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文坛上世纪80年代形成的“晋军”作家中，韩石山是很有个性的一位。他是写小说走上文坛的，后来转向了文学评论，再后来转向了学者与专栏散文、随笔作家，又后来就成了演说家、编辑家。著作一本接一本出版，文章频频见诸于国内众多报刊，不缺席文坛各种热点交锋，甚至还参与一些社会问题讨论，知名度很高。
韩石山是
“文革”期间大学毕业的，被分配到吕梁山区的汾西县担任了多年中学教师，直到1984年，他才离开汾西县成为专业作家。在教书之余，韩石山选择了小说创作。由于他有丰富的基层生活体验，又有写作能力，作品很快就能被报刊采用。“文革”结束后，文学创作的春天到来，韩石山把主要精力放到小说写作上，成为当时山西青年作家中出类拔萃的佼佼者，不到10年时间发表了一大批作品，结集出版了《猪的喜剧》、《轻盈盈的脚步》、《魔子》与《鬼符》四部中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别扭过脸去》等。
长篇小说《别扭过脸去》堪称韩石山的小说代表作。这是一部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方式的作品，叙述者“我”，同时也就是小说的青年女主人公李惠兰。这种女性自述的叙述方式，明显有助于作品对于女主人公心路历程的充分表现，给读者以一种异常真实贴切的感觉。李惠兰是一个在内心深处渴求着真诚爱情的青年女性，但却因父母贪图两份礼钱而被迫嫁给了性功能不健全的猥琐男人刘成喜。刘家婆母抱孙心切，欲借河南流窜人赵子龙传宗接代，但李惠兰却早已在内心深处爱上了本村虽出身不好，但却既有高中文化程度，又很有男子汉气质的郭秉义。因此，她不仅在郭秉义被关进学习班以后想方设法帮助郭秉义与妻子风芝团聚，而且还不惜牺牲自己的尊严帮助他当上了生产队长。虽然在他们的“奸情”败露后，郭秉义曾经绝情地连“眼珠子都不朝我斜一斜”，但当李惠兰从下乡干部老张处听说郭秉义很可能受此事的牵连而被免去队长职务的时候，却又主动跑到公社承担了全部责任，使郭秉义保住了队长的职务。然而，尽管李惠兰为郭秉义作出了如此多的从肉体到精神上的牺牲，但郭秉义却始终没有真正地把她平等地作为情人来看待，反而得寸进尺地要求她为了自己的入党去和公社副书记睡觉。李惠兰真正地绝望了：“山圈里的事传出后，村里人的指责没能改变我的心，反倒坚定了我跟秉义好下去的意志。那天晚上闹了场，我也没有动摇。爸的话，我当成了耳边风。风芝的跳井，使我动了心，可没下了狠心。只有这次，我算看透了秉义的狼心狗肺。”情爱追求的失败给李惠兰以沉重的打击，但她仍然不准备放弃对真诚爱情的企求，从小说的结尾处即可看出，曾经被她拒绝过的赵子龙成了她新的情爱偶像。然而，赵子龙会不会是一个新的郭秉义呢？一切都还是未知数，只有生活会继续发展，小说开放性的结尾处理，给读者留下了相当充分的思考空间。
韩石山在《别扭过脸去》这部展示表现女性主人公的情爱追求悲剧的长篇小说中，为李惠兰主观上的爱情追求提供客观契机的，乃是乡土社会中极为根深蒂固的关于传宗接代的深层观念，李惠兰与郭秉义的爱情关系正是借助于这样一种潜在的观念形式才得以最终实现的。当类似于李惠兰与郭秉义这样的“奸情”败露后，乡农们往往习惯于对女性的指责唾骂，但对如郭秉义这样绝情绝义的男性却总是给予过于宽厚的许可与纵容。这一点在《别扭过脸去》中表现得异常明显，李惠兰和郭秉义在他们的爱情关系中各自的付出与所得，构成了最为醒目的对比。所以，李惠兰悲剧的成因，并不仅仅在于她遭遇了寡情绝义的郭秉义；在更为本质和更为内在的意义上说，她的悲剧是由黄土地上传承久远的不成文的乡俗所造成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认为作为个案的李惠兰的悲剧，其实是处于传统乡俗笼罩下的黄土地女性们的共同悲剧，对这一点的有力揭示与表现，则是韩石山的《别扭过脸去》最重要的思想价值之所在。李惠兰是他笔下的女性形象中最为成功的一个。正是在对李惠兰这一女性形象的塑造刻画过程中，我们明显地感觉到了作家的那种悲悯与同情心理的存在。
从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韩石山基本上不再写小说。他一方面以犀利的随笔和评论参于国内文坛的各种热点问题的论争，出版了《文坛剑戟录》、《纸窗》、《名节与狂傲》、《路上的女人你要看》、《韩先生言行录》等十几部集子；另一方面，他以沉静的心态和学者的风范创作出文人传记
《李健吾传》、《徐志摩传》和现代文学人物随笔集《寻访林徽因》等。除了自己的写作之外，从2000年起，韩石山担起了《山西文学》主编重任。在文学刊物普遍难办的情况下，他投入了很大精力，克服重重困难，保证了刊物正常出版，并以较高的文化品位，获得了不少读者的好评。
作为学者的韩石山，为了写出有价值的《李健吾传》和《徐志摩传》，不辞辛苦，多次跑京、沪等地图书馆、资料室，从大量资料中发掘有用的文字；尽可能多地走访一些还健在的过来人，掌握第一手材料。在写作过程中，韩石山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力求材料翔实，观点明确，文风朴素，既写出了李健吾和徐志摩这两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成就卓著的作家与评论家的应有地位、性格特点，同时也体现出了他自己做研究的态度与特色。因此，这两部传记受到了文学界人士的充分肯定。《文坛剑戟录》是韩石山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随笔文章结集，收入本书的文章，往往是就现代文学史上某个问题或某个人物发表的看法，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
与做学者严谨风格不同，韩石山在写随笔和评论时，总是抱着一种平和、轻松的心态，凡俗的题材蕴藏着深刻的文化内涵，无论长短，均能调侃幽默，妙趣天成，发人深思；评论作家作品，更是一针见血，尖锐深刻。他对写这类文章的理解是：“既然作品是作家的自供状，能见出作家个人的性情，自己又是最易了解也最难了解自己的，何不干脆知难而上，写写自己的喜怒哀乐，所思所见呢。至少这不是怯懦的标志。一个连自己的内心世界都不敢袒露，连自身形象都塑造不好的作家，尽可以让人崇敬，却难以让人多么得钦佩。”（《我的小气·自序》）这是他悟出的道理，也是这么做的。他希望自己的随笔能对当下文坛庸俗化、功利化的现象有所触动，其中有一部分能达到胡适对文学的要求：清楚明白、显示出力量、显示出美。
韩石山的散文随笔的确袒露出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和真实性情，许多读过他这类文章的读者都有一种体会：阅读韩石山的散文，会有一种畅快轻松的感觉，他写到的人或事，更接近常人的凡俗生活；他说出了许多人想说又说不出或者不敢说不便说的话。这未尝不是一位作家写作的范畴。事实上，韩石山的散文风格特点已经为文学界和广大读者接受，在国内散文作家中自成一家。韩石山的散文写得轻松，写得真切，是得力于他丰富的生活阅历、敏锐的洞察现实的眼光、厚实的知识积累以及富有个性的文字表达功夫。在做学者之余写些轻松的散文，对于韩石山来说，也是一种不错的调剂。
近年来，韩石山还有一大贡献是演讲。他不光给文学爱好者讲如何写作，也给大学生及社会各界人士讲如何做人；他不光在省内讲，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国内知名学府也曾邀他去讲，甚至还去欧洲讲。他总能针对不同听众讲得深入浅出，语言幽默，妙语连珠，配以生动形象的动作，很有吸引力，给听众留下深刻印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