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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闻喜县，一个纵贯华夏的文化县邑，一个声名远播的遗址故里。
自上世纪70年代起，山西考古工作者就多次在这里发掘，发现有西周、春秋、战国以及汉代等不同时期的古墓，出土了不少精美的随葬品。1989年，一件造型精巧的青铜器再次引起了山西考古人员的注意。
山西考古专家根据其形象的外观给它命名——刖人守囿六轮挽车。
这究竟是一件怎样的器物？它的发掘价值何在？历经两千多年的涤荡，它又传递着怎样的艺术气息，揭示了怎样的历史迷踪？
之一
闻喜惊现青铜孤品 寂寞沉睡两千余年
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东行到达缑氏（今河南偃师县东南），经过左邑（今山西闻喜县）的桐乡（原在左邑县中），闻南越大捷，便将此地改为“闻喜”。殊不知，日后，一座具有地域特色的山西历史文化县邑就此欣欣然起来。
闻喜县，位于山西省境西南，运城盆地北部。
1989年，在该县上郭村的某片墓地，一件造型奇特的六轮小铜车引起了山西省考古专家张崇宁的注意。
小铜车出土时底部朝上，车门、车盖均已锈死，刚清理出这件器物时，只是感觉“它太奇怪了”。
这个墓地就处在上郭村北口。按照惯例，这里出土了什么东西村民们都知道，但清理到这座墓葬底部的那天，恰巧也是当地赶集的日子，村民们都去了县里。空空荡荡的考古工地上，除了张崇宁，只剩下两个技工和两个农民工。
张崇宁想，幸好大家都赶集去了，否则他们会蜂拥而至，还好这件文物出土时知道的人并不多。
意料之外的欣喜远远胜于他们身体的疲惫。
这是一件精美别致的青铜器物。经过考古人员的仔细测量，测出这辆青铜小车通高9.1厘米，长13.7厘米，宽11.3厘米，由两大、四小共六个轮子组成。由于其造型的小巧，放在手掌就可以单手托起，不仅能挽环牵引，还能手推转动。
除六个车轮外，车厢两扇顶盖都可以开启。盖顶上，嵌有一只顽劣调皮的猴子，提起猴身，便可打开厢盖。
然而，单是这样一件小型的器物，就装饰了猴、虎、鸟等14个立体动物形象。眼前这个阵容庞大的家族，好似一处域养动物的囿苑，有振翅欲飞的小鸟、俯卧休憩的老虎、顾左盼右的熊罴……
考古人员介绍，这些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的形象构件，美观之余，大多还能够自由转动，不论铸造工艺还是机械制造水平，都堪称西周时期青铜器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这几只圆眼尖喙的小鸟，可以说是整件器物上颇具特色的一个形象！”一位考古人员说。
它究竟有什么奇特之处，令考古专家都啧啧称奇？
细心的考古人员在给器件修复的过程中，获取了一个重要发现。原来，在鸟身内部设有一个可以转动的顶针装置，只要用嘴一吹，这几只小鸟就能飞舞曼妙般旋转起来。
但是，一个简易的顶针装置就能使其自由转动？前思后想，实在琢磨不通。大家猜测，也许其中还运用了其他原理。
随着考古人员的再度好奇，“探秘”工作继续展开。经过一段时间的耐心研究，新的发现终于浮出水面。
“当时的工匠在小鸟内部灌了铅，使其重心向下，最终落在下面的顶针上，这样上轻下重，旋转起来自然非常灵活。”后经专家考证，这四只鸟应该就是我国“候风仪”（又名“候风乌”）的祖型。
接二连三的疑问终于云开见天日。经过简单的修复，这件构思奇特、造型别致的小车可以活动部位已多达15处。
根据其器形特征，经过查阅资料、考证，张崇宁给它定名——刖人守囿六轮挽车。同时，这也是西周时期最具代表性的青铜作品之一。
考古人员仔细端详这件精致的器物，目光最终落定在站立于小车左侧门扉的小铜人身上。
那么，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此人具有怎样的身份？这辆小铜车还有什么特殊含义？
之二
刖人断足原因剖析
国宝浮现安全忧患
这是一个头戴尖帽、失去左脚、手拄拐杖的裸体小人，门栓从此人的右臂腋下穿过，可来回穿插，控制门扉的开闭。《左传·昭公三年》曾记载，齐国晏婴在晋国就对叔向谈及过齐国因受削刑之人众多，导致市面上鞋价低贱、“踊”价高涨的情况。“踊，是脚被砍断者所用，一说为假足，一说为挟持之杖。”由此考据，这件铜器上，刖人左手所执的杖应是晏婴提到的“踊”。
烽烟陆沉的西周时期，毫无自由的人生遭遇、惨无人道的悲情命运、野蛮的剥削、残酷的压迫、无力的抗衡，成为奴隶制度下人与人关系的集中体现。
张崇宁考虑，手中这个“刖人”应该与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带着一番疑惑，他们查阅相关注释了解到，“刖刑”，即断足，是砍掉受刑人左脚的一种仅次于死刑的残忍刑罚；同时，《周礼·秋官·掌戮》记载，当时有五种刑戮，“刖人使守囿”便是其中之一。“囿”即苑囿，《诗·大雅》记载：“王在灵囿”，注解中说：“囿，所以域养禽兽也”。顾名思义，“刖人守囿”即让被施以刖刑的奴隶看护贵族园林、苑囿的意思。
奴隶主使用这种残暴的刑罚，企图防止奴隶的逃亡，便于自身管理。西周还往往把受刖刑的奴隶随葬在奴隶主的墓中。如此看来，小铜人失去左脚的原因就显而易见了。
从西周时期开始，为保障奴隶主阶级统治的稳固性，已有了针对奴隶们名目繁多的酷刑。而眼前的这辆挽车，不仅反映出了当时社会的刑罚制度和阶级压迫，还成为中国刑史上一件重要的物证。而考古工作中能够获取与史籍记载相印证的实物资料，在现实中，这并非易事。
发掘前，张崇宁怎么也想不到，1989年的这趟闻喜之行竟成为他考古生命中最深刻的一段记忆。
村子位于黄土丘陵地带，不算小，密集地居住着两千多户人家。在村东很远的地方有一道南北走向的土岭，叫“鸣条岗”。村西、南部是直立陡峭的土崖，落差在二三十米左右，属于水土流失形成的地貌。在某些断崖上，他还偶尔发现悬挂着的当时那些墓葬轮廓和车轮痕迹。而西周时期的地貌，应该不是现在这样。
村北绵延着一条狭长的土岭，这条土岭属于鸣条岗以西的缓坡地带，往西地势愈来愈低。西周一直到汉代的墓葬正是分布在这条土岭上。从古至今，这些古墓中的财宝就一直吸引着那些贪财妄命之人。
虽已进入8月，但如火的天气依旧热烈得很。整日曝晒在干瘪的地头，日复一日，他们的身体早已和亲切的村庄、远方的夕阳、足下的土地融成了一幅画面。
整片考古工地分布着许多古墓，条件具备的情况下这些墓葬同时发掘，但由于墓葬深浅不一，哪个先到底，哪个就先清理。
从发掘前用“洛阳铲”进行钻探，到后来雇佣农民工，以及最后的清理工作，考古队员们从来都不敢有丝毫大意。正是在这个月的30日，他们在一座中型墓葬里发掘出了“刖人守囿”车。
早在1974年，考古人员就多次对闻喜县上郭村一带的周朝古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不过，这一带一直都没有发现大型墓葬，较大的墓葬大多在古时就已被盗过了。
考古队员经过一番努力发掘之后，都觉得很遗憾。因为，这里出土的文物中，既没有祭祀用的专用礼器，也没有刻带铭文以此说明墓主身份的青铜器，而且，出土的器物个头也小一圈。
“墓内一棺一椁，墓中棺椁坍塌，人骨架已经朽尽，”张崇宁说，“刚刚出土时，这件小铜车上的一只小鸟和一个轮子已经掉下来了，但是，仍能看出这件青铜厢式六轮车的精巧，车厢周身装饰的各种伏兽逼真，形态各异，与众不同。”
省考古队在上郭村租了一户小院。房东在县城工作，家中没有主人，住在这里倒也清静。但是文物已经出土，如何防丢失就成了问题。仅独门独户的院子是不放心的，工作期间大家都要去工地，家中没人，再者也没有合适的存放文物的设备，只有一件不大的铁皮箱，一个人便能搬走。
就在发掘出“刖人守囿”车当天，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一位领导去夏县出差路过闻喜，便顺路去上郭村找张崇宁，询问发掘现场的进展情况。
满心欢喜的张崇宁把这件“宝物”取出。
经验丰富的考古专家接过小车，放在手中认真端详。仔细观察之后，发现这是一件不同寻常的青铜器物，它没有轴、辕，不能驾马，车后也只有一个可以转动的兽面衔环。于是，他当下做出一个决定——由张崇宁负责携带此文物，立刻送往太原妥善保管。
之三
工作证件突然失踪
化险为夷艰难抵并
在张崇宁看来，这是一件颇为沉重的工程。
考古队员白天发掘，盗墓贼就选择晚上盗墓。他心里清楚，自从他们考古队进驻上郭村以来，闻喜这个地区就早已被文物贩子和盗墓者盯梢上了。他甚至还知道，其实有很多人每天都在暗自打听，询问考古队今天又“捞”到了什么宝贝。“刖人守囿”车的安全状况无时不让他揪心。
两天后，考古工地的工作任务还没有结束。张崇宁嘱咐完几名考古队员严守秘密，便小心翼翼地把青铜小车装入纸箱，决定踏上驶往太原的火车。他深知飞来横祸的道理，一种使命和责任就如一块沉甸甸的石头牢牢地压在心底。
虽然对外封锁了消息，但张崇宁依旧忐忑不安。走之前，他开始张罗自己返并的贴身物品。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他离开上郭村时，工作证、国家文物局批的发掘证竟神秘“失踪”了。
这下，张崇宁可就犯了难。自己带着如此重要的国家文物，却没有任何证件，这样压根就不能证明其来历。如果被警方怀疑，真是百口莫辩，免不了被别人认为是“文物贩子”。这该如何是好？
此时，这位考古研究所的领导出了一个主意。既然证件已经找不到了，为什么不能先来个“自首”，到时候文物就有人专门保管了。
他决定先由张崇宁带着青铜小车上火车，然后再主动联系乘警“自首”。这样一来，即使自己暂时被扣押，但文物却可以由乘警替代保管。等火车驶入太原站，他再给单位打电话，让考古所派人来接，详细说明情况。如此，自己和文物都能安全抵并。
一切都按计划妥善准备好后，张崇宁准备带着文物随时离开闻喜。
天公似乎总爱与人开玩笑。正当他出发动身时，证件又意外找到了！
终于，张崇宁提到嗓子眼儿的心还是落下了。这次，他才安心和一位技工带着贵重的国宝，踏踏实实地上了火车。当时，他拿着一个像方便面箱子那么大的纸箱，里面除了文物还塞了些其他东西，不是很显眼，也就没怎么担心。
按照规定，如有护送文物的特殊任务，是可以坐软卧的。上车后张崇宁马上找到列车长说明情况，但这趟火车没有软卧，也只好补了普通卧铺的票。正当他们坐定的时候，几个人便主动上来搭讪。
这些是什么人？他们动机何在？会不会图谋不轨呢？几个陌生男子的意外出现让已经有十几年工作经验的他开始警觉起来。
后来，张崇宁就不那么紧张了。因为，过来聊天的人很随便，说他们是公安局的，去太原开会。再者，箱子被他塞到了一个较为隐蔽的地方，那些人并没有看到。在火车上，他们也只是聊了些关于考古的基本知识。其中一个人问他“在哪里工作”，他也如实以告。他觉得，有时候事情保密是安全的，而有时候把事情公开也是安全的。
虽然这些人自称是警察，但依旧不能确定真假。张崇宁想，车厢里人这么多，他们也不敢怎么样，或许正是列车长告诉他们前来“暗中打探”的。
为了保证安全，他对该文物的重要身份进行了保密，既没有让他们看所带的东西，也没有对任何人说出它的价值。
下火车后，他们随着客流走出站口，来之不易的“刖人守囿”车在二人的保护下安全送抵太原。
研究所很快请人对其进行了修复。当时负责修复的老师傅是从河北请来的，技术不错，名气也很高。他说：“我活了这么大，跑了不少地方，还是头一次见这种器物，真好，真奇怪！”
张崇宁只在太原呆了两天，拍照、量尺寸、查资料，很快写就了一篇报道性的考证文章，连照片带文字很快寄往中国文物报社，没几天《中国文物报》就在头版头条刊出了此文。
研究了这辆百辗千转带回的青铜小车之后，一连串疑问又随之产生。这个器物是否为全国独有？那么，两千多年前，如此精美的小车在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又有什么用途？
之四
地域疑虑终究消释
精美国宝只当消遣
一个是古韵深厚的曲沃古城，一个是历史悠久的闻喜县邑，多少年来，二者的地域关系成为很多人关注的焦点。
曲沃，乃“叔虞封唐之地，三晋发祥之端”。1992年至今，翼城和曲沃交界处的“天马——曲村遗址”共发掘出了19座晋侯及夫人墓。
现在的曲沃县，曲村镇和毗邻的翼城县的天马村是一处晋国早期的都城所在地，无论是从这里遗址中出土的文化遗物还是从墓葬中出土的遗物，均证明这一点。
应该搞清楚的是，现在的闻喜县是古代的曲沃。《史记·晋世家》说：“晋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师于曲沃……号为桓叔。”这个时间是在周平王26年，也就是公元前745年，从考古学年代上讲属于西周晚期，1989年在闻喜发掘的这批墓葬时代上限早不过西周晚期，那么是否可以认为闻喜这批西周晚期或者说春秋早期墓葬就是晋国桓叔那一支的家族墓地，因为缺乏可靠证据，目前尚不敢下此结论。
在考古界，关于曲沃和闻喜的争论对“刖人守囿”车发掘地域的确定，会不会产生影响呢？
1992年在天马——曲村遗址上发掘的这批晋侯墓地，时代上限可至西周早期，属于唐叔虞的一支。公元前679年，唐叔虞这支晋国嫡系家族曾被他们的旁系——曲沃桓叔家族取代。随后，这支家族的势力逐渐壮大，陆续吞并了周围的许多小国，晋献公、晋文公就是曲沃桓叔家族的后人。
从历史文献记载看来，曲沃和闻喜二者的关系对“刖人守囿”车发掘地域的确定并无影响。可是，闻喜发掘的这件小巧器物在当时奴隶社会下的实用意义却依旧令人费解。
1977年，河北文物工作者在平山县发掘出中山国的墓葬，其中出土了诸如牛、犀、虎、小圆壶等一些比较精致的小铜器，这几件小铜器上均有铭文，被称为“看器”。所谓“看器”，也就是专供玩赏的玩具和艺术品。据考古所专家介绍，“刖人守囿”车也应该属于看器的一种。但是，无论这些物件铸造得如何形象逼真，都远远不及“刖人守囿”车的华美。
涤尽一世色不变，隐秘千载韵不衰。正如张崇宁所言，这些形象逼真的动物在青铜器上的集中体现，反映的不仅是古代铸造工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与史籍中有关“刖者使守囿”的记载相符。至此，从闻喜掘出的这辆六轮挽车也就成了印证史书的重要实物之一。
“给这件器物定名是最具意义的事，全国仅此一件”，张崇宁说，“刖人守囿”之名完全符合古意，此名确定后，在国内还没有人提出异议。
他笑言：“自从考证这件器物的论文在文物报上发表后，所里乃至全国直到今天也没有任何一位专家提出过任何不同的看法，只要谈到它，使用的名称就是‘刖人守囿’。这不像铜奔马，今天你说个这，明天他说个那，专家们各持己见，莫衷一是。”
那么，铜车制作别致精美，价值究竟大几许呢？
张崇宁介绍，虽然眼前这件小铜车奢华玲珑，但实际上，它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功用大，也没有什么实用价值，只是专门作为艺术欣赏的工艺美术品而已。若非要谈及其用途，仅可能是当时的贵族用来把玩的小物件，或者说是贵族为了增强娱乐性，用以收藏小饰件的一个简单容器。
目前，“刖人守囿”车的发掘、定名，以及详细考究工作已经告一段落，之前谁也不会想到，这件来之不易的青铜国宝已经在闻喜这片土地下安静沉睡了两千余年。
岁月总是洗练着品格，人如此，物亦如此。对世人而言，它的往事已被载入了尘封已久的史册，但在考古界，在寻觅文化的路上，无数项包囊着对文化发掘、探究与思考的浩瀚工程却远远没有结束。或者说，这才仅仅是个开始。
之五
沉睡地下两千余载
期望观赏请上省博
三晋都市报：当时为什么要把发掘地点定在闻喜县上郭村呢？
张崇宁:那是因为在1989年发掘的前一年年底，闻喜丘家庄村一个村民家的院中发现了一座战国墓葬。这座墓的发掘我未参加。当时，机关只派了一个老探工马刚师傅去处理这一临时性工作，我去后他们已经由丘家庄转移到了上郭村。
马师傅让我看了他们挖出的文物，有玉镯、玛瑙镯、龙形玉佩还有铜镞
（箭头）等。他们为什么从丘家庄转移到上郭村我就不得而知了。我之所以去，是因为当时的副所长陶正刚对我说，那里现在没有业务干部，马师傅只是一个工人，不符合发掘工作的要求。再者，国家文物局规定，各省考古工作均要执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政策，不得随意主动发掘。当时上郭村既没有基建任务，又没有大规模的盗墓现象，为什么要到这里发掘，我心中虽略有疑惑，但并没有感到大为不可，因为是领导安排的。
三晋都市报：据说您在去闻喜发掘前还做过一次很灵验的
“布筮”？
张崇宁：当时去闻喜是领导安排的工作，出差的装备准备好后，还不到出发时间，在家无事，就用竹签代替蓍草布筮，得“艮下坎上”，卦名为“蹇”，没有变爻，所以只看本卦，内容是：“利西南，往得中也，……往有功也……蹇之时用大矣哉”。闻喜的地理位置在太原南部略偏西些。虽说预测未来是人们的普遍追求，但我并不信占卜、测筮之术。应验了，大家就说灵；不应验，大家也就不说了。这次出差偶得奇宝，或可说是应验？
其实，就器形而论，虽说空前绝后，但也并未像卦辞中所说的“蹇之时用大矣哉”，这次布筮也只是玩玩而已。
三晋都市报：发掘
“刖人守囿”车的墓葬与其他墓葬有无什么不同？
张崇宁：在以往发掘的先秦墓葬中，习惯上将其分成大、中、小三个级别。一般的现象是大型墓和中型墓都有青铜器，小型墓除尺寸小之外只出一两件陶器。墓葬中的葬具也是有区别的，大、中型墓中有棺有椁（所谓椁，即套在棺外的木箱），小型墓中多数连棺都不见，只是一长方形的仅可容身的土坑。
出土“刖人守囿”车的墓葬为一座中型墓，其中有棺有椁。奇怪的是闻喜上郭村这些中型墓中出土的随葬品不像其他地方的随葬品。当时发掘了七八座中型墓，只有一座出有成套的礼器，也只是鼎、盘、匜，其他几座均无。而且，多数墓只是各出一件口沿上带鎏的小铜鼎，也叫“匜鼎”，这种器形是其他地方不多见的，伴随共出的只有一件陶鬲。在7号墓中除一件小匜鼎外，还出土了这件珍贵的小铜车和一件陶鬲。
三晋都市报：此后
（指
“刖人守囿”车发掘后），有无在闻喜继续进行一些发掘工作？
张崇宁：目前还没有。
三晋都市报：文物发掘和当地的地域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以
“刖人守囿”车为例，您对
“文物”与
“文化”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
张崇宁：“文化”一词涵盖范围很广，“刖人守囿”车仅是一件工艺品，只能就此而论，但它还是涵盖了一定的文化信息量。诸如，《周礼》是我国战国时期反映周代社会典章制度的作品，但是，从后代学者们研究的情况看，它又不能完全准确地反映当时的制度现象。
通过此次发掘出土的器物所反映的信息表明，我们对我国史籍记载的可信度还是应该肯定的，如刖人的形象，就证明了刖刑的存在；而刖人手持的拐杖，又使人们想到了当时“踊”的形状；再结合动物，又集中体现和反映了《周礼》记载的“刖者使守囿”这一古代刑法的可靠性。
三晋都市报：这一国宝现在何处，观众如何能看到？
张崇宁：它现存于山西博物院的“晋国霸业”厅。
后记：
时间的车轮滚滚向前，碾过一段过往的同时，也在铭记一段岁月。两千余载，这件青铜国宝在厚实的土地下保持着从一而终的沉默姿势，不媚俗，不张扬，虽寂寞，却也于孤独中永生。
无论是文物的发掘，还是对史籍的印证，
“刖人守囿”车这个原本可能被遗忘的孤品如今又呈现于人们眼前。
从1989年开始，张崇宁们在闻喜
“安家”，到发现孤品、定名器物、护送国宝，再到今天
“刖人守囿”的研究告一段落，已经过去了21个年头。
有人说，
“刖人守囿”车，它一直都是在孤独中升华自己。如今，闻喜、
“刖人守囿”、青铜国宝，这些有关联的词语聚合在一起，它所反映的，不仅仅是常年跋涉的山西考古工作者对于文物发掘的严密考究，更多的是对历史文化的拾遗和铭记。（本篇完）
本期顾问：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张崇宁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