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践地
当历史进入1936年5月，中国共产党纠正了党内存在的严重关门主义倾向，改变了对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的策略方针，由原来的军事战略进攻转化为政治战略进攻。毛泽东数次致函阎锡山磋商共赴国难、团结抗战之大业，刘少奇主持领导的中共北方局通过各种关系，利用多种渠道争取阎锡山。8月，薄一波在党组织营救出狱后，受阎锡山的邀请到达太原积极做争取阎锡山抗日的工作。10月，薄一波与北方局派到山西的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组成中共山西公开工委，在太原专做公开、合法的工作。10月22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指出，“北方统一战线非常要紧”，“晋绥应放在第一位”。之后，北方局通过华北联络局系统，委托朱蕴山到太原同阎锡山会谈，并达成取消山西以反共为宗旨的组织、取消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封锁、组织抗日民众团体、发动民众开展抗日运动等共同意见。薄一波等共产党人以抗日活动家的身份，在阎锡山的官办机关和团体担任领导职务，秘密接受中共北方局的领导，戴“山西帽子”，说“山西话”，实行共产党的抗日路线和主张，取得了巨大胜利。毛泽东赞其为“我们党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个成功的例证”。
这种成功体现在对牺盟会的接办和改组上。1936年9月18日，牺盟会在太原成立，阎锡山自任会长。薄一波到太原后接办牺盟会，成立了新的牺盟会领导机构，新领导成员7名常委中有6人为中共秘密党员，使之成为共产党实际领导的、与阎锡山合作的抗日救亡组织。为不断开辟新的工作阵地，1937年4月，成立了牺盟会太原市委员会，此后又建立了区一级分会和兵工厂工作委员会、铁路工作委员会、学生工作委员会等。牺盟会总部在太原期间，开办国民军官教导团、军政训练班和民训干部团，并派出村政协助员和牺盟特派员深入县乡开展工作。以太原为中心，辐射四面八方，使抗日救国的革命洪流席卷整个三晋大地。“七七事变”前，太原城内牺盟会员就发展到五万余人，全省发展会员60万人，为实行抗战准备了群众基础。“七七事变”后，牺盟会在太原召开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又成立并吸收包括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等各种各样的救亡团体为团体会员，工、农、兵、学、商、青、妇、儿童在抗日的旗帜下团结在一起，为全民族抗战的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这种成功体现在新型统一战线组织战动总会的成立上。1937年7月，刘少奇率中共北方局抵达太原，8月，彭雪枫任主任的八路军太原办事处公开办公，9月初，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和八路军领导人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徐向前、萧克等来到太原。为了把以山西为中心的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的广大民众发动和吸引到抗战中来，周恩来与阎锡山直接谈判，提出成立有共产党和八路军参加领导的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
（简称战动总会），得到阎锡山的认可和同意。9月20日，战动总会在太原正式成立，续范亭任主任委员，委员由阎方和八路军及各派代表组成，邓小平、彭雪枫、程子华、南汉宸为中共代表。战动总会成立后，即以太原为中心开展了紧张的工作，太原失守前转移到晋西北。在太原的40天时间里，战动总会举办了3期游击干部训练班，组织了慰劳队、救护队、劝募队慰劳抗日部队、救护伤病员和运输战时物资，指定特派员建立县、区、村各级“动委会”。太原失守后，战动总会组建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等群众组织和游击队，并在晋西北旧政权改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1月初，战动总会向第四行政区政治主任武灵初推荐，由武灵初在清徐、太原、交城等5个县委任了共产党员担任抗日县长。
这种成功还体现在新型抗日革命武装山西新军的组建上。“七七事变”后，日军侵入山西，阎锡山的晋绥军和前来增援的中央军一触即溃，使阎锡山对旧军大失所望。在这种背景下，经请示北方局后，薄一波向阎锡山提出组建一支新军的建议，并很快得到同意。1937年8月1日，由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团中的300名骨干学员组建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即新军在太原宣告成立。随后的一个月时间里，决死队很快发展为4个总队（团）。决死队建立并实行拥有实际领导权力的政治委员制度，引进工农红军所实行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仅把“注意”二字改为“守则”），并设立有秘密党组织。这就使得新军虽然名义上属于第二战区编制，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新军由牺盟会武装和战动总会武装两部分组成。除决死队外，由太原、榆次工人为主体组成的工人武装自卫队、由成成中学师生组成的师生抗日义勇队等抗日游击队均属山西新军。新军成立不久，就投身到抗击日军侵略的战斗中，并配合八路军和其他友军，在三晋大地粉碎了日伪军一次次的“围剿”、“扫荡”，许多指战员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实践了“决死抗战、牺牲救国”的誓言。二、边区交通连接地
太原失守后，华北地区的正面战场作战基本结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上升到主要地位。八路军各师主力分别在晋察冀、晋东南、晋西北和晋西南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开辟了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晋西南等抗日根据地，实现了在山西的战略展开。这些抗日根据地以同蒲铁路、汾离公路、正太铁路为界分布于太原的南北东西，阳曲县和太原县、徐沟县、清源县即处于各根据地的交汇分界处。这就使得太原成为连接各大根据地的交通枢纽。尤其是今古交、阳曲、娄烦、清徐所在的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既是阻敌西进、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重要屏障，也是陕甘宁边区通往华北、华中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要通道，对于支持华北乃至全国敌后抗战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太原是根据地建立隐蔽战线开展情报工作的中心区之一。抗战初期，中共中央把抗战的重点放在广大农村建立抗日根据地，太原城内党组织大部分撤往农村。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开展，为开展沦陷区的城市工作提供了基地。1940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敌后大城市工作的通知》，要求把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视为党的最重要的任务。太原周围的晋察冀、晋冀豫、晋西北（晋绥）等抗日根据地党委先后成立了太原城市工作委员会、敌情工作委员会和敌军工作委员会等，分别在太原城内建立了晋绥军区调查局太原情报站、晋绥八分区清太徐敌工站、晋绥军区调查局阳曲工作站、晋察冀分局社会部太原情报联络站、晋察冀二分区秘密交通站、太行二分区太原情报站、太岳军区司令部太原情报站等党的地下工作机构。这些机构活跃在太原城中或渗透到敌人内部搜集情报，或开辟秘密交通线和运输线，有力配合了根据地抗日军民的对敌斗争。1945年1月，太行二军区司令部就是根据太原情报站发出的情报，活捉了日本天皇表弟、少将军团长铃木川三郎。
太原是延安通往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交通咽喉。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宁是边区的首脑，太原周围各县所在的晋西北根据地则是各根据地的咽喉。从陕甘宁到各根据地之间的人员往来及物资运送大都要通过晋西北（晋绥）根据地。1939年7月，中央决定抗大总校迁往后方，8月至9月，罗瑞卿、张际春等率抗大五千多名学员从延安出发，徒涉汾河、翻越云中山，在358旅部队掩护下从阳曲等地通过同蒲路封锁线抵达晋察冀。同年10月，李公朴率“抗战建国教学团”一行10人，在八路军120师独2旅5团第1连护送下，从阳曲穿越同蒲路封锁线进入晋察冀边区。晋西事变后，随着八路军撤出晋西南地区，晋绥边区便成为延安与华北、华中、华南各抗日根据地惟一的交通通道。1940年10月，120师成立晋西北交通司令部，由358旅和决死2纵队各抽调1个营的兵力组成交通大队，专门担负护送延安与各根据地之间往来人员、物资、经费的任务。12月，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决死二纵队组成交通支队，在地方党委和政府配合下，负责执行繁重的交通任务。1942年1月，为保证将中央与各根据地的文件及干部能够迅速而安全地互相传送，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建立各根据地秘密交通的指示》。根据中央指示，晋西北设立了北线、中线和南线3条主要交通线，其中，中线从兴县经临县、交城、清源、太原、徐沟等县到太行二分区。同时，撤销交通支队，重建了4个交通队和6个兵站，分担八分区东、西两方面的交通任务，八地委和交城、清徐等县委也组织了交通科、队，建立了秘密交通线。交通线为保证党中央和根据地的联系作出了重要贡献。据不完全统计，从1941年至1945年，共接送干部2852人，其中有刘少奇、彭德怀、陈毅、刘伯承等领导人及中共七大代表和中央委员多人；掩护过往部队、学生等多批，约五万余人；护送日本反战同盟、朝鲜独立同盟、美军联络组及新闻记者等国际友人数百人；护送物资、武器、文件、书刊等多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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