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对于山西立宪派来说，是一个复杂的年份。盛于此年、结于此年。当他们重装上阵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却发现已经身处一个崭新的时代。一切就如同太原的气候，春天消失得如此之快，而夏天的到来却又如此猝不及防。
当年的9月17日，立宪派政党宪友会山西支部成立。而仅仅一个多月过后的10月29日，它就被湮没于一场悄然而至的革命风暴。
这一天，是永载山西史册的大日子。在这一天，同盟会山西成员领导的起义军运用自己手里的武器，在两个战场上都获得了胜利。第一是在巡抚衙门，将山西最后一任巡抚陆钟琦击毙，最终取得起义成功，结束了清政府在山西的封建统治。第二是在省咨议局，威逼与会人员改票选为举手，阎锡山当选大都督，保证了胜利果实没有被立宪派人攫取。
宪友会山西支部正干事、省咨议局议长梁善济，这个发起会议的主持人却半途从后门离场。随后，省咨议局也成为山西军政府所在地。
这成为山西立宪派从历史的告退一幕。但无法告退的是，立宪派人在艰难的山西时局中，作出的种种努力。
与全国形势相同，山西的政治土壤中也存在着保皇派、立宪派和革命派三种力量。在三种力量的绞杀前进中，保皇派与革命派处于敌对，但立宪派却游走于两者之间，获得了清廷认可，并形成了合法的政党。在阎锡山等留学生走出山西之时，满耳听到的政论还主要是君主立宪、变法维新那些改良主义的东西。
革命派或者流亡海外，或者潜伏官场，但1906年清廷颁布“预备立宪”背景下的立宪派，既能与满清的官僚联合起来，又能吸引各地士绅人物参加，成为晚清社会变革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
山西保矿运动胜利
大多数立宪派声名显赫的人物，在社会事务中崭露头角之发端，都是各省当时的保路、保矿运动。而这批人思想渐进、兴办新学、投资实业，有的还成了实业家。祁县人渠本翘就在这段时期登上历史舞台，而名声大噪。他是山西立宪派中实业家的代表人物。
山西巡抚胡聘之曾以借款一千万为条件，向外商转让了山西部分矿产开采权。正是他这一有损于国家利益的行为，直接导致了日后的保矿运动。1905年，就在英国福公司前来接洽接收矿区的时候，以山西大学堂为首的数千名学生在太原海子边集会，要求收回矿权。在此期间，福公司从上海请回了山西大学堂西斋（理科）的创始人李提摩太，但他的调解被爱国学生拒绝，之后李提摩太黯然离晋。
一年后，山西留日学生自尽事件，将保矿运动推向高潮。1906年，阳高县留日学生李培仁在东京投海自尽。出于为争矿运动鼓舞士气的目的，几名山西留学生借用李培仁的名义写成了《李培仁蹈海绝命书》，详叙争矿理由和殉矿决心。《绝命书》一经公布，立即引起轰动，李培仁也被尊称为“烈士”，当他的遗体运回太原时，山西各界人士在文瀛湖为其举行公祭。
而最终为保矿运动画上圆满的句号，是渠本翘。他原是进士出身，票号业的后代，曾经当过清政府驻日本横滨的领事，在日本时，他发现日本的近代工业很发达，与煤炭开采有密切的关系。保矿运动发生后，渠本翘马上从日本回来，联合山西的票号业公司，倾己所有又加上大家的捐款，以275万两白银的价格赎了山西矿权，成立了保晋矿业公司。从此，山西煤炭业告别了人工挖煤的历史，走上了半机械化、大规模开采的道路，这个公司就是现在的阳泉、大同、潞安、西山几大矿务局的前身。抚今追昔，让人感叹的是，渠本翘是山西近代工业的分水岭。在他之前，山西为天下首富，产业结构是以票号业、贸易业和南北货运为主；在他之后，山西的产业结构变成了采矿业、冶炼业。这是一百多年前发生的事情，而山西走这条路一走就是100多年。而被尊为“山西近代工业之父”的渠本翘，仍只能注视着他的后人，在这条路上徘徊不前。
山西省咨议局成立
中国千年来的封建统治走到清朝末年，形如一道暮气沉沉、满眼灰尘、令人窒息的窗帘。而咨议局的诞生，是清廷主动或者被动拉开的一道狭窄的缝隙。而即使是这一道缝隙透进来的一线阳光，也让处在窗帘后的人欣喜不已。
1909年10月14日，除新疆暂缓之外，全国21个行省的咨议局均如期成立，一律开议。这一天，各界“为我国人民获得参争权之第一日”欢呼祈祷不已。《申报》以红色印刷版面，敬祝咨议局成立，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辞。《大公报》把咨议局看做“否极泰来，上下交通之气象”加以讴歌。
这一天，崞县（今原平市）人梁善济当选为山西省咨议局议长。梁善济，清末进士，翰林院检讨，人称梁翰林。后留学日本，入政法大学，学成归国，任山西省教育会会长。梁善济参加殿试的卷纸，现在网上也有拍卖，起价30000元。从发布的实物照片来看，小楷方正，颜筋柳骨、功力非凡。
梁善济不仅是立宪派的山西首脑人物，也是当时全国立宪派元老。同一天，张謇当选为江苏省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当选为湖北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当选为四川咨议局议长、谭延闿当选为湖南咨议局议长……一时间，“英才荟萃，海内震动”。
正当山西省咨议局开会的时候，《北华捷报》记者前往太原参观，见其开会情形颇具议会之尊严，显出了应有的重要性。议员们也有令人好感的外表，他们的雍容风采显示他们是有教养有智慧的。议长梁善济在开幕词中，还对英国的议会政治大大称道一番。咨议局在山西，首开选举之风。
咨议局本是清政府实施预备立宪的重要举措。咨议局作为各省的议事机构，其权限是讨论本省应兴应革事宜，讨论本省的预决算、税收、公债以及单行章程规则的增删和修改，选举资政院议员，申复资政院或督抚的咨询等。但是，咨议局的权力受到本省督抚的严格限制，事实上基本属于清议机构，并未掌握实权。梁善济还是尽力而为，先后通过自己的努力，促使李提摩太提前7个月移交西斋；促成拨款3万元资助孟步云办女学。
不管怎样，这些地方绅商领袖们正式走上政治舞台，他们既向地方官吏争利权，也向朝廷争利权。
三次参与全国请愿
1910年，立宪运动在中国大地上风起云涌，颇有改天换地的气势。登上历史舞台的民族资产阶级，开始要求自己的话语空间。9年立宪太过漫长，张謇提议各省咨议局联合起来，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提议很快得到响应。“请开国会，断指送行”，这一慷慨悲壮之举，出自长沙修业学校教员徐特立，在学校谈及时局危机，乃觅刀自断左手小指，濡血写下以上淋漓八字，并托人将此血书转交代表。此后，徐特立的血书被印成红色传单，分送各省流传。由此，徐特立声名鹊起，成为全国敬仰的志士。
这一年，全国代表齐聚北京，先后三次发起请愿运动。其中，第三次最具有突破意义，这次请愿已经打破了少数代表请愿、多数群众签名的方式，许多省举行了浩浩荡荡的游行，请愿运动成为名副其实的群众性运动。当年10月23日，太原1000多人参加集会，要求请愿；同日，陕西召开1万余人的大会，会后即整队游行到抚署请愿，5000余人签名。30日，福建5000余人前往抚署请愿；同日，四川6000余人参加大会，要求明年即开国会。
三次请愿，最终换来一纸缩短预备立宪年限的谕旨。同时催生了立宪派人成立政党的脚步。1911年6月4日，一个名为“宪友会”的全国性资产阶级政党在北京成立，梁善济等骨干到会。随后，在全国18个省和八旗建立支部。山西支部的发起人是梁善济、李庆芳、李华炳、李素。山西支部成立于9月17日。成立当日，到会120余人，公推梁善济为正干事，王用霖为副干事，杜上化、刘志詹为候补干事。
三次请愿，还催化了另一颗种子。对清廷无比失望的立宪派，特别是抱有实业立宪情怀的立宪派，开始倾向于同情革命，甚至推动革命。比如山西代表、曾任山西总商会副会长的渠本澄宣布，“三次请愿国会不成，当急取葡萄牙革命主义”。
在此之前，山西的同盟会革命党人，已经潜伏于清廷编练的新军和各种军队中，暗中发展培养自己的力量。
一切静待风暴来临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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