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阳古城早已离我们远去。对于太原在中国历史上究竟具有怎样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许多人知之不多。
为使读者对太原的历史有更多的了解，我们今明两天分两次刊登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历史文化名城委员会副主任曹昌智先生的文章《晋阳古城兴衰及其重要历史地位》。
太原已成为历史文化名城，更需要我们保护好这座城市，传承优秀的晋阳文化。—— 编者
在有着五千年华夏文明的中国，曾经建造过大大小小的古城五千多座。地处太原西南的晋阳，便是最早建造的为数不多却对中国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古城之一。然而那个年代毕竟距今过于邈远，晋阳古城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兴衰？在这座历史舞台上演绎过怎样惊心动魄的威武雄剧？它又如何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由于史料湮没和可资考证的文献过于匮乏，直到今天我们还无法解读它的全部历史与内涵。惟有凭借考古发现的实证和研究成果，综合比对分析相关史籍的内容以及时代背景，力求理清文脉，诠释这座古城的悠悠往事。
始于夏代藩屏中原的重要都邑
关于晋阳古城的始建年代，我国最早的史籍《诗经》、《尚书》、《左传》和《史记》都没有确切记载。稍许详细的文字见诸于《左传·定公十三年》对赵鞅走保晋阳的叙述，谓之鲁定公十三年晋国正卿赵鞅因为杀了邯郸午，引起了与邯郸午有亲缘关系的范氏和中行氏的不满。于是同年“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赵之宫，赵鞅奔晋阳。晋人围之。”这一年也就是公元前497年。由此算来晋阳古城的历史距今已有2500年。然而文献所言“赵鞅奔晋阳”的时间并不等同于建造晋阳的时间，从时序上说应该是城池建造在先，遭到围攻在后，显然以这段文字的叙述很难释解晋阳古城始建年代的疑团。
实际上晋阳古城的兴建很可能比我们想象的年代早得多。《史记·封禅书》引《世本》就有“夏禹又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之说。《左传·定公四年》、《帝王世纪》、《寰宇记》和其它一些典籍也都有
“禹自安邑都晋阳，桀徙安邑”的记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根据 《诗经·商颂》、《左传》、《古本竹书纪年》、《世本》和
《史记·夏本纪》等比较可信的有关夏代史料编绘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赫然标明晋阳已是夏代最北部的重要都邑。从《尚书·禹贡》可知，尧舜时期中原一带曾经暴发特大洪水，祸及万民。于是大禹亲自“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制定“疏川导滞，钟水丰物”的治水方案。首先从古冀州（今山西南部和中部）开始，先后治理了黄河壶口和属于黄河主要支流的汾水上游，足迹踏遍今临汾和太原的山川。如今太原盆地北缘的山脉依然称作系舟山，流传着大禹治水时曾在这里挽缆系舟的故事。可见晋阳一带属于大禹早期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那时中国共分为九州。包括冀州在内，繁衍生息着的众多部落大都属于被称作炎黄子孙的华夏族，还没有出现华夏民族和其他民族之间的纷争。大禹最初在晋阳建都自然是出于夏初治理山洪水患，以藩屏中原的需要。我们姑且不论晋阳是否真的做过禹的都城，也不论夏代的晋阳古城与其后的晋阳古城是否同在一处遗址，至少历史文献的记载说明早在夏代已经建有晋阳古城，不过那时的古城叫作都邑，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功能完备的城市。即使如此，它们在城市规划方面已经具备了相当水平。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证实了一个事实，也就是中国的城市产生于第一个奴隶制王朝的夏代。而夏代初期我国最早建造的一批古城仅有晋阳、平阳、安邑、阳城、斟鄩、帝丘、老丘与西河这几个屈指可数的都邑。照此推算晋阳古城的始建年代距今应该超过了4000年。
夏启以后的主要活动地域转到了今河南中、西部和山西南部。晋阳位于山西北部，是藉以藩屏夏族的唯一的重要城邑。及至商、周时代，王畿周边地域不仅出现了许多四方诸侯国，而且兴起了几十个被称为戎狄的少数民族部落，时间竟长达一千多年。晋阳因此几度沉浮，日渐衰败，先是由鬼方部族掠获，殷商时代又为古唐国所在。《史记》所言西周初期成王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据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临汾附近考古发现的襄汾陶寺遗址证实，以陶寺为中心的汾河河谷地带，包括翼城及其西北便是唐尧之墟。至今翼城还有专事祭祀叔虞的叔虞庙以及叔虞墓的遗存。这些足以说明“叔虞封唐”在翼城而不在晋阳。当时晋阳作为古唐国的北唐都邑先后被燕京戎和廧咎氏占据（孔晁注：北唐，戎在西北者也），成为以闾进贡周成王的一个方国。又据文献记载，晋献公在位的25年正值晋国崛起的时期。即使这样到了公元前621年晋国的疆域还只限于今山西的西南部，而“霍太山以北，大都皆狄地”（见顾炎武《日知录》卷三一“晋国”条）。实际上当时不仅霍太山以北尚属戎狄放牧之地，而且霍太山以西和以东均为戎狄的领地，甚至在汾水、浍水、涑水流域也都有戎狄分布。晋文公重耳曾经流亡避难的母邦白狄国就在今介休一带。直到晋昭公二年（公元前530年）晋国开始对白狄用兵，先灭其别部肥（今太原市东），从此才逐步占有了今太原地区。晋顷公元年（公元前525年），在经过对戎狄的屡次征战和拓疆争霸之后，晋国终于灭掉了诸狄，疆土广为扩大。故而历来史家有“狄之广莫（漠），晋之启土”之说。这一时期晋国正卿赵氏在晋国北部征战中接连获得了包括晋阳在内的几处领地，相继被晋国诸侯分封给赵氏做了卿大夫的采邑。于是赵氏开始对晋阳古城进行了大规模重建治理，城垣和宫室建筑不再采取简约的夯土技术，而是采用加固材料和加固措施，大大强化了晋阳古城的军事防御功能，使它第一次成为真正的军事重镇，雄踞中原最北部，控制和抵御戎狄袭扰。
奠定赵国百年霸业的立国基石
进入西周时期的奴隶制社会，中国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等级分封制度。贵族分王、侯、卿、大夫、士五等；都邑也分王城、都城、采邑三级，以示尊卑贵贱。为了巩固统治，周天子把征服来的土地、奴隶和贵族分封给同姓宗族与异姓诸侯，令其建立诸侯国，代行天子之职。诸侯可在诸侯国内设采邑分封给卿大夫；卿也按同一方式设采地封给大夫。天子理国的政治中心建王城，诸侯封国的国都建都城，而卿的封地只能建采邑城。采邑和王城、都城不仅政治等级不同，在营建规模上也有严格的礼制限制。由于那时的分封制具有鲜明的血缘政治特征，同姓宗族被封在王畿围，而异姓诸侯大都被分封在边远地区，这也是晋国诸侯所以将毗邻戎狄部落的晋阳所以封给晋卿赵氏的缘由。
不仅如此，晋侯把都邑封给赵氏还有更加深层的政治原因。据史料记载：春秋初期在列国诸侯中曾经发生过一次最大的政治事件，这就是晋国公室内部以孽庶支系取代大宗地位的“曲沃并晋”。在这次导致宗法制度崩坏的事件中，刚刚投奔到晋国的赵氏祖先叔带站在了最终成为胜利者的曲沃武公一边。此后武公的孙子重耳落难流亡在外十九年，又是叔带世孙赵衰为首从亡，备尝艰辛，忠心事君。而且就在客居异国之邦期间，狄人把廧咎如的狄族两姐妹分别嫁给了重耳和赵衰，使赵氏与晋国公室之间因此结为政治姻亲，以致晋文公成就霸业“多赵衰计策”（《史记·赵世家》），得益于赵衰辅佐发挥的关键作用。故而赵氏虽然属于晋国的异姓贵族，但是通过一代又一代的特殊努力取信于晋国诸侯，终于在晋国权力结构的变化中逐步获取了巨大的权益。从晋文公至晋出公的160年间，赵氏宗族中担任过晋卿者就有赵衰、赵盾、赵朔、赵同、赵括、赵旃、赵武、赵成、赵鞅、赵毋恤等十人，担任中军元帅者19人。赵氏受到分封的采邑和采地也最为广多，政治地位日益显赫。可以说整个春秋时期，赵氏是活跃在晋国历史舞台上最有影响的异姓卿大夫。正是这种生存环境使赵氏赢得了发展。到了春秋末，时任晋国正卿的赵鞅一方面利用六卿专政和晋公室卑弱的时机联合新兴贵族架空晋国公室，另一方面加紧扩大自己的领地和势力。他把创立赵氏基业的重心放在了晋国比较偏远的地区，尤其是晋国北部的晋阳。
晋阳地处晋中盆地北端，西依崇山峻岭，东、南两侧临汾、晋二水，土地肥沃，交通便利，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赵鞅曾先后派家臣董安于、尹铎治理，目的主要不在于为赵氏提供赋税收入，而是在于争取民心，加强防御，为赵氏提供坚强的军事保障，使之成为创立赵氏基业的大本营。据《战国策·赵策一》记，经过治理后的晋阳古城已是“城廓之完，府库足用，仓廪实”的坚固。而且由于城垣采用了狄蒿苫楚围筑，宫室的柱础也以炼铜铸成，这些建筑材料可在战时用作箭矢和铸造兵器。所以赵鞅和赵襄子先后两次遇危难走保晋阳，城池固若金汤，屡攻不克。尤其智伯纠合韩氏与魏氏攻打赵襄子时竟围困晋阳古城三年，决汾水灌城，仅差三个版筑险些灌入城内，战争打到了“城中巢居而处，悬釜而炊，财食将尽，士卒病赢”的残烈程度，晋阳古城却依然坚不可摧，最终为赵氏赢得了反败为胜的转机。赵鞅营城的深谋远略不仅导致了晋国三分天下的裂变，而且也奠定了赵氏240年群雄争霸的立国基业。
赵襄子立国后，开始把晋阳作为赵国初期的都城，依托晋阳古城的重要战略地位和军事防御设施，将疆域范围向北扩张到了今河北和内蒙古的广大地区。赵国迁都邯郸后，晋阳仍旧是赵国西北部的重要屏障，辅佐都城。乃至秦灭六国时也深知赵国存亡系于晋阳的道理，因此公元前246年首先发兵晋阳。晋阳古城陷落不久，赵国随之灭亡。
推进历史重大转折的政治舞台
晋阳古城之所以被历代帝王和兵家看重，原因在于它得天独厚的特殊区位和地理形势。它所处的黄土高原东有太行山为天然屏障，阻隔华北大平原；西、南皆以黄河作为襟带，连接陇西、关中和广大的中原地区。自中原回望，山高万仞，拔地而起，居京师上游，太行之巅，表里山河，地势险要，进可攻而退可守，“可以拊天下之背而扼其吭也”（《读史方舆纪要》）。晋阳古城又是北方各地和各民族交通的枢纽，也是通往古都长安、洛阳的咽喉。各国使节和商人携带文书和珍奇异宝需要先在晋阳休整停留，然后进入中原。早在尧、舜、禹时代这里便属于陶唐封地和禹都夏墟所在，后又成为以藩屏周的晋国都邑。晋阳古城处于这样一种特殊的战略要地，北扼幽燕，南瞰中原，“襟四塞之要冲，控五原之都邑，”自然也就会成为历代的“霸府所在”和兵家必争之地。在中国古代社会，推进几次重大历史转折的事件都发生在这个政治舞台。晋阳古城就如同一个撬动历史发展的支点，不时地左右着政权的分离、统合与朝代的更迭变换。
公元前475年，中国进入了周元王元年。这一年赵氏宗主赵鞅去世，赵毋恤，即赵襄子继承父位。虽然赵襄子仍然担任晋国正卿，但是这时晋国公室的权势已经相当卑弱，面对羽翼丰满而日渐强大的赵氏、魏氏、韩氏、智氏、范氏和中行氏等六卿专政几乎完全失去了控制能力。赵襄子即位后把晋阳确定为赵氏的政治军事中心，以此为战略基地立即与列国展开了群雄逐鹿的兼并战争。这一事件实际上标志着赵国的建立。在此之前，《史记》、《汉书》和《古本竹书纪年》所有关于赵氏活动的记载都是采取晋国纪年，而从赵襄子立国开始则使用了
“襄子元年”的赵氏纪年，并列于诸侯各国，作为由春秋时期进入了战国时代的转折与起点，对于中国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时隔二十年后，晋卿智伯向赵氏索要土地遭到拒绝，便率同韩、魏举兵攻赵，围困晋阳。赵襄子坚守城池并说服了韩、魏二氏，反过来与赵氏联合，在公元前453年一举灭掉了智伯，三分其地。从此晋国土地被赵、韩、魏三氏瓜分，史称三晋。这次发生在晋阳古城的“三家分晋”事件进一步促使中国历史出现了战国七雄争强的局面，也使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终于结束了近700年悠久历史，走向了它的消亡。
秦统一中国后实行郡县制，把太原郡设在晋阳。西汉初期汉高祖封皇子恒为代王，都晋阳。后来刘恒登上皇位，即历史上的汉文帝，又把皇子参封为太原王坐镇在了晋阳。东汉时太原郡改设并州，晋阳仍为并州治所。到了东汉末年这里变成“董卓之乱”的策源地。公元189年并州牧董卓率先起兵，领并、凉二州3000精兵骁将进军洛阳窃取了朝政，把东汉王朝推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次事件彻底改写了东汉历史，导致东汉统一帝国的瓦解，开启了汉末群雄争霸的始端。董卓之乱不仅造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政权割据，而且由此诱发了历时四百多年的魏晋南北朝割据和混战，继战国之后把中国引向了又一次大分裂时代。从此晋阳古城再度被推到了政治军事斗争的最前台，它的名字也在史册与典籍中频频出现。群雄各方凭借晋阳古城这座政治舞台，演绎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武剧。继三国之后的西晋末期，并州刺史司马腾和刘琨相继坐镇晋阳。刘琨大肆扩展城垣，筑城高四丈，周二十七里，城中又有三城。但是因其借助少数民族力量参与王室内乱，结果把匈奴和鲜卑引入并州，变成了南下中原的跳板。晋阳古城随之成为那一时期割据混战的核心与焦点。
公元317年西晋灭亡，开始了十六国时期的战乱。先是匈奴刘渊在今山西离石建立了并州地区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接着拓跋鲜卑氏的北魏王朝入主中原。最后又因大将军、太原王尔朱荣、尔朱兆乘北方六镇动乱之机，两度起兵攻陷洛阳都城，并“欲迁都晋阳”，后以晋阳遥控了北魏朝政。不久尔朱兆的部将高欢灭其家族，另立新主，分裂了北魏政权，将邺城（今河南安阳）定为东魏的都城，晋阳定为别都。高欢“以晋阳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坐镇晋阳挟制邺城，实际上掌握着东魏政权。高欢死后，其子高洋称帝建立北齐，在晋阳建起了气势宏大的古城，城内还建有晋阳宫，同时在汾水东岸另外增筑一城，使州郡与县分城而治，把晋阳变成了国家的政治和权力中心。那时晋阳城的规模和地位甚至超过了首都邺城，成为名副其实的霸府、别都所在，对于当时中国历史的影响达到了顶峰。到了北周末年晋阳仍有“天下精兵处”和“雄藩巨镇，非贤莫居”的说法。
北周灭北齐后又被隋王朝取代。隋文帝封杨广为晋王，镇守晋阳。不过只有三十几年，便因隋炀帝的暴政和对高句丽战争的失败点燃了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导火线，大火很快席卷全国。这时发生在晋阳古城的又一次事件再度推进了中国历史车轮的重大转折。隋大业十三年
（公元617年），太原留守唐公李渊与子李世民及刘文静、裴寂等乘势在晋阳举兵，转向突厥称臣，引兵西进，直取长安，开辟了李唐王朝将近300年的帝业，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为繁荣辉煌的“贞观盛世”。晋阳古城因而被唐太宗称作“王业所基，国之根本”，定为李唐王朝的北都，在唐代修筑三城，大扩城垣。据《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五》至德二载正月条胡三省注：“太原都城左汾右晋……，长四千三百二十一步，广二千一百二十二步，周万五千一百五十三步。宫城在都城西北，周二千五百二十步，汾东曰东城，贞观十一年长使李勣所筑。两城之间曰中城，……合东城周四十里者，止言都城耳”，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气势雄踞龙山、汾水之间。
在这之后的五代十国时期，后晋石敬塘、后汉刘知远、北汉刘崇也都相继在晋阳建国定都。晋阳霸府成了朝代更迭的龙兴之地。赵匡胤建立北宋后为了消除藩镇割据，立国之初数次征讨盘踞在晋阳的北汉，甚至不惜御驾亲征，效法晋卿智伯引汾水围灌晋阳古城的先例，然而均无功而还。直到宋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宋太宗赵光义亲自来到晋阳，指挥将士攻城，“蹲甲交射，矢集城上如猬毛”，“城无完堞”，异常激烈，终于攻陷晋阳古城，灭掉了北汉，实现了统一。赵光义也正是看到了地势险要的晋阳古城在历次藩镇割据中所起的不同寻常的作用，所以才“诏毁太原旧城，改为平晋县，以榆次为并州”，强迫移民，纵火焚烧太原庐舍，彻底破坏了这座名震四海的千年古城，使晋阳古城从此退出了中国历史舞台，在后来的史籍文献和版图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催生中华民族融合的
早期摇篮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融合由来已久。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出现列国争霸的春秋时期；第二次民族大融合则出现在群雄逐鹿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两次民族大融合形成了以华夏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在这两次民族大融合中，晋阳古城都处在了至关重要的孕育和催生的地位，对于中华民族的发源、形成和发展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据史料记载，早在商、周时代，中原周边就已经分布着几十个游牧民族的部落，即《礼记·曲礼》所谓“东夷、北狄、西戎、南蛮。”尤其来自北方的戎狄部落对中原构成的威胁最大。由殷商至东周的一千多年里，戎狄各部对于中原华夏族的袭扰和商、周对戎狄族的征伐从来没有停止过。周成王之所以把叔虞封为唐国诸侯，分给他象征权力的车、鼓、甲、钟，并且赐以怀姓九族，职官五正，命以《唐诰》（《史记·晋世家》），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以藩屏周，北御戎狄侵扰。据史料记载，古唐国泛指古冀州（今山西）地域，曾是唐尧封地和夏墟所在。帝尧和夏禹时尧都、夏墟有过多次迁徙，后期主要在今山西翼城和曲沃地区，其北部则长期成为戎狄族的游牧区域。夏代的都邑晋阳也被苏、箕、北唐和燕京戎、西落鬼戎、翳徒戎、廧咎氏等戎狄轮番占据，很早便融入了戎狄文化。戎狄部族也逐渐学会种植谷物，使用金属工具，获得布帛等汉族织品。叔虞被周成王封在唐国而定都于翼。他的儿子燮即位后因为古唐境内有晋水，遂改国号为晋。但“晋居深山之中，戎狄与之邻，而远于王室。王灵不及，拜戎不暇。”（《左传·昭公十五年》）唐叔虞面对中原华夏族与戎狄族杂居的局面，从一开始就实施了“疆以戎索”的特殊民族政策，不是按照周法分配耕地，而是按戎狄生活惯例分配牧地。此后晋国在近七百年里一方面伐狄拓疆征战不息，吞并了周围许多戎狄国，另一方面又对戎狄部族采取了安抚政策，使他们渐渐变游牧为定居，从事农业生产，融进了华夏族。晋国一直与戎狄族保持着密切关系，就连晋公室成员和卿大夫也把与戎狄族通婚视为平常事。晋公子重耳和夷吾的母亲都是戎狄女子，重耳与赵衰又都娶隗姓女为妻。纵观晋国的政治活动和晋文公称霸诸侯，几乎都曾得力于姜戎。晋阳从北狄手中转交晋卿赵氏之后，被征服的戎狄随之也成了赵氏治下的子民。这时与采邑晋阳相邻的还有赤狄建立的代国。最初赵鞅采取了与代国和亲结盟的政策，将女儿嫁给代王结成姻亲。而在公元前475年赵鞅去世后，赵襄子刚刚即位，丧服未除就立即诱杀了他的姐夫代王，占领代地，消灭了赤狄最后的余脉，使赤狄完全融入了赵国。赵襄子立国之初向南发展受阻，于是依托晋阳继续向北扩张，在征战兼并的过程中，部分白狄也与当地华夏族融合在了一起。从晋阳古城遗址附近的赵鞅墓葬出土的汲水器、帐顶和带提链的青铜虎形灶等青铜器中，便可对民族文化在晋阳的融合窥见一斑。魏晋之际，董卓之乱引起的诸侯争霸给北方匈奴南下中原提供了可乘时机。在曹魏政权和西晋政权采取的安抚绥靖政策下，匈奴各部源源不断涌入并州地区分地而治，与当地的汉族长期杂居，其中五部匈奴
“皆居于晋阳汾涧之滨”。他们开始注重发展农业生产，完成了由畜牧经济向农业经济的过渡，取得了与汉民族相同的经济基础。一些匈奴还在汉人军中充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从公元317年到公元581年两个半世纪混战的动乱时代里，群雄割据使得并州地区成为匈奴、羯、氐、羌、卢水胡各族以及后来崛起的鲜卑族拓跋部南下中原的主要战场和跳板。各族为争夺晋阳重镇及周边都邑频繁展开激烈的拉锯战。据《魏书·食货志》记：当时“天下大乱，生民道尽，或死于干戈，或毙于饥馑，其幸而自存着盖十五焉。”虽然拓跋鲜卑氏也曾一度统一北方，建立了北魏。魏孝文帝途经晋阳大举迁都洛阳，入主中原。然而时不过百年，尔朱叔侄以晋阳遥控北魏朝政，高欢、高洋父子又相继在晋阳建立东魏和北齐了政权。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接连不断的战乱给并州地区的少数民族部落造成了流离失所。而当战乱结束或政权崩溃后，他们并没有迁回到他们原来的居住地，而是留下来与并州地区的汉族人杂居共处，甚至相互通婚，繁衍生息。各民族大都学会了农耕织作，中华民族的文化在民族融合中得到了发展。尤其魏孝文帝采取了禁鲜卑服、鲜卑语，改鲜卑姓，尊儒崇经，恢复礼乐，弘传佛教，推行汉族的天文、历法和习俗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之后，少数民族不仅在经济生活上变得完全和汉族一样，而且在文化语言和风俗习惯上也逐渐汉化。汉族也从少数民族那里吸收了许多新的成分，促进了畜牧业发展，使并州地区成为著名的畜牧业和养马基地。汉人学会了少数民族语言，喜爱传唱鲜卑歌谣，善于娴熟地吹奏胡笳和演奏琵琶等乐器。据《魏书·辛绍先传》云，当时晋阳人甚至效仿鲜卑人的服饰，经常头顶“垂裙帽”。随着民族融合逐步扩展到中原和华北广大地区，游牧民族的服饰也从并州流行到中原，而且引起了中国服装史上第一次巨大的变革，从此中国的男子不再穿裙。《梦溪笔谈》还有“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的记载。因长期受少数民族尚武精神的影响，使并州地区多出骁勇善战之士，“人性劲悍，习于戎马”（《隋书·地理志》），形成了强悍好斗的社会风气。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并州男儿”也由此成为赞誉勇士的溢美之词。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以晋阳为中心的并州地区民族大融合使中华民族的文化空前丰富繁荣。隋唐以后匈奴、羯、氐、鲜卑、乌桓等民族从所有文献的记载里消失了。今天从建于北齐的太原天龙山佛教石窟可以看到按汉人形象雕凿的佛像、布帛服饰和斗拱造型的佛堂殿宇。这些介于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之间反映佛教汉化过渡的作品，为我们解读晋阳民族大融合的历史提供了有力佐证。从太原发掘出土的两座北齐墓的壁画中，也同样不乏汉式殿堂及胡人身着汉服画像的实例。
晋阳古城作为历史活动的舞台和文化传承的载体，留给了后世太多的遗产和沉思。我们的祖先凭借这座千年古城，在无数激烈动荡的社会变局中领导时代潮流，推动了历史发展，创造了华夏文明。在那个叱咤风云的渺远年代，晋阳古城曾经长期处在牵动中央政治枢纽的关键地位，藩屏中原，拱卫京师，维系着国家的安全稳定，拥有过自己的辉煌。它因政治时势而兴，也因政治时势而亡。尽管宋太宗彻底毁灭了晋阳，而在汾河彼岸的唐明镇上另起炉灶新建了一座太原城，但是却无法改变和削弱晋阳古城曾经有过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如今，始于北宋时代的这座太原城也已经历尽了一千多年的沧桑巨变，然而它却始终传承着古老晋阳的历史基因与文脉，保持着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地域文化，依然延续着晋阳古城造就出的敢为人先、顽强拼搏、融汇天下、变革创新的品质和风尚。所不同的是，今日太原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代。它在确保社会稳定的同时，作为我国北方东、西部地区的承接点，在省域经济发展和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中区域中心城市的职能和地位更加凸现出来。为此深入发掘晋阳文化内涵，研究晋阳古城兴衰的历史，继承和弘杨这座古老城市留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进而促进太原市经济社会率先发展，对于拥有悠久历史和丰厚文化遗产的晋阳古城无疑是最好的纪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