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的二十多年中，马烽以其敏锐的思维和深厚的艺术功力，在小说创作方面，数量和获奖次数在全国与他同时代的作家中特别突出，构成了马烽文学生涯中的又一个高潮。虽然，马烽并不是也不可能成为新时期整个中国文学主潮的领衔人物，但他是释放了最大能量的，自然也给文坛带来了不少话题。
马烽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同西戎合著了《吕梁英雄传》，并写出了其他一批作品，使他在文坛上获得了一席位置，由此走上了职业作家的道路。上世纪50年代，他的短篇小说
《村仇》、《韩梅梅》、《饲养员赵大叔》、《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个上级》等等作品，轰动一时，口口相传。他笔下的许多人物，以其鲜明的个性走进普通人们的生活之中。
新时期最初几年，马烽曾试图恢复以前的创作状态，超越过去的艺术成就。但是，当他1978年写《短篇二则》（《有准备的发言》和《无准备的行动》）时，就明显地感到手生，感到文思不如当年敏捷了。用他自己的活说就是：“提起笔来，不是找不到合适的词，便是忘了要写的那个字。最重要的是思路不顺。脑子里的那些素材，怎么也捏弄不到一起。”（《马烽短篇新作·后记》）这对一位曾经是佳作迭出、风云一时的作家来说，确实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然而，马烽心里清楚，不迈第一步，也就迈不开第二步。他相信古人所言“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于是，他顽强地继续写；于是，手逐渐顺了，艺术感觉也敏锐起来了，作品也就源源不断地问世了。《李德顺和他的女儿》、《新任队长钱老大》、《伍二四十五纪要》、《结婚现场会》、《典型事例》、《山村医生》、《野庄见闻录》、《我村有个章小宝》、《彭成贵老汉》、《葫芦沟今昔》等先后问世，其中，《结婚现场会》获得了1980年度全国优秀小说奖，《葫芦沟今昔》获得了1987—1988年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
“文革”以后，多数老作家恢复创作，由于年龄和其他一些缘故，难以更多地去表现现实生活，所写作品很多为追忆故人，思考历史。而马烽却没有走这条路，他仍然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坚持写当下的农村生活。把他的上述小说综合起来分析，可以发现，他在努力研究农业生产体制发生根本变革过程中的问题，努力探求老一辈农民的思想转换轨迹和新一代农民观念形成的基础，以此揭示中国农民所承受的封建重负和小农意识与现代文明和历史进步之间撞击、渗透、同化的规律，力争真实、准确地反映当代中国农村的生活现实。
从艺术表现方面看，马烽这个时期的小说，基本上保持了他50年代已经形成的风格，即：结构匀称严谨，格调清新明快，情节跌宕起伏，语言幽默风趣，很容易同普通读者的阅读心理契合。他根据自己多年的创作经验和教训，认定深入生活、熟悉生活是一条根本的路子。不管文坛时兴什么新潮，也不管别人怎么看待，他从没有放弃过这种主张。
新时期以来，马烽仍然是只要有机会就去农村转转。他写短篇小说
《葫芦沟今昔》，就是在下乡时发现了一个普遍问题，这就是：各级基层干部对于责任制以前的农田基本建设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认为那是学大寨的产物，不承认那种建设对农村发展起过积极作用，更不认为责任制后一些农民的富裕正是建立在其基础上的。结果，使本应属于经济领域的农业生产，在刚刚摆脱政治的笼罩之后又落入政治的窠臼。《葫芦沟今昔》即以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看待过去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给予了比较公正的评价。
马烽曾深有感触地说过：“我这个作家不是浪漫派，没有多大的想象力，下乡少了，觉得写出的小说就没有光彩。”这是他的肺腑之言，也是几十年文学生涯的深刻体会，他在新时期创作的小说正是这种体会的印证。
以真诚的责任感对待创作，是马烽新时期小说所坚持的又一个原则。马烽从踏上文坛起，就以真诚的责任感去表现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矛盾、问题，以真诚的责任感去讴歌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和淳朴心灵。马烽的作品实际上是中国农村几十年来走过的历程的风雨表，每个阶段农村工作的成就与问题，农民的生活与思想，都可以从他的小说中感受到。作为一位新时代新生活的歌手，马烽的创作总是他思想的真实写照。他在新时期的小说创作中，是随着整个民族的反思而反思，深沉的思考代替了简单的讴歌，尤其注意将笔触伸入到人的心灵深处，展示体制变革带给人们思想的震颤，表现人们对重大社会问题的态度，提出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让人们去研究。
在《伍二四十五纪要》中，马烽以他那农民式的幽默，对农村30年的风风雨雨作了描述，用一个普通农民伍二四十五的戏剧性人生遭遇，善意地讽刺了农村工作中不实事求是的做法，寄托了马烽的感慨与希望。获奖小说《结婚现场会》，则是运用独特的构思方式，从经济和生产发展的角度，提出农村买卖婚姻的严重性，并分析了这种现象的历史与现实原因。
《典型事例》是告诫人们，先富起来后绝不能只顾眼前利益，而忘记长远打算。《彭成贵老汉》从农民的感觉来反映某些基层领导干部在培养典型时的偏激作风，由此带给“典型”无尽的烦恼。可以说，马烽的每一篇小说都是就农村中存在的普遍问题进行思考。这样做，既要担政治风险，也有背离艺术创作之嫌。但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促使马烽非这样去写不可；否则，他的创作就可能中止。
马烽自己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作品具有责任感，但他对上世纪80年代文学创作界不少中青年作家进行艺术探索并不反对。他在1987年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期间答中外记者问时就明确表示，作家不管写什么，怎么写，只要有利于文艺的发展，能给不同读者提供有益的精神食粮，都应该允许。用他形象的说法是：就像街上的小吃，只要有营养、符合卫生标准，卖什么都行。
新时期马烽对自己小说的读者对象很明确：依然是农民。他在应意大利文学月刊《人与书》之约而写的《中国农民与文学作品》一文中写道：“我写作，心目中的读者对象就是中国农民及农村干部。至于其他读者喜欢不喜欢读，我不管。只要我心目中的读者对象乐意看、乐意听，我就满足了。”因此，马烽写每一篇作品都要考虑读者的阅读心理，他坚持风格幽默风趣、明快清新，结构有头有尾，情节曲折生动，语言形象流畅、通俗易懂。正是这样创作的小说容易吸引农民及农村干部。
马烽从自己的亲身感受中，懂得中国农民有欣赏故事性强的作品的习惯，对于大段的风景描写，冗长的心理分析，重叠的倒装句子，马烽的态度是：“我毫无贬低这种表现手法的意思，相反地，我倒是觉得有不少可以学习借鉴之处。我只是说这种形式，知识分子比较欢迎，而不适合中国农民的胃口。即使你的作品内容再好，艺术性再高，农民群众不接受，也就失掉了最广大的读者群。”
正如赵树理是要让他的作品打入地摊书籍中一样，马烽是要使自己的作品成为农民在农事消闲时候，或者夏日傍晚散坐在打麦场上乘凉时候的读物。事实上，马烽新时期的中短篇小说，正是这种农民觉得有味道、亲切的作品。
1995年，马烽因年老体弱，辞去了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等行政职务，正式办理了离休手续，也很少参加各类社会活动，以在家治病休养为主。但是，他并没有封笔，多年形成的创作习惯，让他无法彻底闲下来，在身体许可的情况下，仍然不断地写作。他把目光转向了过去的生活积累，完成一些早先已构思好却未动笔或写出一部分便搁置的作品。到1997年初，终于把构思五十年、并写出过部分初稿的长篇小说《玉龙村纪事》续写、修改完毕，听取了一些老同志和读者的意见后，又作了修改，于1998年正式出版。
此前，马烽曾写过两部长篇作品，一部是与西戎合作的《吕梁英雄传》，一部是独立完成的《刘胡兰传》。这两部作品从创作起因看，似乎都有点“受命而作”的味道。《吕梁英雄传》是马烽和西戎在上世纪40年代做《晋绥大众报》编辑时，根据报社编委会的工作安排，在写民兵英雄系列故事的基础，经过几次增补、改写、删节，才成为一部长篇小说；《刘胡兰传》则是马烽在上世纪60年代初接受领导部门下达的任务写作的产物。《玉龙村纪事》纯粹是马烽在观察生活、分析生活、思考问题的基础上自己要写的。
据马烽在
《玉龙村纪事·后记》中说，1947年和1948年，他在晋绥边区参加了农村土地改革运动，闲暇时记录了一些人物和故事片断。工作结束后，整理记录材料时，萌生了写一部长篇小说的想法，以便全面地反映农村土地改革运动，描述农民在这场亘古未有的运动中的种种表现。当时，他草拟出一份写作提纲，却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动笔，但主要人物和重点情节一直活动在他脑子里，挥之不去。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他从北京回到山西老家，在创作大量中短篇小说和电影文学剧本之余，陆续写出这部长篇的几个章节。不久，又因政治形势紧张，只得搁置起来。所幸“文革”动乱中这部未完稿没有遗失，使他得以续写、修改，完成了一桩多年的心愿。
《玉龙村纪事》恰如题名所示，记述的是一个叫玉龙村的小山村发生的故事。时间是在1947年清明节前后，农村土地改革前夕。玉龙村不同身份、不同性格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在土地改革即将到来时，有的惧怕，有的兴奋，有的冷静，有的浮躁，不一而足。这些性格鲜明的人物，在玉龙村的生活舞台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出了一幕幕生动而且深刻的人生剧。
毋庸讳言，《玉龙村纪事》的主题是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如此主题，显然是如今小说创作中较少见到的。那么，马烽是怎样看待的呢？他说：“也许有人会说：当今已经不提‘阶级斗争’这码事了，现在发表这样的作品还有什么用处呢？这说得也对。可是那时候却经常提‘这码事’。有时候，有些地方阶级斗争还相当激烈，这是历史事实。我想，今天的读者，了解一点过去的情况，至少不会有什么坏处。”的确，农村阶级斗争在土改前后特定时期，是一个重要的普遍的现象。作为一位亲身参加过土改的工作队员，马烽对这个现象当然是有着真切的体会的。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把历史的那一页记载下来，让今天的读者了解一点过去曾发生过的重要事件。
从艺术表现上看，《玉龙村纪事》基本上保持了马烽四五十年代已经形成的风格：结构匀称严谨，格调清朗明快，情节跌宕起伏，语言质朴流畅，很容易同普通读者的阅读心理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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