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正是跟马烽、西戎差不多同时走上文学道路的，生活经历、创作风格大体上相近，是“山药蛋派”骨干作家之一。六十多年来，胡正写过小说、散文、诗歌、评论，但主要作品是小说。从他的小说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时刻注视着社会现实的发展与变迁，不断探求各种人物，特别是农民的历史命运、思想情感和生存态度。他笔下出现的重大变革时期的时代概貌，在一定程度上记录了社会演变的历史过程。他的不少小说，比如《汾水长流》、《七月古庙会》、《两个巧媳妇》等，就触及到了现实生活中那种最令人关注且最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因而产生了积极的社会作用。
胡正创作小说时，特别注意组织结构，并合理布局，使长篇长而不冗，短篇短而精巧。通常，他总是先把人物和情节条理化，分头叙述；然后再合二为一，混合发展。这样，使得线条粗朗，阵线分明，便于人们阅读欣赏。在语言方面，胡正的小说语言不仅有“山药蛋派”其他作家那种生动、活泼、朴实、自然的特色，而且具有一种散文诗式的音韵美；同时，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大大增强了故事的生动性，恰到好处地表现了人物的思想、性格、身份等特征。这些特征，形成于上世纪50年代，成熟于60年代，而新时期的小说则是这些特征的延续，并有所创新。
发表于1979年的
《奇婚记》，是胡正搁笔多年后重返文坛的第一部小说，属于“伤痕文学”时期的作品。它描写的是农村青年男女为追求正义和爱情的曲折经历，结构了郭秀妮、周全娃跟黄玉喜的三角关系。但这种三角关系之问没有发生矛盾和争斗，反而成了对付坏人的无形的同盟，使原来无法解决的矛盾得到了解决。可以看出，胡正思想深沉了，但艺术功力尚未恢复过来，情节结构和人物刻画有斧凿之痕。
《几度元宵》（1982年）的主题跟《奇婚记》相近，但独具匠心的结构方式，灌注了胡正文化心理上深厚的历史积淀。这部小说以十年“文革”为广阔的社会背景，选取了1975年为着笔点，描写农村青年男女薛安明和沈翠叶，冲破极“左”路线的桎梏和恶势力的压迫，力排封建世俗的种种阻挠，为争取婚姻自由进行不屈斗争的经过，塑造了沈翠叶这样一个对爱情坚贞不渝的妇女形象。胡正以自己对社会生活的细心观察和独到的见解，赋予爱情故事以新的寓意，通过沈翠叶与母亲曹清娥母女两代人爱情生活的悲喜剧，说明了封建残余意识在人们思想中依然根深蒂固，而一旦同极“左”路线融合，将会害国害民，引发读者对社会的沉重反思。
《几度元宵》在艺术上做了多方面的探索。首先是情节结构上突破了“从头说起，平铺直叙”的格式。通过沈翠叶与薛安明在正月初九至十五这七天时间里，为自己的婚姻自由所进行的斗争，表现了过去十年他们在历史变迁中的种种遭遇，以及围绕着他们从不幸到欢乐所展示的社会风貌和人情世故。由此，组成了多种矛盾冲突，有主要的、次要的、陪衬的。不同的人物在这些矛盾中扮演着各自的角色，使读者为人物的命运焦虑、担忧，急于要明白结果而不得不一口气读完。整个故事情节错落有致，脉络清晰，具有回肠荡气之力，使沈、薛爱情纠葛带有了浓厚的社会色彩。其次，根据人物的需要，加强了心理描写。处于动乱年代的沈翠叶和薛安明，遭受了意想不到的一个又一个灾难和打击，被生活无情地抛出了常轨，纯真、美好的理想一次又一次破灭。因此，他们必然有疑惑、迷茫、失望、矛盾、寻求和坚定的转变过程。心理描写表现这些内容是比较恰当的。这种心理描写，不是单纯为描写而描写，而是将人物的心理同故事发展的线索密切结合起来，是心理式的叙事，叙事式的心理，巧妙和自然的心理描写穿插于小说的始终，若有若无，又无处不有，人物形象由此显得形神毕现又真实可信。第三，《几度元宵》中的语言格调也有创新。最明显的是加强了思辨色彩，注入了深沉的情愫，将人生复杂的内涵以警句的形式揭示出来，具有了哲理性。这种思辨色彩并非欧化语言的翻版，是在依然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中加进哲理的成分，成为一种包容睿智的朴实语言，大方而凝炼。
胡正新时期的代表作之一，是发表在《人民文学》1992年第6期上的中篇小说《重阳风雨》。这部作品跟
《几度元宵》一样，讲述的仍然是青年男女为追求真挚的爱情所经历的风风雨雨的故事。此次主角由农村青年变成了青年知识分子，但在对人物和生活进行道德评价、历史评价、美学评价等方面，胡正继续致力于探索新的尺度，表现出他是艺术地追求人间的真情，追求超越生活表象的一种崇高美。
《重阳风雨》故事的背景是上世纪40年代末解放区土地改革时期。这样的背景只有由像胡正一类解放区成长起来的作家来描写，才是相宜的。因为，他曾亲身作为土改工作队队员参加过那场重大事件，那段时期的生活在他的记忆中有很明显的位置；而且，就在那个繁忙的运动间隙，他曾写过好几篇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小说。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历史碾磨，他从记忆中撷取出来重新审视那段岁月，自然不会再去简单地浮现其表象了。他把思考的重心放在了人与人的情感上，以土改工作队员何舒莹与沈纪明之间有真挚的爱却不能成眷属的故事，展示了一出撼动人心的悲剧，让读者在悲剧的氛围中，更深刻地认识人生，认识历史。
1997年，已经73岁的胡正，发表了一篇针砭时弊的短篇小说，题为《那是一只灰猫》。如果只读小说，感觉作者肯定是一位中青年作家。作品中的敏锐、机智、幽默，似乎很难让人想到这是出自于一位老人的笔下。由此，也显示出胡正创作心态的年轻，这对于一个老作家来说，是特别重要的。
《那是一只灰猫》，仅有七八千字，是比较规范的短篇小说，也是一篇精致的短篇小说。作品讲述的是一件极普通的日常生活片断———
刚刚参加工作的某政府办公室干事白寄舟，随同副主任刘修远作为卫生检查团成员到某市去检查。该市对检查团表现出极大热情，吃、住、玩还有礼品，都安排得十分周到，汇报也非常得体。实际上是大做表面文章，甚至把市民的正常生活都干扰了，目的是成为卫生模范城市。白寄舟从一位亲戚那里了解到实情讲给了刘副主任，刘副主任却要求他到此为止，不可再说给别人，他有些困惑。然而，让他更困惑的却在以后。例行检查结束后的欢送宴会上，完成任务的检查团与达到目的的市领导，沉浸在相互祝酒的兴奋中。突然，一只硕大老鼠从餐厅门缝里跑出来，白寄舟大叫一声：“老鼠，好大一只老鼠！”所有的人都看到了正在逃跑的大老鼠，也都惊呆了。此时，身为检查团副团长的刘修远道出了一句惊人妙语：“哪里有这么大的老鼠，那是一只灰猫！”市里的领导摆脱了尴尬，对刘修远感激不尽，白寄舟则莫名其妙。再以后，该市成为卫生模范市，各有关领导及刘修远都相应升迁。白寄舟想着自己是否过几年也会成为刘修远呢？
小说中的政府干部刘修远，明知某市有弄虚作假现象，竟视而不见，并且为了某种利益，居然可以当众说谎，指鼠为“猫”。在荒唐的背后，隐藏着许多发人深思的现象。上世纪90年代复杂的社会里，少数党政机关干部经不起名誉、地位、利益的诱惑，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深恶痛绝。胡正以一位作家的责任感，勇于揭露这种时弊，表达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也是希望党政机关干部能够克服这种弊端，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原则。
胡正在《昨天的足迹》一文中说：“今天看昨天的作品，自然感到它们的历史局限；而明天看今天的作品时，也可能有今天不可能预见的局限。但只要站在时代的历史的高度，深刻地艺术地表现了一定时代的真实生活，反映出人民的情绪和愿望，并给人以思想的启迪、有益的影响和艺术的美感、精神的愉悦，也就尽了作家对时代的历史的责任。”这段话可以看作是胡正对自己作品的评价。从他的主要作品中可以发现，他时刻注视着各个历史进程的发生和发展，探求着各种人物，特别是农民的历史命运、思想情绪和生活态度。他也善于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撷取精萃，揭示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矛盾冲突，不少作品就触及到了现实生活中那种最令人关注、而又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且经常把一些正处于萌芽状态的事物摄入作品，产生了积极的社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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