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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灌晋阳的前因后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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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正处于奴隶社会瓦解、封建社会逐步确立的过渡阶段。宗法制、分封制、井田制遭到严重破坏，礼崩乐坏、诸侯争霸成为时代的主题。各诸侯国内卿大夫家族的兴起，翻版了周天子与诸侯国君政权争夺的过程，逐渐形成了天子不能制诸侯，诸侯不能制大夫的局面。 晋国是一个夷夏相伴之国，西周的宗法制度在晋国并没有被严格地执行，取而代之的是“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灵活政策。这就使得晋国的宗族组织较为松散，宗法制度更易遭到破坏。特殊的社会原因造成晋国成为当时社会变革、政权争夺最为激烈的地区。 曲沃代翼，晋国小宗取代了大宗，拉开了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序幕，也敲响了晋公族的丧钟。晋献公即位之初，面临“群公子逼”、“桓、庄之族逼”的危险，一改公室培植公族的宗法制度，对公族进行打击，形成了国无公族的局面，从此“国无公族”成了晋国的国策，这在当时是比较特殊的。公族把持政权的威胁被彻底消灭了，但却为异姓卿大夫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时机。晋文公即位后，跟随其流亡的赵衰、狐偃、魏犨、栾枝等异姓卿大夫自然受到重用，成为晋国霸业的缔造者，同时这些权重一时的异姓卿大夫势力也得到极大发展。此后晋国虽经历了襄公接霸、悼公复霸，但都无法挽回公室渐微、诸卿渐强的局面。至晋平公时，公室大权已经旁落，政权渐渐被新兴的异姓卿大夫范、中行、智、赵、魏、韩诸氏所掌握，形成六卿专权的局面。 晋国六卿是新兴封建政治势力的代表，他们通过土地制度改革，废除奴隶制下土地公有的“井田制”，建立封建土地私有制，同时也赢得了民心。但六卿的改革深入程度却不尽相同。以亩制为例，赵氏最大，以二百四十步为亩。范、中行氏的田亩制最小，以一百六十步为亩；韩、魏、智在一百八十步到二百步之间。同是按亩征收赋税，田亩越大赋税自然越轻，耕者得到的实惠就越多。 六卿在不断削弱公室的同时，积极发展私家力量、经营各自的根据地。随着彼此实力均衡态势的打破，积累已久的矛盾开始激化，以争夺土地为目的的兼并战争一触即发。晋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7年），一场由赵氏内讧引起的六卿兼并战争爆发了。当范、中行氏对赵氏发动进攻的时候，赵简子退保晋阳。这也是晋阳城首次见诸历史记载。赵简子凭恃晋阳，纵横捭阖 ，经过八年苦战，最终以赵氏为首的智、魏、韩联盟战胜了范、中行氏，并瓜分其土地，开启了“四卿霸晋”的局面。赵氏是这场战争的主导者，也是最大受益者。 赵简子卒后，智瑶成为执掌国政的正卿，开始专擅晋国国政，智氏也逐渐发展成势力最强的家族，其“主骄臣奢”更是无以复加。智氏恃强先后向韩、魏索要土地，韩、魏实力较弱，无奈之下只好避其锋芒，将万家之邑送与智瑶。智瑶贪心不足，又指名向赵索要蔡和皋狼二地，被赵襄子拒绝。赵襄子继承父业后，首先设计灭掉北方的代国，实力与智氏不相上下，且皋狼乃赵氏祖先发祥地，赵襄子岂肯拱手相让。公元前455年，智氏胁迫韩、魏两家共同出兵攻打赵氏，赵襄子退居晋阳固守。智瑶围困晋阳而不能下，于是引水淹灌晋阳城。“城不浸者三版”，城中“巢居而处，悬釜而炊，财食将尽，士卒病羸”，百姓“易子而食”，然城依旧巍然屹立，“民无叛意”。生死存亡之际，赵氏派家臣张孟谈趁夜出城密会韩、魏，一番“唇亡齿寒”的剖析，正中魏、韩要害。于是三家里应外合，共灭智氏，三家尽分智地，赵氏多得十城。赵襄子也接替智瑶成为晋国执政卿。 晋阳之战，是春秋战国之交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当时正值中国奴隶社会制度瓦解，封建社会制度确定的时期，新兴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推动了社会的变革和进步。四卿之战为三家分晋奠定了基础，意味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宣告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胜利，拉开了战国时代的帷幕。因此史学界将三家分晋作为东周时期春秋与战国的分界点。 晋阳之战对赵国更是意义非凡，赵简子、赵襄子父子两次退保晋阳，两次挽救赵氏于危难，两次壮大了赵氏，正是晋阳成就了“简襄功烈”，也奠定了赵国在战国七雄中的地位。 晋阳之战中，赵氏最终取得胜利，根本原因在于，他是春秋末期晋国新兴地主阶级的典型代表，改革最为彻底，是晋国最富有活力的一支力量。早在晋平公十四年（公元前544年），吴国政治家季札出访晋国后，已经预见了晋国政局的发展趋势。“晋国之政卒归于韩、魏、赵矣。”晋定公时（公元前511年－公元前475年），吴国著名军事家孙武在同吴王阖庐的对话中，全面分析了晋国六卿实力优劣及发展趋势，并预言：范、中行氏先亡，智氏次之，韩、魏又次之，“赵毋失其故法，晋国归焉。”季札、孙武预言的根据正是六卿土地改革的彻底性。 赵氏两次争战，两次依靠晋阳城取得胜利，和晋阳城的地理优势也是分不开的。 晋阳位于太原盆地北部，汾水以西，晋水之阳，东有太行山，西靠吕梁山，易守难攻的地理形势决定了晋阳城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赵简子、赵襄子父子在历次战争中，也看到了太原盆地的重要性，认识到只要控制了太原盆地，便可南制诸卿，北伐诸戎。于是赵简子先后派董安于、尹铎治理晋阳，将晋阳营造成赵氏的堡垒。当晋阳城先后受到范、中行氏和智氏围困的危难时刻，正是由于赵简子对晋阳城多年的经营，赵氏才得以转危为安。 晋阳之战前，赵氏在太原盆地的势力并不稳固。《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14年）：“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司马弥牟为邬大夫 （今平遥西南），贾辛为祁大夫（今祁县东南），司马乌为平陵大夫（今交城西南），魏戊为梗阳大夫（今清徐），知徐吾为涂水大夫（今榆次），韩固为马首大夫（今寿阳南），孟丙为盂大夫（今阳曲北）。”距离晋阳最近的梗阳，便属魏，涂水则属智氏。通过晋阳之战，赵氏扩大了领土，加强了太原盆地的控制权。从沈长云先生《赵国史稿》中“赵国初建时期（公元前453年）疆域示意图”可见，晋阳之战结束后，涂水、梗阳等已归赵氏。这些疆土一些是瓜分战败者的领土，一部分是卿大夫间领土互换调整的结果。文献中多有三家互换城邑的记载。如梁惠成王九年（公元前362年），魏以涂水、阳邑（今太谷东）换取了赵国的泫氏（今高平）。从中可窥见赵氏控制太原盆地的战略始终没有改变。 晋阳之战后，赵氏在太行山以东取得大片土地，列强兼并、各国争夺的重点也已转移至中原一带。晋阳已经成为赵国的大后方，为便于对新取得领土的管理，逐鹿中原，公元前424年，赵献子即位时即迁都中牟（今河南鹤壁西），公元前386年，赵敬侯又迁都邯郸，与晋阳成肩背之势。此后晋阳与邯郸这种表带山河、首尾相应，攻守一体的战略格局迄战国而至北朝、隋唐不改。 由于史料记载的简约，水灌晋阳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留给后人许多困惑，特别是智伯用哪条水灌城，研究者莫衷一是。《国语》“（襄子）乃走晋阳，晋师围而灌之”，没有提到引哪条河水。《战国策》说：“三国之兵乘晋阳城，遂战。三月不能拔，因舒军而围之，决晋水而灌之。”但《史记·赵世家》却说：“三国攻晋阳，岁馀，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而同出自《史记》的《魏世家》又说：“决晋水以灌晋阳之城。”后世治史者发现了太史公说法的矛盾，也进行了一番辨证。不过人言人殊，迄无定论。 近年来，晋阳古城遗址的考古工作取得很大进展，我们找到了东周时期晋阳城的遗迹，也为水灌晋阳疑案解决提供了一些线索。 从东周晋阳城所处地理环境来看，其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西城墙处地表最高海拔约795米、东城墙处地表最低海拔770米，高差近25米。考古调查得知，城墙遗迹的分布随地势起伏，现存西部城墙高出地表5米多（据发掘资料，战国西城墙基址在地表以下约2米，地上部分应在10米左右），东部城墙已埋在地表下10余米。可见当时东西城墙之间落差应在35米左右。而汾水从城东流过，现存海拔767米。当时海拔应比现在更低。以汾水灌城，无论是在下游筑坝，还是在上游掘沟，要想冲灌晋阳城，特别是西城墙，都得筑起高约40米以上的堤坝。这在当时无论是人力或者财力都是不可想象的。而晋水发源于晋阳城西南海拔1400米的悬瓮山，源头海拔810多米。就地势而言，引晋水易而汾水难。且晋水至今犹名智伯渠，遗迹尚存。说“决晋水以灌晋阳之城”，应该更符合晋阳城的历史地理环境。即使如此，文献记载的“城中巢居而处，悬釜而炊”也有文学描述的成分在内。试想当时晋阳城的地理环境，城市地面东西落差达35米，水从西边乘高灌入，自然会从东边低处流走，正如《史记·正义》所说晋水“其渎乘高西注入晋阳城，以周灌溉，东南出城注於汾阳也”。因此城内被淹部分主要应在东部，西部应无大碍。 关于水灌晋阳城，古城西北风峪沟之水也应考虑，风峪沟水历来是晋阳城最大的水患，特别是雨季山洪，更是来势凶猛，智伯围晋阳三年，既然引晋水，焉有不用风峪沟之水？当然，文献不载，考古工作也仅仅是个开始，一切疑问，只有依靠今后考古发现来解决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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