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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建于北魏时期的大同云冈石窟，相信您一定并不陌生，它坐落在山西省大同市16公里的武周山麓之上，依山而凿，东西绵延约一公里，“雕饰奇伟，冠于一世”，
造像5万1千余尊，是我国古代佛教石窟艺术四大宝库之一。
然而，您可曾领略过其顶部被尘埃所掩盖着的美？您又可曾倾听过关于云冈石窟窟顶上的动人故事？
窟顶别有洞天
等待考古发掘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云冈石窟，以它独特的魅力无时无刻不在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中外游客慕名而来。然而来到这里的人们，大多只是在仰视着、赞叹着那巧夺天工的石窟佛像艺术，却很少有人会去关注云冈石窟窟顶上的别有洞天。
较之每天站满游客的石窟底部，其顶部却在孤独的浸泡中静默不语，它在等待着伯乐的光临。在沉寂了数不清的日日夜夜后，终于，这一天姗姗而至。
置身在风吹雨打的环境中，云冈石窟自建成的那一刻起，便始终经受着严峻的自然考验。近年来，云冈石窟中的少数窟已不堪雨水的侵蚀，窟内出现了渗水现象，加之经年累月的风化，往昔的容颜逐渐憔悴了起来，这无疑是给人们敲了个警钟！
于是，保护云冈石窟的巨大工程也随之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经过对渗水现象严密的考察研究之后，国家文物局决定对其窟顶进行大规模的防渗水工程。此外，国家文物局要求在防渗水工程开始之前，要先对云冈石窟窟顶的地表进行考古发掘。于是，配合着防渗水工程的开展，云冈石窟窟顶遗址的发掘也正式拉开了帷幕。
此次发掘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牵头，云冈研究院和大同市考古研究所配合，共同组队，联合发掘。具体说来，本次发掘是由我国著名考古学者张庆捷担任联合考古队领队，并由发掘经验丰富的冀保金、吕剑锋这两位高级技工分别担任联合考古队的技术总监及工地总监。
在对窟顶遗址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部署后，考古队决定先对窟顶1区遗址展开发掘。由于无从知晓这下面到底掩藏着什么，为了保险起见，考古队将其分成四个地点，通过进行试探性发掘，看看效果如何，以便调整发掘战略。
在深入的发掘中，窟顶遗址时不时地给这支考古队带来意外之喜，从先秦开始一直延续到明清都在这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足迹。原来，云冈石窟的窟上窟下全是无价之宝！
在惊喜的同时，这支考古队也对这个遗址充满了困惑。工作人员在发掘辽代房屋的过程中，却惊奇地在它的下面发现了北魏时期的瓦片！凭借着几十年的发掘经验，领队张庆捷敏锐地意识到了这里潜藏着重大的发掘价值，因此整支考古队在发掘的时候都格外地谨慎。
随着深入发掘，深埋着的谜底也逐渐重现天日。原来，这座辽代房屋坐落在北魏房屋之上，还正好位于北魏建筑群的中间，但由于辽代房屋比北魏东西方向的房屋高出几十厘米，所以两者间的地层高低关系一目了然。
由于云冈石窟窟顶遗址在发掘之初就有了重大发现，这便掀起了国内考古学术界讨论的热潮。2008年11月，专家论证会正式在大同召开，会议期间，国家也对此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同时派中国社科院徐光冀等多位著名考古专家参加会议。经过热烈的讨论，最后与会人员一致同意继续对该遗址进行全方位深入发掘，由国家文物局负责发掘的经费问题。
2009年之际，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准了云冈石窟窟顶遗址的发掘项目工程。通过进一步的发掘，考古队更加坚定这个遗址蕴含着无法估量的价值，遗憾的是，由于后来经费没有到位，发掘工程不得不停了下来，无奈之下，考古队对其进行了回填。
然而，对窟顶遗址的发掘搁置了没多久，便在2010这一年真正迎来了属于这里的春天。国家文物局领导高度重视这里的遗址发掘，于是，在国家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这支考古队斗志昂扬，整装待发，按照第一次发掘后专家论证的科学意见，吹响了第二次正式发掘的号角！
台基还是塔基
真正身份难测
倘若说云冈石窟联合考古队在2008年对窟顶遗址进行的第一次发掘是所谓的小试牛刀，那么在2010年所开展的第二次正式发掘则是他们展示十八般武艺的广阔舞台。
在第一次发掘的基础上，考古队把此次的发掘地点定在了窟顶防渗水工程1区南部，顺延第一次发掘地点序列号，称作1区5号地点。
虽然由于经费问题，该遗址发掘搁浅了一段日子，但这支考古队却没有闲下来，一直从理论上思索着、研究着该如何对其进行更完善的发掘与保护，在心中酝酿着将来的正式发掘。经过深思熟虑，考古队决定在此次发掘中初开10×10米的探方29个，计划发掘面积约2800平方米。
由于云冈石窟窟顶遗址遍布着石头和瓦片，在刚开始发掘时它们成了钻探的拦路虎，这无疑加大了发掘难度。但考古队根据在遗址地表范围内发现的数量众多的瓦片，便更加坚定了这里是个颇具价值的遗址的想法。
于是，考古队根据地表情况推测出了遗址范围，为了更加完整地对遗址进行保护，考古队在划定范围内仔细地布下了若干条探沟。在挖开探沟的那一刻，整个考古队为之雀跃了起来，因为眼前所呈现着的一切，证明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发掘期间，考古队欣喜地发现了一组又一组的建筑群遗址，其中尤以北魏和辽金时期的建筑遗址规模最大。在对建筑进行发掘时，方向是较为明确的。
只要确定了住所的位置，顺着住所一直挖下去，其他的房屋便随之挨个被挖了出来，一组组建筑群就这样重见天日了。可奇怪的是，在对北魏建筑群遗址发掘得差不多的时候，考古队却始终没有找到此建筑群的院墙和大门。然而，根据以往发掘建筑的经验，考古队认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建筑群通常会设有院墙和大门。于是，他们本着使之完整的目的，决定继续发掘下去，尽可能找到它自己的院墙和大门。
常言道，“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阴”。一番努力过后，考古队还是未能如愿找到想象中的院墙和大门的蛛丝马迹，其间却意外地在北魏建筑群东西廊房中间靠南的位置发掘出一边长约14米、现高0.35—0.7米的方形遗迹，在它的四周是1.5米厚的夯土，夯土外包有片石。这会是什么呢？
因年代久远，方形遗迹在出土时，其表面已遭到严重的破坏，因此很难在短时间内准确判断出它的真正身份。
可是，由于这个方形台基位于云冈佛教寺院这一敏感范围内，难免让人把它和塔基联想到一起，当然在考古队工作人员的心里，也同样产生了这样大胆的猜测。但为保险起见，根据它的轮廓，考古队暂时将它看做一个方形台基。
2010年国庆期间，张庆捷去外地参加学术讨论会。恰逢此时，北京大学文博学院从事佛教考古教学的李崇峰教授带着学生来云冈石窟进行参观考察。
在与考古队的其他成员交谈时，李崇峰教授得知直到当时也没真正确定那个方形遗迹的真正身份。这反而激起了李教授的好奇心，他便专门对这个方形遗迹进行了细致考察。考察过后，曾在佛教发源地的印度读过博的李教授有了自己的想法。
随即，他便给张庆捷打电话，道出了心中的想法：“我谈我的意见，依个人认为这个方形遗迹不是台基，而是塔基。因为在印度境内有很多中间是塔、周边是房的建筑结构，这正好与你们发掘出的遗址结构相吻合。”
接听了李崇峰教授的电话后，更坚定了张庆捷原本隐藏在心里的判断，倘若它真的是塔基，那么在它的上面应该留有柱坑的遗迹；倘若它真的是塔基，那么它的周围必定留有供人上下的踏道遗迹。
考古队如果在这个方形遗迹附近找到柱坑以及踏道的遗迹，也就意味着找到了它的真正身份！
很快，身为领队的张庆捷风尘仆仆地返回工地后，立即召集考古队的所有成员，正式开启了证明是塔基遗迹的探索……
方形塔基现身
琉璃瓦片出土
证明塔基，无疑成了开启云冈石窟窟顶遗址之谜一把重要的钥匙。为得到这把钥匙，考古队在摸索中艰难地前进着。
为了找到这个方形遗迹上面的柱坑，领队张庆捷便派技术总监冀保金这员老将亲自出马。
果真用了没几天，冀保金便带来了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柱坑找到了！接着，他又带着其他技工小心翼翼地用小铲一点点将其挖出来，最后共发现了40多个直径约25厘米的圆形或方形柱坑。此外，其东西两侧约8米处，各有一个大柱础，直径约0.7米。柱坑的发现，更加坚定了考古队认为这个方形遗迹就是塔基的信心。
接下来，这支考古队又开始找寻踏道的遗迹。但奇怪的是，在它的东部、西部、北部皆未发现踏道的影子，就这样整个考古队便把所有希望寄托在了它的南部。
然而，由于其南部在探方之外，处于尚未发掘阶段。鉴于其南部的重要性，考古队当机立断，做出了在原计划发掘范围的基础上整体南扩7米的决定。这就意味着，扩方后，整个云冈石窟窟顶遗址的发掘面积增至3600平方米。
果不出其然，成功扩方后，考古队在其南部没费多大力气就刮出一条宽约2.1米、长约5米的斜坡土道，也就是期待之中的踏道。同时，据此可判定，这条踏道是从其南部延伸上去的。
考古队成功地发掘出该遗迹的柱坑与踏道，不仅是漂亮地在塔基的探索之旅上竖起一块里程碑，而且也意味着推测不再只是推测，因为它真正的身份就是塔基。
但考古队并不满足于已有的发现成果，在2010年10月下旬举行的专家论证会谢幕后，他们再次踏上了探索塔基的征途。在判定塔基的身份后，考古队仍在利用钻探等方式反复地做着，因为他们试图找到塔内的地宫。
为什么要找到地宫呢？因为一方面找到地宫可为这就是塔基提供更为有力的证据，另一方面在地宫里往往藏有文字等宝贵信息，有利于判断该遗址到底处于北魏时期哪个年代。
地宫的发掘工作，由冀保金和吕剑锋这两位具有几十年发掘经验的干将全权负责。他俩一个负责刮，一个负责探，分工合作，严密把关。尽管如此，但此次地宫发掘最终还是以遗憾收尾了，目前为止，在塔内确实没有地宫抑或内置器物的地坑踪迹。
可就在多年前，其他考古人员曾在河北定州一座北魏太和八年的塔内发现地宫遗迹。同样是北魏时期的佛塔，为什么会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呢？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对此，张庆捷认为，云冈石窟窟顶的这座塔基很有可能比那座塔基的年代还要早一些。
对于这座塔原来的高度和形状，张庆捷说，按常理，塔基的边长越长，塔的高度就越高，塔的高度应该与塔基边长的长度差不多。而此座方形塔基的边长南北长14.5米，东西宽14.米，据此，考古队推测此座佛塔应是一座十几米高、五层左右的塔。鉴于该时期流行方形塔，所以该塔原初形状当为方形佛塔。
同时，考古队还在这座塔基的西部发掘出了许多北魏时期的琉璃瓦残片。这些琉璃瓦残片呈黄绿色，质地总体不错。由于考古队是在塔基周围发现了这些宝贝，据此可推测它们应与这座佛塔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其实在此之前，就有学者在这里考察时，意外发现过琉璃瓦的残片。而此次发掘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证实了北魏时期确实存有琉璃瓦。
更为重要的是，在我国寺庙建筑史上，这些在云冈石窟窟顶遗址范围内所发现的琉璃瓦残片，应属目前为止在我国出土的年代最为久远的琉璃瓦。
由此可见，不管是方形塔基的发现，抑或琉璃瓦片的出土，皆无一例外地证实了云冈石窟窟上窟下都是宝的科学预见。
遗址重见天日
北魏层无煤屑
因大同地处黄土高原东北边缘，位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这意味着云冈石窟联合考古队会时常接受干燥、多风、温差大的自然考验，然而他们依然坚定地行走在发掘云冈石窟窟顶遗址的道路上，并沿途找到了一把又一把开启这个神秘遗址的“钥匙”。
随着发掘的不断深入，考古队判断这是一个寺庙遗址。此遗址的地层共分为四层：现代层、明清层、辽金层以及北魏文化层。其中，考古队在明清层内发掘出一些灰坑，在辽金层发掘出了灰坑、小路遗迹以及建筑遗迹。
值得一提的是，在辽金地层内发掘出的小路是一条宽约0.5米用河卵石排列成的小路，弯弯曲曲，断断续续，颇具特色。
而这四层地层中，当数北魏文化层的价值最大。因为考古队在该层内发掘出了一组较完整的寺庙遗迹，具体包括北廊房、东廊房、西廊房、南廊房、塔基以及砖瓦窑遗迹。
经过反复的探测，考古队发现北廊房遗迹延伸至61.5米，方向南偏西。该遗址由15间房组成，其中辽金时期的两间，北魏时期的13间。有意思的是，在北廊房建筑遗迹中部所发现的那两间辽金建筑遗迹，竟叠压于北魏北房遗迹之上，且皆为套间。
在这13间北魏时期的房屋内，既有套间，也有单间。其中，最大套间东西为7.4米，南北为3.4米，里间东西为3.3米，南北为3.4米，门宽0.6米；外间东西为3米，南北为3.4米，门宽0.85米。而最小套间东西则为6米，南北3.4米，它的里间东西为3.6米，南北为3.4米……
而这组北廊房遗迹的夹墙厚度则为0.2米-0.5米。正房前面为柱础和散水，现存柱础12个，砂岩质地，覆盆素面，直径基本相同。柱础与柱础之间的距离不等，最长距离为5米，最短距离则为2.5米，这种现象应与其开间长度不等相关。此外，这排房屋的房墙为夯筑，厚0.65-0.85米，其中北魏房屋残墙遗迹残高不等，最高为1米多。
细致观察后，考古队认为在北廊房发现的这排房屋应为前廊后室的廊房式建筑。
西廊房则位于其中部F6和F7的南部，南北长为13.5米，东西为5.9米。考古队还在它的前面发现了残留的柱础。由于是在同一地层中发掘出来的，因此西廊房的布局与北廊房的相同，同样为前廊后室结构。此外，东廊房位于北廊房东端南部，长约18米，宽约4.4米，被一条现代沟打破，有三间房。
在这组建筑的西南部分，南邻砖瓦窑，有““”形房基遗迹，两间门朝南，如F16，东西为2.9米，南北为3米，另一间则稍大些。还有几间房门朝东，因其破坏严重，难以清楚区别开来，只能看出大致轮廓。由于这组房屋位置相对靠南，考古队便将其暂定为南廊房。
砖瓦窑遗迹则位于这组建筑群遗迹的西南角，共有两个，两者形状相似。在这两个砖瓦窑的内部，皆并列三个三角形口的烟道，烟道直径为0.23—0.28米。两个窑口前面皆为北魏工作面，现今土中还夹杂有不少的木炭碎屑。而在这两个窑内，尚有被烧扭曲的瓦当和板瓦。根据遗迹的结构，考古队推测这两个砖瓦窑是先用土坯垒砌窑壁，然后在表面抹一层草伴泥筑造而成的。
由于在西周时期我国便有了用煤的历史，所以当发现这组建筑的部分房间内残有土炕、灶坑以及烟道的遗迹时，便引起了考古队的注意。
奇怪的是，在北魏时期的房间以及砖瓦窑的内部丝毫没有煤渣的踪迹，而辽金时期的房屋内外却到处都是煤屑。对此，张庆捷给出了解释：这一方面说明在北魏时期当时的居民或许因为害怕煤气，还未开始在室内用煤，用的主要是木炭；另一方面说明，由于辽金时期的居民已学会采取在室内装上风斗等措施，来防止煤气中毒，因此在当时室内用煤已成为很普遍的现象了。
当一组又一组的建筑群逐个重见天日，又一待解之谜摆在了这支考古队的面前：为什么古人要在云冈石窟窟顶上建这些房屋呢？它们究竟有何用途？
探秘寺庙遗址
中原地区最早
原来，云冈石窟联合考古队所发掘出的是一个北魏时期的寺庙遗址，它不仅是北魏云冈寺院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目前为止在我国中原地区已发现的最早的寺庙遗址。
它的发现，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北魏云冈寺院的结构、布局以及范围，而且重新引起了我们对云冈山顶寺庙遗址的重视。
这个寺庙遗址主要是由佛塔和房屋组成的。倘若它为礼佛的场所，那么在佛塔的周围应为规模宏大的建筑，同时在建筑内应放有大型佛像。然而，这座佛塔的周围皆为普通的建筑，虽然在屋内发现有小型石雕的佛像，却未发现大型佛像。
由此，可判断这并不是礼佛的场所，而应为云冈译经场所抑或高级僧侣生活区。
云冈石窟窟顶遗址的发掘，已进行了两年有余。出土的遗物主要是北魏建筑材料，其中残瓦数量最多。据初步统计，板瓦块大约为180000块，筒瓦块约为30000块。此外，辽金建筑遗址中有辽金瓦和瓷片，还有许多煤渣。
在北魏建筑遗迹中，还有“传祚无穷”文字瓦当和不少带釉板瓦，也有少量北魏陶片，有一片北魏陶器上还有“四窟”戳印，还出土了些石质佛像以及供养人残片。
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遗物，考古队采取了针对性的措施：每当发掘出价值较大的琉璃瓦、陶片、瓦当等遗物时，工作人员当下便将其编号，并用小袋包装起来，及时送往山下的库房内；当发掘出体积很大的遗物时，由于入不了仓库，工作人员则首次尝试采取将其量好后即整齐摆放于已编好号的探方内这一保护方式，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可以说，这支考古队是个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团队。在进行回填工作时，他们还首次尝试在靠近遗迹的地方全部使用细沙土做隔离。一方面只要一挖到细沙土，就意味着那里有遗迹，提醒工作人员需格外小心，大大减少了意外破坏的发生；另一方面，由于细沙土的特殊质地，因而不会破坏或污染遗迹，将来无论何时再去发掘，都非常方便。
这支考古队也是个干劲十足的团队，哪怕是刮风下雨，也无法羁绊住他们前进的脚步。
他们时刻在关注着天气变化，每每预报雨天将至，他们便会采取各种措施来保护遗迹免受雨水侵蚀，譬如在遗迹上撒土将其盖起来，同时做好排水工作。
令人难忘的是，有一次雨刚停，工地上蓄了好多水，然而又必须立即开工，于是他们急中生智，把雨水一盆一盆地舀出来，这才最终没影响正常的进度。
在几百个日日夜夜里，这支考古队始终在艰难地行进着。就拿看似简单的工地照相来说，由于山顶风大，不能使用便捷的气球或小飞机进行摄影，因而每次摄影都要借助五十米左右高的吊车才能完成。
虽然照相只需一个钟点，然而要将体积庞大的吊车弄上山顶却需花上半天的时间。不过，当整个遗址全貌的照片呈现在眼前，他们认为再多辛苦也是值得的。
而且，这支考古队始终将安全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由于北魏寺庙遗址距石窟边缘只有三五十米的距离，且是斜坡，因而随时会有土块顺着斜坡滚落下去伤到下面游客的危险。为此，在正式开工之前，他们便用上万块砖在这里砌了道半米多高的双砖型矮墙，哪怕狂风暴雨袭来，这道墙也没有丝毫的裂缝。
同时为了保证人们的安全，这道墙也成了一条约定俗成的边境线，任何人都不得越过。
如今，考古队的工作进入了整理阶段。发掘结束后，领队张庆捷便组织工作人员对出土的遗物进行清洗、编号、拼对以及修复。目前，瓦片的拼对已基本完成，考古队正进行陶片的拼对。
之前，虽发掘出许多珍贵的琉璃瓦片，但在出土时却只有一块完整的琉璃瓦，可喜的是，现在考古队拼复好的琉璃瓦已达七八块之多。
尽管北魏寺庙遗址的发掘任务已基本完成，但至今仍未全部拨开弥漫在其间的迷雾。譬如，考古队在现代层里发掘出了几十个宽六七十厘米，长1.5-2米的矩形坑，每两个为一组，成排列状。对此，有人怀疑是日本人做的探沟，还有人怀疑是现代墓葬。然而，这些矩形坑并不具有探沟的一般特征，且其内部并没有尸骨，因此这些猜测都站不住脚。至于这些矩形坑到底是做什么的，仍是个未解之谜。
此外，云冈石窟窟顶北魏寺庙遗址的发掘，无疑是给云冈增添了一个新景点。由于整个遗址位于云冈石窟的顶部，因此这个发掘工程同时也是一项新田野考古操作工程，且具有开放性的特征。为了保证游客可随时参观，工作人员对工地上的走道以及堆土都进行了科学的规划，宽敞的走道，堆放整齐的堆土，无不给来到这里的游客留下整洁的好印象。
鉴于云冈石窟窟顶北魏寺庙遗址的重要性，该遗址成功入选2010年山西重要考古发现，目前它再次成功入围2011年中国考古十大发现的初评。然而，云冈石窟防渗水工程一共分为五大区域，可云冈石窟联合考古队仅仅是对防渗水工程1区的遗址做了考古调查、钻探和发掘，可见这支考古队的探索之旅仍未结束……
（本篇完）
采访手记：
采访结束时，张庆捷对所谓“要盖北魏寺庙遗址博物馆”的相关传闻正式给予了澄清。原来他的本意是，该遗址已经妥善保护，假如日后要盖北魏寺庙遗址博物馆，这个遗迹还可以原模原样再次出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实现。
然而，不管将来是否要建此馆，他们都会竭尽全力保护好整个云冈石窟窟顶遗址。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