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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中医针灸和京剧的发展流布及现状

  编者按:道得今来古往情

  我们总是会与京剧不期而遇:

    电视剧《潜伏》中,站长高兴之余不禁唱起“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电影 《梅兰芳》的热映;一个花旦小桃红反串演唱了《空城计》,胡适就写下了 “最是动人心魄处,一腔血泪染桃红”的诗句。

    我们总是会与中医针灸不期而遇:

    朱熹有足疾,曾请过一位道人为他施行针灸,旋觉轻安。朱公大喜,厚谢后还赠诗一首:“几载相扶藉瘦筇,一针还觉有奇功。出门放杖儿童笑,不是从前跛行翁。”

    《西游记》在第三十六回中,有一首唐僧抒发情怀的诗。其诗曰:“自从益智登山盟,王不留行送出城。路上相逢三棱子,途中催趱马兜铃。寻坡转涧求荆芥,迈岭登山拜茯苓。防己一身如竹沥,茴香何日拜朝廷?”这首诗选用了益智、茴香等九味中药。虽然药的功能与诗的内容无关,但这些药名却揭示了《西游记》的情节,颇值玩味。

    中医延续了几千年,在西医还未流入神州大地时,针灸这种奇妙的手法已经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治愈了无数人的病痛。在古籍中,扁鹊、华佗、李时珍……这些利用中医针灸妙手回春的 “神医”的传说至今脍炙人口。

    中医针灸和京剧都具有很深的文化内涵和学术含量,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在中医针灸和京剧被联合国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之后,我们用四个版的篇幅,就山西中医针灸和京剧的发展流布及现状,进行了以点带面、提纲挈领的梳理。希望我们和国粹的相遇变成相识、相知。

小小银针耀华夏 

一枚小小的银针,经过医生的妙手,就能解除患者的病痛折磨。在中医针灸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际,带着对传统针灸医学的敬重与神往,1123日,记者走访了山西省针灸研究所(山西中医学院第三中医院)及山西名医吕景山、针灸专家文洪等,倾听他们讲述山西针灸的发展历史,了解到山西针灸在华夏的重要地位。

古文献始于周代

    针灸学是中国古代医学重要组成部分,据考证,针灸在我国已有近3000年历史了。周代出现了金属用针,春秋战国时期已普遍应用针灸疗法。针灸以针刺入人体穴位,运用插、提、捻、转等多种手法,产生刺激并通过全身经络的传导,来调整气血和脏腑功能,从而达到“扶正祛邪”、“治病保健”的目的。由于它经济实用、操作简易、器械简单、疗效显著等优点,几千年来在我国医学中成为重要的传统医疗手段之一,在世界上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山西针灸著作始于托名周代伯乐《针经》两卷,其实际著成时代已无法确考。宋清源(今清徐)庄绰著《灸膏肓腧穴法》,元代窦桂芳将该书和 《皇帝明堂灸经》、《子午流注针经》、《针灸》等书,编为一轶,名《针灸四书》行世,至今该书仍属研究膏肓腧穴重要的文献。明著名针灸学家杨继洲是浙江人,世代从医,家中藏有众多真秘古籍。他常“取而读之,积有岁年,寒暑不辍”,得其真谛,遂有心汇集一部针灸专著。他“参考指归,汇同考异,手自编摩”,汇编《卫生针灸玄机秘要》,但未刊行。万历年间,杨继洲为巡按山西监察御史赵文炳治痿痹之疾,“至则三针而愈”。赵文炳为了答谢他,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亲自主持,晋阳(今太原)靳贤整理,在平阳(今临汾)首次刊行了杨继洲在《卫生针灸玄机秘要》基础上增辑而成的《针灸大成》,有力地推动了山西针灸学术的发展。自此后,明乡宁郑晖著《针灸渊源》,清曲沃卫侣瑗撰《针灸全书》,虞乡(今永济)邵化南作《针灸发明》,针灸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民国期间,针灸逐渐成为专科,但战乱频起,临床医生大多忙于诊务以谋生计,无暇著述。民国十年(1921),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成立“针灸征集讨论会”,广泛征集家传针灸手法特技、秘方、验方等,但未见有汇编性资料形成。

空前发展 名家辈出

    新中国成立后,山西针灸学术、临床技能空前发展,著作层出不穷,在全国颇有影响,针灸医学的春天来了。

    在安静的专家门诊,说到针灸被列入非遗名录,76岁的吕景山教授说,这是一件中华文化的喜事,他回忆起山西针灸医学界一位位老专家,一个个非同寻常的名字。曾在山医大一院工作的老一辈针灸专家祁季槐,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发展山西中医事业,从北京专门请来的。他的“放血疗法”在上世纪60年代初非常著名,他认为许多疾病皆因“气滞郁结”,点刺放血病痛即可缓解,著有《简易针灸疗法》。尚古愚老先生也是从北京中医研究院请到山医大一院的针灸专家。他针灸功底深厚,且富有创新性。他提出 “同经相应取穴法”,如手腕关节内侧扭伤疼痛,他不扎疼处,即手厥阴心包经,而找对应点,即足厥阴肝经来扎,针刺后疼痛立即减轻,确有奇效。其弟子杨占林将老师尚古愚的理论整理出版为《同经相应取穴法》。杨占林自己的著述《针刺意外的防治》则系统论述了针刺常见的事故及预防救治方法。

    1984年,省中医研究所的一个科室针灸科分立出来,成为山西省针灸研究所,它的成立是山西针灸医学跨越发展的一大步。当时全国只有5所省级针灸研究所,山西占了一份。山西省针灸研究所的成立,第一任所长师怀堂功不可没。他1985年改制出最初的新九针针具,创始的“新九针”疗法名扬海内外,曾被誉为“九针震华夏”。我国针灸泰斗邱茂良教授曾赠诗师怀堂:“九针重新制,技艺亦何深。精通歧黄旨,推陈才出新。法从多中取,效从法中生。医林称创举,嘉惠后来人。”山西省针灸学会特授予师老 “针灸泰斗”的荣誉称号。

    吕景山是京城四大名医施今墨的弟子,是省针灸研究所第二任所长,1962年从北京中医学院毕业分配到山西省中医研究所工作,1964年为响应国家针灸医学的发展需要,被抽调到卫生部第一批援外针灸班学习一年,这个班当时从全国只抽调了18人,为针灸援外储备力量。他结合个人多年临床经验,阐明取穴配伍之法则,创立“对穴”疗法,使针灸疗效大大提高,著有《针灸对穴临床经验集》。省针灸学会会长焦顺发著有《头针》,他的头针疗法治疗脑出血、脑梗塞等脑源性疾病在国内外很有影响。十大名医祝谌予教授,在临床“对药”、“对穴”的应用中独具匠心,省中医研究所老中医冯尚武的“背部大针深刺”法、襄汾谢锡亮的灸法、汾阳名医张振晖的“双手行针”、平遥钟新淮的电针疗法等医家各有特色,诠释出针灸医学一个个神秘的内涵。

    谈到现在山西针灸医学的杰出代表人物,冀来喜教授首屈一指。他是山西省第一位针灸医学博士,现任山西中医学院针灸推拿系主任、山西中医学院副院长,是博士生导师。他创立了 “秩边透水道针法”治疗前列腺疾病,被鉴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他的“腧穴胃病方的研究”,省科委课题鉴定同样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山西针灸名扬海外

    1970年开始,山西成立对外援助医疗队,开始对喀麦隆进行医疗援助,每一批医疗队里必有一名针灸大夫。1975年至1977年,吕景山大夫到喀麦隆援外,用针灸为当地人治病,在那里的两年多受到了官员和百姓的赞赏。当时喀麦隆的风湿病、疟疾病人较多,吕景山回忆说他门诊量最多的时候一天达到了180人次。当时的喀麦隆总理保罗·比亚因过度劳累,患上了失眠和神经衰弱,甚至彻夜不眠,西医疗效甚微,他非常痛苦,请中国医疗队会诊。吕景山诊断这位总理因劳累引起脏腑功能紊乱而导致失眠,遂为其调理治疗。他在总理背部扎针,头一天扎针后,总理晚上就睡了5个小时,连续治疗三四回,睡眠正常了。从此,总理喜欢上了中国针灸。

    保罗·比亚后来成为喀麦隆总统,因为针灸,这位总统与山西中医学院第三医院副院长、山西中医学院针灸推拿系副主任文洪教授也建立起深厚的友谊。文洪多次参加出国援外医疗队,多次被单独邀请到喀麦隆为保罗·比亚总统进行针灸调理。通过针灸,保罗·比亚从疲乏劳累中恢复过来时,他总是握着文洪的手说:“我感觉太好了,你有一双魔术般的手!”

    文洪教授说,中国的针灸在欧美、非洲等地,非常受欢迎,当地人常常竖起大拇指说:“中国针灸,正宗!”在中国援外医疗队,每个医疗点即使只有两名大夫,其中必有一个是针灸按摩大夫。文洪不仅是喀麦隆总统的中国保健医师,也为成千上万的当地百姓诊疗,喀麦隆的大夫也跟着他学习中国针灸。

    1998年开始,受国家商业部、省卫生厅委托,省针灸研究所开始承担国际针灸培训班临床实践带教任务,举办了13期,成功接待了五大洲60多个国家的700余名学员,将我国传统医学精湛的技术,源源不断地输入到世界各地。小小的银针连接起四海友谊。

    满头白发的老专家、中青年骨干、年轻的学生……一群人,一支支队伍,山西针灸医学的火炬正一代代传递下去……

小资料:针灸篇

  针灸是一种中国特有的治疗疾病的手段。它是一种“从外治内”的治疗方法。是通过经络、腧穴的作用以及应用一定的手法,来治疗全身疾病的。在临床上按中医的诊疗方法诊断出病因,找出疾病的关键,辨别疾病的性质,确定病变属于哪一经脉,哪一脏腑,辨明它是属于表里、寒热、虚实中哪一类型,作出诊断。然后进行相应的配穴处方,进行治疗。以通经脉,调气血,使阴阳归于相对平衡,使脏腑功能趋于调和,从而达到防治疾病的目的。

    中医针灸是针法和灸法的统称,针法就是根据病症,把毫针剌入人体相关的穴位,用捻、转等手法来治病;灸法通常选择用具有温通经脉作用的艾叶作为主要材料,按一定的穴位来熏灼体表局部,利用温热刺激进行治疗。灸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形成了由十四经脉、奇经八脉、十五别络、十二经别、十二经筋、十二皮部以及孙络、浮络等组成的经络理论,以及361个腧穴以及经外奇穴等腧穴与腧穴主病的知识,发现了人体特定部位之间特定联系的规律,创造了经络学说,并由此产生了一套针灸穴位图方法和针灸穴位图体系。

    针灸疗法是祖国医学遗产的一部分,也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民族医疗方法。千百年来,对保卫健康,繁衍民族,有过卓越的贡献,直到现在,仍然担当着这个任务,为广大群众所信赖。

名医老药山水间

    在山西这块土地上,流传着与古代名医有关的诸多故事,也盛产令人自豪的古老中药——党参。

    医缓,春秋时期秦国人。据《左传》记载,晋国国君景公姬据生病,晋景公听说秦国有良医,就派遣使臣求医于秦国。秦桓公派医缓往诊。医缓即到晋国,诊景公病直言不讳:“疾不可为也!”因为病程已发展到“在肓之上,膏之下”的晚期,而“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成语“病入膏肓”典出于此。

    医和,春秋时期秦国人。据《左传》、《国语·晋语》记载,晋平公姬彪有疾,求医于秦国,秦景公嬴后派遣医和往诊。医和诊病后说:“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平公问道:“女不可近乎?”医和答道:“节之”,还对疾病的机理做了阐释。

    因医术高明,后人遂将医和、医缓并称“和缓”,作为良医的誉称。

    有一次,扁鹊到了晋国,正碰到晋国卿相赵简子由于 “专国事”,用脑过度,突然昏倒,已五天不省人事了。大夫们急忙召扁鹊诊治。扁鹊号了脉后沉静地说:“病人的脉搏照常跳动,不必大惊小怪!不出三日,他就会康复的。”果然,两天半后赵简子醒过来了。

    相传扁鹊曾医救虢太子,扁鹊死后,虢太子感其再造之恩,收其骨骸而葬之,墓在永济。

    另有一说,扁鹊路经永济清华时,适逢盛夏,瘟疫肆虐。扁鹊在村中支起10口大锅,夜以继日为当地百姓熬药治病,消除了瘟疫。后奉旨赴秦,为秦武王看病。途经临潼时,被秦国太医令李醯刺杀。清华人感念扁鹊的救命之恩,几经辗转,将其尸体运回永济安葬,并建庙以祀。

    无论说法如何,扁鹊墓在永济是确实存在的,它位于今永济市虞乡镇清华村东。墓冢高17米,周长近47米,呈圆锥形。冢旁立有高035米的碑座,镌刻文字漫漶,可辨识“大观元年三月□日杨□信□□重□收扁鹊墓”字样。墓东有扁鹊祠,祠内存明万历庚子(1600年)《重修扁鹊祠记》碑,记云“祠宇时久”,创始年不详。清代多次重修。雍正八年 (公元1730年)《重修扁鹊庙记》始将“祠”改为“庙”。

    传说扁鹊生于农历正月二十,按当地习俗,这一天早上要吃包子,喻为咬香包,有驱病保平安之意。永济洗马村附近有扁鹊庙,南郭村有药王庙,每年在药王生日,两地都要举行盛大的纪念活动。

孙思邈

    在孙思邈100多年的生命历程中,单在洪洞就度过了63个春秋。

    公元618年,李渊称帝,建立唐朝。唐高祖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孙思邈由京兆府北渡黄河,来到洪洞,隐居于洪洞城南的南坂里村为百姓治病。凡是贫者来看病,他不但不收诊费、药钱,还腾出住房,给远道而来的病人住,并亲自熬药给病人喝。只要有人请他看病,他从不推辞。

    不久,山西北部刘武周的一股军队夺取了太原,并向南进军。李渊命儿子李世民率兵回师北上,在晋南一带迎击刘武周的军队。据洪洞县城南南安乐坂街的孙真人庙正殿的碑文记载:李世民在洪洞南坂一带与刘武周的骁将尉迟恭进行了一场决战。战斗中,李世民负重伤,但经孙思邈治疗,痊愈康复,得以继续北上消灭了刘武周的军队。李世民对孙思邈感激万分,欲封其官,孙思邈婉言谢绝。李世民无奈,在率军北上前,封孙为“安乐真人”。自此,南坂村改名为南坂安乐村。

    那时,洪洞东、西两山的老百姓多夜盲症,富人得脚气病,他让夜盲病人吃动物肝脏,用米糠、麦麸治脚气,效果灵验。

    孙思邈从71岁到整整100岁期间,把在洪洞治病时所积累的验方编成其第二部医书《千金翼方》。

    他曾经独自一人行医山西,不辞劳苦涉足蟒河山水寻找草药。有一次,他偶然医好了一只跌伤的猴仔,后来,因遭奸臣追杀,孙思邈携家人逃进蟒河深山中,蟒河猴群以德报恩,从官兵手中解救了孙思邈。

    不仅猴子与孙思邈有缘,老虎也曾相伴孙思邈左右。相传有一天,孙思邈骑着一头小毛驴到五台山采药。突然,小毛驴站着不动了,浑身像筛糠一样抖起来。孙思邈探头一看,前面路上卧着一只老虎。孙思邈打量着,发现老虎喉部卡着一块骨头。孙思邈没费多大劲,便从老虎口中取出一块兽骨。可得救的老虎纵身一跃,将小毛驴扑倒在地吃掉了。孙思邈很生气,转身上路。停了一会儿,老虎追到孙思邈前面卧下来,孙思邈没有责怪老虎,径直向前走。谁知老虎紧行几步,又卧在孙思邈面前,用背擦着孙思邈的腿。孙思邈明白了老虎的意思,便骑在虎背上。从此,孙思邈骑虎走遍五台山,采了许多药,为人治了许多病。

    孙思邈至绵山采药,发现绵山白木耳具有强身的特殊功效,曾大力推广,百姓食之,功效显著。

    为了纪念孙思邈,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建有大大小小的药王庙,而洪洞南安乐坂之孙真人庙,无论规模之宏大,建筑之雄伟,历史之悠久,影响之深远,在全国众多的药王庙中,都可谓首屈一指。

    清光绪《山西通志》卷一百六十四载,洪洞县、永乐州皆有孙真人庙,称安乐庙,卷一六六载,猗氏县亦有孙真人庙,则称药王庙。

    孙思邈于唐永淳元年 (公元682年)病逝,相传葬于洪洞县淹底乡孙张村。相传,该村孙姓大部为孙思邈之后裔。据《洪洞县地名录》载:“孙张村位于淹底乡西北部。相传,唐代名医孙思邈即此村人。唐太宗负伤后,由孙思邈医治痊愈,后封为药王,建药王庙于村西,现碑石俱存。该村初名大坂,后因张姓较多,依孙思邈、张姓,故名孙张村。”

潞党参

    相传在隋文帝时,上党郡的一户人家每夜都听到宅后有人呼叫,但又始终不见其人。后来在离家一里多的地方发现一棵植物的枝叶不同寻常。于是向下挖掘,深达五尺,得见根部,形如人体,似有四肢。自从挖出此物之后,那户人家就再也没有听到呼叫声了。此事传扬开去,人们认为这是得“地之精灵”的“神草”。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引述了这个古老的传说。

    在平顺县石窑乡境内有一地名曰“猪拱地”,这地名与神仙吕洞宾、铁拐李有着密切的联系。相传,吕洞宾和铁拐李相随到太行山云游,当他们进入平顺地界时,忽然看见一头山猪在坡上的土里乱拱,拱过的地方黑土疏松,土里长着一种形似豆秧的东西。铁拐李随手拔起,把根放在口中,边嚼边跟着吕洞宾继续赶路。走过了一程,吕洞宾气喘吁吁,回头再看铁拐李神情如常,想了半天,铁拐李说:“我刚才把山猪拱过的草根含在口中,不觉今日浑身轻松丝毫也不吃力。”因其现身于上党盆地,故人们为这种药起名“党参”,因地属当时的潞州,故又名为“潞党参”。人们为了纪念铁拐李发现了潞党参,遂把山猪拱过的地方叫“猪拱地”。

    李时珍所引故事中的 “神草”就是潞党参。其因党得名,因潞闻名。

    唐宋时,时称潞州辖内壶关县紫团山一带盛产紫团参,这在中国许多药典和诗词中多有记载:“头面手足皆具”(《五杂俎》),唐代诗人段成式求好友设法弄一根,并告之“人形上品传方志,我得真英自紫团”。《梦溪笔谈》记载,北宋宰相王安石患有哮喘病,有人得知吃紫团参有特效,便送一根给他。清廉的王安石竟不受,说:“我平生不食紫团参,也活到今日。”从宋代起,它一直被列为皇家贡品。明洪武六年,山西潞州进献紫团参,明太祖说:“人参得之甚难,毋重劳民。”到了清代,紫团参彻底绝迹。无奈间只得用上党地区的另类党参代替。对此乾隆感慨颇深:“奥壤灵区产神草,三丫五叶迈常化,而今上党成凡卉,自惜天公保异珍。”紫团山的南庄村一带有条参园沟,沟上的庙宇里竖石碑一通,记下了当地产参的历史。至今这一带仍广泛流传着党参姑娘传播党参的故事。

    古时候,贫苦青年张郎自己上山找党参。累饿间他倒在了一个岩洞里,迷迷糊糊中好像睡在了花瓣铺的床上,面前还站着个年轻姑娘,面目俊秀。姑娘告诉他说:“前面夹槽里有一大棵党参,你把它挖去栽在自己园里,再掐一片叶儿,给你父亲煎水喝,病就会好。”梦醒之后,张郎爬过悬崖来到夹槽,果然发现了一棵党参,模样儿就像那位姑娘。他把党参栽到菜园里精心培养,终于有一天,党参架下走出了梦中的姑娘,并与张郎结为夫妻。

    旧时为了采集到名贵的党参,参农们历尽艰难,上党流传着一首民谣:“药老儿似神仙,荒山野岭遍地串。寻得药材钱几何,几何粉身命归仙。”为了鉴别潞党参的真伪,让两人同时走路,行前一人口含潞党参,一人不含,然后急走三五里,倘若不含者大口喘气,而含参者却气息自如,这便是真正的潞党参了。

小资料:名医

    扁鹊,战国时代的名医,由于他的医术高超,所以当时的人们借用了上古神话中神医“扁鹊”的名号来称呼他。扁鹊奠定了中医学的切脉诊断方法,开启了中医学的先河。相传有名的中医典籍 《难经》为扁鹊所著。司马迁《史记》曾为其立传。

    孙思邈,唐代著名道士、医药学家,被人称为“药王”。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据《旧唐书》载:“七岁就学,日诵千余言,弱冠善谈老庄及百家之说,兼好释典。”著有《千金翼方》、《备急千金要方》、《摄生论》、《福寿论》。

    党参为中国常用的传统补益药,党参之名首载刊行于乾隆二十二年 (公元1757年)吴仪洛所著的《本草丛新》。乾隆三十五年 《潞安府志·物产卷》载“古有人参……今所出惟党参”。长治市党参品种很多,分布在平顺、壶关、长子、潞城、黎城、武乡等县,不仅在全国销量很大,而且在亚洲各国也享有很高的声誉。在全国各地所产党参中,除山西五台山一带野生的野台党之外,以潞党参的品质最优。

    张锡纯,医界称其为 “执全国医坛之牛耳者”。他的著作《医学衷中参西录》中写道:“人参之种类不一,古所用之人参,方书皆谓出于上党,即今之党参是也。考《神农本草经》载,人参味甘,未尝言苦,今党参味甘,辽人参则甘而微苦,古之人参其为今之党参无疑也。”

京腔京韵在山西

    “京剧及地方戏曲是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源远流长,丰富多彩,与人民大众生活思想感情贴近,许多戏剧故事,正面反面的历史人物在民间广为流传,通过演出发挥了文艺的娱乐、审美、认识等方面的功能作用。我国城乡广大群众以往基本上是从戏剧演出中了解历史的。”从上世纪50年代就在我市文化部门工作的杨秋实先生在家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为做这个专题,记者于1122日、23日两天走访了山西省京剧院、省戏研所,听年近九旬的原省京剧团团长陈云超、已退休的72岁老演员孙鸿福、山西省戏剧研究所研究员顾铁铭及杨秋实先生讲述京剧入晋的时代背景、京剧在山西的发展流布状况,以及一代代京剧演员为事业的执着与贡献,颇为感慨。

京剧入晋

    山西省戏剧研究所研究员顾铁铭老师向记者讲述了她十几年的研究成果:

    据晋剧老艺人王永年先生口述、刘巨才与段树人编写的《晋剧百年史话》记载,清代同治初,太原就已出现了京剧的活动,所演剧目以武戏为多。李殿臣、李大安在《京剧在山西》一文中谈到演员赵鹏飞时也说到,赵于1877年由山东来太原,入梆子、京剧兼演的“两下锅”戏班广福班学艺谋生,并说“广福班以演武戏见长”,“是迄今已知的山西最早演唱京剧的班社”。民国十四年(1925)五月四日《戏剧月刊》第二十号载的剑锋《晋剧探源》云:“武戏短打在晋中路亦盛行,昆曲也兼有扮演者。此两种为京班所输入。当光绪初年京班在晋省中路演唱多年,今则微矣。”太原及晋中一带如此,那么山西的其他地方又是何时出现京剧活动的呢?据山西广灵县任凤舞1984年在广灵县南加斗村的古戏台曾发现 “同治六年(1867)二月牞京都三庆班在此一乐也”的舞台题壁。舞台题壁证实,最晚在同治中叶,太原、晋中之外的山西其他地区也出现了京剧活动。

    山西徐沟县(今太原清徐徐沟)人、生于光绪二年(1876),后曾留学日本,并参加过同盟会的刘文炳在民国《徐沟县民俗志》曾这样说:皮簧“在光绪十年前,每年只省城组有一班,为抚藩衙门门丁承办,供各衙门、公馆、会馆喜庆堂会”。

    由于省城衙门、公馆、会馆的喜庆堂会毕竟有限,而艺人又不可一日无食,所以省城自组的京班有时也至城外的郊县演出二三日,借以弥补衣食所用的不足。这样一来,京戏在山西的活动便由省城太原很快发展到了诸如徐沟、榆次、阳曲等县区。到光绪末,随着太原出现戏园,京剧在山西的活动场所也发生了变化,他们选择了戏园而远离了村镇。

    京剧自传入山西,其影响在不断扩大。作为这一论断的另一有力佐证,是京剧票房的出现与发展。早在清末,太原的察院后就曾出现过一个京剧票房。不过,这个票房主要是供当时的上层社会人物在茶余饭后前来消遣,普通老百姓是无缘参与其活动的。

    进入民国,以太原为中心的京剧活动在原有基础上持续发展,京剧活动场所增加,演出质量提高。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当时的一流京剧演员有的也来到山西。诸如小达子(李桂春)、李兰亭、雪艳琴、李万春、程砚秋等;其次,京剧由城市步入农村,进而走向山区,活动足迹几乎遍及山西全省;第三是出现了具有相当规模的官办的京剧演出团体;第四是业余京剧活动的进一步开展;第五是培养京剧幼童的私人戏房的出现;最后是反映现实生活的京剧剧目的大量出现,其中以根据地、解放区更为突出。

战争时期

    讲到抗日战争时期,顾老师感慨地说:“我军的京剧活动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现实生活中提取素材,在战争中排练演出。”

    “比如,活动在太行地区的建军剧团演出了《夜袭飞机场》,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文工团在晋东南创作演出了《荡家恨》,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野火剧社创作演出了《小白龙》。在晋绥根据地,这一阶段出现的最有代表性的京剧剧目是1941年张一然创作的《嵩山星火》。这一阶段在山西出现过的人民军队中的京剧团体有:黄河剧团、延安鲁艺实验剧团、野火剧社、抗大分校宣传队、太行山剧团、抗大总校文工团、建军剧团、一二零师战斗剧社、野战政治部实验剧团、铁骑剧社、晋绥平剧院、五一解放平剧团等。虽然这些文艺团体的从业者中,出身科班、训练有素的专业人才并不很多,大多数是出于对京剧的爱好或根据革命需要而来,但他们却以高度的时代感和责任心,赋予了京剧一种新的生命力与特殊功能,使京剧超脱了以往单纯娱乐消遣的作用,一跃而成为呼唤人民觉醒、谴责敌人凶残的武器。毫无疑问,这在京剧史上是值得大书一笔的,在山西戏曲史上也是极其辉煌的一页。”

    京剧院团

    195510月,在团长李铁英率领下,天津红风京剧团来太原演出,以其丰富的剧目、精湛的技艺,在观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当时太原没有自己的京剧演出团体,热爱京剧的广大观众也早已不满足只看来去匆匆的外来剧团的演出,于是政府出面协商,天津市同意将红风京剧团划归山西。19567月,正式改天津红风京剧团为太原市京剧团,由太原市文化局领导。团址设在太原市后小河。原团演职人员72名。

    据杨秋实先生回忆,1956年他在太原市文化局工作期间,天津红风京剧团经太原、天津两市协调归属太原市,他奉命赴天津办理交接。当全团人员乘火车离天津行前,天津市有关方面和戏曲界人士到车站欢送。当时,厉家班的厉慧良与团长李铁英、副团长陈云超嘻嘻哈哈,情状友好。

    “文革”前的10年间,太原市京剧团以演出传统剧目为主,后期则加大了演出以现代戏为重点的新剧目力度。“文革”开始后,在大演“样板戏”的过程中,扩大了影响,巩固了地位,积聚了人才,1968年升格为山西省京剧团,并于1992年扩建为山西省京剧院。

    山西省京剧院是一个善演新戏,勇于开创的表演团体,由于在山西开创京剧事业,与素有戏曲大省、梆子摇篮之称的三晋大地求生存、谋发展,必须要有过硬的本领。因此,入晋以来,以建团元老李铁英、陈云超为首的第一代艺术家带领着来自于津、京、冀、海等地区的艺术家们,在三晋大地、黄土高原上努力耕耘,开创了骄人的业绩,为京剧事业在山西的生根发芽奠定了基础。在艺术发展的道路上寻找自己的风格和特点,大胆地创作新剧目,比较著名的有:《红色交通线》、《彩练明珠》、《郑成功》、《蔡锷与小凤仙》、《虎皮爽碑》、《海誓》等,以及精心打造的、与中国京剧院合作排演的反映晋商文化的《走西口》。

    群星璀璨

    1122日上午,我走进位于文源巷的山西省京剧院办公楼,好听的胡琴和吊嗓声即使关上会议室的门,也能依稀听到。

    陈云超老先生从他11岁练功、12岁首次登台表演、15岁拜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赵松樵为师说起,当讲到1941年,20岁的他随师兄在烟台“丹桂戏园”演出《金钱豹》每场必满,享有“逢贴必满”的美誉时,这位出生于1921年的老演员的双眼顿时充满了光泽;孙鸿福老师也回忆了他从跑龙套开始的舞台故事和一生的梨园情。

    从成立至今,山西省京剧院的演员群星璀璨,有李铁英、陈云超、任岫云、刘玉起、刘云秋、李芝纲、陈金彪、曹佛生、陈志清、耿文超、白承宗、赵昆翔、赵琬如、王福民、高爽、朱丽、郝斌武、石志红、徐瑞、武建文、张延培、尚继春、张杰、赵新田等国家一级演员、一级演奏员、一级导演、一级舞美设计师、一级作曲,有国家一级编剧华而实。李胜素是1990年至2002年间供职于山西省京剧院的著名演员。青年优秀演员王越目前就读于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

    传统给人以“法”,给人以“神”。它像一条不竭的“河”,随时可为京剧艺术的新苗提供滋养。正是一代又一代艺术家的革新与创造,使山西京剧薪传有继。

    早年间,人们把看戏称作“听戏”,因为那时候的剧场里设有茶座,人们是边喝茶、边聊天、边听戏的。清朝北平梨园竹枝词说:“坐时双脚一齐盘,红纸开来窄戏单,左右并肩人似玉,满园不向戏台看。”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盘着腿看戏的情形是多么惬意安详。

    京剧 “极人物之万途,攒古今之千变”,经历了盛衰变迁,展现过多种姿致。借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契机,我们期待她重新焕发光彩。

小资料:京剧

    京剧在山西的演唱形式大约有以下几种:

    一、外来流动班社(剧团)独立演出。这种演唱形式从清末京剧入晋至“文革”前一直存在。

    二、零散艺人搭班献艺。出现在京剧落足山西以后。一些京剧艺人,为了谋生结伴外出闯荡江湖。他们来晋后一般不能独立演出,需搭当地戏班。如民国二十三年(1934)太原中华大戏院就有名叫盖连仲的京剧艺人,与晋剧艺人刘芝兰、张玉玺等同台演出。

    三、邀角来晋演出。外出邀角的现象出现在山西有了相对固定的京剧班底之后。所邀名角大多来自北京、天津,在社会上有一定名气。如小达子(李桂春),曾于民国七年(1918)应邀来太原承庆园演出;金少山,曾于民国六年(1917)应邀演出于太原同乐茶园。

    四、本省自办的京剧演出团体。如果把有班底、乐队、戏箱,能够独立演出作为演出团体的起码要求,那么山西自办的京剧演出团体最晚在光绪初就已经出现,其中最值得记载的是1956年由天津落户太原的太原市京剧团 (后演变为山西省京剧院),其建团时间之久、活动范围之广、艺术水平之高、影响之大,是其他在山西出现的京剧团体无法相比的。 顾铁铭

脸谱中的老醯儿

洪丽云

    京剧脸谱是戏剧艺人在演出实践中,根据剧中人物性格塑造的需要,结合中华民族审美文化形成的京剧戏剧人物造型的艺术形式。关于舞台脸谱的起源有几种说法,其中之一源于我国南北朝北齐、兴盛于唐代的歌舞戏,也叫大面或代面,是为了歌颂兰陵王的战功和美德而做的男子独物。兰陵王高长恭勇猛善战,但其貌若妇人,因而每次出战,均戴凶猛假面,屡屡得胜。戏曲演员在舞台上勾画脸谱是用来助增所扮演人物的性格特点,相貌特征,身份地位,丰富舞台色彩,美化舞台效果,舞台脸谱是人们头脑中理念与观感的和谐统一。

脸谱的装饰性

    剧中人物皆以图案的装饰美构成谱式,用黑色构成图案骨架,与红色的嘴,粉色、白色的脸等形成色彩上的强烈对比,每个脸谱的眉、眼、鼻、嘴皆以精心设计的图案造型。关公用枣红色为底色,黑色的细眉眼,张飞黑、白、粉色相套以黑色为主造型,曹操则以白底色为主,饰以黑色纹理,在舞台上形成鲜明的色彩对比,对人物本身既是色彩装饰性的造型美化,又以色彩对比区别不同的人物,如《三国演义》中的刘备(老生)、关公(枣红脸谱)、张飞(黑脸谱),《三岔口》中的焦光普(武丑)、刘利华(三花脸)、任堂惠(武生),还有杨家戏中孟良(红脸谱)、焦赞(黑脸谱)、杨七郎(黑脸谱)、杨宗保(小生俊脸)及一些“杨门诸多女将”在同一舞台上形成强烈的色彩对比,装饰性极强。

脸谱的夸张性

    脸谱有很强的夸张性,首先脸谱将五官进行夸张,一般都画得较大,为的是观众在台下很远的地方就可以观看到人物的面目,其次,就是按人物不同性格、身份对五官进行夸张造型,如豹眼张飞的眼睛就画成黑色的大环眼,夸张性格的暴烈、勇猛;关公一般不睁眼,眼睛眯成一条缝,他若睁眼定要杀人;曹操白脸勾细长的奸眼,表现他奸诈阴毒的性格。小丑勾三角眼、方眼、小圆嘴、勾嘴、尖嘴等造型,滑稽幽默,有很强的装饰性。有的脸谱勾画甚至五官夸张移位,致整张脸变形,如孙悟空、猪八戒等的脸谱。不但造型可以夸张,色彩运用上也极为大胆,运用黑、白、红、黄、青五种“原色”造型,不仅色彩对比强烈,而且用色鲜明,强烈的色彩对比源于旧时舞台灯光的局限性,浓烈的色彩便于观众识别舞台人物。

脸谱的寓意性

    脸谱中也常用寓意的造型勾画脸谱,既是装饰手法,又是象征手法,如脸谱的色彩寓意,张飞、包公、李逵等用黑色为主的脸谱,黑色在脸谱色彩学中寓意忠诚、正直、勇敢、机智,有着很强的褒意;红色脸谱代表忠诚、公正、忠勇,如关羽赤胆忠心;白色脸谱代表奸诈阴险,心怀鬼计之人,如曹操;绿脸多为骁勇、粗犷的草莽出身人物;蓝脸表现性格桀骜不驯之人;紫色表示老实忠厚;黄色表示凶狠勇猛;粉红色表示年迈血衰;金银色表示庄严,多用于神仙圣人。如果从这些画法来分析,就会看出门道来了。

    脸谱的寓意性还有另外的表现形式,如在额头上画一小龙寓意此人将成帝王,如赵匡胤;包公额上画一个月牙儿,表示清正廉洁。

京剧中的山西人

    京剧舞台上的戏曲人物中,有许多山西人的艺术形象,如家喻户晓的关羽、关平(关羽之子),杨家戏中的杨七郎、杨五郎、孟良、焦赞等,他们都有着约定俗成的脸谱,关羽忠勇刚烈、正直、义气,是中国古典英雄人物中讲义气的典型。剧目有《桃园三结义》、《刮骨疗毒》、《过五关斩六将》、《走麦城》、《战宛城》等,为刻画其义气忠勇、誓死如归的性格,所以人物勾画代表忠义的红色脸谱,而且是重枣色,表现关羽血气刚烈、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画细眼寓意他做事深思熟虑,善于思考。剧中人物眼帘低垂,一旦睁眼,表明他火气冲天,会大动干戈,杀人动武。舞台上的关云长,额头及面颊上还画有七颗黑痣,象征其命运坎坷,用面相学的理论解释,说明他死得忠勇壮烈。

    京剧脸谱还借鉴生活中血统遗传的原理。关羽之子关平以其文脸谱为依据也勾红脸,有很强的褒意,表示他为忠烈之后,也是正直忠勇之人。与关羽不同的是,他画正红色脸谱,象征他比关羽更年轻,气血正旺。画黑色眉、眼、嘴,年轻时不戴髯。杨家戏中的杨七郎是一位八尺身高、黑脸环眼带点暴躁情绪的少年英雄,使丈八蛇矛枪,勇猛过人。在抵御侵略者的战场上英勇无比,刚正勇猛,直爽豪迈。杨七郎勾画黑色脸谱,立眉立眼表现出他的刚直不阿、视死不屈的性格,并且将中国书法草书书写的“虎”字,巧妙地设计为脸谱中的图案,在脑门上勾上装饰性很强的 “虎”字,套白色为底,寓示他是一位令人崇敬的豪气十足的“虎”将。勾红色的嘴,嘴大而下撇和他的虎字脸谱相匹配,彰显气宇轩昂的英雄本色。杨门七子之五子杨五郎为杨家军副帅。武功在七子之上,却不喜欢战争,天生慈悲心肠,一心向佛,浸淫于学武中,大有宗师风范。险被敌人残害,后逃往五台山出家。他的脸谱画和尚眉 (棒槌眉),眼大加环眼,白底粉红色脸颊,与鲁智深的脸谱相像,属和尚脸谱类。

    孟良、焦赞是杨家将中两员都以勇猛著称的大将,常常一起出场,被称为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孟良画红脸,焦赞画黑脸,二人均勾“雀形”大眼,眼角上挑,眉与额头图案相呼应,构成装饰型上挑眉,孟良额头勾画一只火红的葫芦,寓示此人爱好喝酒。焦赞、孟良忠勇刚猛,幽默智慧,是忠于杨家的“哼哈”二将,也是杨家将中的贴心“卫士”,二人的穿戴和髯口都十分相像,只是颜色一红一黑的区别。

    这些戏曲人物皆为观众所喜爱,也为山西人民所熟知,是山西人民、山西戏迷的骄傲,这些脸谱所具有的强烈的个性为观众认可和欣赏。京剧中的杨继业勾老生脸,而山西地方戏中也有勾画脸谱的,现已不再使用。

小资料:脸谱

    “脸谱”是指中国传统戏剧里男演员脸部的彩色化妆。这种脸部化妆主要用于净(花脸)和丑(小丑)。它在形式、色彩和类型上有一定的格式。内行的观众从脸谱上就可以分辨出这个角色是英雄还是坏人,聪明还是愚蠢,受人爱戴还是使人厌恶。京剧脸谱以“象征性”和“夸张性”著称。它通过运用夸张和变形的图形来展示角色的性格特征。眼睛、额头和两颊通常被画成蝙蝠、蝴蝶或燕子的翅膀状,再加上夸张的嘴和鼻子,制造出所需的脸部效果。

    脸谱根据描绘着色方式,分为:揉、勾、抹、破四种基本类型。

    揉脸:凝重威武,整色为主,加重五官纹理加以实现。是十分古老的脸谱形式。

    勾脸:色彩绚丽,图案丰富,复杂美丽,五彩缤纷,有的还贴金敷银,华丽无比。

    抹脸:浅色为多,以为涂粉于面,不以真面目示人,突出奸诈坏人之性。

    破脸:不对称脸,左右不一,形容面貌丑陋或意比反面角色。

    根据脸谱的图案排列,又把脸谱分为以下四种:

    整脸:最原始的脸谱形式,利用双眉把脸分为额和面两个部分的脸谱。

    三块瓦脸:在整脸的基础上再利用口鼻把面部分为左右的脸谱。

    花三块瓦脸:把三块瓦脸的分界边缘艺术化,加上各式图案的脸谱。

    碎脸:三块瓦脸的变种,其分界边缘花形极大,破坏了原有的轮廓。  



本文来源:太原晚报20101125;本文作者:申毅敏、阿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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