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回的《山西·发现》之十二中，我们提到，太原春秋大墓除“赵孟作御戈”5字外，没有其他的文字资料，墓主人身份还是个谜。当时，考古队队长陶正刚联想起此前在侯马出土过石片朱字，上面也有“赵孟”二字……
之一
发现之初：石片朱字宛如天书
话说1957年，陶正刚从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因表现突出，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61年，却因亲属在台受“株连”，他被“下放”到了侯马晋国遗址考古工地，领导派他在附近的牛村古城进行大范围调查。他虽然离开了京城，步入乡村，却也是三晋大地之幸，日后亦成为全国著名的考古学家。
1965年，在遗址东南部，国家计划建设侯马电厂，需要进行前期考古调查。时值数九寒天，寒风凛冽，陶正刚找来20个探工，用洛阳铲试探了一个月，仅发现众多牛、马、羊的骨架小坑。
为加快进度，电厂专门找来曲沃县农业中学的学生，到侯马考古勘探现场开始工作。同平常一样，一锹锹黄土被铲出装走，工作井然有序地进行着，还略显枯燥，丝毫没有迹象预示着这一天将是不寻常的。
不久，上午时分，在16号坑内，同学们陆续发现60件石片。它们看似不起眼，薄薄一层泥土下，隐约有些红色符号，大家议论纷纷，争相辨识，有人喊道：“好像是文字！”可惜，谁也不认识那些字。同学们都感到很新奇，这个拿一片，那个装一片，出土的石片立时被分散了。
当时，坑内没有专业学者，而陶正刚正在不远处的发现点内勘查，在工地上忙碌着，刚直起腰来，打算放弃对眼前散坑的考察，准备收拾铲子和刷子离开时，有人气喘吁吁地跑来，手拿几块玉石残片，请陶正刚看。他接过来一瞧，只见石片上有红色字迹，一个字有绿豆大小，应该是用朱砂写的，可辨认出那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六国文字。这一发现让陶正刚惊喜万分，赶紧察看了现场，随即通过老师向同学们宣传保护珍贵文物的重要意义。经过动员，已经分散了的石片重新又汇集在一起。“有重要发现，不能再让学生挖了！”他与队员们接着发掘。消息很快在队员中间传开，大伙一时间激动异常，喜出望外。
那天中午，在回家吃饭的路上，陶正刚遇上了准备去工地换班的张守中。不知是因为天气冷还是因为发现了珍贵文物，陶正刚的脸色通红，见了张守中，激动得几乎连话也说不出来，连忙从背包中取出几件用手帕包着的石片，但当时张守中首先注意到的却是他正在颤抖着的手。只见石片上的朱色篆体文字是清晰的，石片以及文字的数量都相当可观，张守中当时意识到，这是一项重大的发现，心情为之振奋。
接下来，大家都顾不上过年了，又继续扩大了发掘范围。
然而，就在正月初二这天，值班队员到现场巡视，竟发现推土机轰鸣，将小坑挖开了，便立即向陶正刚报告。细审清理过后，大家才舒了一口气，“好悬哪，一大批珍贵文物差点被彻底破坏！”
出土石片的小坑面积都不足一平方米，人在清理时，站也不行蹲也不行，连气都喘不过来，只能将就着团成一团儿，艰难地进行工作。到了夏日，烈日当空，团在这不透风、光有热浪烧灼的小坑中，又是一番难熬的滋味，大家都光着膀子，仅穿裤衩还是汗流浃背。
结果，整整出土了5000多件写有文字的玉或石残片，同时出土有玉圭、璋、璧、璜等祭器。挖到1966年11月，他们还没发掘完，但已无残片，仅有一些埋着牛马羊骨架的小坑。
因陶正刚与国家文物局谢辰生相识，便将“石头片上写有朱字”的发现通过信件告诉了对方。谢辰生收到信后，迅速赶往山西。
当时交通很不方便，去侯马必定要到太原换车，路过太原市，他来到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省文物局和省考古所前身）张颔主任家小憩，适逢张颔主任从原平“四清”工作点回到太原养病，正卧床休息。谢辰生一说出这项重要发现，张颔顿时精神振爽，立即起床和谢辰生一起上火车，坐着硬板车，熬煎了一夜，经过10余个小时才到达侯马，赶赴发掘工地，但大家看后依然不明白那到底是什么。很快，张颔动手赶写了一篇文章，起名为《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文字》，简单介绍了其出土情况，并作出初步考释，同时提议让张守中试着摹写石片上的文字。
石片上豆子大小的文字，像天书般难识，让人一筹莫展。看着这一大堆石片，大家心里隐约觉得，这肯定是很重要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通过辨认某些字句，感觉好像与祭祀有一定的关系。他们发现，文字大多模糊不清，比较清楚的仅有12件，但字迹亦多脱落了，经过识字、联句，发现每块上面均各书一篇完整文字，一般为92个字，内容基本相同，只是篇首祭祀人的名字不同。书法有的纤巧，有的洒脱，不是一个人的笔法。
综合同坑出土的两篇文字内容，他们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即“在东周时的晋国，定公以后，某年十一乙丑之日，卿大夫赵等家族多人，集于祭祀场所，以祭其皇公之宗庙”。
临走时，谢辰生特意带了几件残片和张颔所写的文章，拿给国家文物局领导王冶秋作进一步研究，王冶秋又找到了好朋友郭沫若。当时，郭老是中国科学院院长兼考古所所长。他戴上老花眼镜，手拿石片，又熟读张颔对出土石片的文字记载，来回端详上面的朱书文，突然面露惊讶之色，忽而又转为惊喜状。
二
郭沫若鉴定：神秘盟书轰动世界
郭沫若先生鉴定完后，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连说三声：“太珍贵了！太珍贵了！太珍贵了！”又对王冶秋讲：“这是春秋时期的盟书啊！古书中提到过，但从没见过实物呢！”并以其四川口音大声喊道：“好得很！这个发现很重要啊！”
他指出，侯马出土的文字资料文物就是《左传》、《史记》等古籍中古人常提到的盟书，也就是古代人们在某种政治斗争后订立的约信文书。郭老一锤定音，亲自将其命名为“侯马晋国盟书”，还表示要写一篇文章。这就是后来郭老所写的《侯马盟书试探》。
这篇文章的发表，给了张颔一个很大的启发，以后他就根据“盟誓”这一线索从历史上进行考证。
消息一经公布，在全国引起巨大轰动，一时间让众多考古家和历史学家激动不已，纷纷研究盟书，对其时代、事件及主盟人提出自己的观点。侯马盟书的发现，一开始就受到了中央和省主管部门领导和专家的重视，这为后来的整理研究工作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其实，在侯马盟书挖掘之前，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曾三次出土“沁阳盟书”，但因存世太少，且有散失，未引起考古界关注，而侯马出土的带字盟书是一个研究盟书的极好机会。
晋国是周代的重要诸侯国家，铜器铭文或文物上的文字资料奇少，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发掘晋国晚期都城新田——侯马市晋国遗址起，10余年基本很少见到有关文字资料的出土，大家天天盼望的文字资料终于第一次在自己的手上发现了，并且文字内容丰富，字数数量多，篇幅又多……
而春秋晚期，正是血雨腥风的年代，周王室名存实亡，各诸侯争权夺势，大肆杀戮，使社会变得礼崩乐坏、诚信缺失。诸侯国间为保证某些利益，常常聚集一处，结为同盟，并写下盟书。《春秋》、《左传》中记载，春秋时期的盟誓活动约200次，足见其盛行。遗憾的是，史书中对盟书内容的描述很简单，人们对盟约制度的细节仍知之甚少。
于是，张颔、陶正刚、张守中三个人开始对其进行研究。经过悉心整理、反复琢磨，最后也认定这正是盟书，由此拉开了破解神秘盟誓之谜的序幕。
盟书又被叫做载书，中国古代为了某些重要的事件，会举行集会，制定共同遵守的公约，并对天立誓，表明谁也不能违反天命，否则便会受到严惩。参加盟誓者要在祭祀坑边杀牲取血，用毛笔蘸血，把结盟的誓言写在玉片或石片上，这就是所谓的盟书，然后再把盟书放在用作祭祀的牛、马、羊身上，埋藏在地下。
盟书必须一式两份，一份埋在祭祀坑中，一份藏在盟府。在侯马发现的盟书，就是埋在地下的那一份。
但是，侯马盟书上的文字与古籍记载的情况不同，它不是蘸牺牲血写的盟文，而是用朱砂写的。不知到底是从何时开始，由鲜血改为了红色朱砂书写。郭沫若先生认为，可能到春秋时期前后，就已改用朱砂了，毕竟用血在玉、石上写字的缺点很明显。
侯马盟书的主盟人是谁？他们为何而起盟？其仪式又是怎样的呢？
1966年，就在大家准备深入研究、全面考证之时，“文革”却开始了，“十年浩劫”中断了这项工作。其间，张颔成了“走资派”、“反革命”，长年挨批斗，遭受迫害，被打入“牛棚”6年之久。幸运的是，在“文革”当中，所有的侯马盟书并没有遭到任何损坏，而是被集中装箱，堆放在侯马文管会陶正刚宿舍里，后又转运到太原文庙后面的一间旧房子里。
它正默默地等待着“伯乐”前来，一解这千年之谜。
三
对比铜戈：盟书揭开“赵孟”面纱
时光流逝，到1973年，盟书出土已逾八年，对盟书整理工作的搁浅，众人心急如焚，虽向有关方面呼吁，但难以得到响应。到了这一年的秋天，终于有了一个开展工作的转机，当时任国务院图博口副组长、国家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来到山西，先到大同检查云冈石窟，为周恩来总理陪同法国蓬皮杜总统参观石窟做准备工作，又绕道五台山，来到太原。张守中得知这一消息后，给王冶秋写了一封简短的信，让人转交面呈，大意是说“侯马盟书出土已久，一箱箱标本均在太原盼着王冶秋同志有空能过目，希望能对盟书整理工作给予支持”。数日后，王冶秋明确指示，要尽快整理出版，把材料公布于众，便于学术界共同研究。
事后省有关领导及时召集会议，抽调人员，成立了侯马盟书整理小组，由张颔、陶正刚、张守中三人参加工作，经费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工作房间也作了相应调整，从此侯马盟书的整理编写工作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良好环境，大家的心情亦无比愉悦。
但是，张颔还关在“牛棚”，被强制劳动，他能否正常参加工作呢？这还是个谜。陶正刚为此专程跑到省委宣传部，找到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厅厅长、党组书记卢梦，卢梦经过思考后，冒着风险，同意张颔参加盟书整理小组，这才让张颔与侯马盟书得以“重生”。
从此，张颔一下子被解放出来，其投入工作的愉快心情和实干劲头是不言而喻的。
他们热情高涨，为了查阅书籍、核对材料、专题访问，奔波于北京、太原、侯马之间；为了正确释字、科学考证、准确临摹，有时竟废寝忘食；为了一批科学数据的取得，往往要埋头苦干几十个日日夜夜；为清洗盟书上面的浮泥，张颔和陶正刚二人的手在水中泡得白肿白肿的。
有时，因某个疑难问题不得排解，有的人竟急得落泪；有时，因工作胜利告一段落，大家又不由得昂首齐声高歌。
侯马盟书里写了什么呢？在查阅古文献的基础上，经过大家充分的讨论和研究，张颔具体分工撰写盟书的释文和考证，他依据盟辞内容的不同，将盟书分为六大类。同时，陶正刚分工撰写“侯马盟书及其发掘与整理”，张守中负责临摹。
盟书文字笔画细小，出土日久，潮气尽散，朱书笔迹多有褪色，观察原件时需要有强光照射，并以试管滴注清水于字面，以重新复原文字的清晰度，还得用放大镜来辅助观察。
为了临摹出高水平高质量的摹本，张守中经常日以继夜地努力工作，眼睛长时间在强光之下，十分劳神费眼，最后落下了早早视力衰退的毛病，令人为之心疼。
毕竟，这些古文字读来深奥艰涩，通过一年多艰苦钻研，他们终于将神秘文字破译了出来。
1975年末，他们将定稿送到北京。为了把侯马盟书文物资料拍摄好，照得清晰明亮，达到国家一流水平，还把全国著名的摄影大师、专门给毛泽东主席照相的吴印咸老师请出山，来给盟书照相。吴老当时已年逾古稀，两鬓白发苍苍，仍然坚持每天八小时工作，前后数月，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令人佩服、崇敬。
3.5公斤重的考古巨著《侯马盟书》于1976年问世，其价值远远超出了盟书本身，很快就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它对盟书的科学研究，解开了许多史书中记载的疑惑，使史学家们触摸到了真正的历史。
“盟书”背后是什么？主盟人又是谁呢？
这些写在玉或石片上的盟辞里，专家发现有“子赵孟”的称谓，所以，这些盟书的主盟人应该是“赵孟”。
经考证，这个赵孟就是晋国六卿中的赵鞅，又称赵简子，当时他是晋国的正卿。侯马盟书的内容，就是在春秋晚期，即公元前497—前489年，晋国正卿赵简子与卿、大夫之间举行盟誓的约信文章。
盟书里的盟文，记载了公元前497年前后晋国历史上的几个重大事件，是赵鞅与家臣之间订立的文字条约，要求参加盟誓的人须效忠盟主，一致诛讨已被驱逐在外的敌对势力，不得私自扩充奴隶、土地、财产，不得与敌人来往。
从盟书内容反映出，盟誓成为赵鞅壮大赵氏频繁使用的必要手段，他联络团结各种力量为己所用，不断与同情者举行盟誓。
赵鞅作为晋国的新兴势力代表之一，是一代枭雄，为扩张宗族势力、维护和巩固自身权势，可谓费尽心机。他联络本宗，招降纳叛，召集同宗与投靠他的异姓，反复多次举盟，以聚拢人心。
在暴力高压下，参盟者一个个胆战心惊，向神明起誓，以表忠心。如果有违反盟誓者，就要全族诛灭。
同时，赵鞅也通过采取经济赏赐等手段，大大激励同盟者的斗志，从而消灭了范氏、中行氏，形成赵、魏、韩、知伯四卿并立的局面。
这时，主盟人得到了确认，他就是赵鞅。所谓“侯马盟书”就是赵鞅主盟，与众多本族与异姓举行盟誓的确凿实物证据，它反映了主盟人努力推行新兴的封建制度：在经济上，推行当时对老百姓最为有利的田亩征税制；在政治上推行郡县制，对战场上有功之臣的奖励不是采用分封采邑的故旧办法，而是实行郡县。他采用对奴隶有利的措施，因而得到广大奴隶的拥戴。所以，“晋阳赵氏集团”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
时隔20年后，太原赵卿春秋大墓出土了“赵孟作御戈”，让陶正刚联想起侯马盟书中的相关文字，他通过认真对比戈上铭文的字体，惊奇地发现，两者字体非常相似！
但是，在春秋晚期，赵简子及其儿子赵襄子都曾在晋阳地区执政驻留，父子俩在此都有过显赫的建树，成为晋国握有实权的“执正卿”。那具体是谁呢？
史料显示，赵简子死于晋阳，而赵襄子应是死于河津。所以，专家们综合几个方面进行分析，最终做出判断：晋阳城北金胜村大墓的主人，应该就是曾经担任晋国执正卿长达22年、叱咤疆场雄霸诸侯的赵鞅，即赵简子！而且，两者的字体十分接近，这说明铜戈和侯马盟书的主盟人赵简子有关，甚至戈上的文字与盟书中的盟文，有可能也出自同一人之手。
四
叱咤风云：赵简子肇建晋阳城
罩在太原赵卿春秋大墓主人头上的神秘面纱，就这样被考古学家揭开了。
按理说，赵简子只是晋国的大臣，但是为什么他能享受如此丰厚的随葬品呢？这又引起人们的深思。
从墓葬规模和出土礼器、乐器、铜戈、车马坑等方面分析考证，专家推断出这座春秋大墓的主人正是当时晋国执正卿赵简子，即赵鞅，春秋末年晋国正卿，又名志父，亦称赵孟。假如他20多岁执晋国政的话，其生年应当在晋平公二十一年（公元前537年）左右。
你若翻开中国古代著名的史书《左传》和《史记》，便会看到，对于赵简子在春秋晚期所做的事情，都有相当精彩的描写。在《史记·赵世家》中就有这么一句，“赵名晋卿，实专晋权，奉邑侔于诸侯。”侔，即“相等、齐”的意思。
相信很多人小时候都听过《东郭先生和狼》这个寓言故事吧，说的是春秋时期晋国有一位善战的将军追赶恶狼，恶狼在逃亡中遇到了一位心地善良、良莠不分的东郭先生，东郭先生救助了恶狼，事后它却反目为仇，要吃了东郭先生……最后这位将军及时赶到，杀死了恶狼。你知道吗，故事中那位将军就叫赵简子。
在上一期故事连载中，我们曾提及，《赵氏孤儿》中“孤儿”之原型正是赵武，而赵鞅（赵简子）即他的孙子。
赵简子继承卿位后，随着势力的不断延伸，为了建立一个稳固的后防，准备修建晋阳城，他把这一任务交给了董安于。这一时间，应该就是2500多年前，也由此开启了太原城的历史。
晋阳城西依悬瓮山，东临汾水，远离晋国其他五卿的势力范围，地理条件优越，物产丰富。董安于修建晋阳城时，采用板夹夯土这种既简便又先进的建筑技术来圈筑城墙。城内建筑用铜柱替代木柱，用荻蒿等坚韧植物做墙骨。
晋阳古城，作为晋国北部的重要城邑之一，正是赵氏宗族早期的食邑和权力的中心地，在赵氏宗族的历史上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你知道这座古城的遗址现存何处吗？它就在今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晋源镇附近，位于赵卿墓南3公里处。
古城平面近似矩形，西城墙位于今晋祠公路东侧，北城墙坐落在风雨沟北侧，西南城角位于今南城角村，西北城角在今城东角村（注：城东角村因上世纪50年代挖晋阳湖而南迁至此地）。城区包含有今晋源镇、晋阳堡、古城营诸村。南城残墙长600多米，宽20米，西城墙长约2700米，北城墙长约4500米，东城墙和东南城角已毁。
目前，在地面上仅能见到残存的西城墙，长约900米，高出地面有7米。其他部分城墙仅保留有城基，还有一部分已毁。
这座城池历经数代，自春秋时期周敬王二十七年（公元前497年）起，至唐代止，历代均为繁华的城市，曾是公元4世纪北齐别都、唐代北都、五代北汉都城，是北方重要的边塞城市，直到北宋初年宋太宗赵光义平北汉时，才将整个晋阳城毁于战火，彻底破坏，易地建城，北迁20公里到唐明镇，逐步发展为今天的太原城。
从古城西边的乱石滩，沿吕梁山余脉的西山麓，往北10公里，东西宽1.5公里的范围内是一处历夏代、东周、汉、唐、宋、元的古墓地，与古城相距不远，与其始建、繁荣、毁灭的年代相吻合。这说明，它是晋阳古城的墓地。在这片墓区内的金胜村、冶峪一带，属战国古墓群区，方圆约4平方公里，其中金胜村西就是赵氏家族墓地所在地。
那么，这位晋阳城肇建者向我们展示了赵氏家族怎样的雄风呢？
赵简子凭借坚固城池，扩充军队，南北征战，多次主持盟誓活动。他联盟魏、韩、知伯，孤立了范、中行二卿。晋定公十九年（公元前493年），铁（河南濮阳）之战爆发，赵简子奋勇杀敌，取得决定性胜利，范、中行二氏从此衰落下去。
之后三年内，赵简子攻朝歌，战潞城，击百泉，又转战邯郸，伐卫国，围中牟，最后征伐鲜虞，消灭了范、中行二卿。于是，赵简子的领地从晋阳扩大到邯郸等地。
这是晋国历史上一个重大转折，晋国由六卿掌权转变为四卿掌权，后来知伯、韩、魏三家联合围攻赵襄子（赵简子的儿子），曾引汾水灌晋阳城。在这次战役中，知伯灭亡。
可以说，赵简子是晋国历史上的一位关键人物。他的一生，对春秋战国的历史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他继位之初，赵氏家族实质已处于存亡绝续的紧要关头，而他采取了革新措施，使赵氏家族的势力迅速增强。赵襄子正是在继承其父改革的基础上，争取民心，任用贤臣，虚心纳谏，终于同韩、魏一起灭掉贪得无厌、刚愎自用的知伯，才有了韩、赵、魏“三家分晋”的局面。
如此说来，正是赵简子为赵氏立国奠定了基础，奠定了战国时期七雄并立的争霸格局。
最终，一代枭雄赵简子还是化为尘土。晋定公三十五年（公元前477年），叱咤风云的赵简子故去了，活了70多岁。2000多年后，这座保存完好的奢豪墓葬终于又见天日，让后人看到了他当年的奢华生活。
五
专家揭秘：历经20载车马重现
三晋都市报：太原春秋大墓在发掘中留有什么遗憾吗？
陶正刚：遗憾的是，在挖车马坑时，因手下失职，不听指挥，挖得过快，坑里有两辆车被挖走了，变得不完整了，在修复时只得复制了两辆车。
三晋都市报：这些文物都在山西博物院里陈列着？
陶正刚：基本都陈列出来了，包括4个龙纹方壶、27只鼎，还有编钟、铜鉴、匏壶、鸟尊、铜戈以及玉器等等。
三晋都市报：2003年，为纪念太原建城2500周年，曾仿制了“春秋大鼎”安放在龙潭公园。该鼎原型就是从这座墓中出土的吗？
陶正刚：对！就是最大的那只“镬鼎”，也是我国出土最大的圆鼎。
三晋都市报：那车马坑后来被搬到了哪里，修复情况如何？
陶正刚：1996年10月，它们才被搬至专门修建的修复大厅。当时车体表面已严重风化，疏松不堪。2000年，太原市博物馆接手车马坑文物，连续两年向市政府打紧急报告。车马坑文物出土14年后也就是2002年，终于开始进行科技保护性修复，首先是增强车体的强度，然后才开始修复各种原因造成的残损，并在每个切块下加上钢托板。2008年5月，修复保护工程告成，顺利通过了国家专家组验收，等太原市博物馆新馆建好后，将作为镇馆之宝整体搬入。
三晋都市报：您能介绍一下赵卿墓的发掘意义吗？
陶正刚：赵卿墓出土了各种随葬品3000余件，包括青铜、黄金、玉石、骨器、陶器、兵器、量具和生活用品。其中尤以著名的“鸟尊”等青铜极品和大型车马坑最为珍贵。青铜器多达1690件，约占出土总数的40%多，为晋国罕见的艺术瑰宝。由此可看到赵简子奢华的生活场景，闻到晋文化雄浑豪迈的文化气息。
因此，山西太原赵卿墓与大名鼎鼎的四川三星堆、陕西兵马俑和法门寺地宫、湖南马王堆、广东南越王墓等一同，被列为“1988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它的发现为研究晋及三家分晋前后的历史，提供了可靠的证据。
赵卿墓上承春秋，下启战国，处于社会的重大变革时期，对于研究东周特别是晋国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制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是迄今为止所见春秋时期等级最高、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丰富、资料最完整的晋国高级贵族墓葬。
三晋都市报：赵简子为什么要与其同党“反复举盟”呢？它反映了何种社会背景？
陶正刚：从侯马盟书现有材料分析，其中宗盟类的有514件，另外还有委质类、纳室类、诅咒类、卜筮类。
我们应该从中看到，不管赵简子及其同党如何反复举盟，信誓旦旦，但利益的血腥争夺是统治阶级的本性使然，一到面临利害权衡时，他们就会背信弃义，反目成仇。韩、赵、魏与知伯四卿消灭范氏、中行氏后，四卿内部便再起纷争。其实，正由于道德沦丧，出现大量背信弃义的言行，才需要盟誓来约束，这就不难理解侯马盟书何以出土达5000件之多。据统计，参盟者有152人之众，这样大的规模，而且有许多反复举盟的现象。
三晋都市报：那“侯马盟书”出土有着什么样的重大意义呢？
陶正刚：其意义非同小可，这是我国发现的最早一批官方文书实物标本之一，也是最早使用毛笔书写文字的实物证明，史料及书法价值都很高，对研究中国古代盟誓制度和文字、研究晋国历史以及中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情况有重大意义。1995年，它被评为“建国以来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可见其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如今也成为山西博物院馆藏的十大国宝之一。
（本篇完）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