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河水静静地流淌着，默默保守着一个沉寂千年的秘密。
日子一天天逝去，那个秘密也在河水带起的泥沙中埋藏得越来越深。
1999年7月，太原市晋源区王郭村。
骄阳似火，叶子都热得卷皱起来。
这是一个令一切都心浮气躁的夏天，沉寂了千年的往事也如雷雨前水底的鱼，迫不及待地要浮出水面喘口气。而最终，把这个秘密抓上岸并公之于众的，是一把农家普通的铁锹。
当地村民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每天都踩着一座千年古墓，来来往往，出出进进。
……
墓中，弥漫着难以释读的西域气息。
墓主人是谁？来自何方？为何长眠于此？
一个个重要发现告诉世人，这是一段被我们遗失的历史。
奇迹就这样浮现了，从此震惊世界！
一切都没有预兆。
之一
农家铁锹铲出古墓——墓主人是隋唐时期的大官？
王郭村，一个居住着5000口人的大村子，往东3公里就是由北向南蜿蜒流去的汾河，而距离此地600米的西南方向，是北齐东安王娄睿墓，已于1978年被发掘。还有，村子距唐代晋阳城遗址约为5公里。
在村子的东南角，住着村民王秋生夫妇。
1999年7月8日这天，天空突然落下雨滴，雨越下越大，刚一小会儿，地上已有雨水流淌。王秋生满心喜悦，这对大秋作物来讲，雨下得正及时。
可他转念一想，村里刚修了路，推土机推平路面后，还没来得及硬化路面和修水渠呢，别让雨水浸泡了院墙啊！
于是，他提上铁锹出门，想在土路南边挖个小水渠，让雨水从路南流走。
突然，令他万万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没挖两锹，就在离路面十几厘米的地方，竟“当”的一声巨响，手中的铁锹碰上了一块硬物，意外的撞击震得发力的虎口发麻，铁锹边缘也有点卷刃了。
更让人纳闷的是，连换几个地方，他都蹬不下铁锹。“咦，今天这是咋了，到底撞上啥啦？”王秋生愈发好奇，干脆把仅半个铁锹深的路土铲去。
啊！一长段白色石头露了出来。
等慢慢铲去石板周围的土，他又用水冲了冲。终于，一块巨大洁白的石板呈现在眼前。“快来看哪！”他连忙大声叫媳妇来看。
两人猜想，附近曾经发现过娄睿墓，这会不会又是什么古墓呢？
邻居们也闻讯纷纷赶来，大伙儿左看右看，谁也看不明白，于是顺着石头四缘挖开。
好家伙，这东西怎么中间凸起，像一个屋顶？还是汉白玉石做的呢！
再向四面扩挖，他们又发现了四道墙壁，那都是用砖砌成的，整个墙体近方形，将汉白玉屋顶围在了中间。
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这个汉白玉究竟是什么东西？”有人认为可能是墓里的石桌。
这时，有位村民大胆提出，这是一个墓顶，好像是已经被破坏过的古代砖室墓。
其实，这片地原先有个名字，叫“石猪窝”，曾是一处荒丘墓地，20世纪70年代开荒地为农田时，就经常挖出古墓。前几年村民修建新房，也不时发现古墓。
村民们意识到了，这座古墓可能是此地古墓群中的一座。
然而，按村里的传统习俗，农历五月不动墓。他们便商量好：“得先看住，等过了五月再说。”
又是一个炎热的夏夜，大家似乎更难以入眠了，都在好奇地议论着，揣测着。
次日，也就是7月9日，在王郭村指导修路的区城建委主任武春晖得悉这一情况，立即通知了晋源区文物旅游局。得此消息，当时的局长张兴民、副局长李爱国马上率李爱民赶到现场，组织人员尽快对现场进行了勘察保护，并将此事上报给省市有关部门。
山西省文物局获悉后，进行紧急部署，安排省考古所和晋源区文物旅游局组成联合考古队，由张庆捷带队，于7月13日进驻现场，正式开始发掘。
那时候，他们还不知道，地底下隐藏着怎样让人惊喜又让人疑惑的往事。
墓坑边和墓道在哪儿呢？这就是第一步要做的工作。队员们先去掉耕土层，开始仔细清理。
由于历史上多年山水的流漫以及汾河的涨落，这里的地层除上面一层厚约50厘米的地表耕土外，下面都是含沙量多、呈灰黑色的泥沙土。
随后，他们发现，该墓室是一个单室砖墓，北面一半埋在路下，南面的一半则压在玉米地下，再往南即墓道。
墓葬坐东北向西南，由墓道、甬道、墓门、墓室几部分组成。
在向南清理耕土时，队员竟“偶遇”一条汾河引水管，横亘于眼前的它呈东西向，直径达70厘米。
大家不禁疑窦丛生：这是何时铺设的呢？是否会对这座墓造成影响呢？
原来在4年前，村里搞过一次水利建设，施工下管时曾经发现过此墓，还拆掉了许多墓门砖。所以，墓室南壁和墓道、甬道已被严重破坏，仅在底部残存遗迹。
可是，当时谁也没有注意到这是一个极有价值的古墓，居然在铺设完管道后，又将墓回填了。就这样，机遇带着遗憾与之擦肩而过，使它又在地下沉睡了4年。
队员们无不感叹，这真是“无缘对面不相识”啊！
此时正逢雨季，为了不让雨水灌入墓室，而影响到考古发掘，破坏遗迹和文物，考古队员还专门在墓室上搭起帐篷，找人日夜守护。
这是一个热得令人难忘的夏季，白天骄阳如火，帐篷中通风不畅，气温比外边还高，令人汗流不断，李爱国、田进民、李建生、李爱民等队员都是光着膀子、脖子上搭条毛巾在工作。晚上外边吹起凉风，但帐篷里更加憋闷，还要饱受蚊虫的折磨，苦不堪言。
不过，幸运的是，村委会和村民积极配合，可谓有求必应，才使清理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终于，经考古队员确认，村民们起初看到的那个屋顶正是汉白玉石椁的顶部，为歇山顶式。
这一定不是一般人物！要知道，在皇亲贵族、宗教祭祀建筑群里，歇山顶是仅次于庑殿顶的一种形式，只有三品以上的官员方可使用。
而歇山顶式，只有在隋唐两代的墓葬才存在，这说明其身份不寻常。因此可以初步断定，这个墓室的主人是隋唐时期的官员。
隋唐时期、身居太原、三品大员，他到底会是谁呢？为何拥有这样气派的墓室，并且享有这样的厚葬？
之二
浮雕尽现西域风情——石椁露出一半时，大家却喜忧参半
正当队员清理石椁顶部时，有人突然发现了两枚铜钱。虽然经过千年沧桑岁月，钱币已被严重氧化侵蚀，但是仍然能依稀辨认出上面写着——“开元通宝”。
难道这是唐代的墓葬？大家激动起来。
就在这座石椁才露出一半的时候，大家都眼前一亮，被墓中景象惊呆了，心中狂喜。
他们到底发现了什么？
椁门两侧的汉白玉石壁上，竟出现两个意想不到的浮雕，图像中的人物高鼻深目，发型也很奇特，不再是以前所熟悉的“中原舒袖翩翩”。“这到底是谁？”大家无不感叹，兴奋起来，急于想知道墓主人的身份。
可片刻过后，队员又开始喜忧参半了。他们为何而忧呢？
石椁上有浮雕彩绘！关键是下一步该如何保护？
的确，面对如此珍贵的文物，保护工作成了比研究还重要的首要问题。那么，采取什么样的保护措施，才能保证彩绘不掉？
张庆捷决定给中国文物保护研究所吴加安所长打电话，请他调请有关专家速到现场考虑保护方案。
第二天，该所副所长黄克忠研究员以及中国历史博物馆文保中心主任潘路研究员火速赶至现场。
这两位都是我国著名的文物保护专家，随身还带来许多保护药剂。
多次试验后，他们发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虽然，国内外流行的化学药剂可以做到长久保护不褪色，但是也有一个弱点，就是涂在汉白玉上后，稍微有变色现象，不太符合文物保护中“不改变颜色”的原则。
这可如何是好？
通过充分讨论，专家们最后拍板，决定采取古建筑壁画传统的色彩保护办法，以胶矾水为主，配置一种不改变原有色彩的保护剂。
方案是定下来了，可具体任务交给谁才合适呢？当时的省文物局文物处长宁立新和张庆捷想到了山西省古建筑研究所的郝启德先生。郝先生从事古建筑壁画的保护工作已有几十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不过，郝先生对此也有些犯难。
因为，给汉白玉上的色彩做保护，他还是头一次遇到。
为保护好这批珍贵文物，他试验了无数次，才试制成一种比例最合适的保护试剂，实现了既不改变原来颜色，又能保证彩绘不掉的设想。
这道难题总算是被攻克了，但诸多疑问依然萦绕于众人脑海之中：这是什么人的墓？何时埋葬的？
与讨论选择保护方案同步，考古队员继续向下发掘。
经过艰苦的发掘工作，一个完整的汉白玉制石椁终于摆脱了千年积土的重压，再次回到人间。
石椁外观呈仿木构三开间、歇山顶式殿堂建筑，椁的顶部由3块汉白玉石组成，中部墙板由9块将近一米高的汉白玉石板构成。石椁下部是底座，底座先用前、后、左、右4块汉白玉石板组成框架，上面架着两根汉白玉石梁，梁上又铺6块汉白玉石板，组成底座面。
在底座下四周，还各垫有石狮头，兽头冲外，神采奕奕，其背上正负着椁座。
更令人吃惊的是，石椁四周内外皆有浮雕彩绘图案，由50多个单体图案组合而成，内容丰富且极其罕见，具体有宴饮、乐舞、射猎、家居、行旅等等。浮雕出土时颜色鲜艳，有的地方显然经过贴金处理。
在射猎图中，多为骑马、骑象、骑骆驼搏杀狮子者，他们盘弓拉箭，箭已离弦，刺向射猎者身旁的雄狮。狮子张开血盆大口，向捕猎它的人和动物猛扑，人狮搏斗的场面甚为激烈。
这样的场面，让人联想起波斯帝国时期的浮雕壁画等艺术品。
而图中人物无一例外，皆为深目、高鼻，服饰、器皿、乐器、舞蹈、花草树木等都表现出浓厚的西域文化风情。图案中的飘带、系带鸟、系带马、长帔等，与波斯图像中所见的较为接近。
考古队还注意到，有的图案与宗教信仰相关，比如在石椁底座的正壁图案中，就有拜火教的圣火坛和祭司。
这一切应当与墓主人及其本民族的生活有关吧？拜火教又是什么呢？
拜火教在中国被称为祆教，是唐代才出现的，“祆”字首见于唐代杜佑之《通典》。它原先称为琐罗亚斯德教，是公元前1000年左右起源于伊朗古代文明的一种宗教，崇拜火，供奉火，把火分成许多种类，除最重要的胜利之火外，还崇奉三大圣火，即祭祀之火、战士之火和农业之火。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与商贸兴盛，此教也由商人传到了中国。
根据敦煌文书以及典籍记载，在中国的每一个粟特聚落中，都会有一个祆庙，每个祆庙中也都供奉着祆神的画像或塑像。如今，中国各地的祆庙早已荡然无存。不过，此石椁的出土却丰富了我国祆教的历史遗存。
再看，在正对汉白玉石椁门之处，有这样一块浮雕，位置居中，画幅面积最大、人物最多，描绘的是男女两人在帐中欢宴、欣赏歌舞的大场面。帐前，一个胡人正在表演舞蹈，那是有名的“胡腾舞”。
与胡旋舞一样，胡腾舞也起源于粟特。不同的是，胡腾舞的舞者多是男子。他们只能在小圆毯上纵横腾挪，不能离席，并且还要借助一点酒力。在唐诗中，都有过描写胡旋舞和胡腾舞的诗句。
唐代诗人刘言史就写下了《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石国胡儿人少见，蹲舞尊前急如鸟。织成蕃帽虚顶尖，细骺胡衫双袖小。手中抛下葡萄盏，西顾忽思乡路远。跳身跳毂宝带鸣，弄脚缤纷锦靴软。四座无言皆瞪目，横笛琵琶偏头促。乱腾新毯雪朱毛，傍拂轻花下红烛。酒阑舞罢丝管绝，木槿花西见残月。”
这些图像说明了什么呢？画面中那些高鼻深目的人物会是墓主人的形象吗？古晋阳与古代丝绸之路、东西文化交流有着怎样的联系？
之三
众人难辨墓主种族——遗骨为何残缺不全，而且散乱放置？
发掘工作继续进行着。在墓底及墓室的淤泥中，考古队员竟然又发现了几枚唐代钱币。“糟糕！情况不妙！”队员们的心里咯噔一下，变得忧心忡忡。
起因就在这几枚钱币上——先后发现的这些钱币竟然并不属于同一时期。
你想，人不可能用不同时期的钱币做随葬品吧！
恰好此时，在石椁的东西两侧，考古队员看到一些凌乱堆放的石质人俑、残陶俑、石质灯盏等，大多已残破不堪，难以修复了。
就在这些随葬品中，队员发现了一些残缺的人骨，多成碎渣，并且散见于椁内、墓室和停座盖板下。
是盗墓所致？还是被“天葬”过？
因为，石椁上有二人拜火坛的画面，而拜火教以礼拜圣火为最重要的仪式而得名，其殡葬仪式与我国西藏的天葬在形式上类似。通常，拜火教徒是将尸体运至山顶，放入用石块砌成的环形无顶建筑内，让鹰及其他猛禽吃完尸肉，再将遗骨收集到一起。
这就是尸骨散乱放置的理由吗？遗憾的是，考古队无法作出定论，只能估计，当时的盗墓者为了更方便盗取墓主人身上以及石椁内的随葬品，便将遗体从石椁内搬出来了。
另外，又有一件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那就是，大家在清理椁内淤土和墓室淤土时，竟没有见到棺木的遗痕和任何木器遗痕，也不见棺钉。这，似乎说明他们没有用棺木，属于一种特殊的葬制。
还是接着说那些遗骨吧，它确实属于墓主人吗？
很快，考古队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古人骨鉴定专家韩康信专程来到太原，做人骨鉴定。他收集好资料，经过鉴定，人骨属一男一女，证明这是一个夫妻合葬墓。
遗憾的是，男性人骨保存下来的只有全身骨架的2/3到3/4之间的骨骼，面颅骨仅留下大半个额骨、下颌骨残片等，女性骨骼也只剩下后脑壳那一部分，所以鉴定难度非常大。
鉴定结果出来后，专家确定，死者去世时身高约1.67米，年龄约在55岁。
同时，根据头骨的残片，专家判断他眉弓不凸出，眶型不高。而典型的蒙古人种特征则是高眶型，具有倾斜的眶上缘，但这只能是相对而言。
由于骨骼残损过重，保留的信息太少，专家仍难以对墓主人的种属作出精确判断。怎么办呢？
如果，随葬的浮雕彩绘所反映的是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工作环境，那通过分析图像人物特征，或许可以进一步做种族鉴定的研究工作。
于是，韩康信仔细对雕绘中60个人物的面貌特征作了观察，并且拍照绘图，详细记录。
他看到，雕像中的头发、衣服等颜色都很清晰，人物均是黑发，有的还有浓密的须髯，男性发型有三种，一种为平梳的短发，一种为波形长发，还有少数几个为长披发。图像人物的鼻子特征最为鲜明，全部是狭长而高耸的形状，嘴唇比较薄，前额丰满凸出，面颊偏长。
仔细对比了各人种的面部特征后，他得出结论：墓中图像的人物种群特征接近于印度——地中海种群。这一种群主要分布于伊朗高原、阿拉伯半岛、小亚细亚及印度、非洲北部等广大地区，其中以地中海地区最具代表性。
鉴定完骨骼，考古队又选送了个别人骨到吉林大学有关部门，进行DNA基因分析，结果出来了，是欧罗巴人种。
在那段日子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同志只负责发掘工地的进度和质量，但晋源区文物局的局长张兴民、副局长李爱国除参加工地挖掘外，还负责工地的后勤工作以及与村民协调等事，忙里又忙外，白天在工地上，围绕工地出现的情况解决问题，晚上还要安排值班保护。遇到人手紧张，调不过来，两人干脆直接上岗，每天下班，都得夜幕完全降临。
随着考古队员发掘整理工作的展开，笼罩在古墓上的迷雾仍未飘散开来。
事情很明白，虽然石椁图像价值无比，但仅有图像以及人骨还远远不够。
假如没有墓志，图像上的神秘面纱会更加厚重，就像一部难以读懂的天书，阻碍研究的进展，甚至引人误入歧途。
假如发现墓志，应当会事半功倍，等于找到了开启神秘境界的钥匙。它可以告诉我们石椁浮雕图像产生的基本背景，也能告诉我们墓主人的身份和履历。
可是，墓志在哪里呢？当清理工作接近墓底时，大家在心中默默祈祷：“希望今天手气好，能够发现墓志。”
这一刻终于来到了。在发现彩绘的同一天，7月20日，考古队员在墓室底部发现了一块方形墓志盖。
他们把墓志盖的浮土去掉，看到上面刻有“大隋故仪同虞公墓志”9个篆字，四周还刻着忍冬、带叶莲花的花饰以及蔓草纹饰。
这样，他们就首先确定了它的年代，肯定这是一座隋墓，墓主人是一个姓虞的官员。
咦，既然墓志盖清楚地标明这是隋代墓葬，那为什么墓中还会出土几枚唐代不同时期的钱币呢？
据考古队的经验判断，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古墓已经过几代盗墓者三番五次的侵扰，被破坏得相当严重了。
这座墓到底是何时被盗的呢？
大家普遍认为，墓葬至迟在晚唐就差不多被洗劫一空了。
不出众人所料，石椁内已没有任何随葬品了，只有那些在墓室中发现的被盗墓者遗弃的唐朝后期白瓷圈足碗，悄悄地诉说着当时盗墓者收获颇丰时的志得意满。
大家的心里沉沉的，心疼那些不知所踪的珍贵文物，都不怎么言语，除了对古代那些“掘金者”的低沉咒骂声。
然而，墓志盖是找到了，墓志却不见踪影。
之四
墓志写清主人履历——神秘的鱼国，你在哪里？
可能沉睡千年的墓主也在记恨着扰己清梦的盗墓者，也心疼着辛勤忙碌的考古队员，接下来的发现，令大家都振奋了。
7月25日，考古队将石椁转移到了村委会。就在石椁前侧，一块缺失一角的墓志静静地躺在那里。
它，正好与前面出土的墓志盖相匹配。这方墓志呈正方形，长宽约为73厘米，除了右下角缺失外，还存有625个字。
志面上分志与铭两部分，志文基本为隶书，铭文为楷书。墓志上写着：“公讳弘，字莫潘，鱼国尉纥驎城人也……春秋五十有九，薨于并第。以开皇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葬于唐叔虞坟东三里。”
果然，正如考古队员先前所期望的，墓志内容极端重要，向我们揭示了许多有重要价值的信息，并与石椁雕绘内容相互呼应，在某种意义上，还是对雕绘图像的补充和说明。
其中记载墓主人虞弘下葬时59岁，这与人骨鉴定结果基本符合。
从墓志中，考古队员知道了，男主人姓虞名弘，字莫潘，公元533年生于鱼国尉纥驎城，为北魏领民酋长之孙，茹茹莫贺去汾之子，自13岁起，任柔然高官，曾奉茹茹国王之命，出使波斯、吐谷浑、安息、月支等国。19岁时，他不畏艰辛，抱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信念出使北齐。这是多么不易啊！
顽强勇敢的他被留任北齐陪都晋阳，先后在我国的北齐、北周、隋三朝为官，历任直突都督、轻车将军、凉州刺史、仪同大将等。到公元579年前后的北周，虞弘曾统领代州、并州、介州三州的检校萨保府。
40年间，他居于晋阳城，最终融入了这片黄土地，与夫人同葬墓中。
志中还记载了虞弘一家三代人的概况，透过他们的职务变迁，能反映出古代民族之间的往来与交融。其中有许多都是史书少见的内容，具有很大价值。
接着，队员又在石椁西侧发现了其夫人的残缺墓志，但已无法辨清其字迹。
难道，那椁壁正中间的男女“宴饮图”浮雕，就是虞弘夫妇的雕像？墓志中的“萨保”、“检校”又是指什么呢？“萨保”，原是粟特胡人商队首领的称呼，应该由粟特商业贵族担任。粟特人进入中原后，形成各个聚落，萨保也就成为一个粟特聚落的大首领。后来，中原政府为了管理和控制粟特聚落，就将萨保列入中央政府，成为政府任命的一个官职。再往后，在中原萨保府工作的却不仅仅是粟特人，还有焉耆人、突厥人等西域胡人。
这么说吧，萨保是惟一一个外来官职，专管入华外国人事务的机构，检校萨保府一职就相当于督察，是负责监督萨保府的工作，而检校萨保府级别还要高于萨保。
所以，墓主人虞弘能够享有歇山顶式的厚葬也就不足为怪了。
至此，可以表明，虞弘并非中原人士，而是西域胡人。
作为优秀的外交家、杰出的商贸家，他为古代中国与波斯、中亚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做出了积极贡献，是一位经历和身份均比较特殊，又受到皇帝宠信的在中原任职的外国人，同时，也正是由于墓志中记载了虞弘“检校萨保府”的经历，这才首次以实物的形式，证明了萨保和祆教圣火的真正关系，使原先疑惑不已的专家学者茅塞顿开、心悦诚服。
那么，浮雕上与中原风格迥异的高鼻深目者就应该是虞弘的真实面目吧？那些充满异域色彩的射猎图是他家乡生活的真实写照吗？他的夫人也来自他的家乡吗？会不会是他青梅竹马、一起在骆驼背上长大的玩伴？
他会不会是中亚粟特人呢？这让人想起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粟特人之一——唐代末年犯上作乱的安禄山。
在阿姆河流域的绿洲上，粟特人建有九大城邦国家，进入中原后，粟特人以国为姓，中国人友好地称他们是昭武九姓。
但是，在中国历史记载的昭武九姓中，并没有墓主人虞弘的“虞”姓。
如此说来，虞弘并非粟特人。他到底属于什么种族呢？
“这个鱼国在哪里？”考古队员也有些摸不着头脑。墓志所载墓主人虞弘的国籍鱼国，在二十四史中并无记载，它位于地球的什么位置呢？
张庆捷寻遍史书，在《山海经》、《左传》中，意外地看到了“鱼国”。可是，此“鱼国”并非虞弘的家乡。这个鱼国真的被历史遗失了吗？虞弘的姓氏是他的本姓呢，还是与历史上有名的粟特人一样，将自己国家名称的汉字谐音变成了自己的姓氏？
就在清理墓志时，队员又发现了令人费解的地方——
文中有两处较为特殊，一处是“鱼国尉纥驎城人也”，一处则是“鱼国领民酋长”。专家仔细观察两个“鱼”字处，明显感觉比其他处低凹，色泽也不一样，用手指触摸，这种感觉更明显。奇怪，难道“鱼国”的“鱼”是改刻的？
为什么要改刻？说明这两处很重要，不改不行！
很可能是在墓志刻成后，主家发现不妥，又将原先所刻之字凿去，重新刻上现在的“鱼”字。
那原先是什么字呢？
据专家揣测，两处改刻的“鱼”字，可能原为虞弘的“虞”字。主家改刻的用意，估计正是想在墓志上恢复本来的国名。
对于今天来讲，主家的“一念之差”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没有这一次改动，我们看到的就是赝品“虞国”，而不是“鱼国”了，就会看不到一个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国家名称，甚至被导入歧途，使目前学界对鱼国地望的考证难上加难。
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林梅村多年潜心研究丝绸之路考古和中亚消失了的古老语言，他对虞弘的种族、鱼国的位置作出推断：虞弘的祖先应该是十六国以来活跃于甘肃东部至山西北部的杂胡之一“稽胡”。
那“尉纥驎城”又在何处？林教授推测，“尉纥驎城”也许在新疆伊吾县境内，就是柔然汗国建立的木来城。隋初一度依靠稽胡抵御北方突厥人，一些稽胡将领因此立下赫赫战功，被载入史册，如鱼俱罗、虞庆则。而同时代的虞弘是鱼国人，他可能和虞庆则一样，本该姓鱼氏，二人皆倾慕中原文化，这才改姓虞氏。
此外，考古队请教过许多中外专家，包括俄罗斯中亚考古的权威，但均未得到具体、肯定的答复。
显然，这是一个现代人以前并不知道的神秘古代王国。
它的问世，为古代史的研究填补了一个空白，也提出一连串的疑问。
之五
“虞弘”引发学界地震——国际专家说：“应该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虽然疑问不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从石椁图像所反映的文化背景看，与之相对应的国度，应当就在中亚丝绸之路的某个地方。
随后，“北朝中亚人墓葬惊现太原市晋源区”的结论传至山西省文物局，局领导立即向国家文物局作了紧急汇报。
专家一致认为，这是“第一座经过科学发掘，有准确纪年并有完整丰富中亚图像资料的墓葬”，于是它当之无愧地被评为“1999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发现虞弘墓的消息亦不胫而走，在中国学术界甚至国际学术界迅速传开。
首先是北京的专家学者闻讯而来，中国前考古学会理事长宿白先生、中国现任考古学会理事长徐苹芳先生，接到山西省的报告后，立即率人亲临现场考察，并对下一步工作和保护作了及时指导。
紧接着，国内其他地方的学者接踵赶来，之后国外学者也一批批来到太原。
美国芝加哥大学著名教授巫鸿听到该墓出土的消息，立即取得联系。当时，他正准备与哈佛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联合，于2000年在北大召开“汉唐之间东西方的文化互动”国际会议，想把虞弘墓的发现列为会议主要内容。
开会时，原定会址是北大勺园宾馆会议室。不料，会议室内外除正式代表外，还挤满了各系来听会的教授和研究生，走廊里的人听不到发言，看不到投影，意见很大，以至于会议刚开，就不得不决定临时休会，将会场调整到北大新建好的国际会议中心。
牛津大学冒顿学院以东方学闻名于世，院长罗森教授从前在大英博物馆工作，是世界著名的中国文物专家，也是这次会议的正式代表。虞弘墓石椁图像给她留下深刻印象，她会后利用到日本出差之机，还专门收集了一些与虞弘墓有关的波斯图像。
一个月后，她与该课题负责人张庆捷又同在北京参加一个会议，便将在日本收集到的资料送给张庆捷，并向国家文物局有关领导推荐说：“这批石椁图像太珍贵了，应该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同时，世界最大博物馆之一——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正筹备一个美国最大的中国文物展，名称为“走向盛唐”。他们听说虞弘墓出土后，该馆馆长、副馆长和亚洲部主任等人前后几批赶到太原。见到石椁时，他们简直是喜出望外，一致决定，赴美文物大展中，不能没有它。
澳大利亚悉尼博物馆馆长和亚洲部主任柳阳得到信息后也赶来参观，希望能在悉尼展出虞弘墓石椁。
看过这些奇异的图案，所有的考古工作者和来视察的专家、领导，都在惊奇、惶惑之后，深深地感到：我们对古代社会的了解还远远不够。
尤其是伴随着虞弘墓的出土，就再一次证明，我们已知的历史大大少于未知的历史，以至于面对那些绚丽的图像时，无人能够给予准确清晰的解读。
比如，画面反映的究竟是什么意思，至今仍扑朔迷离。因为，人们还不能清楚地说明每幅画的文化背景和宗教背景，甚至还不能判断出画面中人物哪些是神，哪些是人，人与神的区别是什么。另外，图中那些舞蹈都是什么名称？与宗教、生活、丰收有无关系？到底与墓主人有多大关系？
专家揭秘
三晋都市报：“鱼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处于什么位置？
张庆捷：应是粟特地区的一个小国家，大概位于阿姆河与锡尔河流域，即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一带。当年这里是一片水草丰茂的绿洲，称为粟特地区。
三晋都市报：这些图像的价值有多大？是否说明古晋阳在历史上处于重要位置？
张庆捷：如此精美宏丽的汉白玉石椁，在全世界都是极为罕见的，直到今天它依然是惟一的一个。作为古代东、西艺术交流之物证和杰出的艺术品，其价值目前还难以估计。它表明古晋阳是丝绸之路东段除西安、洛阳之外的又一重要城市。
众所周知，有关中亚古国文化的图像考古资料，即使在中亚也不多见，俄罗斯考古工作者在中亚两河流域的片治肯特、瓦尔赫沙发掘古代粟特人的遗址时，出土过严重残损的壁画，引起学术界极大重视。而太原隋代虞弘墓的图像资料与其内容相比有许多不同，可以说它是目前中国关于丝绸之路中亚段和波斯、中亚文化最丰富集中的一批图像资料，完全可与之相媲美，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三晋都市报：它给国际学术界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张庆捷：古代丝绸之路和东、西文化交流是国际学术界的热点，这一大批新资料会促使该热点升温，并再次把国际学术界东方学的视线引向中国，引深、拓展世界上关于丝绸之路和古代东西方文化艺术交流的探讨。以上两点现在业已成为现实。
在日、美、法、英、德等国博物馆，还有一批由我国流失出去的内容相近、时代相近的石葬具零散图像资料。对这批图像资料的真伪，许多人抱有怀疑。虞弘墓图像的问世，则提供了无可置疑的证明与新的内容，给相关研究带来了新的动力。
三晋都市报：虞弘墓的发现填补了哪些空白点？
张庆捷：它的发现彻底改变了原先的状况，一是因为虞弘墓经过科学发掘的，无可怀疑；二是墓志上有准确纪年，时代明确；三是墓志上清楚记载虞弘乃鱼国人，地处西域；四是虞弘墓出土石椁是完整的，图像齐全。有此四大优势，虞弘墓的问世除可证明国外类似图像资料的真实性外，更为重要的是，还为流散国外时代不明的类似零散图像资料提供了断代标准。
中国古代文献中有许多关于入华中亚人及其活动的记载，但很少发现墓葬和墓志，图像更是少而又少。虞弘墓的发现，正填补了这个空白，撩开了古代入华西域、中亚人的神秘面纱，使人们对当时中国古代的开放情况有了许多新的了解。
三晋都市报：也就是说，在唐代以前，中原的对外开放程度已经很大了？这对当今中国又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张庆捷：人们都说，唐代的中原是一个国际性大都会，在此之前没有一个朝代的对外交流盛况可与唐代相提并论。而这些充满异域风情的图案却展现出另外一番景象，即大唐盛世之前，中原早就同国外有着平凡深入的文化、商业交流，早就向世界敞开了国门。大量外国人和财物、文化涌入中国，才带来了盛唐数百年的繁荣与文明。
北朝、隋唐时代的对外开放和现在的对外开放相比，从规模、深度和时间长久上说，都要遥遥领先。而如今的对外开放，也必将会带来同样的繁荣。这就是古老历史给我们的一种启迪和征兆吧！
三晋都市报：墓中出土随葬品除石椁、墓志外，还留下什么有价值的器物？
张庆捷：还有石人物俑、八棱彩绘雕刻柱、莲花底座、陶俑残片以及瓷碗残片、铜钱、门楣等等，共计100余件。人物俑主要是侍从俑、伎乐俑、拄剑俑，这些固然很有价值，但令参观者和研究者感到震撼心灵的，还是那些雕绘在石椁内外、色彩缤纷、凸现域外风情的画面。（本文亦感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郑媛的协助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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