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口墓地这样进“十大” 

    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对研究西周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都将提供独一无二的宝贵资料，其意义和价值非常巨大。特别是“霸”国的发现，不但填补了史料的空缺，更重要的是丰富了人们对那个生机勃勃的时代的认识，弥足珍贵。——山西省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 王建武

    在西周至春秋早期墓地中，大河口西周墓地规模之大、保存之好、时间之长、规格之高在全国罕见。大河口墓地的发现，是继曲村墓地、横水墓地之后，西周考古学史上又一次重大发现，其学术意义和价值将随着资料的公布与研究的深入日显重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刘绪

    　6月9日下午5时，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宋建忠给记者发来一条短信，内容简明扼要：“大河口顺利入选。”当时，他正在北京“201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审现场，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以高票当选。

    为再现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过程中激动人心的瞬间，记者采访了宋建忠以及该项目领队、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谢尧亭。

　　【评选背后】

　　两年后，大河口“卷土而来”

    对于大河口这一考古项目来说，是第二次在“十大考古”中亮相。早在2009年，省考古所就选送了这一项目，可惜以微弱票数的差距，与“十大”擦肩而过。时隔两年之后，我省考古工作者是抱着志在必得的心态赴京参评的。

    2009年，大河口只发掘出了六座墓葬，其中以M1和M2两座大型墓葬为代表，而当时该项目参评的筹码就是M1中出土的那件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漆木器。“当时出土物少，发掘的墓葬群少，对‘霸’国的了解仅限于初级阶段。”宋建忠表示，当时“十大考古”的评委们对该项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鉴于大河口西周墓地尚属于刚刚挖掘阶段，所以评委们最后只好忍痛割爱了。

    如今，大河口“卷土重来”，宋建忠和谢尧亭已经信心满满，“如果说以前是用M1来证明‘霸’国存在的话，最新的发掘资料和考古成果更加证明了‘霸’国的地位，我们是有备而来。”正因如此，这次评选中，不少专家在看到大河口的考古项目后只有一句感慨，“如果这个评不上‘十大’的话，其他就都评不上。”

    虽然这只是句玩笑话，但足以证明大河口在全国考古界的分量。

　　【汇报现场】

　　淡定，源自信心十足

　　9日下午6时，当记者拨通谢尧亭的电话时，他刚从书店回到宾馆，对于得奖一事，这位为发掘该墓葬而倾注了无数心血的领队很冷静从容，亦如他在为该项目做终评汇报时那样。

    按照规定，每个项目的领队在终评中都要站在台前，面对来自全国各地考古界的精英们，单枪匹马汇报15分钟，紧接着还要接受专家“挑刺”般的提问。8日下午，谢尧亭登上汇报台，“我就是把大河口项目中的出土物、出土原貌等内容进行了一些展示，然后把研究成果跟专家们汇报了一下。”

    随后，专家们要根据汇报材料来进行提问，当然不乏一些“挑剔”之人。“为什么24个车马坑不进行发掘，甚至发掘出来后要填埋？”专家开始提出自己的疑问。“发掘是为了抢救这些文化遗产，所以我们才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发掘本身也是一种破坏，我们认为不去挖掘，就是对车马坑最大的保护。此外，发掘出来肯定会带来后续的保护问题，我们国内目前没有特别好的先例。”谢尧亭毫不回避地回答。

    从公布的名单来看，入围此次十大考古的项目均是2010年所有考古项目中的拔尖之作，代表了我国在各个阶段中最重要的考古成果，而谢尧亭的信心，则来自于大河口本身的考古质量和惊世发现。

　　【评选现场】

　　气氛紧张，三条标准不可或缺

    10日上午9时，当记者来到宋建忠的办公室时，他正在为第二天的文化遗产日活动做紧张的准备，用他的话说，他还沉浸在评选现场那种紧张的氛围中，甚至忙乱得来不及回味得奖瞬间。

    宋建忠介绍：“评选标准很严格，有三条标准是不可或缺的。首先是该发现在学术史上的价值和意义，其次是工作的规范，鼓励新方法和新技术的探索和突破，还有就是在发掘过程中是否采取了保护措施，以及发掘后遗址和出土文物的保护情况。”整个评选过程力求严谨而保密，当25个项目汇报完毕后，评委们还会召开评委会，众多专家聚在一起讨论各个项目，然后进行不记名的投票。由于这个环节仅限于评委们参加，所以各个项目的负责人根本不知道在门的那头，他们带来的项目究竟会是怎样的命运。

　　【得奖之后】

　　期待明年举办成果展

    作为文物大省，大河口是山西获得的第十一个“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为我省考古事业书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作为西周时期“霸”国的代表，它在未来的日子里会发挥怎样的作用？

    “作用应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二是展示。现在大河口已进入室内研究、整理阶段，我们会根据出土物来研究当时的军事、政治、文化以及人们的生活习俗等内容。在成果展示方面，有可能明年在省博办展览，展出大河口出土的精美文物，让大家认识和了解这个西周时期的‘神秘’王国。”宋建忠说。

　　记者 孙轶琼

　　大河口之“霸”：秘密深藏三千年 

    翼城县县城以东约6公里处，沿已经废弃的晋韩二级路，是一片滩地。公路北侧有一个小村庄，村西为浍河干流，南为浍河支流，两河交汇形成一个三角洲。村庄何时形成不得而知，但它的名字 “大河口”，应是依据此地理位置而得名。大河口村地处偏僻，原本不见经传，但现在，它已被反复提及，变得越来越响亮。

    因为，在这里，发现了一个三千年前的“国家”——在大河口村北高台地上，一片西周时期的古墓群吐露出一个深藏三千余年的秘密。历经数年的发掘工作即将在本月结束，但可以断言的是，这个发现已经载入考古史册。

　　A　盗墓贼来了

    2007年5月，几个陌生人突然出现在了大河口村村外的庄稼地，他们不和村子里的人搭讪，而是拿着村民们不认识的工具四处探测。这些人奇怪的行为并没有引起村民的足够重视，直到有一天，村里稍有意识的村民看到这些人拿着几个应该是从地下挖出的土陶罐罐，他们才发觉不对，忙不迭地上报。

    盗墓贼来了！根据大河口村村民叙述的情况，翼城县文物旅游局马上推测出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经过逐级上报，情况最后反映到了山西省文物局。

    文物工作人员到现场后把被盗古墓以及附近的虚土仔细过了两遍筛子，筛的结果是，土中出现了盗墓贼没有来得及拿走的金器。盗墓贼的疏忽和意外，让现场的文物工作者愤怒不已：因为金器的出现，意味着不知还有多少更高等级的文物被窃走了。

    虽然古墓遭到巨大破坏，他们还是依据种种迹象、遗存物以及初步的探测断定，被盗的古墓应该是一座时代久远的大墓，其周围还有类似的墓址。

    这是一个从来没有文献记载、文物部门也没有意识到存在的古墓群。

    岁月的洗刷让这里墓葬遗址的迹象全部消失了，而且在它的周围，从曲沃到侯马到绛县都有大型遗址或古墓葬群的发现，按照正常思维考量以及依据多年的工作经验，这块地方不应该有什么东西了。但是，实际情况就是如此地出人意料。

    问题是，专业的文物部门都不能够发现，盗墓贼何以能够摸到这里？

    文物工作者推测，是大河口村子附近的两个取土场暴露出了痕迹，盗墓贼闻风而至。他们又拿着筛子到取土场搜寻，果然，一些古陶碎片和人骨被筛了出来。

    幸运的是，无论从文献记载还是现场考察，因为隐藏得好，历史上翼城县大河口墓地从未被人为破坏过，这是第一次被盗。不幸的是，到文物考古人员到之前，至少有一座大墓被盗掘了。

    盗墓贼绝对不会就此罢手，抢救性的考古发掘在此展开显得必要而且紧迫。

　　B　一村牵动全国

    2007年9月，大河口墓葬群发现被盗而严密看守4个月后，按照山西省文物局的指示，一个由临汾市文物局牵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领队、翼城县政府出资、翼城县文物旅游局参与组成的联合考古队，进入大河口墓葬考古发掘工地，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谢尧亭任领队。“从这个时候到2008年5月，这是大河口墓地考古发掘工作的第一个阶段，属于抢救性发掘，当时翼城县政府态度非常积极，主动提供了上百万元的考古经费。一个县政府对于保护当地文化文物遗存有这样的行为和高度认识，作为文物工作者，我是非常感动和欣慰的。2009年5月至今，属于大面积发掘的第二阶段。”采访中，谢尧亭说：“实际上第二阶段也应该是抢救性的发掘，我们本来希望留一些，等科技发达了给后来人去做会做得更好，当地政府还派了专人守护，但是迹象表明，盗墓贼很猖狂，还是盯着这里，为了避免造成损失，不得不大面积发掘。”

    在历时4年实际工作时间3年中，宁静的大河口村附近掀起一场牵涉到全国范围内的考古热，不仅有山西省文物局的考古工作者，参与的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文物研究保护中心、中国科技大学科学史与科学考古系、山西大学文博学院考古专业、黑龙江文学院考古专业的工作人员和学生。“有干部，有技工，有教授专家学者，有博士、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还有150名经过我们培训的民工，大家都付出了智慧和劳动。所有的发掘面积，都是一铲子一铲子过了好几层的。”谢尧亭说。

    截止到2011年5月底，该次考古发掘工作，发掘面积超过15000平方米，发现西周时期竖穴墓585座，车马坑24座，发现50多座东周时期的灰坑窑穴和1座房址，还发现了4座晚期古代墓葬。发掘出土青铜器、原始陶器、玉器、漆木器等珍贵文物共15000余件套。

    用硕果累累来形容，毫不夸张。

　　C　当之无愧的NO.1

    谢尧亭说，在发现盗墓之初，工作人员对于墓地的时代、范围、墓葬的规格及等级等等需要知道的情况均不了解。于是进行了初步勘探。勘探的结果，是发现墓地面积大，有大型墓葬，考古队试掘了6座墓。

    也许是这片沉默了近三千年的墓地急于表明自己的地位和身份，高潮就在试掘阶段骤然出现。

    6座墓葬里被编为M1是当之无愧的老大。M1口小底大，深近10米，一棺一椁，发掘到墓室二层台也就是和棺上表面的几乎平行的位置时，墓室四壁总共发现壁龛11个，壁龛内放置有漆木器、原始瓷器、陶器等物。

    发现的漆木器有坐屏、俎、罍、豆、壶、案、牺尊、方彝、杯等物，杯有多样，有双耳杯、单耳杯、角状杯等等。在二层台平面上有漆木盾，漆木佣。山西西周墓地漆器较多，但是保存状况极差，像大河口M1这样种类多、保存相对尚好的不多，而且，在以前发掘的西周墓葬中，还从来未出现过的漆木佣。也就是说，这是首次，也是目前中原地区墓葬中发现最早的漆木佣。

    接下来的发掘让考古队员越发兴奋，墓室内棺椁之间及二层台上发现有带木柄铜兵器和漆木盾牌等，在棺椁之间或棺盖上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器、原始瓷器、陶器等物。

    去除棺椁遗存后，一具腐朽的人骨出现了，头顶朝西，身体向上，仰身平躺，用考古专业术语说是“仰身直肢”——古代人有俯身葬、曲肢葬，俯身葬即趴着被埋的，曲肢葬则据说是模仿人在母体未出生时的造型。

    尸骨平平淡淡，坦诚相见，但是墓主人现身的一刻称得上“豪华出场”：其头前部放有青铜食器、水器、酒器之类，其身上佩戴着多种串饰，手里有手握，耳部戴有玦，耳内还塞有瑱。

    从墓主人的牙齿看，他死亡的年龄大概在45到50岁之间。那个时候人的寿命大多不超过55岁，此人也算长寿。从随葬兵器和骨骼来看，他是名男子。

    墓主人的身下还藏有一个小秘密。隔着棺椁底板的墓室底部有一腰坑，在对这一腰坑进行清理时，考古队在坑内发现了一具狗的尸骨，根据骨架的大小判断，是一只未成年的小狗。

    俗话说，“临死还拉个垫背的”，在当今看来恶毒的腰坑殉葬仪式，在商和西周时的中国北方极为流行，东周时期逐渐衰弱，战国以后消失。在大河口墓地中未发现殉人，相对于残暴血腥的活人殉葬，拿狗垫背而非拿人“垫背”，已经是进步的迹象、文明的曙光了。

    在大河口墓地腰坑殉狗比较普遍，但NO.1不愧是NO.1，M1墓主比别人多了一只狗，还是只成年狗，这只狗不是出现在腰坑，而是棺外的二层台上。

    谢尧亭说：“埋人之前，都会举行一个祭奠活动，所以，我们发掘出的腰坑实际上就是个祭奠坑。腰坑内一般是放一只未成年的小狗，这应该也属于祭祀的一种形式。M1用大狗来殉葬，有可能这只狗是墓主人生前所饲养的。另外，殉大狗或许是要守护主人安全，或者用来避邪。”

　　D　发现了个“霸国”

    M1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数量最多，共60余件，包括礼器、乐器、兵器、工具、车马器等，青铜礼器中有鼎24件，其他青铜器还有簋9件、鬲7件、甗1件、盘1件、盉1件、觚1件、爵6件、觶8件、尊2件、卣4件、罍1件、单耳罐1件、斗1件等，乐器有铜钟、铙等3组8件。木盾牌青铜饰、兵器戈、戟、矛、钺等30余件，都具有非常高的价值，很多兵器遗存有木柄，铜工具包括斧、凿、铲等。铜车马器有铜挂缰钩、銮铃、车辖、当卢等。另外，考古队还发现了大量的玉石器、骨器、龟甲、鹿角、蚌器、贝等随葬品。

    让人惊讶的是，鼎为重器，一座墓葬中共发掘出24件铜鼎，在现有的西周墓葬考古中也属稀有。谢尧亭说，这个数量甚至超过在附近发掘的许多晋国国君的墓葬。

    如此大的排场，墓主到底是什么来头？

    死人不会说话，但是随葬物品尤其是青铜器一定会透露他的身份。果然，考古队在清洗整理青铜器物的时候，从一件青铜器盖子内部发现了铭文，铭文共11个字，里面一个很关键的字“霸”。这个盖子的揭开，意义非同一般，相当于开启了一个推定墓主人身份的通道。

    随后另外几件器物的铭文都显示，它们要不就是一个叫“霸伯”的人给自己铸造的，要不就是别国的国君做了之后送给“霸”的。“霸”就是一个国家，“霸伯”是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大河口墓地群属“霸”国人群的墓地。集纳所有的资料可知，霸国和燕国、晋国、倗国以及周王朝都有交往。M1霸伯墓中，有一件倗国国君倗伯做的青铜盆，谢尧亭推测，应该是霸伯死后埋葬，倗伯给他送的。这种礼仪相当于现在朋友去世送花圈、挽幛。

    从大河口墓葬情况推测，“霸国”应是从西周早期一直延续到了春秋初年，至少经历了十代诸侯。

    明明有这个国家，但是，我国所有的文献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个国家。文物考古工作者只是在别的地方发现过“霸”国所做的青铜器。“霸”器曾见于以往的古文字著作中，在《殷周金文集成》中著录有“霸姞作宝尊彝”鼎簋，而过去发掘的墓地中，例如在西周晋国的曲沃县曲村墓地就已出土了一件“霸伯作宝尊彝”铜簋。但是，仅仅凭着这些，那时的考古人员不可能确定有一个叫作“霸”的国家。

    可以这么说在大河口墓地发掘之前，人们对霸国的存在简直一无所知。即使它的器物在别的地方出现，研究者也是一头雾水。

    为什么霸国隐姓埋名了3000年？“两种可能，要不历史文献中曾经有过关于霸国的记载，后来遗失不传了。要不就是霸国本身在那个时代影响力太小，没有什么值得记载的内容。在西周时候，小的诸侯国很多，以族为国、一族一国或者说国族一体常见，像霸国这样没有记载的应该还有。”谢尧亭说。

    不甘被历史遗忘的霸国终于有了出头之日，这对于考古工者来说其意义之重大更是不言而喻。“一个历史文献上没有的国家通过实物展示出来，这是一个填补空白的成果。假如我们发现的是晋国或者别的人们知道的国家，那么这次考古的意义就是对以前成果的补充，价值大打折扣。”谢尧亭说。

　　E　戎狄之国

    在未发现“霸”字之前，考古队就已发现大河口墓地与之前发掘过的绛县横水倗国墓地非常近似。墓主绝大多数头向西，有腰坑殉狗，尤其是M1墓葬上有四个斜洞，很多迹象和横水墓地更是显示了相同相近的文化习俗。“我们多年考古的经验，西周时候在晋南生活的人，埋葬规律是这样的，周人头向北，唐人头向东，狄人头向西。这和宗教观念有关。倗国就是狄人的诸侯国。霸国也应该是。”谢尧亭说。

    直到霸的铭文出现在青铜器上，进一步考证发现，处于大河口的霸国，是西周时候被视为少数民族的狄人建立的诸侯国。

    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这是西周东周时期处于优势统治地位的中原华夏族对周围民族的称谓。但是这样称谓非常之笼统，其内部各支有着细致的名称，而且蛮夷戎狄以及华夏族一直交叉杂处，一直处于融合的状态中，尤其是戎狄两族，研究者认为实际上很早就是戎狄一体，掰扯不清楚了。

    霸被认为是戎狄之国，和“霸”字本身有关。

    谢尧亭讲，按照古文字学，在上古音中b和p不分，因此在古代，“霸”字既可读作bà亦可读作pò，这就意味着“霸”国在过去或许也可称为pò国。而同音字“魄”字的右半边是个“鬼”字，所以，“魄”字和鬼有关，而鬼又与鬼方有关。鬼方是夏商时期的戎狄族建立的方国，在东周文献中有明确记载，“鬼方”的人姓“媿”，在历史上有狄人媿姓的定论。

    还有一个证据那就是西周封晋。周武王姬发的小儿子叫姬虞，是周成王之弟。成王时，处于今天翼城一代的唐地的商时原居民作乱，周公平乱后，把唐封给姬虞，因此他在历史上被称为唐叔虞，史料记载，唐叔虞受封唐时“并赐予怀姓九宗，职官五正”，怀同“媿”，也就是戎狄之人，意思是让他领导的居民中不仅有唐人，还有多支戎狄族人，后姬虞的儿子燮父徙居晋水旁，改称晋侯，这就是晋国的渊源。

    从此可以推测，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埋葬的人，很可能就是姬虞封唐时的“怀姓九宗”，如果九是实数，那么大概就是九宗中的一宗了。

　　F　他们的消失

    在发现“霸”国之前，一般研究者都会认为大河口一带理所当然是属于西周时期晋国的原本管辖范围。而此次“霸”国的发现，则否定了这一常识。在距离晋国国都如此之近的范围内，居然还有一个诸侯国存在，不得不让人惊讶。

    其实再回头看晋国的历史，也许就不奇怪了，在姬虞封唐时，他不仅得到了土地和居民，而且周王朝还给他一个治国方略，那就是“一国三制”，也就是要求他对商朝的原居民实行商的制度，对于戎狄之人不要违背他们本来的礼俗制度，一句话，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不要强求而至乱。也许，这正是霸国以及倗国得以存在的一个理由。

    从地域范围考量推测，霸国属于小国，晋国曲村墓地的墓葬多达20000多座，而霸国大河口墓地的墓葬仅有1500座左右，人口规模都小很多。在君主称谓方面，晋国的君主被封为晋侯，而霸国的君主则称为霸伯。谢尧亭推测，霸国要不属于晋国统治，要不就是在他们之间存在一种监察监管制度。

    晋国在春秋时候国力强盛后大肆扩展，成为了春秋五霸之一，而根据大河口墓地的考古发现霸国消亡的时候，正是晋国晋武公、晋献公大力扩张的时期，它最大的可能就是被晋国兼并了。

    戎狄这个民族实际一直处于和华夏族的融合同化之中，据研究，到战国时期他们就和华夏族基本融合，华夏族再经过春秋战国和秦两个民族大融合时期，在汉代融合为汉族。

    目前，大河口墓地考古现场工作已经基本结束，已进入室内整理阶段，更多的研究结果将陆续公布。本报记者 吕国俊 胡增春

　　发掘现场深度揭秘：“考古不是挖宝” 

    5月26日，在翼城大河口墓地考古发掘现场，一个个或长或方的“坑口”铺陈在赤裸的黄土中，虽然大小不一，深浅有别，但不仅毫无凌乱之感，已经清理过的墓葬内部甚至可以用“整洁”来形容，从高处看，几乎是一副有意为之的艺术品。

    位于现场西北角的三名工人正在进行考古作业。正是下午时分，在墓坑西边的土堆上立着一个长方形的架子，上面蒙了一块编织袋缝剪的布，聊以抵挡毒辣辣的阳光。墓坑内，一位工人师傅一手拿着手铲，一手拿着毛刷，仔细辨别着在常人看来根本没有区别的土壤颜色，铲几下，再把铲下的土刷过，精心如雕琢。

    这是大河口墓地发掘的最后一座墓了，而且已经进行到了棺底板，工作人员铲刷的目的就是把棺底原本每条木板间的轮廓分出来。而实际上，他们自己都可以推测出来，整个墓葬内只剩下棺底板下的那个可能存在的腰坑，如果有腰坑的话，里边也不过是一具狗的尸骨。

    这样做有价值么？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大河口墓地联合考古队领队谢尧亭的解释是：4年以来，585座墓葬中每一座都是这么过来的，这样的苛刻程序会防止出现任何遗漏，而考古发现很多来自意外。

    “考古不是挖宝。”谢尧亭说。这原本是一本书的名字，他把自己买下后仔细勾勾画画过的那本书借给记者看。书的作者叫高蒙河，和吉林大学考古系毕业的谢尧亭师出同门。

　　啥是探方？“正方格子”必须挖

    在考古现场，规则地排列着几溜土台，考古术语那叫关键柱，关键柱的前身是探方。所谓探方，就是田野考古现场把发掘区划分为若干相等的正方格，以方格为单位，分工发掘，这些正方格就叫探方。探方由主体、隔梁、关键柱三部分组成，关键柱就是隔梁的交汇点，最后隔梁都打掉，关键柱则要保留。

    探方的方向一般为正方向，即磁针指向。这样做的目的既便于测量，也有利于以后的发掘。关键点很关键，相当于坐标点。

    谢尧亭说，进入大河口墓地的探方，他们是按照10米×10米一个布置的，这样的探方共布置了100个，隔梁宽1米，也就是探方内为9米×9米。每个探方内又分成四份，叫小探方。

    在布好探方后，考古队员以“之”字形选择法，在选中的探方中进行小探方试掘。

    这样做可以实现的目标是，了解到地层的堆积情况，确定早晚关系，先挖晚的，后挖早的，按原貌揭露遗迹，寻找到当时地面的原貌，还可以了解到墓口的高度。

    为什么要看到当时的原貌？谢尧亭解释说，在原貌揭露后，假如发现两个墓葬间有一条路，那么这两个墓葬间就有了紧密的联系。比如说一个房子通过一条路连着一个菜窖，那么就可以推测出，这个菜窖就是这个房子主人的。

    布探方是在考古现场要发掘的第一步，仅此，就把考古和挖宝区分开很远的距离。

    盗墓贼的目的很单一，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用最直接的办法把墓里的东西一扫而空就是胜利。而考古需要的是最大可能获取信息。

    联合考古队按层位发掘所有探方墓口上文化层，暴露墓口，拍摄探方全景照后，打掉隔梁，然后将每座墓葬下挖30厘米，对墓葬进行统一测量绘图、航拍、编号，再按计划有步骤地发掘单个墓葬。

    大河口墓地没有发掘到当时的地貌，3000年的历史中，人类的活动加上大自然的破坏，不知道何朝何时这个地貌就被破坏得不见一点痕迹了。

    谢尧亭说，探方做了也许发现不了有价值的东西，但不允许不做。

　　像手术刀一样切剖面

    墓葬发掘的第一步就是发掘墓葬填土，在这一过程中，谢尧亭和同事们严格按照作业程序，采取了中剖面或者半剖面的发掘方法，也就是每座墓葬视大小在其中部或者一侧预留剖面，等发掘到一定深度，进行照相绘图后，再打掉剖面继续向下发掘，也继续留剖面。

    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观察墓葬填土的层次和结构、构筑方式以及墓土的塌陷方式。

    观察到填土方式有意义么？有。还是要获取信息。谢尧亭说，看古人埋葬时怎样把填土一层一层填进去的，如果能够找到给填土打夯的夯窝，还可以推测古人用的是什么打夯工具，铁的、木头的还是石头的。使用工具就是推断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信息

    严格做剖面倒是让考古队有了明显的收获。

    考古学术语有一个叫做“二层台”，也就是在土坑竖穴墓接近墓底的四壁台阶，叫做二层台。如系挖墓时预留的台阶，叫做生土二层台；如系下棺后另行夯筑的台阶，叫做熟土二层台。“以前考古界有争论，墓葬中是不是真有二层台，这回我们通过剖面不仅证明了有，而且总结出经验，二层台上一般要放置器物，而且大河口墓地有的墓葬二层台上有殉狗。也就是说，那时候埋葬死者的时候，还要在二层台上举行一次葬礼中的仪式。为什么这样做，研究起来就可以推测当时人们的宗教礼仪、思想观念。俗一点说，以鬼推人么。”谢尧亭说。

    而且，谢尧亭说，下雨进水或者后代的浇灌等原因，竖穴土墓一般都有塌陷，之前，他一直以为，墓土就是从最上面一层一层塌下来，当时的地面会形成一个坑，但是通过做剖面才知道自己想当然了，墓葬填土的塌陷经常是从内部开始的，往往在墓内二层台上形成一个一个悬空，如果不加注意，会使填土内的器物悬空掉落造成损坏，而且，一旦在发掘中发现有悬空，就可以推测要接近棺的盖板了。

　　发掘过程事无巨细不厌其烦

    墓葬填土采取半剖面或多剖面结合的发掘方法，逐层发掘，而且还要遵循图、表、文字、照相、录像相结合的原则，保证及时做好记录、取样以及现场文物保护工作。

    每发掘出一件文物，考古队都要对发掘出的器物进行全程的图纸、照片、录像、编号等资料留存。

    在核对无误后，他们还会专业地清洗每件出土文物，清洗过后，如果原本已经损坏，还需要对其修复；修复之后，再来一遍绘图、照相、拓片及检测分析等工作，陶器、玉器、青铜器的形状、尺寸、纹饰、铸造方法、产地等属性都要进行全面描述，并据此制作专属的卡片及详细档案。

    可谓不厌其烦。

    在这个联合考古队中，有5位干部来负责管理工地，并对墓地发掘中遇到的问题加以协调；有20位左右的专业技工负责对墓地发掘过程及出土器物进行全面记录、绘图、照相等技术工作。

    即使是聘用的农民来进行墓地发掘等体力工作，也经过严格的培训。

　　跨省整体搬迁墓葬是一大创举

    2010年12月17日，大河口墓地考古现场异常热闹，一台大型吊装起重机开到工地上，两个包裹严实厚密的白色套箱被吊装上了一辆平板卡车，缓缓驶出工地，逐渐走远。不明就里的看到了纷纷猜测，难道是整整两箱子宝贝？运到哪里去了？

    这两个箱子确实是宝贝，它是本次发掘考古工作的一个创新之举。运走的不是金银玉器，而是两座墓葬，它们被设法整个儿从原地搬走，运到了位于河南省安阳市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

    为什么要这么做？费事又费钱啊。

    这是一个考古上的创举。“我们现在的墓葬考古发掘就是一个逆程序。古人怎么埋下去的我们倒着来做。对于一个墓葬侧面或者底部，除了破坏拆除几乎看不到。这回我们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合作，做了一次实验，把两座保存较好、相对复杂的墓搬进室内，好处很多。进入实验室我们可以从各个角度去端详古墓葬了，任何一个角度都可以。”谢尧亭说：“当然，创新不是这样一遍就是创新了。还有更多的考虑：一些不容易现场考古保存的器物比如漆木器、锡器在室内都有好的办法保护。在野外考古，好多事情做不来，比如说，古人下葬的时候肯定都是穿着衣服的，不会光着身子，东周文献就明确记载着墓主人不止穿一套衣服，多的甚至会穿19套衣服。应该还有被子褥子，即使年岁长久腐烂了，也会留下细微的迹象或者碎片，虽然我们现在只能看到墓主人的骨架，但其肌肉在腐朽的过程中，穿在身上的衣服也肯定粘附在了骨架上。从理论上讲，利用现代化科技手段应该是能鉴别出衣服的材质，可是，这些东西野外都没有条件保护，刮风下雨等等情况既不允许做太细的工作，也会形成破坏。现在搬到室内，想做多长时间都可以，各种仪器都在手边，随时可以取样化验。考古能不能发现是一回事，发现了能不能保护才是难题。”谢尧亭说。

    据了解，现在联合考古所已成功地复原出了大河口墓地几件衣服的丝织物，大河口人穿的衣服是什么材质，一定会有一个结论。锡器原本是古代墓葬陪葬品，但是因为年代久远损坏严重，往往提取不了，进入实验室考古后，古人用的锡器也有可能完整保留下来。

    为了达到最好的效果，大河口墓地联合考古队还有多种发明创造，他们自制了可以伸缩的正投影遥控照相设备，还利用氢气球搞了航拍，效果都很好。

　　科技考古人才还是缺乏

　　“如果把考古的所有疑问都列成问题进行研究，我保证大河口的考古课题100个都不止。但是限于现在的条件，很多事情我们做不了。科技考古水平还是有限，科技考古的人才更是缺乏。”谢尧亭遗憾地说。

    他举个例子，在本次考古中，他要求对每座墓葬中的每个器物内部的土样取样，外部土壤取样，墓葬里面的、外面的、生土、熟土都取样，密封好后标识出来要进行化验。化验可以解决好多问题，比如说一件器物，原本考古专家定论是酒器，可有没有可能是水器呢？化验一下器物内的土样，如果有酒的残留物就是了，如果没有则有可能是也有可能不是，也可能化验出来动物脂肪，证明它是食器。而且，还能知道在随葬时里面是放了东西的还是空的。“放没有放东西都是一种研究结果。考古就是一门实证科学，原则就是求实求真。”谢尧亭说。

    但是，谢尧亭遇到了难题。这么大批量的土样化验检测，需要通过专业人员去搞，哪个研究机构愿意承担这样耗时费力的工程？不是考古人员不是考古研究机构，有人愿意去做么？可是没有人做，取土样又何必呢，“而且，如果要化验，还需要及时，过一段时间变质了，即使化验了，也达不到原来的效果啊”。

    考古是一个系统的工程，环境考古、植物考古、动物考古、体质人类学……几乎都可以分列成为专门的学科，需要多学科综合，但是恰恰缺乏这样的人才和机制。“其实，所有的发掘都是破坏，无论是考古还是盗墓，尤其是在科学技术手段还解决不了很多考古发现疑问的时候。我非常赞成我们国家的现在的考古原则，保护为主，抢救第一。能不挖的尽量不挖，留给后人，等科学发达了，他们一定能够研究出更多的成果，解答更多的疑问。”

    谢尧亭介绍，我国目前的考古工程分为三种情况，一是配合基础建设工程的考古，二是抢救性的考古，最后才是为了解决一定的历史问题小范围地选择组织的考古，很少主动发掘。

    大河口墓地考古就是抢救性的考古，盗墓者已经对其有了破坏而且还在寻找一切机会下手，所以不得不全面发掘了。

　　考古究竟是为什么存在的

    在采访的最后，记者问了谢尧亭一个根源性的问题：考古究竟是为什么而存在的？不会是仅仅是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吧？

    谢尧亭拿着《考古不是挖宝》中自己勾画过的一段文字给记者看：

    考古学是可以研究人类过去的99%的部分的惟一科学。只有考古学能够告诉我们过去的真正具有根本意义的事件——人类是在何时何地以及如何出现的；艺术、技术和文字的发展；农业、复杂社会、城市化的起源和发展。这些还只是遍布全世界的研究者、殚精竭虑地加以研究的各种各样的大量课题中的几个，而在每个领域都有大量的工作仍然有待去做……如果我们要知道我们正在去向何处，那我们就需要追溯我们的轨迹，去看看我们来自何处……

    总结这段话的，是英国考古学家保罗·G·巴恩。记者 吕国俊 胡增春 

　　考古，是一种文化抢救——对话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宋建忠 

    在第6个中国文化遗产日到来之际，“201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结果9日在京揭晓，我省申报的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成功入选。为此，本报记者对话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宋建忠，揭示它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回溯和展望山西考古。

　　大河口西周墓地的价值

    山西晚报：首先对“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入选“201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表示祝贺。到目前为止，山西进入“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达到11项12次，这在全国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宋建忠：从1990年开始举行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至今，我们山西共12次获此殊荣。截至此次第21届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揭晓，山西在总数上位于全国第六位。由此可见，除地上丰富的古建筑遗存，山西地下埋藏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全国也处于比较重要的位置。

    山西晚报：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的发现，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宋建忠：首先，它的发现使我们有机会认识文献中没有记载的西周时期“霸”国的历史文化面貌。其次，由于该墓地的时代纵贯西周始终，出土大量珍贵文物，又有大量青铜器铭文发现，为我们研究西周提供了一批重要的实物资料。再次，该墓地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玉器、金器、骨器、漆器等器物，让我们再一次领略到西周时期精湛的手工业技艺。

    山西晚报：近年来山西考古发掘成果丰硕，无论是史前考古、夏商周考古，还是北朝、隋唐、金元时期考古，都引起极大关注。那么山西考古的特色是什么？

    宋建忠：山西考古的特色主要是由山西的人文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地位等方面因素综合决定的，就山西60年来所做的考古工作来看，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一是古人类文化遗存丰富。我省发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300余处，数量居全国之首，以西侯度、丁村、柿子滩为代表的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遗存序列完整，在探索古人类的起源与发展、生存环境等领域都有着重要意义。

    二是文明起源研究优势突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遍布全省，陶寺遗址发现的等级分明的墓地、观象台遗存及宫殿建筑遗址等，是探索华夏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的重要地点，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工作的重点之一。

    三是晋文化研究特色鲜明。晋侯墓地和晋国遗址的发现与研究是两周考古的重要内容，为我国“夏商周断代工程”中西周纪年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年代学标尺。近年来发现的横水倗伯墓地、大河口霸国墓地等西周诸侯国墓葬，均不见于文献记载，极大丰富了西周历史的资料。

    四是中西文化交流研究位置独特。大同与太原是北朝考古的重要领地，北魏平城宫殿基址及粮窖遗址等的一系列新发现，丰富了我们对北魏历史的认识。北齐徐显秀墓、隋代虞弘墓等的发现，为研究我国中古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增添了难得的资料。

　　山西这块宝地

    山西晚报：近代中国考古学的发端和建立，其实和山西是密不可分的。1926年，考古学家李济主持了对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的发掘，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夏县在晋南，晋侯早期墓地和晋国晚期都城遗址在晋南，这次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大河口西周墓地也在晋南，能否说晋南是山西考古的重地？

    宋建忠：从地理位置来看，晋南地处中原，土地平缓、靠近黄河，人口分布相对密集，从远古时期就是人类活动较为频繁的地区，从旧石器时代的西侯度、丁村、柿子滩遗址到新石器时代的陶寺、清凉寺、下靳墓地，再到商周时期的东下冯、桥北、晋侯墓地、晋国遗址，直到近年发现的绛县横水倗国墓地和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这些重要考古发现都处于晋南区域。所以说，晋南不仅是山西考古的重地，也是中国考古的重要区域。

    山西晚报：这次翼城大河口的考古发掘，省考古所侯马工作站是主要力量之一。在中国考古界，省考古所侯马工作站似乎颇有些传奇色彩。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在侯马搞过一次考古大会战，影响深远，不仅使晋文化考古取得重大突破，而且给全国考古界培养了一批人才。

    宋建忠：是的，1956年，为了配合侯马建设，山西省文管会成立了侯马工作站，开始了侯马晋国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国家文物局把侯马作为全国考古发掘的重点地区，集中了当时国内考古界的众多精英，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全国考古大会战，发现了盟书遗址、铸铜遗址等晋国晚期重要遗存，谱写了新中国考古的重要一页。

    从这个意义上说，侯马工作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考古学家的摇篮。

    山西晚报：山西是当之无愧的文物大省，考古的贡献有目共睹，下一步的考古重点和考古方向是什么？

    宋建忠：首先，配合山西省基本建设尤其是重点工程建设开展的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工作仍是我们的重心之一。第二，抢救濒临破坏和盗掘的重要遗址和墓葬。第三，根据山西地下文化遗产分布的特点，开展对晋阳古城、天马曲村遗址、蒲州故城等重要大遗址的整体规划、保护、考古发掘与展示，推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

　　科技考古往往创造奇迹

    山西晚报：我们注意到，“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发掘中使用了一些科技手段，出现了跨省、跨部门的合作攻关，这是否预示着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的一种发展趋势？

    宋建忠：此次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的考古发掘尝试和引进一些新的科技手段，比如邀请我国第一部车载文物保护移动实验室对大河口墓地文物进行现场保护和信息提取，比如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整体搬迁墓地两座中型墓葬开展实验室考古发掘和保护工作。另外，在工地安全保卫上，也安装监控设备全面监控考古发掘现场。

    多学科的合作一直以来是我国考古界秉承的科研习惯，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的发掘也本着尽可能全面地、科学地提取遗址本体的信息，通过其他科技手段弥补考古发掘过程中的不足与缺憾的态度，全面开展多学科合作。也就是说，在今后的考古发掘工作中，我们都会尽可能地邀请各个领域的专家，采取多种科技手段，互相印证分析出土文物带来的历史文化信息，能更好地保护文物，并更好地向公众阐释这些地下文化遗产的内涵。

　　考古是一种对历史的探寻

    山西晚报：考古是一种对历史的探寻，可否也理解成是对文化的抢救？

    宋建忠：确实如此。由于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对象是古代人类遗存，毫无疑问考古就是一种对历史的探寻。

    在经济飞速发展、时代剧烈变革的今天，大批地下文化遗产面临着或自然或人为的破坏，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对这些珍贵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无疑是对这些历史文化遗产的一种抢救。

    山西晚报：普通民众对考古的认识，一般都和 “神秘”“惊悚”等字眼联系起来。就我所知，实际情况可能并不是这样。事实是怎么样的呢？

    宋建忠：因为考古所涉及的对象多是古遗址、古墓葬、古器物，它们都来自于遥远的过去，所以人们才会有神秘之感。其实，考古是一门研究古代人类社会的学问，其目的是为总结人类的得失，进而为我们自身的发展提供借鉴。

    山西晚报：有一种说法，考古是考古工作者和盗墓者的赛跑。还有种说法，考古就是挖宝，如何理解这种说法？

    宋建忠：有人说考古是考古工作者和盗墓者的赛跑，那是因为确实有一些考古发掘是在被盗之后才开展考古抢救的，所以让人产生一种错觉。

    另外，“考古就是挖宝”的观点，是因为许多公众只看到考古出土珍贵文物背后的经济价值，其实考古发掘更多的是众多不起眼的残器和残迹，如石头、瓦片、房基、道路等，但是这些破碎的遗存蕴含着丰富的信息，是我们研究古代人类社会的宝贵资料。

    山西晚报：这次大河口考古的保卫工作也有武警部队的参与？

    宋建忠：是的，这次发掘我们得到武警山西总队大力支持，临汾支队安排专门勤务分队进驻考古工地，昼夜警戒，为考古发掘的顺利进行和文物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

    山西晚报：在一些省份，考古和建设开发经常发生矛盾和冲突。在山西的考古过程中，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宋建忠：国家对经济建设中文物保护有着明确的规定，但部分建设单位在思想上只重视建设而忽视文物保护，这种情况比较普遍，由此引发的结果是：文物保护的工期不能保证，文物保护的费用也是一压再压，这是目前我们在文物保护工作中遇到的两个最大难点。

　　让考古走向公众

    山西晚报：我们知道省文物局、省考古所近年大力推进“公众考古”，省考古所这方面的具体收获有哪些？这次大河口考古中，有哪些公众考古的做法？

    宋建忠：近年来，我们考古所积极开展各种类型的公众考古活动，有公益讲座、考古发掘现场观摩、考古文化周、文化遗产日宣传以及招募考古志愿者参与考古工作等多种公众参与考古的形式。一方面，通过考古专家对考古发现的宣传与解读，使公众更多地了解我们山西的历史文化，了解人类的过去，了解考古的真实面貌，另一方面，带动一批热爱历史热爱考古的公众与考古专家一起，探寻过去，并自觉自愿地加入到文化遗产保护的行列中来。

    这次大河口墓地发掘也选择性地吸收一些高校学生参加到实际考古发掘工作中，并对媒体全面开放，希望借助大众传媒这个平台，与公众共享考古成果。

    山西晚报：公众考古的受众面下一步是否还将进一步拓宽？下一步还有哪些打算？

    宋建忠：由于考古与文物的特性，我们公众考古的形式与模式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公众考古的受众面也还局限于有选择的范围之内，但我相信在保证文化遗产本体安全的前提下，我们会逐步拓宽公众考古的受众面，以恰当的方式与途径向最广泛的群体开放。下一步，我所的公众考古工作也会借助我省大遗址保护现场和网络等载体，进一步探索文化遗产保护全民化的途径，实现我们开展公众考古的终极目标。记者 吕国俊 特约记者 郑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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