秘密逮捕，拟回国后即处斩，英人康德黎与乔义生等多方营救，孙中山才得以释放。太原革命起义后，任山西军政府外交部长。
“帮主主盟”谷思慎（1881-1945）：字仲言，山西神池人。1881年出生于神池县城关。参加哥老会组织，为“三元堂”的龙头大哥。1904年赴日留学，1905年7月14日，以哥老会“龙头”身份加入同盟会，为山西同盟会第一人，后担任山西同盟会主盟人。
16名同盟会成员在日本的合影，孙中山居中，景梅九居左，旁边是他的好友秋瑾；
孙中山抵太原时与两百余人合影，孙中山在第一排正中，右坐阎锡山，左坐景梅九；
抗战前，景梅九在西安与人合影，景梅九居中，当时陕西军界重臣杨虎城与邓宝珊分立左右。
9月26日，在运城市盐湖区景宅的会客厅里，记者被这些高悬着的珍贵照片“猛烈冲击”了一把：几乎每张大规模的合影中，景梅九均被“虚左以待之”。
百年前，孙中山赞誉他：“一支笔可抵十万大军”。
一到日本便革命
1882年，景梅九出生在古安邑（今盐湖）一户耕读之家。这个大眼睛的男孩子一路求学，全是一流学府。21岁，景梅九考取了清政府首批36名赴日留学名额，享受“官费”待遇。
与众多满清派到日本的留学生一样，景梅九很快成为武装反清的坚定拥护者。
到日本不久，他就与灵石留日生何澄商议给山西巡抚写信，要自行筹款派送山西留日学生。后来，两人将信写给山西各界，劝说大家来留学。
很快就有90名山西学生前往留日，这其中就有阎锡山。
这批人刚在日本的土地上站定，迎面便有景梅九与何澄在新桥车站迎接。留学生首先听到二人劝大家剪辫子，投身革命。
景梅九是书生，干起革命来，浪漫得很。
刚回国时，他在北京办报，不停地督促同乡回山西革命。同乡经过一番策划，与人约定从雁门关外起事，但最担心的是手里没几粒子弹。他从国外购买的做子弹的机器，始终没有到货，这令他“很惆怅”。
当他把这最阻碍革命的大事向景梅九倾诉时,景梅九胸有成竹地劝导他：我们的义旗一举，清兵一定有来投降的，到时候，我们就用他们的子弹，不就得了？
景梅九想得很美好。没想到，这同乡听了，竟然像吃了定心丸一样：是这样的，我的决心下定了！说完离开北京回山西，就去革命了。
景梅九回山西革命的决心，是在勾栏里下定的。
一天，景梅九在小李纱帽胡同的妓院与同志陈尔庵见面。陈说出自己的革命计划，景梅九边听边点头，认为这计划很圆满很周到。当他听了许多秘密消息后，“内心立即很是满足，决定回晋和大家一起革命”。
景梅九虽然坚定地表态同回山西，可身边的同志们仍然担心他舍不下勾栏里的相好董素仙，便在景梅九办的报纸上，登了一段骂素仙的话。景梅九看到后，笑大家白费力气：就是再爱恋素仙，也是要回山西革命的！
1911年10月29日，山西民军响应武昌起义，阎锡山得了正都督位置，急忙写了一封密函，让人用袜子裹在脚丫里，赶到北京呈景梅九。
看罢这封夹带着一股臭脚丫味道的信，景梅九一刻也不停留，星夜兼程，兼道赶回太原，参加山西革命，成为“高参”。
著名的报人
景梅九在1904年至1949年的45年间，共参与创办过二十多种报刊。
1911年年初，著名的《国风日报》在北京创办，景梅九任主笔。创刊头半年，专做一件大事——“拔丁运动”。
一年前，时任山西巡抚丁宝铨因禁烟激起民变，标统夏学津枪杀四十多位村民，终酿“交文惨案”。
景梅九在《国风日报》上天天发稿。为了增添猛料，景梅九逮到新闻就用。一日，有位山西人前往北京，中午与景梅九一起吃饭，席间拍脑袋杜撰了一则笑话：丢了官的夏学津让绝色小妾向丁宝铨撒娇，先是莺声燕语叫了声干爹，一拜到底：“你老人家，总要给他想个法子才行。”老丁连忙扶起她来笑道：“那自然，那自然。”
景梅九听了连说太妙了，信手编了一段，第二天便登在了报上。丁宝铨看了，对外人说快被气死了。
《国风日报》就这样天天骂老丁，老丁扬言要封报馆。
与此同时，景梅九也在报纸上天天骂曹汝霖，还送了他一个“李完用”的外号，曹气得也要封报馆。
景梅九听了并不急，将两件事并在一起，写出两句更让二人咬牙的句子：“丁宝铨运动封本报，哼！好脸子，哪儿配！李完用也想运动封本报，呸！啥东西，弗害臊！”
此报一出，这两句话被传颂一时。
景梅九的报纸天天登老丁的罪状，1911年6月28日，山西辛亥首义的前四个月，清政府终以“山西巡抚丁宝铨因病奏准开缺”，将其调离山西。
率性的名士
景梅九才智过人。
一位曾向景梅九求教的学生回忆，他年幼时在西安上高中，寒假时，常去景梅九家补习英文和数学。景梅九讲解时并不看课本，那时数学课本都是英文原版，他就用英语解释。这位学生及至花甲仍在惊呼：“真乃不可思议，因为我向他补习的是原版大代数和微积分呀！”
景梅九名士之风初现于19岁，太原受罚停科考，科场移至西安。同学们前往应试，独景梅九拒去，友人说：“照你这样，原来薄举人而不为。”他笑答：“岂但薄举人？我是薄天子而不为的！”
留日4年，景梅九获得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证书。回国途中，他将文凭撕碎搓于海里：“堂堂华夏汉，要此谷雨贴何用？”
1911年秋，景梅九接阎锡山密函，他内心激奋，急于回太原。战火纷飞，交通阻隔，他绕道平定租马车前行。在这危急关头，景梅九居然有心情欣赏路边的美女。
他后来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记得绕过这县的城，到了旷野，看见农家子女，在陌头玩耍，嬉笑无猜，平山出美人，不觉动念。于是留心看那些小孩，比别处大是优美，“颇解旅愁”。
1913年7月，景梅九在北京计划组织讨伐袁世凯力量破坏铁路，以阻袁兵南下。危急关头，忽然接到家电报，幼女病重。当时正在开会，旁人眼见他收拾东西就要走人，忙问原委，他回复：“我爱我的女儿，胜过你们爱什么国。”
他夜半独坐执笔的《讨袁檄文》《告各省将军书》，“自认为并不得意”，“同志却推为革命时期中有数文字”。
阎锡山占据山西，大肆杀害同盟会员时，景梅九开始反阎。阎锡山曾悬赏一万元通缉他。景梅九则在报纸上以自己的名义“悬赏半个铜板通缉阎锡山”。他人不解，景梅九笑答：“他阎锡山不值一个钱！”
景梅九率真，纯朴，大智若愚，憨态可掬。
他有一个怪脾气，不管什么人来看他，他在房内是什么姿态就还是什么姿态，不会改变。蒲剧名家阎逢春亲眼见：“杨虎城将军，邵力子（时任陕西省主席，编者注）坐在床边，梅爹躺在床上与两人说话。”
辛亥革命两年后，年过而立的景梅九对辛亥革命有了另外的认识。
这一年，友人提议让他将多年来的革命事迹写出来。景回答：“看现在的情形，革命不算甚么成功。若提到我自己十年来事迹，全是罪过。我打算作一册《罪案》，评叙一遍。”
说完便写，只是出手太快。他这边写，岳丈在一旁看，笑曰：“看得没有写得快！”
本报记者
康景琳
■本文参考书目
景梅九：《罪案》
赵瞻国：《梅园二景———景梅九、景克宁评传》
李成立：《辛亥革命在山西》
领袖——孙中山劝业山西
■人物
“山西王”阎锡山（1883-1960）：字百川，山西五台县河边村人。同盟会员，1904年赴日留学，1909年任山西新军八十六标标统。组织与领导了太原辛亥起义，起义后被选为山西省都督。民国期间，历任山西省都督、督军、省长。1939年-1943年任山西大学校长。
“壮志未酬”吴禄贞（1880-1911）：字绶卿，湖北云梦县人。1899年赴日留学，结识了孙中山，参加了兴中会。1909年任新军第六镇统制。太原起义后，被派往山西镇压革命，遂和阎锡山有了燕晋联军、直捣北京的计划，不幸被袁世凯派人刺杀，计划落空。
“阎君高参”赵戴文（1866-1943）：字次陇，山西五台县人。1905年保送日本留学，同年加入同盟会。1906年毕业回省后任农林学院教员、晋阳学院斋务长等，秘密进行革命活动，发展了许多同盟会员。辛亥太原起义后，随阎锡山北上。此后一直追随阎锡山，对阎锡山屡有劝谏，是阎锡山唯一尊重的部属。
省城文瀛公园内，有一座有着歇山式屋顶的二层楼房，二楼正中牌匾上写着三个大字：劝业楼，楼下的牌匾上则是“孙中山纪念馆”。两块牌匾传达出一个信息，这座并不出奇雄伟的小楼一定和“国父”孙中山先生产生过某些联系。事实也正是如此，1912年9月，孙中山莅晋，短短三天，五次演讲，有三次就选择在劝业楼上。
这是这座小楼的幸运，所以，2001年，辛亥革命90周年时，劝业楼修建成“孙中山纪念馆”，以此纪念孙中山的山西之行。
太原讲“团结”
孙中山莅晋，是应山西各界民众的邀请。该年八九月间，袁世凯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9月17日结束了北京之行，旋即起程来晋。18日下午便来到太原。火车站中，山西自阎锡山以下，整装素立，鸣炮致敬；火车站外，人山人海，都想观仰这位名闻世界、创立民国的伟人——即使当时的孙中山卸任大总统职位已经数月。被阎锡山派去迎接孙中山的梁上栋回忆说：“车抵寿阳及榆次两县，就看到黑压压的人海在摇旗欢呼，及抵太原，站内站外，一直至新南门内大街，都挤得水泄不通，均以一睹此世界伟人、民族救星之风采为终身荣耀之事。”
卸任后的孙中山，头衔只愿意保留“铁路督办”，一心想“实业救国”，来山西的一大目的也是考察山西铁路和矿产。而当时的山西，大局虽然平稳，但暗流还在涌动，晋北续桐溪的忻代宁公团和晋南李鸣凤的民军，阎锡山还不能掌握。即使政府内，革命党、立宪派、旧官僚各色人物鱼龙混杂，无论如何也谈不上和衷共济。对这些情况，孙中山未必不了解，曾经和国民党华北地区的负责人张继说：“你们应想法子劝他们。内部先统一，然后同心努力革命，现在既已公认阎为都督，就应该支持他，倘若内部再发生事故，岂不给袁氏以可乘之机？”
正因为如此，孙中山来了太原后，首先强调的正是“团结”。19日，在太原各界欢迎会上的演讲中，孙中山说：“溯自前清入关以来，其第一政策，即以破坏团结为目的，故令各省自为风气，不相统一，久之遂成一习惯。厥后留学日本，省界之见，渐渐融化，而又日受外人之刺激，始知团沙之势，不足以恃，于是联络一气，共策进行，始能有今日之良好结果。兄弟甚望我同志坚持此志，不少变更……是中国欲建巩固之国家，非大众一心，群策群力，不足以杜外人之觊觎。”
许是孙中山的劝告起了作用，到1912年年底，忻代宁公团撤销，河东民军解散，政府内各主要职位也都由同盟会员担任，至少在表面上，山西已经形成了统一的力量——只是，让孙中山始料不及的是，此后，全国军阀割据，在山西，阎锡山排除异己大权独揽，将山西搞成了他的独立王国，一个真正能够团结全国的政府要在40年之后才出现，实在与孙中山初衷大相径庭。
心念“实业救国”
当然，孙中山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考察铁路及矿产，在来并路上，就特意莅临平定，先后视察了娘子关、阳泉，并视察了山西铁路建设及矿产，心心念念，唯在“实业救国”。
山西票号，富甲天下，外界也在猜测，孙中山是否会与晋商会面，寻求投资。《时报》刊载消息，说“外间皆信孙君此行，实欲与山西各票号会商一切。该省票号富甲全国，已成俗谚，其大批金、银、现，均存津，盖于太原府被掠以前运往该地者也。孙君殆欲劝令各票号交出彼等之金银，或令供给若干以应政府之要需，或用以办实业。”
某种程度上，这并非谣言。太原曾发现过一批孙中山的拜帖（拜访别人时所用的名帖），当时其实充作给山西各界、票号和商团代表参加欢迎会的请柬。合盛元、大德通、大美玉等名闻遐迩的票号都在其中，为激发参会人士兴办实业之心，孙中山大声疾呼：“吾国土地之大，人民如此之多，物产如此之富，何至于如此之贫！”
而对于具体的方略，孙中山似乎也成竹在胸，他设想，从平均地权入手，然后大力发展交通，“建设最大者莫如交通事业，交通既便，广东、山西数日可达”，“以中外资本办全国铁路，40年后尽收为国有，每年可得15万万，此按20万里铁路计划而言，美国土地小于吾国，铁路至80万里，吾国将来铁路尚不止此，在吾辈毅力如何耳”，针对山西的具体情况，孙中山还说，“山西煤铁甲于天下。方今为钢铁世界，有铁有钢可以自制武器，即能称雄世界”。“有天赋之煤铁富源，山西前途不可限量。”
时代大潮下的他们
演说或许真得起了作用，辛亥后，首义诸人中有不少人埋首实业，如忻代宁公团团长续桐溪、山西军政府代表刘懋赏等，甚至还可以加上孔祥熙，都作出了不少成绩，而阎锡山主政山西，对实业发展也多有举措。如扩建山西机器局（后陆续更名山西陆军修械所、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太原兵工厂），使得山西的军火工业走在了全国前列。乃至后来兴建西北实业公司，也让山西经济有了长足进步。
但是，回过头去看孙中山的理想——“数年后民生主义大行，地价、铁路、矿产及各种实业俱能发达，彼时将忧财无用处，又何患穷哉……吾党革命主义始为圆满达到，中华民国在世界上将为一安乐国，岂非一大快事”——并没有成为现实，“平定煤铸太行铁”，铸出的不过是阎锡山逐鹿天下的野心，整个民国政府时期，民生浇漓，内忧外患，离乱不休，当初听过孙中山演说的革命同志，蜕化为官僚、军阀而作威作福者有之，心灰意冷就此消沉甚至出家者有之，虽有救国热情但却彷徨无地者更有之，时代的滚滚大潮，裹挟着他们，而他们甚至不知道朝着哪个方向前行，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在40年后，见到他们青年时期所为之奋斗的希望出现。
只是，孙中山的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需努力”，就此成为缠绕在他们心头永恒的魔咒。
本报记者
李遇
■参考书目
孙中山《在山西实业界学界及各党派欢迎会的演说》
孙中山《在山西同盟会欢迎会的演说》
梁上栋《总理民元视察太原追忆》
李蓼源《孙中山先生民元视察太原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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