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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文革”浩劫刚刚结束。
那时候当过红卫兵、做了6年知青、又在钢铁厂干了两年半熟练工的我，终于因为写小说而调进了《汾水》杂志编辑部。和很多中国人的命运一样，我的母亲、父亲先后在“文革”中去世。那时候的我还背着一个很大、很难熬的家庭政治包袱，父亲的罪名能否平反还是一个等待了很多年的恐惧。“文革”的结束对于我来说远远不是只有得救的狂喜。亲人在迫害和折磨中的去世，给心灵的创伤就像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黑洞。从天堂到地狱的精神幻灭，又在那个黑洞外面留下一片荒芜的空旷。记不清在多少个不眠之夜和父母相见，记不清在多少个不眠之夜独自一人守着荒芜和空旷，守着那个永远无法填满的黑洞。
那时候，全中国都沉浸在轰轰烈烈的伤痕文学的眼泪里，可是我却没有写出一个字的“伤痕”。
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平生第一次去大同，第一次和那个眼神霍然相遇。
表面的理由是到了“五四”青年节，团支部要组织活动，其实是一群被禁闭了许多年的年轻人憋得难受，实在想出去逛逛。30年前的中国还没有旅游业，那时候时兴的说法叫春游，还多少保留了一点简朴的诗意。我们的春游没有什么严格的计划，只是在假期之内，往一个方向上尽其可能地多走走，多看看，有点信马由缰的散漫。一伙年轻人热热闹闹地游到了大同，大家先登北岳恒山，然后是金龙峡谷百丈绝壁上的悬空寺，接下来当然就是最著名的、人人必看的云冈石窟。北岳恒山、悬空寺、云冈石窟都没有围墙，都没有门卫，也都不收门票，到处都是掩饰不住的荒芜和破败。云冈的院子里，除了文物所的管理人员，没有解说员。走过乱石遍布的河滩，走到武周山脚下，在一个又一个幽暗的石窟里出出进进盲目地乱转，远远地，就看见了云冈大佛伟岸如山的侧影：大耳垂肩，结痂趺坐，微微颔首，面对着塞外的亘古荒原。我们一个石窟一个石窟地看过去，在落满了煤灰和沙尘的地面上留下些零乱匆忙的脚印，留下些嘁嘁喳喳的猜测和争论。不远处，河滩边上的杨树刚刚抽出嫩绿的叶子，杨树下面拴着几头寂寞的黄牛。石窟前空地的草丛边上悠闲地游荡着两群觅食的鸡。荒凉、寂寞的悠闲中，我们这一群人的兴奋显得有点突兀。
终于，嘁嘁喳喳的闲谈和争论忽然静了下来，左顾右盼的眼神不由自主地集中到对面，一群心猿意马、玩兴正浓的年轻人和大佛脸对脸地正面相遇了。片刻的安静之后，人群里发出几句词不达意的感叹：
“噢———
这就是大佛呀！真高呀，真大……”
“这么高，这么大得凿多少年啊……”
“你说怎么别的都毁了，怎么大佛就没有毁呀？一千四五百年啦……你看，你看，都挺好的，眼睛还是亮的，还是黑眼珠……”
“那黑眼珠是什么东西做的？怎么装进去的呀？”
不知不觉中太阳已经西斜，山脚下边别的游客早已陆续散去，只剩下我们这一群。夕阳从武周山背后辉映着干净、辽远的蓝天。没有云，也没有风，只有天幕上被夕阳辉映的透彻的宁静和身边词不达意之后的再一次安静。
在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大同一直是北魏王朝的首都。料想不到的是，云冈石窟正是经历了“太武灭佛”的浩劫之后，在“文成复法”时期开始凿建的。武功赫赫的太武帝拓跋焘在位期间，曾经两度下诏灭佛，拆毁寺庙，捣毁佛像，强令僧人还俗，征召50岁以下的沙门还俗服役，捕杀拒不还俗的高僧。云冈现存的45座石窟，5．1万多尊造像，都是在文成皇帝宣布“复法”之后持续60年累建而成的。眼前第20窟的这尊佛像，就是到处被人传颂的云冈大佛，属于初期开凿的“昙曜五窟”，是由著名的昙曜和尚主持建造的。这五窟的主体大佛的造像分别以北魏的道武、明元、太武、景穆、文成五帝为楷模，其中四位安详而坐，只把灭佛的太武帝设定为立佛，而且在他的袈裟上布满了无数大大小小、千姿百态的佛像。灭佛浩劫好像是昨天的噩梦，柔肠寸断的慈悲终于化石为佛，武周山终于成为一切佛缘的再生之地。云冈大佛是死而复生的佛。对面那双静穆平和的眼睛不只是阅尽了1500年人间苦难的眼睛，也正是一双死而复生的眼睛。
1500年之后，“灭佛”的人和“复法”的人都已经化为尘土。1500年之中，更不知有多少朝代和生命化为了尘土。只有武周山下这双安静的黑眼睛留在了荒芜的寂静当中。
和那个静穆平和的眼神对视着，忽然就有眼泪涌上来，忽然就有深深的抚慰从这双黑色的眼睛里，从那个无底的黑洞里弥漫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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