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季的探沟
追寻农业起源
序
省考古所主持者的案牍上，摆放着一份人名和地名画等号的资料：所里所有有能力参与考古发掘的人，几乎都被划定了工作区域，谁谁去发掘晋侯墓地，谁谁去领队发掘柿子滩遗址……王京燕和她的同伴们，就是这样的发现者，他们的
“区域”，被划在了清水河沿岸。
关于清水河，有心人还记得，轰动一时的“2001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吉县柿子滩新石器遗址”就在清水河的左近，不远处气势恢宏的黄河壶口瀑布震耳欲聋的飞泻声似乎就在清水河的耳边。考古工作者面对这片令他们
“惊喜得惆怅”的土地，曾这样描述道：“吉县境域及其附近，原始文明遗迹的分布可谓星罗棋布，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再到氏族文明时期，这里几乎是一幅人类史前文明发展的地图……”
吉县位于吕梁山南端，西隔黄河与陕西相望，境内多山，山梁的底部是岩石，岩石上是厚几十米的黄土，大大小小的山梁高低错落，连绵不断。由于雨水的侵蚀，黄土梁上遍布着沟壑，自然村之间以宽窄不等的沟谷为分界线。
2003年8月，刚刚结束了上一个考古项目的王京燕和另外两个同事到了清水河畔。我国刚刚启动了西部考古项目——陕西、内蒙、山西三省合作的“河套地区先秦两汉时期的生业、文化与环境研究”课题，8月中国西部考古山西境内的探究在吉县也正式启动。
王京燕一行三人，准备再对清水河流域做一次新石器早期遗址的调查。位于吉县黄河支流洲川河下游的柿子滩旧石器遗址是一处少见的旧、新石器过渡时代的重要遗址，旧新石器交替时期，也是原始农业的萌芽时期。大家决定扩大调查范围，以期发现原始农业遗存，进而探索农业起源，这成为山西西部考古的课题目标之一。调查、发掘工作首先确定在吉县的洲川河流域。
可是，几天来，雨似乎没完没了下个不停，淅淅沥沥时大时小，似乎在向考古队预示些什么……
不间断的雨水喜坏了农民，却急坏了王京燕一行：遗址一般都在河流沿岸或者靠近水源的山上，这么大的雨，翻越陡峭的悬崖峭壁，走在羊肠小道上去寻找那些地方几乎不太可能，这可咋办呢？王京燕想，下来都好几天了，一无所获，回去跟所里汇报都不好意思，苦闷之间，考古队员们突然想起一个人来。
这个人就是闫金铸，这位原吉县文管所的所长在山西考古圈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柿子滩新石器遗址是他首先发现的，甚至“黄河之魂”壶口瀑布也是闫金铸最先发现并提出修建景点的。在吉县附近，众多遗迹的发现和保护都与此人有极大关系，在这里，他就是绝对的“遗迹地图”。
闫金铸当时已退休回到乡宁，但这个从青年时期就与文物结下不解之缘的老人，还是很快答应了王京燕等人的要求，一起到清水河流域去看看。王京燕和两个同事高兴坏了，有了闫老帮忙，还愁找不到遗址？
第二天，闫金铸带着他的女儿也就是吉县文管所所长闫亚梅，跟着王京燕到了清水河附近、王京燕他们借宿的村子，可到了那儿，闫金铸仔细盘衡，觉得冒雨上山还是太危险，便提出不如到黄河沿岸去看看，他说记得上世纪70年代末那会儿，自己在那发现过陶片，说是仰韶时期文化遗址，先到那里看看会不会有什么发现。
王京燕等人面面相觑，所里部署西部考古的重点工作区域在清水河，总不好把手伸到黄河边上再去搅和，就问闫金铸当时的发现情况。上世纪80年代初，闫金铸第一个提出“黄河壶口瀑布”，送交省里建议开发为风景区，当时吉县文化局长杨福禄跟他说：“沿岸文化也得调查清楚。”
于是，闫金铸沿着黄河边，从大宁县到河津龙门一线，独自一人，那时他只有30来岁，年轻力壮，背着考古包，手拿地质锤，从北往南徒步跑了十来天，共有两个发现，一个是清代长城，当时他还不敢确定，只知是军事防御工程，有军事营房、炮台、烽火台，后经查阅史书，得知此乃清同治六年至七年间，政府为防止捻军东进而修建的一道长墙，沿河800里成堤，他为这一发现定位为“世界上最晚的长城”，文章发表后，在学界引起轰动，甚至将罗哲文的说法也推翻了，因为，原来人们一直认为清代未曾修过长城。
另外一个发现即沟堡，也就是闫金铸这时提出再去看看的那处地方。当年，他到了柏山寺乡沟堡村，发现这地方下边紧挨黄河，周围也有很多长城。他便住在老百姓家里，往山坡土包的地上一瞧，竟瞅见一些碎小的红色陶片。他就扩大范围，在沟堡村北面的蒿坡腰同时又发现了大片遗址，但只能确定属于仰韶时期大片遗址，在东西一公里、南北两公里的范围内，均有陶片散落。
虽说沟堡村附近发现的陶片早就定性为仰韶时期文化遗址，但王京燕还是被闫老当年的精神所感动，况且在屋里坐着等雨停也是个等，不如去“拜访”一下。就这样，一行人驱车前往黄河岸边的沟堡村。
到了闫金铸所说的这个地方，王京燕发现这个遗址位于村北约三里面阳的山坡上，初步估量了一下，面积约1000平方米，遗址往西约200米就是黄河，北约50米是山间峡谷。在遗址处，随处可见庙底沟文化时期的彩陶钵、尖底瓶、夹砂罐等残碎陶片。
可是，让几个人始料未及的是，他们在这几乎是漫无边际的碎陶片地里，看到一处明显呈黑红色的烧土，经雨水一浇，这黑色越发醒目。几个人觉得有些兴奋，随后他们惊异地发现，这片黑色火烧痕迹的土层似乎面积还不算小，粗粗算了一下，大概有七八米长的样子，这是什么呢？窑洞，灶房，或者，这里原本是一处烧制陶器的窑址？
王京燕当时想，虽说是一处烧制陶器的窑址，又早已确定属于仰韶时期文化层，但来都来了，总不能空着手回去吧，挖吧！他们又想，这处遗址位于山顶上，水土流失严重，再有若干年，遗址就不复存在了，所以向领队马昇请示后，立马决定在这里做小面积试掘。
但她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运气竟会这么好，这一铲子下去，发掘出来的，是一个从未敢想的重要发现。
神秘的陶器
开掘让人惊喜
沟堡村坐落在山顶上，东距县城约60里，有限的一片平地上，居住着村子里的几十户人家，由于人们居住在峁顶上，交通非常不便，村民们还保持着近乎原始的生存状态。
村民依山凿出窑洞，窑洞前开辟出小块的平地用作活动场所，多数人家甚至没有玻璃窗，窑洞外壁用麦秸和着泥涂抹，绝少见到砖瓦。窑洞的窗户扇儿是在城里绝对见不到的，和门扇一样有木拴，由此推算，至少好几代人用过这些门窗，而窗格子钉了透明的塑料布或糊着麻纸。由于干旱少雨，这里丰年不多，就是这贫脊的黄土养育着一代又一代的沟堡人。
王京燕和两个队友决定开挖探方，看看这一绺黑色的土层里究竟埋藏着什么样的秘密。送走闫金铸和闫亚梅，为了节省往来时间，王京燕找到沟堡村的村支书，提出要借宿几日，以便工作。
因刚下过雨，土质十分疏松，发掘土层并不是问题，虽说节约了力气，但远不是使力气那么简单，他们要做的更多是一层层剥离土层，以便及时记录淹没在黄土里的信息。
对于考古发掘的程序，三人并不陌生，但由于遗迹土层埋藏太浅，加上水渍渗透，面对很多信息的出现，三人还是有些为难，为了尽量保证信息完整，惟一的办法就是加倍小心翼翼。
探沟终于出来了，王京燕三人大吃一惊。
随着探沟加深，几个人发现，这里其实是一处房舍，探沟发掘出来的正好是一座房子的半角，从整体情况来看，这个房子由于水土流失，已然塌陷，存留的是靠山体的部分，也就是一面墙的位置，剩余的半个房子已经不见。而当初发现的黑色土层，竟然是房屋内部的烧火痕迹。几个人心里多少有些高兴了，发现屋舍内部烧火痕迹，采集回去总不算两手空空了，虽然天气依然不是很好，但大家的干劲还是很足。
开掘继续进行，更大的惊喜出现了。王京燕他们在此处房舍屋角发现几个可以复原的陶器。发现陶器，本来没有什么大的意外，但值得一提的是，一般发现的完整陶器都在墓葬中，在距此不算太远的曲沃晋侯墓地中，考古队员多有发现陶器，但那大多都是细碎残片，而从这个塌陷的屋舍角落里发现的陶器，虽有残损，却大多可以复原，这令三人大喜过望。
人人皆知陶器易碎，而在这里发现比较完整的陶器，说明了什么呢？疑云开始在几个人心头升起。
王京燕他们猜测，或许这个房子是突然之间塌陷了，这些器皿原本摆放在屋舍内，它的主人来不及抢救它们，就被遗忘在这里了。或者是天灾，比如洪水，比如火灾，这么长的一片火烧痕迹，也有可能是一场大火吧？总之，初步的判断是，这些陶器之所以保存相对完好，必定是这里发生了什么突发状况。
几个人越挖越兴奋，不知不觉间，队员们已在沟堡村呆了几天时间。村民们觉得好奇，很多人跑来看，瞧瞧能不能挖出个什么宝贝，可他们不明白：为啥几个考古队员对这么几件残破的陶片感兴趣，还越挖越高兴，那家伙山上多了去啦，还有啥不一样不成？
考古队借宿在村支书家，支书到底有些文化，他听考古队大致介绍了几回，居然也对这些碎陶片有了兴趣，常帮考古队清理些东西。
发掘仍在继续……房舍的半边面貌终于完全露了出来，考古队的判断是准确的，黑色土层下没有其他。队员们更加小心地清理土层，在这个过程当中，又发现了部分陶器，只要是在这个屋舍基底范围之内的，陶器都可复原，庙底沟文化时期的陶器种类这里几乎都有发现，器类有罐、瓮、钵等。
正当考古队员准备再对墙角完全清理之时，一个更大的秘密终于忍不住那跨越几千年的寂寞，它开口说话了：瞧，我还在这里呢！
在北面墙壁下，队员们惊异地发现，这竟然是一件人面形器物。陶器呈人物的面部样式、口镂空，分别用泥块贴塑出眉毛、眼眶、鼻子、颧骨、嘴唇的形状，出土时嘴部及一侧眉部、眼眶处泥塑已脱落，形象古拙传神。而更令人心跳的是，这个器物没有顶盖和器底，底边呈喇叭状，出土时顶部居然盖有一面石板。
王京燕想揭开顶部石板，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如果是火种罐，那肯定残存有可燃物吧。她与两个队员平定心神后小心打开石板，发现里面塞满了淤土，需先掏净淤土。可是，由于陶质酥脆，加上覆土的重压，在发掘现场取出时，它就已经成碎块了。他们决定把这些碎块取回去，一一拼对起来。
这显然不是一个实用的器皿，一个人面造型的器物，它是干什么用的？之所以这个人面陶器损毁最轻，是因为它在北面墙壁下放置。那为何把它放在此处呢？王京燕突然想起了红山文化这个概念，在辽西发现的红山文化，也曾发现过这种无顶盖、无底的人面造型器物，且顶上也盖有石板。难道说，这个神秘的人面器物，跟千里之外的辽西红山文化竟然有着某种姻联？
追溯在红山
各种猜测接踵而来
一瞬间，兴奋完全冲淡了长达十余日的劳累，猜测、推理、判断，各种各样的想法充斥在王京燕和她的同伴们心头。
王京燕打电话给省考古所，将这个好消息汇报给有关领导，得到的指示是先确保信息采集准确无误并且完整细致，然后是保护好这些陶器，以备后期研究。当时，正在清水河流域带队调查的西部考古队副队长谢尧亭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赶到了发掘现场，认为人面形器物是山西前所未有的发现。
采集信息和保护，是的，这是当务之急。乘着兴奋，王京燕和其余两个同伴尽快并且确保准确地绘图、拍照、编制信息……
然后就是保护，怎么办？器物已经出土，发现这件人面陶器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绝对不能让这些器物再在这里过夜，一方面考虑到也许还会下雨，要是真沾点儿雨就全完了，再则还怕有村民或者其他人来破坏，情况紧急，必须在天黑之前处理完。
加班加点，留人在山上守着，差人去村里找人来协助运送文物。进往山上遗址处路有多条，但全是羊肠小道，根本过不去车，平常往来村子与遗址之间，走在路上都会胆战心惊，雨刚停，路又湿滑，羊肠小道下面就是十多米深的沟壑，人不小心就会摔下去，但这些东西是无论如何都禁不起跌打的，一时间，王京燕他们犯了愁。
最后，实在看天快黑下来了，王京燕一咬牙，跟支书商量，用毛驴驮吧，再等一会儿毛驴都上不去山了，就这样，支书就真的找来一头毛驴，小心翼翼赶上山，毛驴背上放着两只大箩筐，塞满棉絮等轻柔之物，将这些陶片一件件放进箩筐，然后再几个人围着毛驴，村支书赶着驴，一步步往山下村子里挪。
万幸，终于到了村里，卸下来箩筐，将这些要命的碎片再一件件取出来安置好……夜里，王京燕和两个同伴无论如何睡不着了，村支书也把参与发掘的村民叫到家中，一同参详这件人面陶器是什么用途。有人说这恐怕是古时候保存火种的器物，将火种放在里面，时不时放些动物的皮毛或者油脂，这样可以保证火源长存。有人说，就是个摆放着看的饰品，烧制陶器的时候就一同烧出来了。
然而，这些都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个人面器物会被单独放在靠北墙处，还有，为什么没有底和顶盖，再者，为何上面压着块石板？从这件人面陶器的外体看，上面有烟熏火燎的痕迹，而且相当厚，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不过，队员们越发肯定，这绝对不是一件实用器物，在山西以往的考古发现中，均未发现过类似物件。王京燕想起在刚发现这件人面陶器之时大家的猜想，又一次想起了辽西红山文化。
从国内考古发现来看，新石器时代陶塑人像发展的最高阶段就要数辽西地区红山文化牛河梁祭祀遗址中的陶塑、泥塑女神形象了。
红山，蒙语称：乌兰哈达，意为红色的山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东北郊的英金河畔。传说内蒙古赤峰的红山，原名叫九女山。远古时，有九个仙女犯了天规，西王母大怒，于是九仙女惊慌失措，不小心打翻了胭脂盒，撒在了山上，因而出现了九个红色的山峰，所以，后来都叫它“红山”。
红山文化因首次发现于赤峰红山后而得名，年代距今五六千年，延续时间达两千年之久。其社会形态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全盛时期，主要社会结构是以女性血缘群体为纽带的部落集团，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兼以牧、渔、猎并存，它的遗存以独具特征的彩陶与之字形纹陶器共存，且兼有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
在红山文化的研究过程中，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对此地发掘出土的筒形陶器做过研究，判断这类器物的用途跟祭祀有关。发掘出土的筒形器物，也是无顶盖无底，顶部盖有一块石板。
那么，这个发现于沟堡遗址的神秘人面陶器究竟跟红山文化中的相同样式器物有什么关联呢？沟堡遗址中的这个器物，用途究竟是什么？难道说，它也像红山文化中的一样，也是用作祭祀用途的？
神秘人面陶器，是最早的灶神奶奶？
极大的疑问盘旋在王京燕等人心中，然而吉县沟堡遗址的发掘仍在继续，在烧土遗迹处，考古队一共清理出两座庙底沟文化晚期的房址，除了发现的上述房舍遗址外，考古队又发掘出一座半地穴式房子，前半部分如前一辙，前半部随坡体塌落，墙壁高仅存50厘米。
在这两处遗址中，队员们复原有近十件完整陶器。从发掘现场来看，这些陶器之所以保存相对完好，队员们的判断也和先前一样，当时这些器物很可能是正在使用当中，只是突然废弃了，原因无法细知，只能判断是天灾人祸，人被召集走了，而地方和东西都留下了，后来没有人再去使用，或许是当时房舍就已经塌了，或许是以后慢慢塌了，最后水土流失，变成了如今的面貌。
不断有学者对这例少有的人面陶器产生极大兴趣，关于这件器物的用途判断更是众说纷纭，大多数人将目光投向了红山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对接上。有学者称，红山文化跟山西吉县沟堡遗址出土的这个人面器物必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怎么可能两个相距千里的地域，竟会出土情状相同、历史时期相近的文物呢？会不会是吉县沟堡遗址的居民在当地呆不下去了，转而迁徙更北的北方？因为，红山文化中就有庙底沟文化因素。
如果两地出土同样器物的原因可以这样理解，那么，从红山文化出土文物的作用判断沟堡遗址人面陶器的用途，当合情合理——即“祭祀”。
根据已经研究出的人类文明史的记载，自中石器时代开始，母系氏族社会进入发展时期。中石器时代是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阶段。新石器时代，人类在打制石器的基础上摸索出磨制石器的新技术，又发明了农业、畜牧业、制陶业和纺织业，皮革加工和缝纫技术也有进步。
人类除利用天然洞穴居住之外，又开始营建房舍，在河谷台地水源便利之处，逐渐形成村落。生产力的显著发展，使母系氏族社会进入繁盛时期，结构和制度日臻成熟。磁山——裴李岗文化距今约8000年，仰韶文化距今约7000年至5000年，大汶口文化早期距今约6300年至5500年，河姆渡文化距今约7O00年至5300年，上述黄河、长江流域的考古学文化大体处于这一历史发展阶段。
而根据国内外研究表明，在这一阶段，祭祀和巫术大为兴盛，原始的宗教信仰也逐渐萌芽，祭祀活动不仅是一种仪式，而且是作为增强人群集体意识的一种活动。有专家指出，可能后者才是祭祀活动的真正目的。另外，由于原始生产方式的落后与生产力低下，人类的精神寄托、心灵安慰等祭祀活动甚至是一种必须。
沟堡遗址人面陶器的作用如果被界定为祭祀之用，那么，这个被祭祀的是谁？我省考古学者田建文认为，这个人面陶器，祭祀的应该是灶神。
这件人面陶器在整个房屋中所处的位置是靠北朝南，古代房屋各处都有专门的名称。门一般向南，门里是采光最好的地方；进门处两边为避风修有隔墙，所以西南角是最暗的地方。汉代成书的《释名·释宫》说：“宫中西南隅曰奥，不见户明，所在秘奥也。”
沟堡遗址的房屋，地势所致，坐东向西，门应该开在西部正中，那么，摆放人面陶器的地方恰恰是这个“奥”处，在古代，奥是祭祀灶君的位置，《论语·八佾》：“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
灶君又称灶神、灶王，由祭祀“老妇”发展而来。《礼记·礼器》曰：“燔柴于奥。夫奥者，老妇之祭也。”而从沟堡遗址出土的这件人面陶器来看，头部外形没有棱角，眉毛弯弯，鼻梁挺直，充分展现了一个女人的全部脸面。特别是有意塑出两侧高突的颧骨，是“红脸蛋”的标志。
田建文认为，这个人面陶器，就是最早的灶神奶奶。
解决了的是考古工作的野外发掘，执手铲、布探方的过程已经结束，剩下的工作就是研究，由于这处遗址规模并不十分宏大，野外发掘用了半个月时间，而室内研究阶段，恐怕远远不是半个月所能完成的，信息摆在那里，历史已经等待了五千年，谁还忍心让它再等下去呢？也许，是该对这神秘的祭器收官落定的时候了！
迷失的祭礼
历史有待于发现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见得失；以史为鉴，可以见兴替。有人说，研究有文字以来的人类文明，尚且可以镜鉴兴替，那么，研究这些更加远古的文明，有什么确切的意义呢？只不过徒费心神而已！这些所谓文字产生之前的史前文明，究竟要不要研究？
专家揭秘
三晋都市报：就目前为止，关于沟堡遗址的研究，进行到了什么阶段？
王京燕：研究一直在进行，其实考古学的田野发掘只是考古发现的一部分，室内的资料研究反而更费时间，但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当初田野阶段发掘的信息完备，后来的阶段就会有更多的发现，沟堡遗址的研究也是这样。
三晋都市报：这些沟堡遗址出土的人面陶器和其他的文物，现在在什么地方呢？
王京燕：沟堡遗址一共出土了十余件文物，都是陶器，除了我们知道的人面筒形器之外，还有几件其他种类的陶器，这些器物后来都被尽可能地复原了，目前仅有人面形器物在省博物院展出。
三晋都市报：出现了人面陶器，闫金铸老人后来知不知道，他的判断是什么呢？
王京燕：我们发现之后就通知了闫老，闫老当时的判断跟我们大致接近，他也说这东西估计是跟祭祀有关，还说与巫术、宗教可能有关，因为当时这个人面陶器位于房址内一个角上，即西北方向，面朝东南。为什么要这样摆？住这个房子的人是什么人？一定是从西北来的。因为，一般墓主的头向朝着哪儿，就是从哪儿来的。所以说应当与祖先崇拜有关，或者这东西祭祀的就是他们的“祖先”。
三晋都市报：田建文先生推断说，这是最早的灶神奶奶，您怎么看？
王京燕：我并不完全同意这种说法，但田先生的研究当然是建立在他的学术基础之上，从现在的情况看来，人面陶器用作祭祀，这没有太大争论，关键是要搞清楚祭祀的“神”是谁。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发现很多土层都有被火熏烤过的迹象，从这点来看，田先生的判断或许有一定道理，或许这间房子就是专门祭祀灶神的。
三晋都市报：我们知道，考古队在黄河及其支流沿岸进行过不止一次的调查，但几乎每次调查都会有新的发现，您能不能凭多年经验给大家说一说，晋南这块土地究竟有多少故事？或者还有多少是待发现的？
王京燕：历史有待于发现，河流沿岸也肯定有更多的文化待于发掘，故事当然非常多非常丰富，我们的民族跟这条河流有多少感情，这里的故事就有多少，黄河至今还被称作“母亲河”，一个孩子跟他的母亲有多少接触呢？答案是太多了。
三晋都市报：类似沟堡遗址这样的遗迹，考古学者在研究这些和研究诸如晋侯墓地这样的遗迹方面有没有什么比较，毕竟那些是和历史的联系更加紧密的？
王京燕：无论是晋侯墓地还是沟堡遗址，学者们只是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不同而有所侧重，但对待历史的态度都是一致的，晋侯墓地跟历史联系紧密，因为有文字记载，有正史，有传说，而沟堡是更源头的文化，学者们对这些遗址的态度只会更谨慎。
三晋都市报：红山文化中出土的人面筒形器具体是什么样子的？
王京燕：非常相近，都有石板压在上面，无顶无底，我们判断两地出现类型相近的文物，这绝对不是孤立的事件。在红山文化中发现的这种筒形器，大多在墓葬里摆成一圈，红山文化专门有祭祀、有祭坛，规模非常宏大，祭祀可以成为统治人们精神世界的一种强大力量。从大的方面来讲，红山文化、庙底沟文化的筒形罐和人面形器物在宗教寓意上有接近的地方，都是一种时代文化的反映，我们所要弄清楚的，是为什么会在两地出现，相隔这么远，当时发生了什么情况，是谁传播这种祭祀文化的。
三晋都市报：沟堡遗址的发掘，对考古学和人类历史研究方面有什么意义？
王京燕：我们挖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发现这么一件东西，这种筒形器，红山文化中有发现，因此说这种器皿的发现不是孤立的，这是一个跟那个时代的共同特征有联系的事件，比较明确的是人面陶器肯定是用作祭祀用途，这就跟宗教信仰有关了，我们知道宗教和巫术之类的祭祀活动可以凝聚人心，有一种强大的信仰和力量，那么，我们研究的就是这种现象的出现对先民们有什么影响。
（本篇完）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