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
雾锁高红 一处灰坑的神秘信息
放眼望去，田野广阔，大规模的居住址到底藏于何处？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掘，考古人员最终未能如愿。于是，专家推论，这应该是游牧文化的遗留，因为只有游牧民族才会居无定所，无遗址可寻。
柳林县，地处吕梁山西麓、黄河东岸，三川河横贯全境，是一片被山水环抱的黄土高原丘陵区。高红村则位于三川河北岸，西距黄河边军渡村5公里，307国道将这个村南北分开。
1983年，吉林大学师生来到这里，进行考古调查，在高红村发现一处灰坑，即高红H1。多年来，在考古界，高红H1就是吕梁山一带这一时期的遗存代表。考古学上所说的灰坑，就类似于窖穴或是倾倒生活垃圾的地方。
一番研究过后，结果出来了：它恰与青铜器时代的遗留特征相吻合。
灰坑的出现，意味着什么呢？这说明，数千年前，就在这片土地上，曾经生活着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个体，他们耕作、狩猎、繁衍生息。
可是，历史似乎故意吊足人的胃口，接下来，大家并没有获得多少有价值的信息，调研工作断断续续地进行着。
毕竟单凭一个灰坑，专家仍无从考证具体内容，比如当时的社会文化面貌、经济状况和生活水平是怎样的。
也许，正是因为这里没有出土什么有价值的文物，遗址才得以继续安然沉睡，幸运地躲过了盗墓者们的染指。
转眼间，20多年飞逝而过，国家文物局设立了“河套地区先秦两汉时期人类生业、文化与环境研究”课题，我省承担“黄土高原东部一万年以来人类生业与环境变迁”子课题项目，其工作区域就选定在柳林、吉县、保德三个县，其中柳林县高红村所处的三川河下游地区是这次调查的重点范围之一，即三川河入黄河处方圆124平方公里。
2004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吕梁市文物局和柳林县文管所组成“高红遗址考古队”，走入这一范围。
考古队一共10多个人，由各个学科的专家组成，如环境、地质、生物和植物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
但问题是，此次考古与众不同，并非不经意间地惊现宝藏，而是要他们主动出击。这种主动发掘，往往是为了研究课题的需要或是制订文物保护计划而做的。
怎么撒网，才能捕到真家伙呢？专家组人员讨论后，决定展开卷地毯式的调查，以免遗漏一处遗迹、遗物。此做法在山西考古界也是头一回用到。
什么是卷地毯式？换个词说，即拉网式。
为了不让鱼儿漏网，每隔50米，他们就安排一个人，拉开大网逐一仔细勘察。
领队马昇带着发掘小组一起来到曾发掘出商代墓葬的八亩垣，也进行了一些调查和钻探，但是再没有发现什么青铜器。那么在远处的山地间，会不会隐藏着大家期待已久的遗址呢？
一想到此，他们开始扔掉旧有观念，放眼于高红村南、1000米以外的高地。
这里是村南独立的一个山梁，当地人称柿枣垣，它被三川河三面环绕，北邻307国道，地势呈西北高、东南低，东、南部坡度较缓，西、北部较为陡峭。
然而，山上已修起层层梯田，顶部地势也很平缓，根本看不出任何特别的迹象。
高红遗址，犹如埋藏在少女心底的秘密，她不说，任你们谁也猜不透。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岁月已将“少女”催变成一位“老妇”，看尽世事沧桑的她，似乎又想为后人留下些什么，忍不住开口了……
之二
惊现夯土 难道此处是一座宫殿？
“山梁上层层梯田，使得能保存下来的遗迹少之又少，而且年代也偏晚。山顶上地势比较平，或许会有幸存的遗迹吧？”带着一丝侥幸心理，他们环山向山顶攀爬。
历史的时钟回拨至2004年4月12日，一个意外发现让这一天不平凡起来。
考古队负责人王京燕像往常一样在柿枣垣顶上勘察，队员冀保金、马泉则在断崖附近进行发掘工作。
就在山梁东南角的梯田断崖上，一片绿草丛中，隐藏着历史将要带给众人的惊喜。
忽然，冀保金表情神秘地将王京燕唤到身边，生怕别人发现似的压低了声音：“你快过来，看看这是什么？是不是夯土？”
王京燕定睛一看，心中大惊：“是夯土！”那土层很紧密，是一层一层的样子。当剥掉表层的灰土，均匀而坚硬的夯层终于清晰地展现在眼前。虽然只有小小的一段，但足以证明此处建筑基址存在的可能性。
此刻，她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对夯土的年代提出了各种设想：“这是什么时候的夯土？是战国还是汉代？如果是和出土的青铜器同属商周时代，那就太有意义啦！”
考古队员们顾不上多想，立即决定对这一小段夯土的周围进行扩大发掘，却是不挖不知道，一挖吓一跳。
在断崖附近，队员发现了大面积的夯土（即1号夯土），只是感到有一丝遗憾。
因为，当初遍修梯田，1号夯土已被切去一部分。
“根据夯土的位置初步推断，这属于防御性城墙。”但是，接下来的发现，又让队员对自己的推断产生了怀疑。
如果是城墙，整个夯土应呈现规律分布啊，而眼前的发现却是走向不同、不规则分布的残基。“这不是城墙！难道是建筑基址？”所有人的心都悬了起来。
2004年6月，起初的工作从试掘开始，考古队员挖通几条探沟，看到了几处被灰坑破坏掉的夯土，而灰坑中则有一些陶片。经过鉴定，它们属于商代晚期到西周初期，那么就可以确定，夯土的年代要早于陶片的历史时期。
在柿枣垣的山梁上下，队员均发现有陶片，此外也出土了少量石刀、骨镞、卜骨、原始瓷片等印证商代的实物资料。经过拼接后，陶器终于显现原形，包括花边鬲、空三足瓮、小口罐、簋等等。
他们还从灰坑中采集了部分木炭标本和孢粉，并对一部分土样进行浮选。这样一来，可以为研究当时的气候、环境，以及遗址所属人群的经济形态、行为方式等提供基础资料。
这一重大发现证明，高红遗址文化并不属于游牧文化，而是一种定居的生活方式。至此，也为之前陆续发现的青铜器找到了主人。
随后，大家立即在现场开始更深入的观察和研究。由于在遗址附近没有发现其他时期的陶片，而且夯层的厚度只有6至7厘米，不同于战国时期的十几厘米。队员们认定，这片遗址应属于商代晚期到西周初期的建筑物。“虽然已经有了初步的结论，但是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接到王京燕的电话，在高兴之余，考古队领队马昇分析道。
接着，考古队马上组织力量对发现夯土的柿枣垣山顶进行钻探，以进一步确定夯土的范围、面积和性质。谢尧亭便开始带领钻探队，细致地钻探发掘。
那时，每天都有队员发现新的夯土，大家都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在王京燕负责的探方内，有一座建筑基址格外引人注目，它东西长46.8米，南北宽15.4米，面积达720平方米，大致位于建筑群的中心，是整个工作区域中最大的一组夯土基址，即7号夯土。
再瞧那些夯土，土质纯净，夯窝密集，有圆形、椭圆形、不规则形，看似是用五六根木棍捆绑起来做夯土工具的。
由于晚期破坏严重，人们所能见到的仅仅是高出地面的巨大夯土台，仍无法准确判断其功能。但如此规模的建筑，自不可等闲视之。
“这里绝不是一处普通的聚落居址”，凭借多年考古的直觉和敏锐的洞察力，王京燕认定，当年此处的建筑规模应该相当壮观，属于宫殿一类的房屋建筑。
所有建筑加起来，到底有多大规模呢？经过5个月的发掘，考古队共发现20余处夯土基址，其中有不规则形、长方形、“回”字形、曲尺形等，总面积达到4000余平方米。
如此规模宏大的夯土建筑，必须是掌握了一定建筑理论和熟练营建技术才能完成的，这到底是由什么样的集团建立的？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地方修建？这些建筑都属于同一时期吗？当时的人们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之三
艰险丛生 历时三年漫漫发掘路
为解开一系列的谜团，由省考古研究所马昇、谢尧亭、王京燕等人组成的发掘队伍，开启了历时三年的漫漫发掘征程。那么，是什么样的困难，让这一发掘工作历时三年之久？这中间又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由于考古受气候、环境影响很大，考古队选择了每年4月至10月进行发掘。
高红村位于黄土高原，不仅缺水少粮，且风沙气候严重，初到此地的考古队员为此可吃了不少苦头。
6月，高红步入了最炎热的季节。烈日暴晒下，队员手拿铁锹、手铲发掘，汗流浃背地忙碌着，但老天爷似乎还想多给他们一些考验，安排风沙、暴雨从不打招呼，说来就来。
风沙起兮，本就大汗淋漓的队员，又要经受黄土的洗礼，个个俨然刚出土的兵马俑。
暴雨来袭，山路变得湿滑而泥泞，队员们无法下山躲避，只能顶着大雨洗回“冷水澡”。
工作时的艰辛暂且不谈，生活中的困苦更是常人难以接受。考古队员的居住地毗邻307国道，来往车辆异常频繁。每到深夜，忙碌了一天的队员本应得到充分的休息，但国道上车辆川流不息，所发出的噪音让他们连做梦的时间都没有，“唉，又是一个失眠夜！”
进入大规模发掘期后，队员们完整揭露出了位于夯土群中部最大的7号夯土基址，部分揭露出其北部的8号夯土墙。在发掘过程中，他们还发现了早于或晚于7号夯土的小型夯土基址。
伴随着破坏7号夯土的小块夯土的现身，说明当时7号夯土的辉煌时期已成为了历史。
2005年，山西大学考古系学生的加入为考古队注入了新生力量。在实习生的参与下，他们新发现了22号夯土建筑基址院落以及整个8号夯土墙的分布范围。
大学生们的到来，也为考古队沉闷的业余生活带来了欢笑。每当夜幕降临，他们常常会在院子里开一个小型歌会，放松心情，活跃气氛。转眼到了8月，柿枣垣漫山遍野的红枣开始成熟，附近的老百姓便给队员送来红枣解馋、解乏。
一天，在26号夯土房北墙，大家揭去贴近墙体的活动面及垫土后，发现了一个个柱洞，这说明什么呢？专家认为：“这些柱洞是版筑墙后的遗留，可能起加固墙体的作用。”
那么，夯土墙究竟是如何构筑的呢？原来，他们要先在两边栽上柱子，柱子之间夹上两块木板，再往中间填土。填土时，木板就可以把土护住，然后一层一层地往上夯，直到筑起紧实的墙体。
夯土一般比生土还要坚硬，而土色不像生土那样一致，最明显的特点是能分层。在上下层之间的平面，即夯面上，你可以看出夯窝。
在中国，最早于龙山文化时期，人们已能掌握夯土的技术。龙山文化泛指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约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类文化遗存。
2006年，考古人员针对性地对夯土建筑基址进行解剖工作，以了解夯土的建筑方法。此刻，发掘工作也面临着重大的难关。
因前期工作已将夯土表面完全揭露，当地夯土所用土质为砂性粉砂土，渗水性好，难以留存水分。经过长时间阳光的炙烤，夯土风干，严重缺水，发掘工作无法继续。
可问题是，高红遗址位于山顶，与山底河流有将近100米的落差，担水上山十分困难，而且无法满足需要。怎么办才好呢？
面对这种状况，考古队员想出了“引水上山”的法子，在山顶部修建了蓄水池，通过三台抽水泵，将河水引到蓄水池中储存，缺水问题终于得以解决。然后，大家用喷头往遗址区域洒水，如细雨一般淋湿干燥的土壤，并盖上编织袋、草帘，再覆土加固，为夯土保湿。
柿枣垣山顶荒草丛生，里面还常常潜伏着一些“危险分子”。某日，当队员揭开编织袋准备工作时，竟发现一条黑红相间的毒蛇正在上边乘凉，惊呼道：“哎呀！蛇！”
之四
来自何“方”？高红没落于商王朝数次讨伐？
既然取水不便，风干物燥，在如此条件下生活，有啥好处？
高红遗址为什么非要建在孤立的山头呢？用意何在？
你观察一下它所处的位置：南、东、北部坡度较缓，三面环水，西临陡崖，俨然一道天然屏障，替代了墙垣的功能，形成易守难攻之势，防御性极强。这也恰恰说明了当时形势的确比较紧张。
队员们想到，这里应该是一处政治集团的活动中心，因为规模宏大的殿堂是权利的象征，也是夯土建筑的最高形式。
这时，他们发现，26号夯土房的建筑规模远远小于7、8号夯土建筑基址，地层关系在已发现夯土中是最晚的。难道说，到26号夯土院落时期，也就是殷墟二、三期时，高红已由权利中心沦落为一般居住区了？
是什么原因让这个集团逐渐没落的呢？
高红遗址的全盛时期，也就是7号夯土基址使用时期的年代，它大约在商代殷墟（今河南安阳一带）文化二期，正值武丁征伐工方之时。这个集团会是甲骨卜辞中记载过的被商王朝数次讨伐的工方吗？武丁又是什么人物？
武丁，既是商朝国君，也是一位军事统帅，他继位后励精图治，使商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得到空前发展。鉴于工方、土方经常侵扰商朝边地和属国，甚至联合威胁商西北边安全，他采取各个击破之策，多次遣将发兵进攻，又亲自统兵出征，终将工方、土方征服，并用长达三年时间平定鬼方，发重兵击败羌方。武丁还开拓南疆征服了荆楚地区的夷方、巴方、虎方等，拓展了商朝版图和势力范围，促进了中原地区与周边部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使商朝成为包含众多部族的泱泱大国，史称“武丁中兴”。
在目前殷墟所发现的商代甲骨文和青铜器中，大部分是来自武丁时代，“青铜器之冠”司母戊大方鼎就是武丁时代的杰作。
部族，是由原始时代的部落组织衍变而来的，以血缘或族姓联系为基础，是中国国家的早期形式。在商王国时代，部族就很多，甲骨卜辞中大多称之为“方”。
根据近年来学者们的研究，商王国时期的国家是一种方国与方国的联合体，有的学者把这种联合体称为“方国联盟”，也有学者把这种联合体称为“部族国家”或“早期国家”。
史籍亦有记载，在商代晚期，商王朝的西北部、北部活跃着工方、鬼方、土方等方国，它们有时归顺于商王朝，有时又与商王朝是敌对的。
可是，关于商代北部、西北部的方国，关于高红遗址的源流，学者们的观点却出现了分歧。这也给人们留下一道难解的谜题。
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先生通过研究与商王朝保持友好关系的方国居地所在，以及这些方国经常受到来自西边的工方侵扰，指出“汾河以西石楼、绥德为中心的黄河两岸高原山地应该就是工方的居地”。甲骨卜辞中，武丁时期征伐工方的卜辞达400余版，可见工方力量之强大，已成为足以对抗商王朝的劲敌。
长期以来，在黄河东岸吕梁山区的石楼、柳林、保德、永和等地和黄河西岸的绥德、清涧等地，屡屡发现有着相似文化特征的商代晚期青铜器，有学者便把这类分布于黄河两岸、年代在商代晚期至西周初年、有着诸多共同文化特征的遗存命名为“李家崖文化”。
这与李伯谦先生对工方地域分布的论述是相吻合的。
李家崖文化，是以李家崖古城址所在地命名的，城址位于陕西省清涧县高杰乡李家崖村西，东距黄河约4.5公里，自1983年发掘以来，出土了大批陶器、石器、骨器及少量青铜器。
按考古学界的推论，李家崖文化作为一种游离于商王朝势力范围之外的异族文化，要想长期对商王朝构成威胁，必须是有一定规模和经济基础、有凝聚力和严密组织的部族或部族联盟。
所以，专家推断，高红遗址就位于工方或以工方为主体的诸方国联盟和商王朝交锋的前沿阵地。
而吕智荣先生却认为，李家崖文化是鬼方先民的遗存。
可令人难以捉摸的是，据古史专家罗琨考证，在武丁卜辞中并没有伐鬼方的记载，只有对工方、土方、羌方等一个个方国的征伐。作为一个分布地域明确、曾是商王朝心腹之患的敌对方国，在武丁时期被大力挞伐，却不见于卜辞记载，这是为何？
那么，高红遗址到底属于哪一方国？是工方还是鬼方呢？
另外，还有一个大问号在队员脑中悬着。在群山连绵的吕梁山区内，零零散散出土青铜器的地点已达20余处，像高红这类小规模、易守难攻的遗址也许并非孤立存在，它们会不会形似分散，却又一呼百应？会不会凝聚起来共同保疆守土、抗御外敌？
最终，真的是因为殷商王朝的大力挞伐，才导致这一政治集团的没落吗？其夯土建筑方法与商代中原地区有无区别？明日，专家将为您一一解读。
之五
专家揭秘
印证：熟练技术诉说辉煌
三晋都市报：你好，马所长，柳林高红商代夯土基址被评为“2006年中国考古十大发现之一”，其意义何在？
马昇：无论它是商代方国的城址，还是用于军事目的的城堡式建筑，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高红遗址是目前中国北方发现的惟一一处殷商时期有大型夯土建筑、与商文化面貌迥异的方国遗存。
首先，在黄河东岸、吕梁山区，能发现这样一处3000多年前的夯土建筑基址，在我省尚属首次，可以确定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是定居的，以农耕为主、畜牧业为辅；再者，我们认为发现了一个新的考古学文化，它具有自己独特的内涵；第三，尽管没有发现青铜器和建筑基址共存的关系，但可以初步认为，这两者属于同一时代，算是为历年来吕梁山出土的青铜器找到了归属。
三晋都市报：高红遗址夯土建筑所采用的技术是否成熟？
马昇：在《左传·宣公三十一年》中就有一段对筑城的记载，足见筑城需考虑到时间、工作量、人员多少、所需费用等等，这些都需要严密的组织和制度，由专门的官员来管理。其实，到高红遗存的晚商时代，夯土的建筑技术早已成熟，与夯土建筑相关的一整套管理体系也已经比较完备了，它是在拥有熟练技术、周密计划、劳力财用调配得当的情况下得以完成的，众多的夯土建筑基址就印证了曾经的辉煌。
三晋都市报：那夯土墙内有无其他物质，比如石块？
王京燕：里面只有土，一层层地夯紧，非常结实，和河南商代殷墟的建筑方法一致，与陕西李家崖所发现的城址还是有区别的，它习惯在土里加石块。我认为，纯粹用土夯出来的更加稳定。
谜题：源流至今悬而未决
三晋都市报：如何知道它后来沦落为一般居住区了？
王京燕：因为它的整个规模变小了，最大的7号夯土整个被破坏掉了。作为一个大的建筑来说，夯土时有很多柱洞，应该建有梁、回廊和台阶等等，但现在都没有了，怎么解释？只能说是被破坏掉了。到后来发现的26号夯土房，那时的规模已经很小。这说明，在殷墟二、三期时，它已由政治集团的中心沦落为一般居住区。或许，正是因为殷商王朝的大力挞伐，才导致了高红遗存政治集团的没落。
三晋都市报：高红遗存政治集团是否更倾向于属工方？
马昇：工方就是在武丁的时候和商王朝对立的一个部族，具体地点学术界还有争议，有的说在北边，有的说在南边。武丁时记载，和工方发生的战争比较多。
说高红遗址属于工方，也只是一种推测，它也有可能是鬼方。它到底属于哪个方国，至今仍无定论。不过，无论是鬼方或工方，都曾经是商王朝大力挞伐的对象。
三晋都市报：目前有人提出，高红文化并不属于李家崖文化，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王京燕：有些人并不认同高红属李家崖文化遗存，包括我也认为高红文化与李家崖文化是有区别的，不完全一致，包括从陶器上看。我们发现，其中很多陶器和汾阳杏花村一些墓葬以及太谷白燕遗址出土的一些东西比较接近。所以，我更倾向于它是一种独立的文化，但具体属什么文化，现在还未能命名。
奇怪：大片墓地尚未现形
三晋都市报：在灰坑内发现了哪些动植物遗存呢？
王京燕：发现里面的植物有黍子，应该是人工栽培的。我们把一些动物骨骼收集起来交给了中国社科院，但目前动物分析结果还没有出来。
三晋都市报：今后是否还会继续发掘、研究，以揭开一个个未解之谜？
马昇：需要我们做的工作其实很多。因为，吕梁山出土了不少青铜器，但总是零零星星的，多为老乡耕地时所发现，等到我们专门去找的时候，却没有什么新发现。
而且，高红遗址处于孤岛式的山头，我们在它周围并未看到城墙，可既然是建筑基址，就应该有城墙啊。据推测，原因有两个，一是因地势险要，有河有沟，没必要修城墙，另一个就是城墙的范围可能更大，暂时还未找到。
此外还有一项工作要做，就是想找到当时的墓地。作为一个“定居式”文化来讲，居民有生活的地方，就该有埋葬逝者之处。那样的话，我们必须尽量扩大范围寻找。从理论上说，应该是有一大片墓地存在的。（本篇完）（本文亦感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郑媛的协助与支持）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