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距翼城县城十余公里，西距侯马市约30公里，葱茏沃野间，曲沃县一座村镇沉浸在暮霭之中，这个镇子名曰曲村。
但此时此刻，更多人记住的是其门楼上镌刻着的4个朱红大字——晋国故地。一个人口几千人的村镇，竟然号称“晋国故地”，好大的气派！谁给了曲村如此的气魄？
更令人诧异的是，转过镇门抬头仰视，背面
“三晋之源”4个大字又悬空而立。难道说，华夏文明看山西，而这个小村镇竟是晋国的源头？
之一
风霜磨洗千年历史 古墓悄诉晋国迷踪
山西称之为“晋”由来已久，那么，山西为何而称为“晋”，“三晋”的由来又是什么呢？切断历史的河床，翻阅一切能够查找得到的史料，我们发现，2800年前，晋地的由来，还要从周王朝和“桐叶封弟”的记载说起。
3000多年前，武王克商，西周建立，分封诸侯，屏藩王室。然而，文韬武略的周武王完成统一大业后，诸多政治理想还没来得及付诸实施，就离开人世。年幼的成王登基不久，刚刚建立的王朝就经历了一场反周的叛乱。
山西省南部地区，有一个古老的唐国，唐也参与了反周的叛乱。叛乱很快被平息了下去，为加强统治，周成王把唐国的土地分封给弟弟叔虞。
“桐叶封弟”的大意是说：周成王年幼时，和弟弟叔虞一起玩耍，周成王看见桐树上掉了一片叶子，就捡起来削成当时重要的礼器——圭的形状给了叔虞说：“用这个封你吧！”这本是开玩笑，但在一旁的史官听后马上记了下来。后来史官就对成王讲：“你是王，国君是不能随便开玩笑的，说了就该兑现。”后来成王真把叔虞封到了唐。
叔虞死后，他的儿子燮父即位。因为唐地境内有一条晋水，燮父将国名由“唐”改为“晋”，开始称“晋侯”，并将都城迁至今天的曲村一带，燮父成为第一位晋侯。此后，经过历代晋侯的励精图治，晋国兼并了周围十几个诸侯小国，成为雄踞黄河中游、地跨山西南部和河南黄河以北部分地区及秦、晋、豫三角地带的中原大国。
晋国奠定了山西历史文化基石，然而在鼎盛时期地跨晋、豫、冀、鲁的中原霸主晋国，到底崛起于何处？文献记载“河汾之东，方百里”的古唐地到底在哪里呢？
以汉代以来的历史记载，晋国屡次迁都，唐地的踪迹早已模糊不清，几千年来史学家纷争不已，依照司马迁《史记》记载及后人研究，唐的地望竟有6处之多，其中包括今天的太原！那么，位于山西省境南端的曲村镇，又与太原相距千里。曲村因何而为“晋国故地”呢？
夏商周三代，是华夏文明由兴起走向昌盛的时期，而中国古代史的确切年代，却只能上溯到西周晚期的公元前841年，此前的历史年代众说纷纭，极难公认，国外史学界甚至认为，由于无确切史料考证，中国的夏朝只是在传说中存在而已。20世纪末期，我国启动了一项规模宏大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目的便在于详考华夏文明五千年的前世今生。只是谁又能料到，在晋南这片并不起眼的黄土之下，会埋藏着遗失数千年的惊天秘密！
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曲村附近村民耕田灌溉时，水会源源不断往一处猛灌；建房填坑之时，常常会从沟角崖头的地下挖掘出墓葬。村民迷信，古老相传，墓葬是非常忌讳的东西，村民也只是将土石回填，另去其他地方挖土。但曲村附近存在古代墓葬，却是周围人都知道的事情。
1962年，国家文物局谢元璐会同文物工作委员会侯马工作站一些工作人员，在调查商周文化遗迹时率先“发现”了曲村。根据对历史文献资料的掌握和地形水文条件的判断，文物工作者对翼城、曲沃附近进行调查，后来以曲村周围环境判断和村民的叙述，加上长期考古工作经验，工作人员针对曲村地区的发现向上面作了汇报。
1963年秋，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4名毕业生任常中、白云哲、辛占山、胡仁瑞在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现为省文物局）会张万钟的指导下，就1962年的发现进行了调查和试掘，范围涉及三张村、天马村、北赵村和曲村等地，并进一步确定，这是一处大范围的遗址群，其年代可以上溯到西周晚期。
时光一晃16年，为寻找晋国古都，1979年秋，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西实习组来到山西，与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合作，带队的是国内考古界著名的邹衡教授。考古队在山西省南部的翼城、曲沃两县境内普遍做了调查，最后选定天马—曲村遗址，进行重点复查和再试掘工作，通过这次复查，基本摸清了遗址的分布范围。在绵延11平方公里的山野之间，队员们划出了自新旧石器时代直至战国、秦汉时代的巨大遗址区。这为以后的大规模发掘打下了坚实基础。
其后，从1980年开始，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商周组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合作，每隔一年在天马—曲村遗址区挖掘一次，当时的领队就是邹衡教授。
考古工作在村民看来确实是个新鲜事。村民天一亮就下地劳动，而考古队也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曲村附近的墓葬无法计数，很多村民在奠基房屋时，经常挖出墓葬，考古队没有驻村时，村民挖出来个青铜器，不知是什么，有的人就用铁器刮掉铜锈，又拉到收购站卖废品。等考古队来了，谁家盖房挖出这么个东西，大人便会招呼小孩子：“去，给考古队送去！”
刚开始的时候，考古队都是借住在老乡家中，后来随着挖掘工作的不断扩大，有时人手多了，吃饭睡觉都是问题。再往后，挖掘出来的文物多了，邹衡教授和考古队就开始寻思，能不能在村里找块儿地方，长期驻扎下来呢？就这样，1985年，考古队在曲村买下了当时的饲养处，旧房改造，再建新房，建起了工作站。
考古工作的田野挖掘部分旷日持久，而且显得极端枯燥。每当发掘一处墓葬，大家会先看到距离地面20-50厘米处的土质松软、土色灰褐，明显是现代农耕土，再挖50-80厘米，这个文化层的泥土里就包含有黑、白色釉磁片了。考古队判断，这应该为元、明或者以后的文化层。接着往下挖，到100-140厘米，他们又发现了包含五铢钱、汉砖、瓦等物的汉代文化层，而在汉代文化层下面，则发现了秦汉时代的壕沟和道路，沟和路均打破了西周墓葬和战国祭祀坑。
随着时间推移，考古队逐渐从一丝一毫的向下挖掘中渐渐梳理出头绪。这是一处从西周早期被开辟为墓地，经历春秋、战国、两汉、金、元、明、清诸朝代，一直被用作埋葬场地使用的遗址。
但是，令考古队沮丧的是，偌大面积的遗址，如此密集的埋葬，周边区域竟然没有发现夯土，没有夯土便无法直接证明城址就在此地，无法证明“桐叶封弟”的唐地就是此处。那么，这世代聚居之地，究竟是谁的故乡？
之二
烟笼古墓纷纭论证 寒夜惊梦国宝流踪
乔山之阳，滏水之滨，沃野百里，唐风晋韵。
忆当年，风华正茂，一代年少，四海三江，聚首河汾。
秉母校风骨，蒙恩师教化。
负青山，持手铲，上穷三代故事；临碧水，卧土炕，下通世风民情。
信步骄阳，放歌青春年华；笑傲寒霜，方显书生本色。
廿载倏忽，浮云重聚，白驹过隙，风物依然。
……
——摘自北京大学考古系82级曲村遗址田野实习20周年志《聚云赋》
前世修缘，燕园同窗。百年学府，名师满堂。
文史楼中，书声朗朗。未名湖畔，辩辞锵锵。
埋首故纸，时或迷惘。田野实习，惟盼惟望。
曲村之原，晋室旧壤。崇山之阳，唐虞夏商。
于是执手铲，布探方，辨地层，识墓葬。
看时光倒转，使祖先重光。
——摘自李新伟《同学赋》
经侯马，至曲村，一路打听，曲村镇无人不知考古队所在。一条马路延伸至村角，考古队驻地——当年的饲养处，“如今曲村最干净整洁的去处”就在眼前。铁皮大门应声而开，两面石碣静静矗立在院落当中，石碣是现任北京大学、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联合考古队”领队吉琨璋不远千里从吕梁山运来的，迎面一方是《聚云赋》，右侧另一方为《同学赋》。古木森森然青砖依旧，花木环拱兮碣石有言。2004年9月和2008年7月，北大考古系82级和86级的莘莘学子曾分别在此聚会。20年后再聚首，当年的懵懂青年，今日大多奋战在全国各地重要考古遗址现场，成为骨干和专家，而天马—曲村遗址的研究仍在进行……
经过两千多年的世道沧桑，晋国早期的繁华之地渐渐被历史的尘埃所湮没，昔日的景象早已不复存在。自汉代以来，晋国早期都城的确切所在，已在人们的记忆中模糊不清乃至彻底消失了。但也正因如此，天马—曲村遗址才能幸免于历史上各个朝代的盗掘破坏。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里仍是全国范围内同时期遗址中保存状况最好的一处。遗址发掘过程中，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玉器、陶器，可这些都无法直接证明此处就是早期的晋国都城所在地。
遗址区所包含的文化层中，周文化即晋文化最为丰富，遗存主要由墓地、居住址、古城、祭祀遗迹组成。考古队发现遗址范围内发掘出来的房子为地上建筑，规模有限但营造讲究，底部保存完好，周壁有夯土墙，北部有门，屋内有灶。
从1979年至1989年，考古队进行了6次大规模的发掘，共揭露面积16506平方米，发现各时期房子6座、灰坑263个、陶窑9座、灰沟16条、墓葬832座、祭祀坑58个、车马坑14座。但这也只是遗址群的冰山一角。据地面勘察和钻探调查资料推测，现已发掘的墓地面积大概只相当于整个墓地的1/35，该墓地西周、春秋时期的墓葬总数可能超过20000座。
邹衡先生在调查发掘工作开始之后不久就曾提出，天马—曲村遗址应是晋国的始封地——“唐”之所在，也即晋国早期的国都“故绛”之所在。但此观点由于缺少地下出土文献、大型宫殿建筑基址、诸侯陵园等考古证据支持，在当时未能被学术界普遍接受。
由于发掘时期过于漫长，为了资料的整理和保存，同时基于遗址的保护问题，1989年3月，联合考古队开始撰写此前阶段天马—曲村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可遗憾无时无刻不伴随着研究过程。因为，虽说找到的和发掘出土的，无疑正是古代晋国的珍贵史料，但人们不禁要问：古晋国都城究竟藏身何处呢？
然而，就在天马—曲村遗址研究、整理阶段中，古晋国的都城却浮浮沉沉，终于现出了水面。只是这种方式太过心酸。1992年，侯马地区风行的盗墓活动，似乎要将晋国都城纷纭之争的一页最终合上。不过，这也给十余年来栉风沐雨挖掘的考古工作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此年初春，寒假刚刚结束，北大考古系教授邹衡和徐天进为整理往年的发掘材料、编写发掘报告，前往曲村考古工作站，途经太原时，听说“1991年腊月间，在天马—曲村遗址的北赵村有大规模盗掘事件发生”。据传，盗掘者携带枪支武器，挖出许多“宝物”。他们到曲村后不久又不断听到类似消息，这引起了邹衡教授的警觉。
4月3日，考古队派人赶到北赵村南约300米处的盗掘现场，这个区域正好在当年发掘的11平方公里天马—曲村遗址群中心位置。虽然盗坑已经回填，但遍地皆是的墓内防潮积炭暴露了一切，其间夹杂着大量的绿色铜锈和铜器的小碎片。凡具一般考古经验的人都不难判断，被盗之墓当是大型的积炭墓葬。
考古队员回到工作站后，向邹衡先生详细报告了所见情况。次日上午，邹衡先生亲自到现场，竟然又发现了一个新炸的盗洞。现场近旁的窑工说，盗洞是4月2日晚上炸的，4月3日晚还曾发生过枪战。
鉴于事态的严重性，邹衡一行当日下午即赶往曲沃县城，找到县政府通报了北赵墓地被盗的情况及所造成的重大损失，但报告并没有得到重视，墓地仍面临着被继续盗掘的危险。情急之下，徐天进于5日下午乘火车由侯马赶回北京，翌日上午抵京后赶往国家文物局，详细汇报了北赵墓地被盗掘的情况，并提出申请，希望立即对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
国家文物局得知情况后非常重视，当时即命正在北京参加全国文物局局长会议的山西省文物局局长回太原处理此事，并同意由北大考古系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对北赵墓地进行抢救发掘。
与此同时，在洛阳为张政烺、宿白两先生举办的纪念会上，邹衡教授向与会的其他专家介绍了北赵墓地被盗的情况。4月5日，与会代表直接向国务院办公室报告了北赵的盗墓事件；6日，国务院有关部门向山西省政府了解相关情况；8日，省、地、县三级的监察、公安、文物部门领导赶至曲村，对盗墓事件进行调查。
通过现场勘查和询问知情者，众人得知被盗墓地挖掘出大量的大型青铜器，都心急如焚、痛恨不已——盗墓分子的行径竟如此恶劣，不知会有多少珍贵文物流失了呀！在调查过程中，邹衡和有关考古专家对被盗墓地现场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令邹衡教授痛心疾首，却又惊喜难言。
邹教授在想，被盗挖的大片墓地，会不会就是自己苦苦追寻十几年的晋侯墓地？
之三
奇珍流落抢救回沪 稣鼎铭文改写历史
咱们接着说这1992年，一位老者在逛香港古玩市场时，突然发现了一个惊世之密。老者名叫马承源，当时是上海博物馆馆长、著名学者。由于家庭的熏陶，他从小就对青铜器、古文字有着特殊的兴趣。
上世纪50年代中期，马承源和他的同事到处征集文物，有一次到上海冶炼厂堆积的破铜烂铁场地，发现了一件甑与釜相连的器物，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件难得的青铜器。经研究，这是一件汉代的蒸馏器，不仅可以用来蒸馏酒，还可以提取花露或蒸取药物。
长年的实践，马承源练就了一双鉴定文物的“火眼金睛”，单是在香港，经他手抢救回国的青铜器、石刻雕塑、玉器、印章、陶瓷珍贵文物就有300多件。马承源每到香港，都要逛古玩街。
一次，他在美国好友范季融先生陪同下来到香港古玩街，在一家小店橱窗里看到一只鼎，不觉眼睛一亮。取出一看，虽然表面土锈甚多，但从锈迹斑斑的铭文中，“晋侯”二字还是第一时间钻入了他的眼睛。马承源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这到底是什么呢？
他心想：“这年代越久远，文物就越稀少，而商周时期的青铜器随便哪一件都足以令学界震动，上海博物馆藏的青铜宝鼎也有不少，但眼前这一件如果真如铭文所言，那将会是一件惊世宝器啊！”
马承源反复观看，爱不释手，但当时他身上的港币已不多。范先生见状，就用美国信用卡划卡买下交给马承源，捐给上海博物馆。回到上海，经过清洗去锈，鼎身现出了43字铭文。这是一件西周中期晋侯因军功而赠给下属的一件器物。在此之前，西周时代铸铭晋器基本上没有发现过，所以此鼎便成为当时发现的西周中期铸有长篇铭文的惟一的晋器，弥足珍贵。
1994年，马承源又得到消息：香港文物市场上有一套14件的编钟，钟上铭文是凿刻的，当地某些博物馆和收藏家都不敢轻易出手，认为有伪造之嫌。当照片和铭文传到上海后，马承源凭他多年研究青铜器的经验，断定是真品，毅然决定抢救回沪，用重金从香港将流落在外的晋侯编钟购回。
他和同事商量了一下，赶紧把它寄回上海。等宝贝被运到上海博物馆后，他们参照资料，再仔细研读编钟上的铭文，最后认定，这确实是历史非常久远的晋侯编钟。从此，它成了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那么，这晋侯编钟是从哪里“跑”出来的呢？它不会从天上掉到香港古玩市场的。
而伴随着马承源的“抢救”工作，在山西省那个默默无闻的村镇田野间，夜以继日的发掘正在紧锣密鼓进行。
国内外很多考古专家都曾表示过这样一个遗憾：从某种意义上说，考古发掘和盗墓对遗迹本身，都是一种破坏，而不同的是，考古发掘的细致工作在于尽可能地将历史原貌公之于天下，以史为鉴，可见兴替；盗墓却使遗迹破坏，拿走的只是文物，而由于杀鸡取卵的行径，常常致使重要历史信息难以复原。基于以上考虑，国家对遗迹考古的政策是：重在保护，可进行抢救性发掘。
1989年之后，邹衡教授带领的联合考古队停下来，系统整理发掘资料，也有为后世子孙留下点东西的想法。可是盗墓者穷凶极恶的罪行，还是打破了国家文物管理机关和考古专家苦心孤诣营造的全局。于是，管理机关和考古专家合力以最快速度跑完了这次发掘启动的“接力”。这恐怕是考古史上行动最快的发掘了吧！1992年4月18日，晋侯墓地的首次发掘正式开始。此次发掘成立了以北大考古系李伯谦教授为领队、由北大考古学系和省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的考古队。
怀着激动和极大愤怒的复杂心情，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揭开墓葬，果然发现已有8座墓被盗，残余物凌乱地散在墓底。1992年前后，这片墓地上方本是一片砖窑，村民烧砖就地取土，表层土取完后就是深层土，而埋藏了几千年的秘密再也无法沉默，终于重见天日。
考古队一捧一捧移走被盗墓分子挖开后又回填的土层，不久就看到了墓道，说明墓主人身份不一般，极有可能是一位晋国国君。根据长期工作经验判断，古代墓葬有着极其严格的葬制，什么身份的人符合什么葬制，这都是无法逾越的界限。
队员打开墓道，仔细发掘任何一铲土。在挖开的土方中，逐渐出现盗墓分子遗留的青铜器碎屑、玉器，还有打碎的陶器。一天傍晚，劳累了一天的考古队员正准备收工，但恰在此时，还在探方底部挖掘的队员发现了一件鼎。
惊天之喜！众人打着手电，缓缓将鼎移出地面，因光线太暗，一时无法分辨具体形态，队员们只得以最快速度赶回曲村驻地，借着灯光发现，鼎身上斑驳的铜锈下面，密密麻麻排布着一行行的文字——铭文，一堆人围聚着这件仿佛失而复得的鼎，忐忑不安地等待专家的最后“诊断”。
几位专家在昏黄的灯光下一页一页翻阅史料，盯着鼎身上的铭文细心辨认。最后，专家们在铭文中发现一个“稣”字，这与司马迁《史记》中记载的“晋侯稣”完全吻合。考古队一阵欢呼。
在以后几天的发掘中，考古队又在同一个墓葬中发现了2件被盗墓分子遗落的编钟，通过对墓葬中含碳样品的碳14年代测定，“稣”的去世年代在公元前830年和前798年之间，与《史记·晋世家》所载的第八位晋侯、即公元前812年在位的晋侯相符合。这些足以说明，编钟主人“稣”就是第八位晋侯。
尤其令大家兴奋的是，这次墓地发掘出土的编钟，和马承源从香港抢救回来的14件编钟正好是完整的一套，按照铭文中记载，钟的所有者为“稣”。于是，重新聚在一起的这套16件青铜编钟被命名为“晋侯稣钟”。这套编钟到达上海后，经过专业技术人员精心清洗、去锈，共获得铭文300余字。编钟上的铭文被分别刻在每座钟的正面，铭文可以连缀起来，表达完整的叙事。
晋侯稣钟铭文所记载的“唯王卅又三年……”的“王”，显然是指周宣王之前的周厉王。所描述的是在周厉王三十三年，年轻的“稣”公子，也就是后来的晋献侯“籍”，协同周厉王对其他反叛诸侯进行的一场讨伐征战。
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厉王晚期，国家大乱，周厉王三十七年，国人大规模暴动，厉王出逃，随后改西周王室年号为共和元年。晋侯稣钟铭文印证了《史记》所载这段历史的真实性。司马迁撰写《史记》之时，距周朝已经千年，而凭当时的条件，史家的考证能精确到这个地步，令所有现代学者无不叹服心折。
但编钟的“复出”也验证出古代史书的纰漏。以钟上的铭文为据，可知《史记·晋世家》对晋国的历史以及周王室的记载也有较大疏漏。晋侯墓地9组墓葬的国君依时代先后排序应依次为：晋侯燮父、晋武侯、晋成侯、晋厉侯、晋靖侯、晋僖侯、晋献侯、晋穆侯、晋文侯。
在山西省侯马市曲沃县这个叫做曲村的镇子，考古队从1992年到2001年左右，先后清理出9代19位晋侯及其夫人的墓葬。已在地下沉睡了近3000年的古晋国，终于清晰地“站立”在世界面前。
历史上，史学家对晋迁都说法不一，有叔虞封唐、燮父迁晋、成侯迁曲沃、穆侯迁绛、昭侯迁翼、武公迁绛、景公迁新田等“六都六迁”之说。还有文献记载，西周时期晋国曾有三次迁都，即燮父由唐迁晋、成侯迁曲沃、穆侯迁绛。但根据天马—曲村晋文化遗址连续发掘的事实，晋侯墓地9位晋侯包括晋侯燮父、晋成侯、晋穆侯墓葬的发现，证明从晋国始封直至东周初年，晋国均定都于此。
但是，晋侯墓地为什么选在曲村这个地方？晋侯丧葬于此，说明古晋国都城必定在曲村附近，那晋国都城究竟在何处？
之四
路途畅通盗墓风行
金粉横流车马遗音
有个参数可以粗略形容侯马地区的交通之便利。邹衡教授主编的《天马—曲村/1980-1989》上称，这里是山西南部的交通中心，铁路、公路四通八达，而曲村所在地距离侯马、曲沃、翼城三城皆在30公里范围之内。
上世纪80年代末，侯马凭借先天优越的交通和区位因素，成为山西乃至中国的物流中心。正是由于物流业的发展，20多年前，来侯马发展经营的南方客商越来越多，有的客商对古玩感兴趣，而有的人对历史人文早有经验，来侯马就是为了“淘宝”。
刚开始时，南方人问当地人有没有古物，那时人们还根本没有这个意识，南方人就说：“你去找吧，找到了一件给你1000元。”1000元在当时的侯马不啻为一笔“巨款”，很多人兴致冲冲到四周寻宝，有的人就带回来青铜器，因为村里人挖地基挖出来随手就扔在院子里，套上两句话便能拿出来，几角钱都用不着。南方客商一看，眼睛就直了：天哪，还真有宝贝！
在20世纪90年代，侯马人皆知“侯千万”、“郭百万”这样的称谓，所谓“百万”、“千万”，都是对外来的和逐渐发展起来的当地盗墓分子“身价”的估量。一件文物能值这么多钱？一年到头面朝黄土背朝天能赚几个钱？巨大的利益刺激，使得更多的人铤而走险，古墓富集的晋南侯马，一时夜间炸墓巨响不断……
天马—曲村遗址的分布范围大致在天马、曲村、北赵、三张四个自然村之间。1992年发现的这块“出宝”的墓地即位于上述范围的中部。不知那时是否有人想到，这里会成为引发国内外学者倍加关注的“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
虽然都城的确切位置依旧没有被发现，但根据历史上都城和王陵的距离分析，晋都必定在曲村附近无疑，以那个时代的交通条件和技术水平，晋国不可能将王陵建在距离都城路程一天之外的地方。
寻找都城和继续发掘的过程几乎是同时进行的。这时，墓地的发掘逐渐进入明朗阶段，发掘出土的文物无法详细计算。为避免见光之后的文物再次流失，当地武警部门直接参与了出土文物的保护和运输，每当打开一座墓葬，如果发现文物繁多，在做过分析和摄制影像资料后，文物所在的土层直接被特制工具连土取走，装载上车，武警荷枪实弹押运到侯马市专门的存放地。
晋侯墓地出土的文物达万件以上，有青铜礼器、乐器、成套玉器等，特别是出土的青铜器中，食器、酒器、乐器一应俱全，出土青铜器数百件，大量有铭文，9组墓出土的青铜器镌刻了6位晋侯的名或字，这都是研究晋侯世系的珍贵资料。
而出土玉器品类更为纷呈，有的一墓就出土近800件玉器，从使用功能分，大致可归为礼器、佩饰器、丧葬器等。玉器的出土也有助于确定墓地主人身份，如此数量的玉不仅为周代不同级别的用玉制度研究提供了实物资料，同时也对晋国史、晋文化的研究提供了直接资料。
因很多墓葬数次被盗，棺椁已遭破坏，墓主骨架也荡然无存，葬式不清给以后的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在一座墓葬中，考古队在严重盗掘的墓地间，惊喜地发现了以后称为山西省博物院“镇馆之宝”的青铜鸟尊。尊高39厘米、长30.5厘米、宽17.5厘米，整个鸟尊以凤鸟回眸为主体造型，头微昂，圆睛凝视，高冠直立，且禽体丰满，两翼上卷。在凤鸟的背上，一只小鸟静静相依，并且成为鸟尊器盖上的捉手。凤尾下设一象首，可惜鸟尊现世时，象鼻已经残缺。
在此器中，鸟与象这两种西周时期最流行的肖形装饰完美组合，造型写实生动，构思奇特，装饰精致，使之成为中国青铜艺术中罕见的珍品。《周礼·春官·司尊彝》记载，古代祭祀礼器中有所谓的“六尊六彝”。而这座鸟尊的盖内和腹底就铸有铭文——“晋侯作向太室宝尊彝”，可证明鸟尊确为宗庙礼器。
于2006年到2007年的发掘中，晋侯稣墓地的车马坑正式发掘出土。其实，这9组晋侯墓中，每组墓地都附带有车马坑，但晋侯稣的车马坑是惟一一座考古队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作彻底发掘的车马坑。
在发掘晋侯稣车马坑的初期，几个月前，工作人员便往表层地面放水，但必须一天放一次，以防止过多水渗入深层损害原有样貌。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考古队开始清理土层，在距离地表三四米的位置，出现木灰时，小刷子和探针等工具上阵。木灰之下，就是近2800年前入土的车马所在地。
由于年代久远，车的木质早已朽坏，剩下的就是紧贴车的土层。用小刷子和气吹拂去尘土，车的样貌展现了出来。长期的地表土层积压，使车轮早已变形，为保持车马原貌，专家们专门研制出一种胶液进行加固。无论是在车轮还是车辕、车身，队员们拿小号的钻头在上面打孔，然后慢慢灌入胶液，反复灌，反复风干，最后车的形状终于呈现在大家面前。
既然是车马坑，那马在哪儿呢？在这里，其车、马是分开埋葬的。与车坑一墙之隔处，几十匹马的遗骸终于被发现了。在紧贴坑壁的方向，遗留着一匹马仰着脖子挣扎的样貌，当年被埋入时的惨状依稀可辨。而车坑里，队员们清理出40辆车，其功能略有不同，用今天的话说，就像是“装甲战车”、“豪华彩绘车”等车型。这的确是顶级的葬制了。
专家分析，车坑里停放的五六种车型大概是不同身份或场合乘坐的，雕绘的车可能是用作仪仗的，而有的车可能是专门打仗时士兵乘坐的。他们在车坑内共发现4个盗洞，这些30厘米见方的盗洞已无法考证究竟是哪个时期的盗墓者所为。有的盗洞直接盗到了车轮上，将车轮中间劈断。队员们还发现车上有狗的骨骸，有人开玩笑说：“这也许是主人的宠物，晋侯身死，这些狗也要被埋入地下殉葬。”
已被泥土和岁月侵蚀的车铃依稀还在，车轴上雕刻精细的青铜轴盖上饕餮兽面纹仍大张着嘴巴，马鞭静静躺在角落里，车辕上连接战马的皮制缰绳也无声诉说当年情景，一墙之隔的战马似乎还在等待谁给它套上缰绳……
主持发掘的吉琨璋队长无不感慨地赋诗：“车辚马啸现当年，晋侯戎装起硝烟，排排战车能倒海，列列勇士冲宵天。斗转星移三千年，昔时烟尘大风散，滚滚黄土湮白骨，凄凄蒿草向乔山。”
遥远的年代，当时是怎样的场景？王侯与平民，过着怎样的日子？还有，发掘出来的众多文物如何安置？这荒野之间的车马坑，又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呢？
之五
遍寻都城凿穿史稿 专家揭秘疑雾丛消
距今2700多年前，列国争雄，春秋时代来临。周室中落，王道衰微，群雄并起，争霸中原，广袤无垠的华夏大地上厮杀震天。晋国自微弱至强大，直至三家分晋，急急流年，滔滔逝水，万古功成自有血肉横飞，雄图霸业终归落花流水。
在史书中，晋国命运强衰系于7场战争。公元前655年，灭虢之战，晋国“假道伐虢”，虢国灭亡，回军途中将虞国也一并歼灭，留下一句“辅车相依，唇亡齿寒”的成语。自此，晋国不但占有全部的今山西南部，更将触手伸向了黄河以南，开始走向了扩张和崛起的大国之路。
韩原之战，晋国为其后的称霸奠定了坚实基础；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战，使晋国一跃成为中原霸主……经过平阴之战后，再也没有哪个国家对晋国的霸业构成实际威胁，而身处强弩之末的晋国也将辛苦维系着它的霸业。
而以后式微的晋国，让世人再也无法回忆起当年“据有方圆”的古晋国都城。今天，谁能够为不知下落的古晋国都城诉说迷踪？站在曲村门楼下，“晋国故地”四字镌文安然得一如街道上卖菜的村妇，只是在等待顾客上门时，稍显寂寞了些！
近半个世纪以来，在这块土地上奋斗过的3代考古学家和史学家也无法真正高兴起来，他们有一个大大的疑问——城墙在哪里？
多年以前，考古专家在天马—曲村遗址内发现部分夯土遗迹，但当时的定性是：非西周时期城墙。这些年，探访良久而无果的专家开始回想当年：真的不是晋国都城吗？会不会当年限于技术，且那时尚未发现晋侯墓地，专家们无法用“先入为主”的希望去反复推敲呢，那次勘察会不会有什么失误？
不过，萦绕近半个世纪的“寻晋记”，无数人无数心血，必会有人去画上圆满的句号。
■专家揭秘
三晋都市报：如今，这片遗址发掘完毕了吗？
吉琨璋：确切地说是告一段落。当年邹衡先生主持天马—曲村遗址考古工作时，探测的结果就是发掘出全部遗址的1/35。到目前，这处巨大的遗址群都必须等待机缘再次发掘。
三晋都市报：那现在晋侯墓地的地下是否还有文物没有发掘呢？
吉琨璋：9组19座晋侯及其夫人的墓葬已发掘完毕，现在剩下的就是除了晋侯稣之外的8位晋侯的车马坑了，但这些车马坑形制、样貌跟晋侯稣的车马坑相似，近阶段没有发掘的必要，更重要的是考虑到经费问题，即使把所有车马坑都发掘出来，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去维护，藏在地底是最好的保护。
三晋都市报：对于晋侯迁都的说法，今天的研究有没有什么结论？
吉琨璋：当时主持工作的邹衡和李伯谦两位教授都对迁都的说法有过判断，他们在发掘晋侯墓地外围遗迹时就表示过“这就是晋国都城所在地”，只是那时缺少证据，现在随着晋侯墓地的发掘，这个疑问可以盖棺定论了，曲村是晋国在西周时期的都城所在地。
三晋都市报：有没有人对此提出过疑问呢？
吉琨璋：有，学者田建文先生于1994年对天马—曲村遗址“故绛”说提出了质疑。他提出三点疑问，其一，晋侯墓地是否在晋都“故绛”之中？二是天马—曲村遗址西周早期的面积并不大，三是该遗址尚未发现城墙或大型夯土（宫殿）基址等与晋都直接相关的建筑遗迹，并认为“唐与故绛绝非一地”，而翼与故绛是同地，其地或在翼城县的苇沟—北寿城遗址。
三晋都市报：这些疑问该怎么去消除呢？
吉琨璋：第一，我们仍在找城墙遗迹，我们提出应对侯马地区存在的夯土遗迹进行再复查，就是为了这个；第二，如果这些夯土遗迹不是晋国都城的遗留，那么考古研究者也会继续寻找下去。足够的时间和足够细致的发掘，是最有利于产生新发现的。
三晋都市报：晋侯墓地一共发掘了几次？为什么是9组19座墓葬？现在研究出来的结论和司马迁《史记》所记载的是否一致？
吉琨璋：从1992年到现在，大规模的发掘有7次。9组19座墓葬是这样的，每一位晋侯和其夫人各一座墓葬，其中晋穆侯是两个夫人。这么说吧，9位晋侯，最早一位为晋侯燮父，最晚一位为晋文侯或者文侯的叔叔殇叔，墓地发现的晋侯数量与司马迁的记载是一致的，但不能完全对应，可能对最后一组的墓主争论大一些。出土文物加上发掘出来的信息，参照《史记》记载，这是对于西周文化和晋国史研究最具意义的。
三晋都市报：我们是否从这处遗址中发现夏商文化遗迹呢？
吉琨璋：1959年，徐旭生先生首次调查夏墟，在山西范围内调查的结果是“夏墟当在山西西南部，不在中部”。在曲村一带，有夏时期的遗址存在，这样看来，夏文化必在晋南。
晋南地域广阔，但有关商代和商代晚期的遗存则较少，在曲村一带至今没有发现，这为我们寻找唐的地望和叔虞封唐的地望带来困难，究竟哪一处是早期晋都的最初所在地，仍是一个谜。
三晋都市报：发掘出土的文物做何处理呢？或者说，有没有什么最好的办法能够保护这些晋国奇珍？
吉琨璋：出土文物现在大多在侯马存放。至于保护，我可以透露一个信息，这也是目前我们正在全力做的工作，即准备在晋侯墓地上方原址建一个大型博物馆，它将集文物保护、科学研究、陈列展示于一体，建馆的目的不单是保护这些文物，还在于使文物还原现实，到时或许会将已经回填的墓地再次发掘。
把馆建在这里，这更有利于保护文物、借鉴历史。目前，这个博物馆还在集中论证阶段，论证通过后，省里会投入1亿元左右的资金。（本篇完）（本文亦感谢郑媛的协助）
本期顾问：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历史考古室主任吉琨璋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