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表里山河，地势险要，又处于清廷肘腋之间，可在关键时刻予清廷以致命打击。1911年武昌起义后不足两旬，山西同盟会员即行响应，在清廷的侧翼和清军的后方点燃了起义之火，不仅彻底推翻了清政府在山西的专制统治，而且极大地动摇了清廷在全国的统治。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是我国第一个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的铿锵誓言，也是那个风起云涌时代的最强音。当1905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东京创立中国同盟会时，东渡扶桑寻求救国之路的山西学生踊跃加入。由于参加人数众多，中国同盟会批准他们成立了同盟会山西支部。至此，山西第一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分子，在远隔重洋的日本逐渐成长起来。
山西支部成立后，先后派荣炳、阎锡山、赵戴文等回国发展会员，秘密进行革命活动。之后，山西留日学生（大部分加入同盟会）纷纷毕业回国，分散在全省各地，进一步加强了革命活动。1910年春，在大同建立了大同支部；1912年1月，又在运城建立了运城支部。据民革山西省委编著的《孙中山与山西》一书所述，初步统计山西的同盟会员有283人之多。
同盟会领导人对清廷派来的学军事的学生特别关注，因为这些留学生回国后就是清廷组织新军的骨干，掌握了他们就等于掌握了新军，对领导起义夺取政权极为重要。孙中山、黄兴亲自对这些留学生作教育争取工作，并在同盟会内部秘密组建了军事干部组织——“铁血丈夫团”（不参加一般的社会活动，保持秘密身份），予以专门的培养和特殊的联系。“铁血丈夫团”的成员共28位，其中山西籍就有4位，分别是温寿泉、阎锡山、张瑜、乔煦，为后来回到山西掌握新军力量奠定了基础。
山西的同盟会员把自己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省内，并以发动军人参加革命为主要目标。1909年，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山西留学生毕业回省。同盟会员阎锡山、仇亮、张瑜、乔煦等分别在陆军小学堂
（武备学堂改称）和督练公所等军事部门任职，使同盟会在山西军事机关的力量大为增强。同年11月，清政府陆军部召集由日本归国在各省服务的士官学生举行会试，按成绩分别录用，正好为同盟会担任新军领导职务开了方便之门。会试结果，山西参加会试的温寿泉名列优等，被赏给炮兵科举人，并授予副军校（相当中尉）的军衔；黄国梁、阎锡山、张瑜、姚以价、乔煦等人名列上等，分别被赏给步兵、马兵、辎重兵科举人，并授予协军校（相当少尉）的军衔。会试之后，清廷陆军部发出了新军协统以下军官须以学生或带过新军者充当的指令，山西当局据此提升温寿泉为山西督练所帮办兼陆军小学堂监督，黄国梁（革命同情者）、阎锡山分任新军第43协第85标和第86标教练官（相当副团长）。不久，又分任黄、阎二人为两标标统（团长）。从此，同盟会员基本上掌握了山西新军的领导权。
山西的同盟会员认识到，要真正掌握兵权，还得实实在在下基层搞兵运工作。于是，他们在新军士兵中做了大量工作。同盟会员杨彭龄在胶东随同宋教仁起义失败后，被派到山西工作，打入第85标2营当兵，后升正目（相当班长）。他宣传革命思想，联络进步士兵。这样，新军从上到下，就基本掌握在同盟会员手中了。
此外，山西同盟会员积极参加社会上的政治斗争。他们领导山西各界人士从英国公司手里赎回了平、盂、潞、泽的煤矿开采权。他们还在借禁烟之名杀害农民四五十人的“交文惨案”中，坚持斗争，直到清廷将山西巡抚丁宝铨开缺为止。
山西同盟会员十分重视宣传工作。在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影响下，同盟会山西支部也在日本编印了《第一晋话报》，在太原刊发，积极宣传革命思想。“晋话”乃“进化”之谐音，有一词两用之意。《第一晋话报》停刊后，又出版了进步刊物《晋乘》。与此同时，河东一带的同盟会员还编了
“明年猪吃羊，后年种地不纳粮”等民谣，坚定了民众反清的决心和信心。至此，革命风起云涌，一触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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