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是新时期山西“晋军”作家中最有个性最有成果的一位，也是倍受全国文学界众多作家和评论家关注的山西作家之一。上世纪90年代后期，李锐在随笔集《拒绝合唱》中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现在回想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坛，总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遗憾，或说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听了太多的合唱。不是那样合唱，就是这样合唱。难道除了合唱而外我们真的学不会欣赏独唱？真的没有勇气独唱？”
李锐“拒绝合唱”的思想表现到小说创作中，是他写每一部作品都要写出个性来，写出不同于别人之处来。因此，从一个专业作家角度看，他的作品数量不算多，但每一部都是力作，都浸透着很多心血。
李锐1974年发表第一篇小说，迄今已问世各类作品数百余万字，主要有：短篇小说集《假婚》，中短篇小说集《丢失的长命锁》、《红房子》、《传说之死》、《2000年文库李锐卷》，长篇小说《旧址》、《无风之树》、《万里无云》、《银城故事》、《人间》，系列小说集《厚土》、《太平风物》，散文随笔集《拒绝合唱》、《不是因为自信》、《另一种纪念碑》，演讲、随笔集《网络时代的方言》等。其中，短篇小说《五十五壮汉》获得首届赵树理文学奖二等奖，《合坟》获得第八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三届《上海文学》奖特别荣誉奖。《厚土》获得第三届优秀中短篇小说百花奖、第二届“青年文学创作奖”、第十二届《中国时报》文学奖。《黑白》获得第六届《上海文学》奖。《银城故事》获得“2001—2003赵树理文学奖”、第六届“上海中长篇小说优秀作品大奖”长篇小说二等奖。此外，他还于1993年获得“庄众文文学奖”，2004年春，获法国“法兰西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等荣誉。他的许多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法文、瑞典文等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
最能代表李锐创作成就的，首推系列小说《厚土》。《厚土》是李锐的大型系列小说《吕梁山印象》中的一部分，小说以吕梁山为背景，以某一时代特定阶段的生活为载体，揭示出了在长久历史中形成的人类精神的沉积物，揭示出了在落后的自然经济状态下，人的典型的生存境况，并在这生存境况的典型性中，体现出人性的特征，由此而探求人的生存形态、意义与价值。
《厚土》的叙述方式表现为两种形态：一种是抹去人物具体生活的特定时代印迹，如《眼石》、《好汉》等等。在这些作品中，读者难以从中看到人物生活的时代，于是，作品所写的生活形态便具有了一种跨时代的久远性质。还有一种是读者虽然可以从其中约略看到人物所处的时代，如《锄禾》、《合坟》等，但作家的意旨却是旨在将此作为一种跨时代的人类的某种生存形态来写。
《厚土》中的景色描写是十分独特出色的。作品中的景物存在，不再仅仅成为生活环境、自然环境的组成部分，而是被置于人生存境况的层面之中。比如《看山》中的山，恰如人一样“只能在苍天之下忍受屈辱的山们沉默着、木然着，比肩而立，仿佛一群被绑缚的奴隶。沉默聚多了，便流出一种对人生的悲壮；木然凝久了，便涌出对死的渴望；于是，从沉默和木然中宣泄出一条哭着的河来，在崇山峻岭之中曲折着，温柔着，劝说着。”这是在写山，也是在写人，山像人一样，也有一种对生的悲壮，对死的渴望，其实，表面看是在写山，实质上是在表达人的生命的一种状态。《秋语》中，作家把人的苍老与玉茭的收割融为一体：“玉茭秆上割出许许多多一模一样的圆”，正如人生循环往复的单调一般，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可以说，李锐在《厚土》中的自然景色描写，对于揭示作品中所写的人的典型生存境况，具有极大的作用。
李锐通过《厚土》，是在探讨：人是什么？人的生存的位置、意义、价值是什么？由此形成的人与环境的关系是什么？这些话题虽然永恒，却是值得作家去不断探讨的，这也就是《厚土》的深刻意义。
上世纪90年代初，李锐开始写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旧址》。这部不足20万字的长篇小说，李锐“从冬天写到冬天，断断续续地花了一整年的时间。于是，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也被带进到小说里来，文字之间仿佛也有了四季的节奏和差别。”（《旧址》代序）《旧址》发表和出版后，马上引起许多作家和评论家的关注，认为小说所承载的丰厚思想内涵，有震撼人们心灵的力量，通过家族史的写作，击破了庙堂历史所构筑的神话，写出了历史的沧桑感、悲凉感，表现出人性在历史面前的无奈和历史与人性的抵牾。
《旧址》是李锐《厚土》之后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它的核心，是对人性何以会被扭曲、窒息、戕害的追问，是对历史与人性关系的审视。身处社会最底层的卑贱、贫穷，往往是政治、经济落后，文化愚昧的产物，这种落后与愚昧，只能使人性受到毒化、扭曲与戕害。物质的贫困往往导致精神的贫困。《旧址》对这一方面的揭示非常鲜明、深刻。李锐在批判下层劳苦大众身上的愚昧、野蛮、落后因素的同时，也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上层社会、上层人的生活。通过一些上层人的生活方式的描写，说明富裕的物质生活原来是建立在对其他人的压榨、排挤、剥削，对财富独自占有之上的，上层人对金钱、财富、富裕的物质生活的追求，造成了人与人的对立，人性就在猜忌、倾轧、陷害的毒沼中被扭曲、戕害了。
《旧址》从人的命运这一角度，对历史规律的巨大力量的揭示也是十分深刻的。在历史的各个阶段，人性都不能得以完全健全的发展与实现，在历史规律社会诸因素的巨大作用下，个人的命运显得十分渺小，充满着随机性、偶然性、被动性。但是，具体到每一个个人而言，人生、青春、生命又是一次性无法重复无法延长的，这就注定了人生的悲剧性。作品写出了人性在历史面前的无奈，写出了历史的永久，生命的短暂，写出了历史与人性的抵牾，但这些都是建筑在对人性的复归与追寻的根基之上的，因之，使得这种对人性的复归与追寻更具有一种广阔感、纵深感，这正是《旧址》获得巨大成功之所在。
《旧址》出版之后，李锐开始了《行走的群山》系列小说的写作。这个系列由多部中篇和长篇组成，都是以吕梁山为大的自然环境，以“文革”为大的人文环境，以插队知青与当地农民的生存方式、微妙关系为大的故事框架，由此而思考一系列问题，包括历史意识、人生价值、知识分子命运、农民深层心态等等，并且提示出农村变化中不变的因素、农村现实的贫困和农民心态的愚昧与沉睡状态，以及他们心理上的传统文化重荷。李锐认为，他的这个系列小说，不再是农村题材，也不是农民的小说，吕梁山出现在作品中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称或者一座山，而是具有丰富的文学内涵的象征物或者符号。
《行走的群山》发表出来的有中篇小说《北京有个金太阳》和《黑白》，长篇小说《无风之树》和《万里无云》。李锐对两个中篇不太满意，写完《无风之树》他才觉得是真正超越了自己。他说：“《无风之树》我写得很投入、很激动，除了作品本身渐渐的展示过程让我动情动心而外，真真切切地体验到对自己的超越是一种难言的启迪和鼓舞。”（《无风之树》代后记）《无风之树》的文化内涵的叙述方式，都是近年来长篇小说创作中独具个性的，他所展示的历史意识与文化思考，进入了一个深刻的层次；他的叙述表达了丰富的和强烈的自我体验。在《万里无云》中，李锐的这种艺术追求有了进一步的拓展。他在本书的《代后记》中谈了自己的想法：“在《无风之树》中初尝了叙述就是一切的滋味之后，我又想在《万里无云》中走得更远，我试着想把文言文，诗词，书面语，品语，酒后的狂言，孩子的奇想，政治暴力的术语，农夫农妇的口头禅，和那些所有的古典的，现代的，已经流行过而成为绝响的，正在流行着而泛滥成灾的，甚至包括我曾经使用过的原来的小说，等等等等，全都纳入这股叙述就是一切的浊流。做得如何我不知道，我只是凭着直感做了全身心的投入，做了那忘情的一跳。”
2002年，李锐出版了反思历史的力作——长篇小说《银城故事》。小说取材于晚清，以表现一批仁人志士投身革命活动的艰难曲折故事为主线，重点描写了与轰轰烈烈的革命起义相对应的民间生活原生态。正是这种复调式的情节设置，表现出了李锐强烈的重写历史的意识，将小说主旨直接指向历史内在的悲剧性本质，并对那些众所周知的历史观念进行独到的消解。作品中李锐虽然没有着力塑造一些主要人物，更难觅所谓的历史英雄，但无论是暴动的革命党，造反的农民，守城的官兵，还是做牛粪饼的牛屎客，汤锅铺里的屠夫，在故事中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都以种种独特的理想和方式参与到历史之中，使你无法判断是谁更有力地推动了历史。李锐的真正用意在于：不仅讲出历史自身的非理性真相，而且揭示了理性的人类在某种虚幻的真理名义下所进行的种种非理性的抗争。
《银城故事》获得了国内众多作家、评论家的高度评价，认为是2002年全国最好的长篇小说之一，2005年中国作协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中，顺利地入围最后的备选作品之列；而获得“2001—2003赵树理文学奖·长篇小说奖”则是众望所归，正如评委们给出的评语所说：“《银城故事》是一部风格独特、立意深远的长篇小说。真切的历史情怀，再加上精确的语言风格，叙述的却是骤然而至的战乱。志士们的救国豪情与民众的随遇而安之间的反差，令人深思。正是在这种种的矛盾冲突之中，作者注入了自己的人生信念，也实现了自己的艺术追求。”
李锐于2006年推出了继“吕梁山印象”、“行走的群山”之后的第三个系列小说———
农具系列小说《太平风物》。这部书以古老的传统农具为主要意象，把数千年悠远的农耕文化与现代社会放在同一平台上，使之碰撞，从而把中国农民与土地、农具之间血肉相连甚至生死与共的关系，表现得刻骨铭心；同时，农民在失去土地和失去世世代代生活方式、生活环境后的茫然、创痛和决绝，也在李锐的描绘中格外惊心动魄。这部书的一个特点是，书中的图片和文字、文言与白话、史料和虚构、历史的诗意与现实的困境结合，形成一种独特的“超文本拼贴”。李锐在《前言》中表达了写作这部书的缘由和目的：“《太平风物》这书名是我从《王祯农书》里得来的。七百年前，那个叫王祯的人看见一种农具被人使用，看见一派宜人的田园风光，和平，丰足，恬静，而又久远。这景物深深地打动了他，于是，他发出由衷地赞美：‘每见摹为图画，咏为歌诗，实古今太平之风物也。’七百年后，我的农具系列小说，也是出于一种深深地打动，出于一种对知识和历史的震撼，也更是出于对眼前真实情景的震撼。当然，我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风景，就好像从绿洲来到荒漠，就好像看到一通被磨光了字迹的残碑，赤裸裸的田园没有半点诗意可言。”关于这部书的艺术价值，也还是李锐自己讲述得清楚：“我曾为自己的文学追求定下一个苛刻的指标：‘用方块字深刻地表达自己’。在这里，对于方块字的‘用’的突破，和对
‘表达’的突破，都是对作者严峻的考验。我能从自己文明历史的最深处找到文学的源头活水吗？我能在毁灭和新生，悲怆和欢欣中，找到文学的绿意吗？我能在全球化的滔天巨浪里用方块字立定脚跟吗？这既是我的追求，也是我的困境。”
在写作《太平风物》的同时，李锐应一家跨国文化公司盛情之邀，与苏童、叶兆言等作家共同进行重述神话的创作。这次，李锐是与同是作家的夫人蒋韵共同完成的。作品以传统神话《白蛇传》为基础，书名为《人间》。与《白蛇传》不同的是，《人间》根据《三言二拍》的记载，将“许仙”正名为“许宣”，而故事末了，玉皇大帝被白娘子的儿子感动，恩准所有人都成仙上天。李锐认为，重述“白蛇”的故事，他参考了很多历史文本，还纠正了很多已经“深入人心”的常识性错误，给原来的单线条故事增加了多条线索，香柳娘之死、人蛇大战、白蛇救人、青蛇之死等段落，都是该书的点睛之笔，并对人和人性进行了更为广阔的反思。正如李锐所说：“人类将斩杀异类的罪名栽赃于法海，掩盖了自私与贪婪的本性，并把这一说成是真理与慈悲的抉择、情与理的冲突，这尤其令人心惊胆颤。当迫害依靠了神圣的正义之名，当屠夫演变成大众的狂热，当自私和怯懦成为逃生的木筏，当仇恨和残忍变成照明的火炬的时候，在这人世间生而为人到底为了什么？慈航苦渡，到底能让我们测量出怎样的人性深度？在这古往今来，每时每刻都会发生善恶抉择的人世间，生而为人是一种幸运，一种黑恶，还是一场无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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