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山西文坛上一批青年作家脱颖而出，包括成一、周宗奇、张石山、韩石山、王东满、柯云路、李锐、张平、钟道新、蒋韵、哲夫、燕治国、赵瑜等。这些作家既继承赵树理、马烽等山西老一辈作家的优秀传统，又锐意求新，创作出了一大批主题深刻、艺术表现手法多样的作品，对当时的全国文学界形成了一股强烈的冲击波。当大型文学刊物《当代》于1985年春天集中刊发成一、李锐等山西作家的一组重点作品时，便明确提出了“晋军崛起”的口号，并且很快得到了全国同行以及广大读者的认可。应当说，“晋军崛起”不但是对当时山西青年作家创作成就的高度总结和概括，是对山西所有作家的最好鞭策与鼓舞，而且也展示了山西文学创作在“山药蛋派”之后的再次辉煌，可以称得上是现当代山西文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黄金时代。随着时间的推移，“晋军崛起”的意义越来越清晰，将其看作新时期中国文坛的一道亮丽风景，成为文学界许多有识之士的共识。
“晋军”作家的作品，之所以能在当时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很大程度上是得力于他们曾经长时间地生活在基层。像李锐、柯云路、钟道新等人，是从北京等地插队落户到山西的贫困山区，他们与生俱来的都市生活方式和文化熏陶，在走向黄土地之后，理想、青春、现实的种种反差、失落、矛盾、冲突等等，使他们具有了思索、怀疑和富有激情的精神品性，于是，文学创作成为他们精神追求的最好载体，反思意识和追问情结都贯穿到了作品之中；成一、周宗奇、韩石山、王东满等人，是从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基层，他们继承了山西老一辈作家的体验生活的传统，又能够感应时代脉搏，跟上社会发展的步子，寻找到了比较适合各自特点的文学创作路子；而张石山、张平、蒋韵、燕治国、哲夫等人，就一直生活在普通群众中，大量鲜活的素材促使他们拿起了文学的笔，稍加提炼，就显得那么生动形象。因而，“晋军”作家对社会生活的本质，对老百姓的喜怒哀乐，都有着深切的感受和理解，并且能够用较强的理性思辨力去加以阐释。他们不再像前辈作家那样集中笔墨表现具体的场景情节，而是抓住生活中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努力从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人性的等等多种角度去审视人物与事件，显现出一种浓郁的忧患意识和理性意识。同时，在艺术手法上，不再拘泥于一种形式，而是表现出多样化的追求，既有传统的对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描写，也有现代的心理结构、文化寻根、情感展示等等。
“晋军崛起”不是一种孤立的文学现象，而是由特定的社会背景促成的。上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就中国文化界的整体情形来说，文学在其中所占的比重和具有的影响，都显示着明确的优势，一篇短篇小说或者一首诗歌，都有可能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应当说，当时人们最关心的还不是作品所达到的艺术成就或作家表现出来的创作风格，而是作品所反映的主题思想。这也是那个特定时代对文学的特殊要求。从作家的层面上说，如何突破相当一段时期文学的禁区，告诉人们一个什么样的文学观念，是他们的使命。文学的动向牵动着太多人的注意力，因为当时的电视、报纸远没有今天这样发达，更没有横空出世的互联网，文学作品自然就成为对知识和思想如饥似渴要吸收的中国人首要选择的对象，数量不多的文学报刊，发行量非常可观；人们之间关于一部作品口口相传的速度，同样是今天的人难以想象的。这样的时代特征，对于文学传统深厚的山西，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再加上有马烽、西戎等一批老作家的带动作用，许许多多有一定文学基础的中青年，都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文学创作中，试图展示各自的文学抱负。有如此之厚实的基础，于是，脱颖而出的佼佼者就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大批，有工人、农民、学生、干部，更多的是下乡知青。这也就为“晋军崛起”创造了坚实的基础和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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