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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太原李向阳”讲述同蒲支队地下交通线

   424日,解放太原纪念日。省军区某部太原干休所一座小楼里,90岁的“太原李向阳”、原14军副军长王立岗老人轻抚新近由他策划出版的《太原平川敌后武工队》一书,陷入对往事的回忆。1943年初到1945年秋,他和“同蒲支队”的战友们在他们以血的代价开辟的百里地下交通线上,多次完成艰巨而重要的护送任务,彭德怀、刘伯承、陈毅,都曾在他们护送下从太行到吕梁,奔赴延安。

开辟百里交通线

    王立岗1921年出生,我省清徐县(今徐沟镇)人。提及当年成立“同蒲支队”和开辟百里地下交通线,老人朗声笑道:“这事儿,是我‘吹牛皮’吹出来的。”

    1942年冬,我任太行二分区情报处参谋兼榆太便衣队队长,在太原南郊一带坚持敌后武装斗争。一天,突然接到一项任务:护送鲁艺学员三四十人去延安。那时太行、吕梁两大抗日根据地之间的百里平川,是全国各根据地人员前往延安的交通要道,因此也是日伪军严密控制的地区,设有五道封锁线。以往这种情况,通常要一两个团的兵力护送,伤亡很大,有时还送不过去。学员们一到太行,二分区司令员曾绍山就开始发愁了。我见状自告奋勇说,给我十来八个对平地熟悉的,我一个晚上就能把人送过去。曾司令想了想,同意了。

    这天下午,我们把学员们带到山边上,隐蔽起来。刚近黄昏就上路了。五道封锁线从东向西依次位于边山、同蒲铁路、旧同蒲路、汾河和太汾公路。那晚,我们在夜幕掩护下过得十分顺利,天刚亮便穿过最后一道封锁线到达西山,把几十名学员交给了西山游击队。没费一枪一弹,便圆满完成了护送任务。曾司令特别高兴:“这是个办法嘛!你们好好研究一下,既然这样能过去,干脆把它建成八路总部到延安的交通线!”

    不久果然接到通知,让我去组建一支地下交通队。“同蒲支队”是这支地下交通队对外的代号。支队成立后,队部设在太谷县东山的常畛村。全队一百来人,我任副队长,队长暂缺,上面派来一个政委,名叫史存贞。为了尽早建成这条重要的地下交通线,史存贞和我各带一队人分头去“找路”。我找“北线”,即榆次、太原、清徐、晋源一线;他找南线,就是祁县、太谷、清徐一线。

    史存贞刚过同蒲铁路,就被日军包围,壮烈牺牲了。我走了一天,到达计划建立交通点的太谷县高崖头时,发现相邻的黄采村已经驻了日本鬼子。我们一晚没睡,所有人都放哨。天亮后我看了一圈,见没事就回屋准备睡一会儿。刚躺下,便听“咚”的一声,手榴弹在院里爆炸了,有伪军在房顶上喊:“你们被包围了,快缴枪吧!”一场激战过后,双方各有伤亡,我右脚和肩部两处负伤。

国际友人共患难

    史存贞和我一死一伤,同蒲支队的工作刚开始便被迫暂停。正在这时,“救星”来了——国际友人、德国医学博士米勒带着几名女护士要去延安。米勒那年26岁,已在太行军区医院当了3年院长。因为我负了伤,无法执行护送任务,米勒一行就住下来给我们治疗伤病,其间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

    战争年代睡觉不脱衣服,也没机会洗澡,很多人身上都有虱子。有一天米勒给我治伤,治着治着就在我身上发现了一只大母虱,他捉在手里调侃:“你小子敌我不分,养了个‘希特勒’!”我看他穿件大皮袄,心想里面虱子也少不了,就说:“你身上肯定比我还多!”他哈哈一笑:“我身上的,是‘革命虫’!”那时因为卫生条件不好,支队大部分人都染上了疥疮。米勒手头没有药品,就用老百姓的土办法帮我们治。找来些旧棺材板子,人身上抹了猪油掺硫磺躺在上面烤,竟然全都治好了。

    大约一个月后,队员们基本都养好了身体,可以执行任务了。经过一路急行军,次日晚,我们把米勒一行送到了西山。到山上后,米勒走不动了,我们就给他雇了一头毛驴。没想到,他刚骑上去就跳了下来,无论如何都不骑了——洋人个大腿长,他两只脚都耷拉到地上了。

    到达吕梁晋绥八分区根据地后,我们就要返回了,米勒执意把他的手枪送给我作纪念,走出老远了,他又挥手招呼:“北平见!”北平那时候离我们多远啊,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解放北平。没想到,后来我们真的“北平见”了。1983年我到北京看病,去后听说米勒是北京医学院院长,就托人给他带了个信。很快他就来了。40年没见,米勒已经近70岁了。大冬天他不戴帽子,本来是他看我,最后倒成了大家都看他这大鼻子德国人。我说:“你咋搞的,不戴上个帽子!”他还是那么风趣:“‘文化大革命’帽子太多了,我就不戴了吧。”这次见面我才知道,抵达延安后,他便到了林彪的部队,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后来,他还专门来太原看过我。

有惊无险“丢”学员

    获悉同蒲支队出师不利、人员伤亡较大的消息后,上级很快抽调人员充实这支特种部队,原祁太游击队队长杨毓贤任支队长,老红军周其德任政委,总部保卫科长张效良任总支书兼工作队长,加上从“抗大”抽调来的十多名骨干和一批精兵简政下来的排长、连长,同蒲支队扩大为两个中队,另有一个四五十人的警卫排,还配备了机枪和步枪。不久,壮大后的同蒲支队就接到一个重要任务:护送“抗大”总校上干科300多名团职以上学员回延安。

    学员们上路后,日寇很快得到消息,准备派兵阻截。太行二分区司令曾绍山命令同蒲支队,一定要抓紧时机,抢在敌人赶到之前,把300多名学员安全护送到晋绥根据地。经过一天侦察准备,次日,我们就带着这300多人上路了。300多人排成长长一溜,走得飞快,在前方侦察员配合下,几道封锁线很快就过去了。天近拂晓时已经过了汾河,眼看就要到西山了。这时,侦察员发现前方太汾路上有一小队敌人。学员中带队的是一位副旅长,名叫汪乃贵。他下令作战。对方仅有几十人,看到黑压压三四百人,又拿不准我们有没有武器,打了两枪就跑,战斗中,杨毓贤手部负伤。上山后清点人数,300多学员竟然少了4个。我一气之下找汪乃贵理论,要他写个条子,承担途中盲目作战丢失学员的责任。正在理论,4名掉队的学员一个一个回来了……300多名学员有惊无险,最终一个不少地到达了吕梁山晋绥八分区根据地,与前来接应的部队会合。

护送彭刘获嘉奖

    1943年临近中秋节时,我和支队政委周其德接到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护送集总首长彭德怀、刘伯承回延安。曾绍山司令说,完成这个任务,相当于消灭敌人一个旅团,等于立下一个特功。

    彭、刘两位首长身着便衣,随行的有各自的秘书、警卫员和夫人。为了保证万无一失,我连夜步行到榆次逯村,安排临时宿营地。选择这里是因为村里有我们的党支部和几名党员,群众基础不错。次日深夜,两位首长在周其德等人陪同下,顺利通过敌伪封锁线,来到逯村。当晚,他们就住在村里,天亮前又转移到村外高粱地里一座小庙。地上铺一床被子,他们就坐在上面。彭老总一坐下就讲华北抗战形势。他是湖南人,有些话听不懂,刘师长就给我们翻译。正讲到半中间,突然听到枪声,我的心一下揪起来,两位首长却面不改色。不一会儿,侦察员报告,是伪军在打兔子。我这才发现,自己惊出了一身冷汗。

    那天正是中秋节,我叫人买了葡萄酒、牛肉和月饼,刚摆到那儿,彭老总就站了起来,眼一瞪,问我东西哪来的。我说:“报告首长,我买的。”他又问:“你的钱哪儿来的?”政委周其德见状上前解释说,今天是中秋节,首长们在这儿就住一晚,咱们随便买点东西……彭老总仍然把我好训一顿:“你不要认为你打过个仗,穿上八路军的军衣,就成了革命军人了!……日本人、警备队在这里剥削,你也在这里剥削!”后来他的秘书对我说:“你是个普通干部,要是个高级干部,他今天饶不了你。”后来我见有文件里写“彭德怀罢宴”,其中就有我这一条。

    这天下午,我们护送两位首长和随从人员从徐沟、同戈之间的公路穿过去,经王答、龙家营、云支,过汾河和太汾公路,顺利到了西山。想到最危险的平川地带都已过去,我们都很高兴。就在这时,突然听到不远处传来枪声,我心想:这下糟了!彭老总拿上望远镜看了一阵说:“这不是朝我们来的,不要慌。”后来我们得知,吕梁八分区不知道我们要去,前一晚打了日本人一个据点,天亮后敌人出来报复,四处打枪放火。事后刘师长对我说:“你不懂道子,要是朝我们来,还先打枪叫你跑?!他打枪,我们就一点事儿也没有。你要沉得住气啊!”

    天快黑时,我们终于护送两位首长过了最后一道封锁线,圆满完成了护送任务。不久,党中央来电表扬了我们,从延安送来20支驳壳枪和400发子弹作为奖励,并批准以后每月供应 “同蒲支队”每人两斤肉、一双鞋,除单衣和棉服外每年再加一套夹衣。另外还规定,以后凡路经此处到延安的干部,都要把枪和马留给“同蒲支队”。

赶上“轿车”送军长

    “我过太行山,瑞雪自天堕……歌罢祝天晓,一鞭汾河过。”“征程日短延安近,喜见吕梁在天末。”194311月,新四军军长陈毅由淮南启程,赴延安参加中共七大。19441月到达太行山左权麻田八路军总部,2月初又由太行山启程。诗中所写雪中过太行往吕梁一段行程,担负护送任务的正是“同蒲支队”。

    1944年春节前,太行二分区调我和几位同志去地委参加整风,特别强调要我提前报到。我立即动身,当晚便赶到了。第二天,曾绍山司令叫我去他家。进门后,我看到屋内除曾司令和陶鲁笳副政委外,还坐着一位白白胖胖、穿皮袍、戴墨镜的中年人。听司令员介绍,我才知道他是陈毅军长。我上前敬礼后,陈老总叫我谈谈交通队和平地斗争的情况。我就讲了敌人如何如何疯狂,又说因为有人民群众,敌人封锁线也没什么了不起。听到这儿,陈老总点头道:“对头对头!你们只要能依靠群众,就没问题!”后来我向曾司令提出带队护送首长的请求,陈老总听后表示:“你还是安心参加 ‘整风’吧!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任务。”护送任务后来交给了队长杨毓贤。

    陈老总在祁县夏家堡住了一晚,下了几盘棋。次日上路时,天正下雪。陈老总身穿袍袍褂褂,看上去很像商人,支队找来一驾晋中的“轿车车”,让杨毓贤赶上,里面坐两三个人保护,大白天便出发了。这次走的是南线,从交城上吕梁山。正赶上正月十五,到处闹红火,陈老总一路上写了不少好诗。在交城岭底和五里铺与吕梁八分区前来接应的部队会合后,陈老总对护送工作十分满意,让他的警卫员每人拿出10发子弹,送给了杨毓贤。

    1943年初成立到19458月日寇投降,“同蒲支队”先后护送我军团级以上干部1000余人顺利通过百里平川敌占区,到达延安,为“延安整风”顺利进行和党的“七大”胜利召开,做出了重大贡献。此外还护送日本战俘、国际友人、抗大、陆中、鲁艺、新兵团等2000余人,多次受到党中央表扬和嘉奖。

    时隔半个多世纪,倾听王立岗老人的讲述,我们仿佛仍能听到,只存在过两年多的“同蒲支队”搏动的心跳……

本文来源:三晋都市报20110428;本文作者:翟少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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